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的遗孀玛丽亚·儿玉，于2023年3月26日在维森特洛佩斯谢世，享年86岁。早先在2019年，博尔赫斯120周年诞辰之际，她来到上海，组织“博尔赫斯的地图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玛丽亚·儿玉旅行摄影巡回展”。

如同光阴的拓片，这次展览为中国观众带来了她与晚年的博尔赫斯旅行时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它们大多从未在中国展出过。博尔赫斯曾为它们撰写诗文，辑录于一本薄薄的《地图册》。

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其后在1988年，作为博尔赫斯文学遗产的唯一受赠人，玛丽亚成立了博尔赫斯基金会，管理博尔赫斯著作的版权。这是一项复杂而繁重的工作，仿佛一重树荫将她的余生遮住。但与博尔赫斯在一起的日子如阳光穿过树冠，变成洒在她生命中的细碎光点，不单照亮她，也照亮这个世界。

博尔赫斯直到临终，才透过律师告知玛丽亚自己的决定，这让玛丽亚没有了推辞的余地，不得不接受。尽管他的文学遗产能够为受赠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玛丽亚看重的，却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博尔赫斯文学，有时甚至经济效益亦要为此目的让步。

据翻译家、浙江文艺版《博尔赫斯全集》的主编林一安透露，博尔赫斯全部著作的中文版版权费仅收5万美元。而作为对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只《百年孤独》一书，出版社就需预付100万美元版权费。

对于这份遗产，她的管理风格是谨慎的，但也是强硬的，因而在为她带来荣耀的同时，也备受争议。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当数2011年的玛丽亚诉卡查相案。2008年时，阿根廷作家巴勃罗·卡查相仿照博尔赫斯在《〈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的互文手法，重写博尔赫斯的名篇《阿莱夫》。他全文复制了八千余字的短篇《阿莱夫》，并加上自己的一万一千字，命名为《增肥的〈阿莱夫〉》，并于次年交由一家独立出版商出版。

这本是一次文学实验，卡查相的作品仅印刷了200册，其中大多数也被他分送给了亲友，并未在图书市场上广泛流通。但在2011年，玛丽亚以阿根廷《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1933年9月28日11.723号法》规定的“知识产权欺诈”一项刑事罪名，起诉了卡查相。经过4年繁琐的法律流程，2015年，卡查相被正式起诉。他不单8万比索（约人民币5万5000元）的个人资产被冻结，更面临6年的刑期。

此事引起阿根廷知识界广泛关注，超过三千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抗议玛丽亚及法庭的公开信上签字。7月8日，他们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尔赫斯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关于“互文性、戏仿和知识产权”的座谈会，作为对无名作家卡查相的声援。

不过，无论是玛丽亚还是卡查相，他们都问过对方一个问题，如果博尔赫斯活着，他会怎么看？也许，这次不幸事件的主人公，他们的行为动机竟是相似的。无一例外的，他们都热爱博尔赫斯。

拜访由老母亲照顾的盲人博尔赫斯

麦普大街994号6层B室，这是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常居住的寓所之一。1964年的一个傍晚，16岁的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按响了这里的门铃。

室内温暖而又充满古龙水的味道，博尔赫斯和他的母亲以及管家范妮住在这狭小的公寓。曼古埃尔在博尔赫斯经常光顾的皮格马利翁书店打工，受失明的博尔赫斯邀请，来到他的寓所为他读书。

博尔赫斯的失明并非意外，而是像一条草蛇灰线暗伏在他的生命中。他的眼疾是一种家族遗传病，博尔赫斯的祖母、曾外祖父及父亲，都曾在一团灰雾笼罩下度过余生。博尔赫斯则自幼弱视，不断加重的病症，最终导致他在五十余岁时彻底失明。

而在失明的同时，他获任国家公共图书馆馆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职位。对他来说，这不啻于一个巨大的反讽：书籍和黑夜，这两个彼此对立的元素在他的身上针锋相对。

