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兴，上海工业总动员，进行史诗般的工厂内迁。不但充裕了抗日力量，更于西部内陆点燃工业建设之火。罕有人知的是，改写国史的工业内迁，起源于一群爱国企业家的一时兴起。他们计划匆促，还没摸到石头就硬过河。因此，转运千里的数百家工厂，在宜昌大堵船，差点全军覆没于三峡之前。

三峡是长江于巫山间硬凿出来的河谷，白居易写下：“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岸间，阔狭容一苇。”江流奔腾冲刷千万年，河床岩质软硬不均，冲蚀出无数礁滩。东起宜昌以西26.5浬白洞滩，西到距宜昌259.8浬观音滩，大小险滩50余处。“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航运异常艰险，还得按照季节，区别上行与下行。

每年5月入夏水涨，礁滩隐没，航道难辨，急湍高浪，流速高达平日的3倍。由四川顺江而下的船只于急流中稍一失控，不是卷入漩涡，就是撞上隐伏的礁石，下行停航。10月渐入枯水期，水落礁石出，又挡住了由宜昌上行的船只。三峡过险滩，依靠人力拉纤。枯水河道缩窄，水急漩深，数百纤夫于乱石滩上背纤，一人踩空，全船失控撞向礁岩，如同玩命。“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白居易贬官剑外，不顾枯水期戒律，在2月初春搭船上行入川，留下写实名篇。

内迁工厂由宜昌向四川全力进发时，恰是秋末冬初枯水期，峡江上行停摆。20余万吨机器物资堆在宜昌，望江兴叹。

在这绝望时刻，水运专家王洸挺身而出，兴办“机械绞滩”。他妙手空空，一无资金，二无器材，却在区区1个月之内，突破了千年无解的枯水期障碍。堆积在宜昌的百余家工厂以老式的木帆船装运，只费了两个冬季，竟全数上驶重庆，改写了中国工业史。

工厂内迁改变中国

波澜浩壮的上海工业内迁，缘自一个小官员的奇想。

抗战前，上海一地工厂数量约近全国三分之一。1930年代对日作战的预定战略，却以上海为主战场。林继庸是资源委员会工业联络组长，负责工业普查，他发现当时主持国防工业建设的资委会将新工厂设在湖南，谨慎避开长三角，上海工厂老板却无动于衷。战端一开，全国工业的主要力量必然玉石俱焚。

他心生奇想：“只盼望能学就《西游记》上所述那移山倒海的法力，把上海整个搬到内地去，好好地从头整顿起来，以便国难临头时，为国家作个军需及人才供给的重镇。”

林继庸热心游说工厂搬家，却处处碰壁：“我劝一位大企业家内迁，经过一小时的时光，把国际利害同民族安危的史迹及推论，反复陈述了之后，他的回答是：‘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不到黄河心不死，火山一日不爆发，他们也乐得在火山口上多嬉游一日。”

抗战军兴，南京政府组成“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林继庸列名委员，提出上海工厂内迁，获得当局首肯。只是高层不抱希望，只拨给56万元经费。兵工署行政司长杨继曾对林继庸说，你能搬出两个工厂，就很能干了。

56万元搬两个工厂是官员思维，林继庸另有妙计。他到上海找来各业龙头大厂的老板，共议大事。包括化工巨子吴蕴初，钢铁大亨余名钰，机器工业大佬胡厥文、严裕棠与颜耀秋，独占全国工业用氧气乙炔供应的李允成，再加上手握全国最大制罐厂的项康原，最大橡胶制品厂的薛福基，最大电器制造厂的叶友才，最大动力内燃机制造厂的支秉渊与最大农业机器制造厂的王佐才。

天厨味精、大鑫钢铁、新民机器、大陆机器、上海机器、中国工业炼气、康元制罐、大中华橡胶、华生电器、新中工程、中华铁工厂……这些龙头大厂登高一呼，号召力是无法抵挡的。因为工业是产业链，不能单打独斗,龙头大厂内迁，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加工厂为了存活，都得跟着迁。

