一个世纪前的8月3日，波兰裔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逝世，享年66岁。

作为侨居他国的移民作家，康拉德无疑要面对一种难以逃避的身份迷思。他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数以非母语写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之一，英语是他除母语波兰语和第二语言法语外的第三语言。他没有自小打下的英语基础，尽管他来自一个种族混杂的多语的社会。据他自述，他第一次作为水手来到英国时，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

透过阅读莎士比亚与拜伦，透过在航行间隙苦读《标准》杂志上的文章，康拉德锤炼着这门外语，使之成为能够容纳其作品的器皿。虽然一直到生命最后，康拉德都说着一口混杂波兰与法国口音的英语，他的小说却是标准的英语美文。凭着这些行文优雅的作品，康拉德成为了英语小说中的文体家。

在凭借第一本英语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登上文坛之前，康拉德已经度过了20余年的海上生涯。周游世界的水手生活，为其后来写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和他一样的远洋水手。康拉德最成功的小说之一《黑暗的心》，则直接取材自他1890年不幸的刚果之行。这次旅程摧毁了他的健康，并深刻地改变了他的世界观，让他变得愈发忧郁、绝望。《黑暗的心》就是这种绝望心绪的结晶。

《黑暗的心》是康拉德被阅读得最多的作品。即使没有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将《黑暗的心》改编为《现代启示录》，这部作品依然是现代英语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之作。科波拉把康拉德的小说背景搬到了越南战争期间的中南半岛，但在叙事的整体框架上没有做太多变动。这依然是一个有关理想主义者在绝对的自由中道德沦丧的故事，一个有关文明的傲慢如何腐蚀人性的故事。

透过《黑暗的心》中主人公的堕落与死亡，康拉德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对殖民主义做出了颇为辛辣的回应。尽管当时的人们未必懂得康拉德的深意，但时至今日，《黑暗的心》依旧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那些以文明之名在大地上肆虐的暴行。

康拉德的刚果之行

铺开这一卷地图，形如象耳的非洲大陆微微颤动，年幼的康拉德凝视着大陆深处未被标记的幽暗之地。他想，早晚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名水手，一窥这片土地不为人知的奥秘。

1890年，康拉德33岁，自1874年在法国马赛开启其水手生涯，他已在海上工作16年之久。这期间，康拉德主要为英国商船队服务，并于1886年归化为英国公民。

不过，他的航海事业并不顺利。那是一个蒸汽船正渐渐崛起，古老的航海精神日渐消亡的年代。康拉德所受的航海训练以旧式帆船为基础，因此他更偏爱帆船所代表的一切。后来，当他从水手转型为小说家，他的小说故事若以海洋为背景，则一定发生在帆船而非蒸汽船上。

1923年5月1日，康拉德坐船抵达纽约。

虽然为生计所迫，康拉德也曾在蒸汽船上工作过，但在他看来，只有在帆船上，与大海搏斗的勇气、在艰苦环境下诞生的团结精神才会真正得到凸显。航海是一项充满不确定性的事业，1890年之前，康拉德的水手之路同样走得很凶险。

譬如，1881至1883年间，在远洋轮船“巴勒斯坦”号上，身为二副的康拉德，接连遭遇狂风、火灾与煤气爆炸。其中，最后一次煤气爆炸事故导致甲板被炸裂。康拉德在航行日记中写道：“我当时不知道我没了头发、眉毛、睫毛，我的小胡子也被烧掉了，满脸黢黑，一边脸颊被划破，鼻子被割伤，下巴还流着血。”

另一艘船“萨默塞特”号，原本要将燃烧的“巴勒斯坦”号拖走。但火势蔓延迅速，眼看就要危及“萨默塞特”号。不得已，“萨默塞特”号只得放弃施救。康拉德等一众水手在救生艇上，眼看着他们的船被火焰吞噬，沉入海底。

类似的遭遇还有许多，但这些遭遇还不足以让康拉德放弃为商船队服务，童年时的探险欲望仍在冥冥之中指引他。33岁那年，康拉德签下了一份为期3年的新工作，工作地点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地刚果。他将在比利时商会的一艘内河汽船上担任船长，从刚果河口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他儿时在地图上窥见的那片幽暗之地。

这绝非一次惬意的旅程。从一开始，康拉德的新工作就被不祥的气息笼罩。

从故乡探亲归来后，他本想在布鲁塞尔稍事休息，再去非洲赴任。一桩意外打断了他的计划。汽船的现任船长、丹麦人约翰内斯·弗赖斯莱本（Johannes Freiesleben）在一次琐碎的争执中被当地人所杀。其死讯后于1891年7月刊登在了刚果的《官方通报》上。所谓刚果自由邦政府认定这是一次蓄意攻击，宣称，“为保证白人的安全”，他们将大力镇压此类暴行。