失明让他的写作变得无比艰难，他后期的全部创作，全部是由口述完成。据曼古埃尔回忆，博尔赫斯会“用自己最喜欢的节奏韵律一个词一个词地吟诵出来，说明标点符号的使用。他吟诵着新创作的诗歌，一句接着一句，没有分行，每每在最后一个词才稍做停顿”。然后，他便拜托记录者为他反复朗读，他会据此推敲措辞与行文，或增添，或删减。

一首诗在失明的灰暗中显影，自然耗时甚久，而口述散文则往往会用上数日。如此完成的作品，他都会小心对折，存放在钱包里，或者夹在自己的藏书中，一如他对待自己赚到的每一张比索的方式：他会将它们折成长条，夹在书中，以便将来取用。

如今，这个老年口述者的形象，几乎已经压过那个写作《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的现代派诗人。博尔赫斯的名字，就意味着博学、失明与拉美文学，一个孜孜不倦的对话者与食古者，钟爱《贝奥武夫》胜过W·H·奥登。

他的生活与作品几乎合二为一。因为他的失明，他年迈的母亲多纳·莱昂诺尔一直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秘书、文学经纪人和保护者的角色。不过，她对博尔赫斯的保护有时近乎控制。博尔赫斯不单每次出门都要向她汇报行程，他的社交也已因母亲的存在而受限。

多纳·莱昂诺尔在1975年去世时，已是99岁高龄的老人，当时博尔赫斯也已年满76岁。此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为他阅读，听他口述诗作，激励他创作出无数诗章的，正是玛丽亚·儿玉。她之于博尔赫斯，恰如贝阿特丽丝之于但丁。

不过，博尔赫斯也生活在名为“博尔赫斯”的阴影之下，在他生前，他的名望就使得他难以拥有自己真正渴望的生活。68岁时，他才第一次结婚，却饱尝婚姻的苦涩，以致分居。

但即使如此，他也无法与玛丽亚结合。一方面是由于“博尔赫斯”之名的重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玛丽亚坚定的不婚主义。他们直到博尔赫斯逝世前两个月才正式结婚，仅仅是为了满足这位老者人生中最后的一个愿望。

而这之前，玛丽亚·儿玉就是博尔赫斯生活上的倚靠。他们一起译书、编书，学习冰岛语。无疑，她早已成为博尔赫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与书写对象之一。

盲目的婚姻

在博尔赫斯最为广大读者熟知的抒情诗《我拿什么留住你》中，有这样一行：“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这极富情感强度的一行，汇聚了博尔赫斯偏爱的两个元素：傍晚与黄玫瑰。

多年后，他和玛丽亚·儿玉在威尼斯旅行，借由爱人的转述，他想象着浸润在威尼斯氤氲的水汽中那亘古不变的傍晚。这傍晚的触感，就如同在他生命里不断滋长的眼疾，把他引向一条文学的偏僻小径。

他在《地图册》中写道：“黄昏和威尼斯几乎是同义词，但我们的黄昏失去了光线，害怕黑暗，而威尼斯的黄昏却是美妙永恒的，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而黄玫瑰，正如马尔克斯笔下的苦杏仁，让他想起他无数次失败爱情的味道。

与第一任妻子的短暂婚姻，基本上出于现实考虑。母亲年事已高，不可能再长久地将这个六旬的失明儿子护在自己羽翼下。她认为必须有一个可靠的人，在她去世后，替她照顾博尔赫斯。

他们最终选定了博尔赫斯年轻时的伴侣，当时正孀居的艾尔莎·阿斯泰特。1920年代时，他们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约。不过后来，艾尔莎嫁给了里卡多·阿尔巴拉辛，两个人共同生活了27年，并育有一子。

这次当然还是母亲做主，让博尔赫斯透过艾尔莎的姐姐阿丽西亚重新联系她。有关他们年轻时的记忆，如同磨损过度的火柴，艰难地划燃了，并照亮了他的一小块现实。艾尔莎仍保存着那枚订婚戒指，而博尔赫斯则找到当初艾尔莎送给他的相片。40年过去，相片已泛黄、发脆，戒指戴在两个老人竹节般干瘦的手指上，也显得突兀。

尽管他们一度旧情复燃，但这薄弱的回忆还不足以支持他们共同生活。尤其许多年过去，今日的博尔赫斯已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他们如同一度逼近却又分开的双曲线，各自的节奏，从失联那一年起，就截然不同。

