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加州时间5月26日早9点，连战的表姊、作家、翻译家林文月在其加州奥克兰的家中离世，享耆寿90岁。她的儿子郭思蔚在其个人脸书上发布了一篇未设公开的文章，宣布了这个消息：她的亲人们遵从了她“不急救、不开刀、不插管的嘱咐”，让她得以在家中安详辞世。

他继续写道：“看着妈妈清瘦但仍然平静娟好的脸孔，也希望母亲此去永无苦痛，还可与故亲团聚，更能和您娴熟的陶、谢、紫式、和泉饮觞论文。”

她出生于一个耀眼的家族。外祖父连横，字雅堂，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的代表作《台湾通史》，写作于1910年代，于1920年代出版，是第一部由台湾人书写台湾本土历史的通史著作。连横育有三女一子。儿子连震东后来曾任首届台北县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孙子连战则青出于蓝，担任过国民党党主席及“中华民国副总统”。

林文月的母亲连夏甸是连横长女，早年就读于日据时代台湾女子能接触到的“最高学府”，位于台北大稻埕的天主教会学校女子静修中学。她在那里接受了扎实而现代的教育，饱读古诗词，因而也颇有文采。她的父亲林伯奏则是一名银行家，1946年携妻女返台时，就出任了华南银行在二战后的第一届总经理。

人们常常认为林文月是连横的传人，这一说法出自舅舅连震东在林文月考上国立台湾大学时对她的鼓励之辞。那时她的舅舅已身患痛风，医生规定他每日都要饮一定量的水。他以为只喝水未免淡而无味，便每每在座位下偷放一瓶白兰地，掺到水中调味。

得知林文月考上台大的那天下午，他也是这样喝着掺酒的水，谈话的兴致很高，却又不免伤感。他对林文月说道：“你外公的文才，是传给了你母亲，你母亲当年的文笔很不错，可惜长年的家庭生活，拖累了她，没有让她发挥；所幸，你又继承了这一份遗传。”

外祖父连横去世时，林文月才刚刚四岁。在她模糊的记忆中，那时的外祖父是个孤独的人。他常常牵着她的手，到家附近的虹口公园散步，用台湾方言轻唤她的小名“阿熊”。多年后，回想起那天白布罩下因肝癌而消瘦的外祖父，她说那是她“第一次接触死亡的事实和永诀的悲辛”。

与日语结下苦涩的缘分

林文月之所以能成为日语翻译界的大家，可以说是因为她早年接受了全面的日语教育。某种意义上，和日据时代出生的很多台湾人一样，日语是她的母语。

虽然林文月是台湾人，但在上中学之前，她都没有踏上过台湾的土地，她是在上海虹口的日侨聚居区出生、成长的。小时候的她，也和大部分接受日本教育的台湾孩子一样，认为自己是日本人。

连家与林家来到上海的因由，并不完全相同。开埠后的上海，因为其处于长江出海口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是当时东亚最繁华的都会之一，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而1845年11月开始，英、美、法三国租界的设立，相应地改变了上海的面貌。至1863年，英、美租界又合并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相对。租界细密的路网使得它就像一颗精巧的机械心脏，在异域之中搏动着，让现代化的血液循环于这座城市的躯体。

林文月早年生活的日侨聚居区，就位于上海虹口的公共租界内，有时也被称为日租界。日租界形成于侵略战争的战火下。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日本的兵锋直抵苏州河以北，强占了这一部分公共租界。1941年，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共租界遂被日军全面占领，不少侨居于此的欧美人士被投入集中营，正如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太阳帝国》中描绘的情形。

林文月的父亲林伯奏原是台湾彰化县人，生于1897年。这年5月8日，正是日本规定的原属清朝的台湾人决定是否归化日本国籍的最后期限。当时共有6456人因此离开台湾，占台湾总人口0.2%。

林伯奏本姓刘，但年少时就被北斗镇的林家收养，改姓林。5岁时，养父去世，养母在清贫中抚养他长大。他在打零工补贴家用之余刻苦学习，终于取得奖学金资助前往上海求学，进入东亚同文书院上海分院。这间书院由日本人开设，林伯奏是书院中的第一名台湾学生。毕业后，他在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任职，并兼做房地产生意，改变了自己贫穷的命运。

连横来沪的原因，则多了一分苦涩。因为一篇署了他名字的文章《台湾阿片特许问题》引发的争议，他成为台湾知识界的众矢之的。阿片即鸦片。因台湾的日本总督府陷入财政危机，殖民者们急需开拓财源，他们便将目光锁定在鸦片，以便牟取暴利。于是台湾总督便在1929年1月颁布《改正阿片令》，开放鸦片的经营牌照。