1937年8月11日，“八·一三”沪战爆发前两天，林继庸联合11位大厂老板，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他紧抓大厂老板的策略，大获成功。“一大型工厂搬了，必有十数个小型卫星工厂随之。”

大批小工厂的同时内迁，激发浩大声势。“小型工厂拆迁较易，动作亦较迅速，宣传的作用很大。一传十、十传百，造成一呼百应的趋势。工厂拆迁蔚为社会风尚，变成一种时髦。好像谁的工厂不搬迁，谁就表示对抗战不力。”林继庸晚年回顾时依然意兴飞扬。

机器是十分沉重的。上海企业家中，以胡厥文对拆厂内迁最热心。他的新民机器厂，大型机台包括14吨巨型冲剪机、10吨大冲床，以及冲程长达2丈（6.6米）的大型龙门刨床。即使拆零，也总有一体成形的巨大部件，平时运输利用轮船与火车，以吊臂起重机装卸。而林继庸拆工厂时，淞沪烽火连天，江阴封锁线以东长江航道中断，京沪铁路（沪宁铁路）饱受轰炸，机件无法以正常方式运出。

于是，林继庸改以传统木帆船为载具。人力控帆摇橹百余里，循苏州河上行苏州，进太湖改以内河小轮拖木船到镇江，才能换装江轮，直放武汉三镇。

上海的木帆船装货是很便利的。当时长三角的运输大动脉是京沪铁路，大宗货物于各火车站集散，利用水乡河道拉开短途运输网。因此，本地船厂开发出“驳船”，设有载重20吨至30吨的货舱，于火车站附近码头专接货运生意。有了驳船，14吨冲剪机也能利用长满芦苇的小河道冲出战区。但是，千辛万苦抵达武汉三镇的工厂船队，却受到白眼。

林继庸有热情澎湃的执行力，却缺乏细腻规划的耐心。他全力推动工厂内迁武汉，却未规划如何在武汉复工。湖北省民政厅长严重并不乐意内迁工厂在湖北落脚，林继庸提出在武昌洪山征购地皮建工业区，被一口拒绝。“官府中人竟谓洪山以产红菜苔著名，若让厂商在那里办厂，简直是助长工业打倒农业。”

于是，上海工厂只能继续内迁，这也正符合林继庸内心深处的愿望。

“在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如何把这些工厂迁回上海。”林继庸在事过境迁的晚年坦白交待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雄心，“将来战事完结之后，如何能使已迁各厂，永远留在大后方？不独要把他们的生产工具及资本留下来，更要把现有的企业界技术界人员，以及由他们训练成功的新一辈人才都留下来，把他们一同拉进大后方……我国中部、西部、西北各处，应当有几个新的上海，平白地建造起来。”

湖北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最方便的内迁方向是湖南，但新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非常冷淡。其次是有铁路可通的陕西，林继庸又看不上。他与四川工商界领袖刘航琛交情深厚，早在抗战前就暗藏壮志要在四川建立工业新上海。

工厂入川虽理想，林继庸却没想到如何闯过三峡。

宜昌大堵船

战前上海民营工厂1279家，撤出146家，抵达武汉的机料总重1.46万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人。继续向内陆挺进，最远只能到宜昌。因为三峡需换用吃水浅、马力强的双舵小轮船，一般江轮无法上行。

能闯越三峡的峡江轮船数量不足，上百工厂困处宜昌，待运物资堆满全城。当地文史记载：“宜昌城镇被难胞和物资淹没了。前方撤下来的器材堆放在露天，从一马路到美孚油池的沿江几里摆得密密麻麻，其中绝大部份都没有装箱，敞在地上，任凭风吹雨淋。这批物资几乎集中了当时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精华家产，是中国工业的生命。”

困处宜昌的百余家上海工厂，是中国工业复兴的唯一希望，因为林继庸只来得及号召上海工业内迁。当上海拆迁初现成效时，南京政府立即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由经济部长翁文灏主持全国工厂内迁。机关扩大，办事却一塌糊涂，华北津济青与长三角苏锡常的内迁成绩惨不忍睹。