那是1967年8月4日，两人办理了婚姻登记，9月21日，他们又去教堂举行了婚礼。这一天是南半球的春分，也是阿根廷的情人节，他们穿过大街上春季游行的人群。这一场简短的仪式，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家媒体的闪光灯包围。

不过，据艾尔莎后来回忆，举行教堂婚礼仍然是多纳·莱昂诺尔的意见。博尔赫斯的这位母亲有时相当传统，她认为没有宗教仪式的婚姻必会遭人讥笑。博尔赫斯在文学界的朋友，都对他的这次婚姻表示困惑。因为他们不熟悉艾尔莎·阿斯泰特，甚至认为她的言行举止颇为粗俗。

这对新人之间的差异，在博尔赫斯去美国讲学时彻底暴露出来。结婚后的第6天，他就携妻子来到哈佛大学，主讲诺顿诗歌讲座。讲第一节“诗歌之迷”的课程时，这位68岁的大师，竟像一个初登讲堂的新手一样羞涩。讲演完毕向听众道谢后，他坐在讲台上一动不动，面对现场近乎凝固的紧张气氛，主持人雷蒙多·利达问他怎么了。

他幽幽地回答道：“我的腿睡着了，和大多听众的腿一样。”正是这份羞怯，构成了玛丽亚·儿玉对博尔赫斯的最初印象。

2019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她回忆12岁时，父亲就带她去听了博尔赫斯的一场讲座。她仍记得那时地上都坐满了听众，从遥远的讲台上，却只传来他飘渺的声音。

玛丽亚一直梦想当文学教师，但当时还只是个害羞的小女孩，讲话音量也小，于是她自问：“如果我都没办法在几个人面前讲话，又如何能够给很多人讲课？”而当她看到博尔赫斯时，却发现“这个人比我还害羞，他讲话音量也很低。我对自己说，如果他能做到，我也可以”。

尽管博尔赫斯已经忘记了他们最初相遇时的情景，她却还记得，她上中学时，有一次不小心差点在街上碰倒他。后来，她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还选修了博尔赫斯的一门史诗课。

从《荷马史诗》到《尼伯龙人之歌》，博尔赫斯都有很深的研究，史诗是他偏爱的文学体裁之一，所以他的史诗课也非常深奥。玛丽亚一时跟不上课堂的节奏，在同学们建议下，她找到了博尔赫斯。

起初，玛丽亚作为这位失明老人的一个聆听者，进入了他的世界。在他因不情愿的婚姻而苦恼时，玛丽亚的出现，引起了他的混乱。他邀请玛丽亚参加他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周课，还经常送书给她。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情，连博尔赫斯自己也不明白。

或许极短暂地，那时的他有过和玛丽亚共度余生的想法，但他真的可以用这样“难堪”的婚姻束缚住尚青春的她吗？当时的他也不知道自己竟可以如此高寿，以致68岁对于他的写作生涯来说，只是最初的几个锚点。

在母亲建议下，他还是选择了艾尔莎·阿斯泰特。玛丽亚记得他当时的窘迫，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困住了。那天，她在麦普大街的公寓和博尔赫斯母子喝茶。他那双枯槁的手上戴着一枚戒指，似乎是这枚戒指让他不安。母亲走后，他也稍稍离席，等他回来，玛丽亚发现他已把戒指摘下。

极光下的爱

艾尔莎并非贪图成为名人妻子的那份虚荣，但她时常被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们臧否，仅仅因为她嫁给了她们口中颇受女性欢迎的那个作家。作为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回应很直接，她不再允许她的屋子里出现除她以外的女性。

她适应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社交圈子，也不理解丈夫和他的怪朋友们，于是她越来越多地逃遁到她拉普拉塔的旧居。这座城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壤，却没有布市那拉美巴黎的迷离气质。

绵延30公里的帕兹将军大道，将布市与外部划开。将军大道内，是另一个宇宙，如今，这里已有300万居民，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称他们为波特诺人，意为“港口居民”。对波特诺人而言，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宇宙的中心。