此举引起全台哗然。在此之前，台湾已基本禁绝鸦片，如今却要容许它死灰复燃，以摧残台湾人身心为代价，为日本殖民政府扩充金库。《台湾阿片特许问题》认为鸦片虽有害，但仍有其药用价值，主张渐进地治理鸦片问题。许多坚决反对鸦片的台湾知识分子认为此文媚日，甚至莫须有地指称连横是为500日圆稿费而写的，而当时一个中国的公派留学生在日本一个月生活费大概为10日圆。

不过，林文月认为，这篇文章是他人托名撰写，陷害连横的。但它的确对连横的声誉造成了很大影响，使得他不得不远走上海。去上海后，连横与林伯奏一家住在上海江湾路的小洋楼里。那里的日本小学，就是林文月度过童年，获得文学启蒙的地方。

居住在日租界的台湾孩子，数量比朝鲜孩子要少，所以在日租界没有专门的台湾人子弟学校。一年级时，林文月依照学区被划入第一国民小学——一所归日侨所属的子弟学校，与日本孩子一同上学。到了二年级，因第一国民小学学生人数激增，林文月又被转入新成立的第八国民小学。一直到五年级，她都在这所小学受日语教育。

一个台湾孩子，在那个动荡年代，与日语结下的缘分注定是苦涩的。学习日语，往往需要以模糊自己的身份为代价。日语占据同样栖居于她舌尖的上海话与台湾方言的位置，常常，只有外祖父连横会和她说零星的台湾方言，只有她家的女佣会用上海话唤她。

她上学时，和日本孩子走在一列。偶尔，他们会迎面遇上另一列中国孩子，这些孩子便会用彼此听不懂的语言互相攻击。日本孩子骂“支那仔”时，她就用日语跟着他们一起骂。后来，当她再回忆到这个情景，总会感到深深的愧怍：日本的民族沙文主义竟如此将原本应该天真无邪的孩子划分成一个个群体，而她也曾被抛入日本老师在课堂上编织的种族话语的罗网中。

但也正是在日语中，她见识到了一个广阔的文学世界。她记得是在学校附近的北四川路，有一间小小的内山书店。每天放学，她都会花上半小时，在那里读一些诸如插图本《伊索寓言》之类的书籍。她很感激经营书店的那对日本母子。

在回忆散文《遥远·记忆中的一爿书店》中，林文月写道：“在我幼小好奇的那段日子里，如果那书店里的母子不允许我白看他们的书，甚至把我撵出店外，我可能会对书的兴趣大减，甚至不喜欢书和书店也未可知。”

不过，这段不寻常的平静岁月只持续了几年。这之后，就如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一诗中的哀叹：在20世纪，“我们换国家和换鞋子一样快”。陷入历史旋涡中的林家，也不得不迅速更改自己的身份。

2015年12月24日，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主角之一的林文月，在映后与观众近距离座谈。

一个初识台湾的台湾人

1945年8月15日，林伯奏家的收音机中，传来了昭和天皇晦涩难懂的声音。主持人告诉听众们，这是天皇的《终战诏书》，战争结束了。当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亦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

他宣布：“今天我们胜利了”，与人为善的中国人，“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故而中国人“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才能够不负为胜利而牺牲的同胞。

但现实情况并非像政治宣传中一样理想。中国土地上，中日两军之间大大小小的冲突一直持续到9月2日，也就是日本代表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降伏文书》当天，冲突才正式终止。

在上海，林伯奏一家的身份变得极为尴尬。如今他们重新成为了中国人，却未必被同胞认可。与日本人一起学习、工作的经验，成为他们的污点。尽管在过去，他们的日本朋友也未必认为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可以和一个熊本人、京都人一样被视为日本人。

但当林伯奏出生时，他就已经失去了选择自己国籍的机会，他的女儿林文月更是如此。很多台湾人，当时也有相似的困惑。

当时在宜兰樱特攻队基地担任整备兵的卢永发说，《终战诏书》颁布那一天，日本军人要么沉默，要么放声大哭，要么预备切腹。而他不知是该忧，还是喜。他只觉：“一时失去了绑身的枷锁，却像也失去重心的感觉；不得不佩服日本忠君爱国教育的成功。”

混乱时有发生。在第一抹阳光刺破黑夜之前，人们撞见的，往往是最深沉、缄默的黑暗。平日里高傲的日本侨民，如今失去了强权的保护，只能任由其财产被地痞流氓们洗劫。当日本侨民全数返回日本后，这些流氓便开始滋扰台湾人。