华北与长三角沦陷后，全国最大工业基地是广州的省办西村工业区。省主席吴铁城主动谈内迁，翁文灏却趁火打劫，要求以迁移资金入股合营，试图将内迁化为接收，引爆省方怒火，最终一厂未搬。在上海与武汉以外，各地工业内迁几乎全部失败，只有阎锡山自办的太原工业撤退较有规模。

到了1938年，中国只剩三个工业聚落。武汉三镇工厂150余家规模偏小；南京政府于湘潭建立国防工业区以军事需求建厂，难以担起全面重建工业重任；只有困顿于宜昌的上海工厂，集中沪上工业精华，只要闯过三峡，就能引燃内陆工业发展热潮。然而，宜昌内运拖了将近一年，

上海工厂自1937年底向宜昌集中，适逢枯水期。到了1938年3月水位渐升，上行通航，却被垄断峡江航运的民生公司给挡了下来。

民生公司是四川领袖刘湘一手扶持的轮船公司，拥有轮船46艘，独占川江航线。1938年水涨后，民生公司全力抢运兵工厂入川，运量高达9万余吨，无力兼顾民营工厂。因此，林继庸决定改用当地的传统风帆“柏木船”，担任工厂入川重任。

柏木船载重量很大，大型的“麻雀尾”与“麻瓤子”载货可达20万傤（114公吨）。但主管三峡航运的水道运输管理处由民生公司控制，千方百计拖延。林继庸被戏耍多月，才察觉柏木船是民生公司的对头：“原来民生公司有资本家独占的念头，欲独霸峡江，故对柏木船业者多方打击。于是曾盛极一时的柏木船，因受浅水轮船竞争，渐归淘汰。起先我并不知内情，欲利用柏木船担任运输辅助工具。在民生公司看来，此举等于间接扶持柏木船行业，故而多方阻挠。”

更糟糕的是，柏木船上行重庆必须按季节，民生公司的抵制使上海工厂错过了上行季节。

“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上天哀。”三峡航运以瞿塘峡口第一险礁滟滪堆为指标，“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

每年入秋渐入枯水期，滟滪堆水落石出，其大如象，不可上行入川。开春水涨，礁石尺寸渐缩如牛，上下行船只抓紧机会快快通过。5月水势渐大，尺寸缩如马，不可下行出川。到了盛夏洪峰，尺寸小如鳖，全线停航。

即使季节正确，也得看天气。天黑大雾不能航行，大雨水涨不能硬闯，深冬初春水位降至最低点就得经常全线停航。风向更是喜怒无常，顺风张帆上行时速50里，无风寸步难行，只能“扎水”候风。这一“扎”，常是五六天的漫长苦等。

民生公司这一拖，就拖到了不宜上行的枯水期。而在这半年之间，堵塞在宜昌的物资由1.46万吨大增至20万吨。凭空增加的物资，主要来自抢购原料。

当时中国基本工业落后，钢铁油料等均需进口洋货。而四川工矿不发达，即使是煤炭也无法充足供应。1938年6月，蒋介石手令紧急拆迁大冶各煤矿，仅原煤就装了6.8万吨。内迁工厂更经由香港大量抢购原材料，由广州铁运衡阳，改水路到湘西津市转运宜昌。

吨位惊人的原料，足以确保上海工厂能在四川复工，却无法闯过三峡。林继庸调查船运状况，发现三峡盛水期每月上行运量7000吨，枯水期急降至2000吨，相当于待运吨数的1/100。

在此同时，武汉三镇工厂由政府强制大拆迁。湖北省建设厅长郑家俊雷厉风行，“竟欲把武汉三镇拆得精光”。这一政策，又导致大批机料涌向宜昌。

林继庸亲自督征柏木船。只是洪水期不能下行，直到10月洪水渐退，大批柏木船才能下驶宜昌。刚装上货物，却已到了上行困难的枯水期。更糟的是，塞满全市的物资，引来日机大肆轰炸。最惨烈的一次空袭，引燃堆积在铁路坝机场的大批棉纱，大火连烧3昼夜。