康拉德不得不即刻启程，填补职位空缺。他只有两周时间采购去非洲工作的装备。后来，他自述自己是“在混合了购物、工作、动人场景的奇妙氛围中，度过了整整两周”，往返于伦敦与布鲁塞尔，为刚果之行添置手枪、子弹与药品。他尚未完成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的手稿，则作为行李中的行舱物，一并带往刚果。

1890年5月10日，康拉德准时搭乘“马塞约城”号轮船，从波尔多出发，前往刚果。船首先在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停泊休整，尔后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行驶。船一路经停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塞拉利昂的弗里敦、法属刚果的卢安果、刚果河河口的巴纳纳，以及自 1886年起的刚果政府的临时驻地博马等地。

与船上的老员工交流过后，康拉德发现刚果环境之恶劣，远超想象。当地生存环境恶劣，痢疾等恶性传染病横行，60％的雇员会在6个月内辞职逃回欧洲。每到年底，剩下40%的人中，总有一些人会因感染疾病被紧急送到比利时就医。仅有7%的人能活着度过3年工作期。

6月12日，历经一个月航程，康拉德在博马下船，隔天便转乘汽轮溯流而上，来到下刚果地区最后的通航点马塔迪。在这里，他遇见了来自爱尔兰的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极少数能够在刚果工作满3年的人之一。

两个人有近半个月时间共住一间房，很快熟络起来。1903年，在给友人坎宁安·格雷厄姆（Cunninghame Graham）的信中，康拉德回忆道，凯斯门特习惯仅带一根木棍、两条猎犬和一名拿行李的随从，冲进雨林深处。“几个月后，我看见他走出来了，清瘦了些，黑了些，带着他的棍子、狗和罗安达随从。”康拉德说，“而且安详平静，好似他刚在公园里闲逛了回来。”

为何在1903年，成为职业作家的康拉德会再次提及昔日同事凯斯门特？绝不仅仅是因为康拉德以这位爱尔兰人为原型，塑造了诸多成功的小说人物，也不只由于凯斯门特深深地影响了小说《黑暗的心》的写作。

1903年，凯斯门特发表了他著名的、针对上刚果地区橡胶工人待遇的长篇报告，将比利时殖民政府在刚果残酷压迫原住民的真相披露在欧洲公众面前。这份报告可以与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互为佐证，证明了小说中那些骇人的情节绝非康拉德的艺术虚构，而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再加工。

作为康拉德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黑暗的心》备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重视。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库尔茨（Kurtz）怀抱着“消除野蛮”的热忱，来到刚果河流域。他曾是这里最成功的象牙商人，由他送回总部的象牙，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都多。但事与愿违，库尔茨的内心被一种无形的压力摧垮，变得残忍。人们再次发现他时，库尔茨已然融入当地生活，成了原住民的“偶像”，并且开始习惯用暴力维系统治。

叙述者查尔斯·马洛（Charles Marlow），奉象牙贸易公司之命去寻找库尔茨。当他历经坎坷找到库尔茨时，这位昔日的象牙商人早已重病缠身。临终时，库尔茨着魔一般叫喊：“可怕啊！可怕啊！”在刚果的这段人生如梦魇，折磨着库尔茨，直到最后一刻。

19世纪，刚果河畔的营地。它是非洲第二长河，仅次于尼罗河。它还是最深河流，最大深度200米。19世纪，阿拉伯奴隶贸易首次进入刚果河上游，建立前哨站。

灾难般的一年

康拉德很快发现，把小说手稿带到刚果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里，他根本无法沉下心坐到书桌前，细细修订他的英语句子。《阿尔迈耶的愚蠢》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他前前后后打磨了5年。

康拉德十分推崇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福楼拜极为严苛的艺术标准。许多小说家都认为，自福楼拜开始，小说才真正超过诗歌，成为一门严肃的手艺。

福楼拜对小说文体的强调，近乎苛刻。在福楼拜看来，小说中每一个句子里的每一个词，都应该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发出悦耳的声响。因此，福楼拜写作速度很慢，笔耕一生只留下4部已完成的长篇小说与残稿《布瓦尔与佩库歇》。

和福楼拜一样，康拉德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艺术要求。为此，他同样效仿福楼拜的例子，时常自我折磨般地反复修改作品。他就像一个纺织工，将织好的布织了又拆，拆了又织，只为让语言织布上的词语花纹更加完美。

但在刚果，康拉德完全没有闲情逸致写作。这里的生活是乏味且暴戾的，每天要做的无非是往返贸易站，反反复复地将象牙装进木桶。这段经历，被他写进《黑暗的心》开头。初抵刚果的马洛，发现贸易站里欧洲人的主要社交活动，就是在背后嚼他这个外国人的舌根。