不过，在返回台湾之前，失学的林文月并非只困在这纷乱的时势之中。那段时间，她第一次真正地认识了她的舅舅连震东。经由他，林文月开始渐渐有了身为中国人的国族认识。

早在1931年，连震东就在父亲连横的推荐下，离开台湾，去南京晋见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张继。在张继的介绍下，连震东赴北平燕京大学学习国语，并在那里认识了他日后的妻子，来自沈阳的赵兰坤。

自然，他也追随张继加入了国民党，并放弃原本的日本国籍，恢复了中国国籍。抗战时期，他和妻子一直在西安、重庆辗转，为国民政府工作。他一直和他的父亲连横一样，相信在中日间的一场决战后，台湾能够光复。当1936年，他的儿子在西安诞生时，他预感到这一场大战即将到来，便为儿子取名“连战”。

战争结束后那年冬天，林文月见到了她素未谋面的表兄妹们。赵兰坤与连战母子来沪后，暂住在林家的小洋楼内，这间洋楼之前是林伯奏出租给日本人的。林文月的姨母也由南京抵沪，住在林家隔壁。

三家人都预备返回台湾，便由林伯奏一并安排返台的船位。不过，战争之后百废待兴，船位吃紧，三家人便在北四川路的法国梧桐旁淹留了一整个冬天，直到来年开春，才正式返台。

林文月带上海口音的简单中文，姨母一家的南京话，连战母子夹杂东北话与四川话的奇妙口音，在这街巷内交织。起初，这些口音就像滴进一碗清水中的几滴血，彼此试探着，想要互相理解。但很快，亲情的磁力就溶解了口音的分别，来自不同身体的血，也能在滴血认亲的古老仪式中汇成一枚完满的红色句号。

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没有牵挂的时光。第二年二月，三家人便乘林伯奏的上海朋友所开的“大陆行”小船，去往台湾。

船从涓细的黄浦江出发，进入长江入海口处水色苍白的大海，沿海岸线向南。船上的人有时可以眺望到岸上青瓦白墙的民居，它们就像一颗颗孤独的牙齿，从这大陆衰老、饱经战火的牙床冒出。

经过两周航行，他们才抵达终点。最后一程尤为艰难：离开福建海岸，再渡过青蓝色的一片海峡，就是基隆港。基隆古称鸡笼，作为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17世纪时，此地便已有不少汉族移民。或许因为基隆港是北台湾最重要的航运枢纽，有台湾北玄关之称，基隆市的中心区域围绕基隆港建成，如同蚌肉般将基隆港这颗明珠紧紧包裹。

一下船，林文月就听到基隆码头上的台湾方言，那是外祖父的方言，但她的舌头与耳朵都还不熟悉这样的发音。舅舅连震东把三家人都接到他在台北的住处，那是一间带庭院的日式房屋。他们在此合住了几日，姨母一家随后搬去台中，林文月则仍在台北，辗转北投区，最后在东门町安顿下来。

林文月对台湾的第一印象，除了熟悉而陌生的台湾方言，就是从基隆到台北一路上所看到的青山，沿途成排的王棕。王棕是一种棕榈树，它的树干最高可长到30米，叶可达3米，曾被日本人作为帝国权威的象征而栽种在政府机构周围。

如今，它们的树冠在高处荫蔽着这个初次见识台湾的台湾孩子。林文月有些不安，但仍自我宽慰道：“我终于回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回到一个与别人都无差别的环境。”（语出自林文月散文《读中文系的人·说童年》）

但果真如此吗？来台北后，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业，她进入台北市龙山区老松国民学校（今台北市万华区老松国民小学）就读。学校创立于1896年5月21日。其在1920年时改建的校舍，因为设计古朴，如今已是台北市的指定古迹建筑之一。

在老松学校时，林文月每天都要长途步行去上学。国文基础薄弱的她，还听不懂同学们的台湾方言，他们即使讲日语也带有强烈的台湾口音。这一切都使她变得愈发厌学。

台湾本省的国语老师，也都是头天先从培训班里领回一些国语发音，第二天趁自己还没忘，赶紧将这些并不流利的发音分发给孩子们。有时实在记不住，便只好用台湾方言来解释国语。

林文月第一次在老松学校考国文，只得了30分。她一度动了休学的念头，母亲苦劝之下，她才放弃。她在上海时，能写一手优雅的日语散文，常被当成范文传阅，如今回到自己的故乡，反倒退回到牙牙学语的状态了。

她不甘心如此，便从注音符号开始学起。经过一年多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密集学习，在投考北二女中答作文题时，她写下的语句甚至能让路过的监考老师驻足，并且击节赞赏。