在这绝望时刻，汉口航政局长王洸挺身而出，成功打通三峡。

绞滩奇迹

王洸原是南京政府抗日智库“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航运组长。抗战军兴，他临危受命出任汉口航政局长，一举疏通战时最重要的武汉三镇水运，可说是危机处理专家。他发现由武汉撤退的物资塞在宜昌，自告奋勇，赶到宜昌整顿塞船困局。

打通三峡水运，有两个方法。一是“打滩”，二是“绞滩”，都是旷日费时的大工程。“打滩”是以炸药爆破礁石，海关原有“川江打滩委员会”，进行大规模爆破，但炸礁只能在枯水期进行，进度十分缓慢。“绞滩”则是使用动力绞盘取代纤夫背纤，民生公司于1936年底枯水期首先使用机械绞滩，在险滩岸边立桩围堆，船只过滩时以人力套上绞缆，使用本船动力自绞上滩，俗称“土法绞滩”。

当王洸赶到宜昌时已是1938年的“秋冬之交”，他见到“江水日枯，川江滩险将一一出现”。轮船上驶，尚能土法自绞，但木船无动力，“专赖滩夫背纤，每经一滩，因水势淘涌，或风力所阻，或因滩夫不足，以致停泊滩下。少则数日，多则十余日。而背纤过滩，稍有不慎，全船生命财货，即可毁灭”。

他当机立断，决定大办机械绞滩，把木船一滩一滩绞进夔门。交通部火速成立“绞滩管理委员会”，赋予王洸建设绞滩全权，却无力拨给经费。王洸只能向邮汇局借款法币1万元，毅然扛起拯救中国工业命脉的重任。

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三峡最险在西陵，由宜昌上行33哩（61公里），就是一连三个全三峡最恐怖的鬼门关。第一关是大小崆岭滩，当地文史记载：“大石横截，三石联珠，水石相激，奔瀑峻急。舟船行驶左迂右避，稍一闪失，触石即碎。”再行6哩，到山体滑坡造成的青滩（新滩）是一连三滩：“头滩有‘赖子石’，横出江心，阻绝中流。又有‘鸡心石’罗列，由北岸占据江面十之有七，水道极窄至险；二滩有‘天平石’，乱石交错。有‘豆子石’，突出江面，游水为沸；三滩‘上游石’，多逼成泡漩，水涸石级悬绝，舟下如墬千尺。”再行11.8哩到泄溪造成的扇状大沙洲泄滩：“占河幅十之七八，江面逼窄，江心乱石如林。南岸石壁直立迤逦东下，蓑衣石与碛面对峙，逼水成漩，高浪掀滚。”

“大水畏泄，小水畏青。”泄滩是沙洲乱礁，积沙变化，激流方向不定，低水位才能看清航道，是个“中洪水险滩”。青滩是侵蚀石滩，水涨勉强可过，是“枯水险滩”。两种险滩组合的航道，沿途船只残骸累累。通过青泄，还得连闯大八斗、牛口与青竹标等险滩，才能出西陵峡。

进巫峡看十二峰，水流稍平稳，过巫山县进瞿塘峡，又得绷紧。下马滩“水落巉岩，舟人至此皆恐惧”，保子滩水涨时激流湍急。但瞿塘险滩多是老滩，千百年来打滩开航道，已经缓和许多。反而是出了夔门进入开阔川江之后，云阳县境又有清末山体滑坡造成的一串新险滩。

因此，王洸将绞滩主力摆在西陵峡与云阳段新险滩。他以不可思议的效率，在1个月之内布设了8个绞滩站。

西陵峡的大小崆岭滩，是海关“打滩”的重点目标，由1932年起连炸6个枯水期，航道基本打通。因此，绞滩站的重点摆在青滩与泄滩。青滩装置双高压蒸气绞机与3.5吋钢绳，需搭配小型发电厂等级的锅炉机，重量太大，得派配有起重机的大型轮船冒险上滩起卸。水位不稳定的泄滩更艰苦，岸基绞滩站操作困难。王洸征来缴获的日本码头船，改装成浮动绞滩站。