这也是博尔赫斯的宇宙，早在1923年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的卷首诗《街道》中，他就写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已经融入了我的心底。”

但这不是艾尔莎的宇宙。从美国回到布市的博尔赫斯，因为妻子愈发频繁的缺席，几乎又成为了独身。不过，虽然艾尔莎禁止一切女性拜访她的丈夫，但玛丽亚是唯一的例外。这反倒使得他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们在一起时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读一些盎格鲁撒克逊语文本。即使说话，也是用敬语。70岁生日前后，博尔赫斯仿照日本俳句的形式写了一系列短歌，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鸟儿的叫声/隐藏起来的影子/现在都听不见了。你在你的花园里漫步。/我知道有东西丢了。”

隐隐地，他开始害怕自己内心涌出的那份古怪的，与他的博学与他的年龄不符的激情。他想起他失去的爱情：因为受制于母亲，他年轻时的恋爱往往无疾而终。

当时的阿根廷法律尚不允许离婚，所以，他决定与艾尔莎分居，将婚房留给艾尔莎，自己则搬回麦普大街继续与母亲同住。艾尔莎没有反对，这段婚姻关系的冻结让两人都如释重负。

在那段时间，他完成了自己当时最长的小说《代表大会》，亦在《纽约客》发表了《自传随笔》。他的英文译者迪·乔瓦尼注意到博尔赫斯在《自传随笔》中表达了想去冰岛朝圣的心愿，那一年，博尔赫斯正好获颁耶路撒冷奖，他便托人买了纽约到特拉维夫的机票，中途在冰岛中转。

得知这个消息，博尔赫斯有种预感，那里将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因此他邀请玛丽亚·儿玉一同前去。玛丽亚告诉他，她原本就想去英国，想在牛津见到他，看他荣誉博士礼帽上缓缓移动的帽穗。所以，自然，她也愿意在冰岛与他相见。

对于谙熟盎格鲁撒克逊史诗的博尔赫斯来说，冰岛是《埃达》与《萨迦》的国度，白雪中的火山与点缀四处的间歇泉，让他们感觉到众神的在场。他只是去听玛丽亚对极光的描述，去感受间歇泉的腾腾蒸汽，便已热泪盈眶。他不断地背诵《埃达》《萨迦》中的段落。他告诉玛丽亚，他用一生的时间在等待这一刻，这一刻他们确定了那份爱的存在。

多年以后，当玛丽亚已成为博尔赫斯的遗孀时，她总会回想起与他在冰岛度过的日日夜夜。后来他们又去了冰岛，还特意造访了冰岛唯一的一位异教牧师。那人住在一个满是动物头骨的房间里，无数黑猫在其中走动。博尔赫斯甚至邀请他，以奥丁神的古老仪式为他和玛丽亚举行一场婚礼。

在诗歌《冰岛》中，他如此赞颂这神秘的岛屿：“冰岛的火山口蓄势待发，畜栏阒寂无声。冰岛的下午静止不动，体魄强健的人民/发现过一个大陆。”

不单单是冰岛，罗马、威尼斯、巴黎、东京，都留下了他与玛丽亚的行迹。玛丽亚仍记得，对她来说，“罗马是你背诵歌德《哀歌》的声音”。那是一首73岁的老诗人写给他一见钟情的少女的诗。

大病新愈，歌德似乎短暂地返老还童。他像少年一样为爱所困，翻出他的旧勋章去求婚，最后又怀着单恋的苦痛从少女的生活中退场。在离别的马车上，他写下了这首诗。自这首诗，博尔赫斯与玛丽亚仿佛照见了彼此。即使心意相通，出于对博尔赫斯声誉的考虑，他们也向身边人隐瞒下这份感情的存在。

但在多纳·莱昂诺尔弥留之际，这个如乌云般笼罩着儿子的生活，为他同时降下甘霖与闪电的母亲，看向正为自己朗读的玛丽亚·儿玉。她伸出久已干枯的手，抓住玛丽亚的腕。病痛让她说不出话来，她只是缓缓移动玛丽亚的手掌，让它与博尔赫斯紧紧地相握，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

玛丽亚与博尔赫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