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样阻碍着他。从马塔迪到今刚果首都金沙萨有230英里远，中间隔着几重大瀑布，水流汹涌，无法通航，亦无铁路相连，康拉德不得不弃船徒步。6月28日，他从马塔迪出发，直到8月2日才到达金沙萨。

这段经历被他写进日记。炎热的白昼与清冷的长夜交替，肮脏的饮水、无处不在的毒蚊子，妨害他的健康。他不得不穿过陡峭的峡谷与夜晚四起的鼓声。同伴普罗斯珀·阿鲁（Prosper Harou）状态不佳，常常发烧，康拉德在赶路之余还得分出精力照顾他。

在《黑暗的心》中，他借马洛之口影射阿鲁道：“我还有一个白人同伴，人倒不坏，但有点儿胖过头了，有一个不断加剧的毛病，一爬上炎热的山坡就要晕过去，而最近的一点树荫和水源还在好几英里之外⋯⋯后来他发起烧来，我们只好把他放进吊床，挂在木杆上抬着他走。”

在金沙萨，他见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比利时商会经理卡米耶·德尔科缪内（Camille Delcommune）。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不欢而散。卡米耶批评康拉德在路上耽误了太多时间，他审视的目光像“利斧一样”劈向康拉德。

最终，康拉德也只在刚果待了半年时间。疟疾、痢疾的侵袭，加上与卡米耶的紧张关系，让康拉德心生退意。疟疾引发的高烧摧毁了他的健康，也使他陷入深深的悲观主义情绪之中。

失败的刚果之行依然有收获。凯斯门特的反殖民思想，影响了康拉德的写作。康拉德小说中的许多描写，都能够在凯斯门特的报告中找到原型。譬如，小说主人公库尔茨的原型，就是凯斯门特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些象牙商人。为掌控刚果当地的象牙贸易，他们完全不择手段，直至把这片富含自然资源的沃土变成人间地狱。

《黑暗的心》中有一个细节，刚果河上的那些本地船员没有与欧洲人一样的薪水，一根根细铜丝就是他们唯一的报酬。铜丝在上刚果地区发挥着货币的作用，人们用长度确定其价值。一开始，土著可以领到18英寸的铜丝，但在凯斯门特写作报告时，他们手上的铜丝已经缩水到了8英寸左右。

对原住民的经济剥削，只是殖民者逐利的惯常手段。这样的剥削或许还能罩上一层进步主义的伪装，声称他们至少在资本原始积累之余，为当地人带来了现代文明。但在凯斯门特及康拉德眼中，在刚果，所谓的西方文明人已经堕落到失去人性的地步。

出于弹压当地人反抗的目的，酷刑与杀戮在这片土地上肆虐。当康拉德沿刚果河驶入那未知地带，目力所及之处，森森白骨亦如礁石般一路延伸至天边。

凯斯门特的报道中有一个案例。一位来自刚果当地乡村的小男孩告诉凯斯门特，在殖民者的所谓治安军袭击他的村庄时，他摔倒在地，昏了过去，手腕上一阵剧痛将他惊醒，士兵正挥舞砍刀砍下他的手作为证物。他忍住疼痛，伏在地上佯死，这才逃过一劫。

这些血淋淋的例子在凯斯门特的报告中不胜枚举。这份报告以克制的语气、客观的叙述，巨细靡遗地呈现了殖民者的惊人暴行，一经问世便引起世界舆论震动。1905年，刚果改革协会成立。利奥波德二世不得不于1908年放弃自己对刚果的所有权，将这片土地卖给比利时政府。

据统计，1885年至1908年间，在利奥波德二世治下，刚果有近1500万人丧生。这位君主由此在欧洲名声扫地，德皇威廉二世批评他“集撒旦与玛门（贪婪之神）于一身”。

1900年左右，康拉德一家三口。他在1896年结婚，生育两个儿子。妻子杰西·乔治是不谙社会的工薪阶层女孩，比丈夫小16岁，受评价“直率、忠诚、相当能干”。

从水手到作家的转型

离开刚果后的康拉德，还需要完成从水手到作家的转型。厌倦了在内河的漫长航行，1891年末，康拉德重回大海，在高速帆船“托伦斯”号上担任大副。在船上，康拉德结识了他最早的读者之一雅克（W.H.Jacques）。这位英国青年时年20岁，正透过旅行调养其病弱的身体。

船到好望角时，康拉德将《阿尔迈耶的愚蠢》已完成的手稿部分拿给雅克，让他评价。青年一页一页翻动这些因反复修改而变脆的稿纸，阴影在他蜡黄的脸上汇聚。“怎么样？”康拉德未等雅克读毕全文便问，“这值得写完吗？”