改造了青泄两滩，王洸继续于白洞滩、黄魔滩与号称“三朝三暮，黄牛如故”的牛口滩（黄牛滩）设立机械绞盘绞滩站。而后跳过巫峡与瞿塘峡，在云阳段江道连设3个绞盘站，打通了庙基子滩、东洋子滩与号称最新三峡第一险的兴隆滩。

1930年代的中国三峡，一队帆船正在航行。

绞滩是十分昂贵的。绞盘、滑车与钢缆绳得要耐受强大的缆索张力，工艺超出国内技术水平，只能重金进口，1万法币只够开办费。但王洸成竹在胸，他与困处宜昌的各厂洽商挪借器材，向兵工署调用动力机，再由困处宜昌无法上行的大轮船借到绞盘钢缆绳，连征带借，取得总值超过600万法币的器材。

于1938年11月至12月间迅速完工的8个绞滩站，一举打破三峡枯水期的天然禁航令。宜昌物资全速向重庆抢运，三峡成为热闹的黄金航线。自1938年底至1939年6月洪峰停航为止，短短不到半年间，施绞轮船571艘次、木船11229艘次，抢运民营厂矿物资达2.5万余吨。

王洸继续加设绞滩站，于1939年成立狐滩、下马滩、青竹标、油榨碛与冷水碛站，1940年再增宝子滩、碎石滩与白洞子等3站。如此一来，基本补齐三峡每个重点险滩的绞滩力量。在此同时，王洸大力建造木船，在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之间建造219艘“改良木船”，总载重量5172吨。

木船运量充足，绞滩又复得力。1939年长江洪峰过后，三峡继续施绞轮船687艘次，木船51197艘次，宜昌物资清运一空。而中国工业复兴的炉火，也在重庆旺盛燃起。

西部从此有工业

四川的工业，原是乏善可陈的。在1936年底，整个西部只有15家较具规模的民营工厂，大多在四川，却多是缫丝与火柴等轻工业。刘湘亲自推动工业建设，成立专责建设民营新工厂的华西兴业公司，成果非常有限。华西集团在抗战前最主要的成果华兴机器厂，主要业务是为川军造轻机枪。另一个稍有规模的天成机器厂，建厂之初业务锁定自制工作母机，希望点燃四川机械工业创业潮，却乏人问津，只好改接川军订单，修理各式枪支苟延残喘。

林继庸主持的上海工厂内迁，主要目标是在内地建立几个“新上海”，因此他严选拆迁行业的种类，重点抢救机械业与化工业。机械业自制各种机台与动力机，能创造新的工厂。而天利硝酸厂与天原电化厂等化工业，则供应酸碱等基本工业原料。这两种产业是轻工业的母鸡，可以育出无数小鸡。

到了武汉三镇，林继庸又指定拆迁150余家工厂，其中机器五金业82家、化工业9家。他补强上海迁厂时未重视的纺织业，共迁出纱厂布厂与染整厂36家。

这批精挑细选的工业力量，蕴藏着上海与武汉两处民营工业的原动力。它们只要落地生根，就能重组产业链，创造崭新产业聚落。

更重要的是，林继庸为工厂配齐了人力。他从上海带出2500余名技术工人，在武汉征集700名高学历的技术人员，再向沦陷区长期招募流落各方的技工。专业人力充沛，再搭配上海一流大厂的老板们带来的企业家精神，一把燃起四川工业创业热。重庆成为大后方工业重镇，创业热潮迅速外溢，成都与自贡出现崭新工业区，进而带动西南各省努力建工厂。

抗战前的重庆，只有不到10家工厂。抗战胜利时，重庆的工厂已增至1500余家，超越了战前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