年轻时代的林文月正在翻译《源氏物语》。

踏上翻译之路

在两种语言的滋养之下，似乎注定了林文月要成为一个翻译家。

小学六年级初识中文时，她常常需要把中文在脑海中翻译成日语，这大抵就是她最初的翻译经验。后来，她为台北东方出版社翻译一些日语少年读物时，就从这早年的语言学习中受益颇多。

而她对中文的理解，深受她在北二女中时的国文老师蔡梦周的影响。蔡梦周老师国学底蕴深厚，坚持让他的学生写“纯正的作文”，痛恨西化文风。他向林文月灌输了很多写作的戒律，影响了她终生。譬如他曾经说过：“中国人不说‘人们’，‘人’就是‘人’，包括个人，也包括许多人。”

受国文老师的影响，在台师大艺术系和台大中文系之间，她选择了中文系。当然，她选择中文系也有很多偶然的成分。她在北二女中时是班长，负责收班上同学的大学报名表。她发现除一人外，大家都似乎从众一般，涌向了台大外文系。她不想从众，便将自己报名表上的“外”字刮去，改成了“中”。

不过，因为当初做出这个决定时太过仓促，她在大一结束时一度想转回外文系。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在看过她的成绩单后，拒绝了她的转系申请，并且鼓励她在中文系继续深造。于是她在中文系一读就是七年，在郑骞的指导下完成了学士论文《曹氏父子及其诗》及硕士论文《谢灵运及其诗》。由此，她开启了自己对六朝文学的研究。

使她成为日语翻译大家的《源氏物语》，最初也是她研究工作的副产品。1972年，她受邀参加日本笔会主办的“日本文化研究国际会议”。她为其写作的日语会议论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自译成中文后发表在台湾大学《中外文学》上。论文后面，附上了她翻译的《源氏物语》首帖《桐壶》。

《中外文学》的编辑，遂鼓励她将《源氏物语》全文译出，并在《中外文学》连载。那时的台湾，这部被川端康成誉为“日本小说最高峰”的古典小说，还没有完整的中译。在林文月目力所及的整个华语世界，尚没有人开始翻译这部书。

虽然丰子恺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但彼时大陆正陷入“十年浩劫”，丰子恺译本直到1980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于内容庞杂，不得不分成上中下三册，花了3年时间出齐。而林文月收到这三册书时，已经是1986年了。

《源氏物语》是一部让中国人感到熟悉又陌生的著作，成书于宽弘五年（1008年）即日本平安王朝时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小说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同时也发展出了自己独有的物哀美学。

由于《源氏物语》是用中古的和文写成的，与现代日语距离很大，日语母语者想要阅读这本书，亦须借助现代日语的翻译。林文月正式开启翻译工作时，台湾日文书籍的进口仍受限制。故而她只得从台大图书馆中一本日据时代遗留的《源氏物语》开始。这部书由吉泽义则译注，在1940年时由平凡社出版。吉泽义则是一个源学家，是他第一个将《源氏物语》译成现代日语的。

之后，她又从日本购得一个更完备的版本，小学馆1970年版的《源氏物语》。这个版本分为6册，由三位权威的源学家——阿倍秋生、秋山虔、今井源卫译注。学者的文笔往往生涩，她便又参考了诗人与谢野晶子的《全译源氏物语》，以及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新新译源氏物语》。这两个版本，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源氏物语》现代译本的双璧。

另外还有亚瑟·威利的英译本，这是《源氏物语》最早的英译本，是这部日本古典小说走向世界的开始。不过，这也是最不尊重原文的一版。亚瑟为了使他的译本适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对原文进行了大量删节。不过，正因为此，此译本启发了不少西方学人走上日本研究的道路。

最后一个版本，是美国学者爱德华· G·赛登斯蒂克的译本。林文月自述：“我有许多无法直接从日语译本或辞典解决的问题，往往却是靠了这本英译的书才得到答案。”

《源氏物语》的翻译，耗费了她5年的时间。其间，她的书桌都被《源氏物语》占满，在旁人看来显得十分零乱。她知道这是有序的零乱：书桌正中间是一叠孔雀牌24乘25的厚质稿纸，右侧写完的稿纸折好后压在一双兽型铜镇纸下。周围，便是摊开的各版《源氏物语》，它们好像一扇扇任意门，穿过它们，就能进入那个悠远的世界。

夜深了，她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正好12点36分。她放空自己，什么也不想，只觉得冷气机尤其吵闹，她起身关掉它。夜好像一瞬间安静了，像冰山崩塌后的那种安静。她收拾起5年来都一直忍着没有整理的书桌，将各个版本的《源氏物语》逐一放回书架。后来，她在《终点》一文中写道，那天，她“自觉从来没有这样满足过，却也从来没有这样寂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