“显而易见。”雅克轻声回答后又开始咳嗽。康拉德不信，反复追问，雅克都非常坚定地给予肯定。这或许是康拉德第一次作为作家收获读者的肯定。

“托伦斯”号带给康拉德的，不只有雅克的友谊。正是在这艘帆船上，康拉德与日后成为英国著名作家的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成了一生的挚友。

透过高尔斯华绥在康拉德逝世后撰写的回忆录，我们可以还原彼时作为“托伦斯”号大副的康拉德的样貌。高尔斯华绥描绘康拉德：“在炙热的阳光下显得黝黑，尖尖的棕色胡子，近乎黑色的头发，黑棕色的眼睛，上面的眼皮有深深的褶皱。他很瘦，不高，手臂纤长，肩膀宽阔，头部相当前伸。”

高尔斯华绥所见的康拉德大副，尚未从刚果时期罹患的恶疾中完全恢复。他拖着病体承受着帆船上高强度的工作，人们看到他时，他几乎总是在工作。高尔斯华绥评价他是一名优秀的海员，“关注天气，操纵船只迅速敏捷，对学徒也很体贴”。

糟糕的健康状况，让康拉德越来越不能适应海上生活。随着淹留于陆地的时间愈长，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用自己的笔来糊口。

1894年4月24日凌晨3点，康拉德终于写完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自述，等到最后一个单词落下，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他耳边耳语，陪伴着他度过海上的无数日夜的小说人物，在一瞬间变成了一群鬼魂，“他们后退，消失，消解了”。

无论如何，作家康拉德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几经波折后，他靠着出版这部小说赚到了20英镑，仅相当于在“托伦斯号”上工作两个半月的工资。这部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东方小说销量惨淡，却成功地让康拉德跻身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语作家圈。美国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等，都与康拉德结下了深厚的文学友谊。

康拉德曾向其前辈英国作家爱德华·加尼特（Edward Garnett）说道：“我必须像一个在矿井中劳作的矿工一样，从黑夜中开采出我所有的英语句子。”写作对于这位新晋作家而言，是一场主动选择的自我折磨。通常，康拉德每天只能写300字。写第二本书《海隅逐客》时，他6天才艰难推敲出6行字。一遇到瓶颈期，他每天在书桌前劳动的成果，可能只是3个残缺不全的句子。

艰苦的笔头劳作后，康拉德迎来了在小说艺术上的突破。写于19、20世纪之交的《黑暗的心》（1899）与《吉姆爷》（1899—1900），至今仍是康拉德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离开刚果9年后，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叙事技巧，反刍这一段影响自己至深的痛苦经历。

《黑暗的心》的主题，与19世纪末欧洲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Jeffrey Meyers）在《约瑟夫·康拉德传》一书中总结：“康拉德批驳了读者大众根深蒂固的观念。他揭露了欧洲人及其文明并不比非洲人及其文化更高等；殖民主义本质上是伪善的物质利益至上；所有人心中都存在邪恶；只要有足够的自由，理想主义者会犯下最野蛮的暴行。”

1899年，《黑暗的心》在久负盛名的文学月刊《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分三次刊出。《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刊于1817年，品味独特，也时常提携新人作家。自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的海外扩张，该杂志开始刊登一些英国人在殖民地的冒险故事。

后世研究者认为，《黑暗的心》借鉴了同时代的许多畅销小说，如英国作家哈格德（H. Rider Haggard,1886—1925）的非洲历险故事《所罗门王的宝藏》。康拉德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巧妙地利用冒险故事的框架，讲述一个严肃而沉重的命题，透过引人入胜的情节，一步步地引导读者思考故事背后的含义。

故而，《黑暗的心》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通俗海上冒险故事，成为了一部经得起反复琢磨的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在小说开头，康拉德便提醒读者留意叙述人马洛口中故事的意义：“水手们讲故事时从不拐弯抹角，他们认为故事好比坚果，意义全在剥开外壳后显现的里层。但是，马洛是个例外（除了爱讲故事外）。他认为，故事的意义不像果核那样藏在壳里，而是在故事之外；故事点明意义，如同残光穿透薄雾，也像如鬼魅一般的月光下朦胧的月晕。”

然而，康拉德也明白，沉迷于浪漫故事的读者，未必了解他的介怀所在。

《黑暗的心》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结尾。当马洛讲完他在刚果噩梦般的经历，船上的听众都没有回应，只是一起怔怔地看向大海。船长说，在听故事的时候，第一波退潮已过。

走笔至此，康拉德又回想起自己初见刚果河时的情形：“一大团乌云黑压压地落在海平面上，那条通往天涯海角的静静大河在阴霾下阴沉沉地流淌——仿佛流向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