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德助手的中国往事: 帮助建立空军,经历抗战初期的空战
2023/07/25 | 作者 祁颢 | 编辑 陈祥
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1984年6月11日,一位因中风而卧病多年的老人在家平静去世。几天后,在他的盛大葬礼上,阿拉巴马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06中队的四架RF-4C战术侦察机,以四机手指编队呼啸通过。突然,二号机向上拉起,大仰角直冲云霄,用一个经典的“失踪者队形”,向身为该中队老兵的逝者致敬。
此情此景,不由让人回想起半个世纪前,天空还属于螺旋桨式飞机的年代。他和他的教官,驾驶着简陋的P-12C双翼战斗机,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动作,顽强地向当时笼罩在军事航空圈的“轰炸机万能论”发出挑战。当个人奋斗无力抗争命运时,他不得不黯然远走中国。随着侵略战争的炮火在大洋彼岸燃起,他和昔日的教官、战友,又义无反顾地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共赴国难。
他是比利·麦克唐纳。而他的教官,乃是组建了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被誉为“飞虎将军”的克莱尔·李·陈纳德,陈纳德在中国是妇孺皆知。
小镇少年的飞翔梦
威廉·克利福德·“麦克”小麦克唐纳,昵称比利·麦克唐纳,1906年5月24日出生于阿拉巴马州普拉特市,成长于费尔菲尔德镇。母亲瓦莱丽·亨德森·麦克唐纳是一位教师,父亲威廉·C·老麦克唐纳在当地钢铁厂从事会计工作。
少年时期的麦克唐纳,展现了自己的军事爱好与运动天赋。他是小镇仅有的“鹰级童子军”成员,获得过华盛顿与李大学游泳项目奖学金,曾短暂加入霍华德学院足球队。
14岁生日那天,父母送了他一份受益终生的礼物——“飞行体验”。时隔多年,麦克唐纳依然记得很多细节:“那是一架双座双翼机,我一边穿戴飞行装备一边听飞行员介绍注意事项,驾驶舱内哪些不可触碰,在紧急情况下如何使用降落伞——说真的,一想到会用上降落伞,我就兴奋超过恐惧。”
当天在后座驾驶飞机的,是一战时服役于第94战斗机中队并取得八次空战胜利的詹姆斯·迈斯纳少校。战后,众多退役飞行员成了“江湖艺人”,他们购买廉价的战余飞机,以特技表演与搭客升空为业。而当时的乘客,亦不乏未来的航空名人。
作为小镇青年,典型的人生轨迹是追随父、兄的脚步进入当地钢铁厂或煤矿工作。但小麦克显然另有打算。20岁那年,他加入了国民警卫队第106航空侦察中队,成为一名机械兵。飞翔的梦想却未曾泯灭。1930年6月,经过层层选拔,他成为了一名陆军航空兵飞行学员。
学飞之路,并非想象中那么顺遂。在初级班受训时,他因为鼻窦感染而险遭淘汰,高级训练接近尾声之际,他又不慎顺风降落将飞机摔坏。所幸的是,教官顾及麦克唐纳平时的优秀表现,没有判他停飞。
在完成仪表飞行考试后,军方派出飞行军官对所有学员进行飞行鉴定。比利·麦克唐纳顺利通过,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飞翼徽章。负责考核他的,正是陆军航空战术学校中尉教官陈纳德。
1932年末,在好友卢克·威廉姆森的推荐下,麦克唐纳前往马克斯维尔基地航空战术学校报到。此前一年,麦克唐纳中士都在第94中队服役。受到经济大萧条和“战斗机无用论”的影响,一线部队每月飞行时间尚不足十个小时,其中还包括执行空运邮件任务。威廉姆森此刻正协助陈纳德组建陆航第一支飞行特技表演小组,后者则向麦克唐纳许诺,加入他们意味着更多的飞行时数、晋升空间与待遇。
这个被命名为“飞行秋千三人组”的表演组,拥有三架波音P-12C双翼“驱逐机”(战斗机)。陈纳德为领队长机,威廉姆森中士任一号僚机,海伍德·汉塞尔中尉任二号僚机。汉塞尔离组后,麦克唐纳接替了他的位置。
陈纳德组建这个小组的目的,是企图向航空队高层证明战斗机存在的价值。即一战时期流传的“波尔克格言”,以及空中格斗术,在1930年代依然有现实意义。
事与愿违。当“三人组”的飞机在伯明翰、亚特兰大、克利夫兰等地的航展或竞速现场编队起飞,在万余名观众的欢呼与掌声中表演急速爬升、半翻滚、螺旋滚转、殷麦曼回旋等令人叹为观止的动作,或以两机不足8英尺的间隙“相擦而过”,引发全场尖叫之时,陆航将领们依旧抱守着杜黑“战略大轰炸理论”不放。
航校方面也仅把表演组视做对外宣传项目,为了自壮声势,甚至要求麦克唐纳和威廉姆森外出表演时佩戴少尉军衔。但也有意外收获。
1935年1月,小组赴迈阿密参加年度陆军航空部队、海军航空部队竞赛,演出结束后,在场考察的中国空军中央航校副校长毛邦初,随即通过中央飞机制造厂总裁威廉·鲍莱邀三人会晤,希望他们考虑接替即将期满回国的航校美籍顾问。此时的陈纳德,与“轰炸机兄弟团”论战正酣,无暇旁顾。
他们三人在陆军的好日子,在那一年走到了尽头。麦克唐纳和威廉姆森,又一次在提拔尉官的任命中“榜上无名”,理由是他们没有军方认可的大学学历。陈纳德也被调离了航空战术学校。长期的飞行训练、教学、同僚间无休止的争吵,使得他的身体状况恶化,最终不得不停飞。
“现在,我来到了中国”
1936年冬末,陈纳德百无聊赖地躺在阿肯色陆军医院的病床上。一封贴着中国邮票的来信,带来了麦克唐纳和威廉姆森的消息,这引起了他莫大的兴趣。中国、远东,那片在吉卜林的诗中被描绘为“毛淡棉的白塔,向东眺望着大海”的神秘土地,看来是他摆脱困境的唯一机会。
麦克唐纳和威廉姆森,决意赴毛邦初之邀。他们选择在军中退役,于这年的7月11日登上了开往中国的“俄罗斯皇后”号邮轮。同行的还有机械师西比·史密斯、劳夫·沃特森,以及另外两名退役飞行员斯特林·塔图姆与约翰·霍兰德。28日,身在上海的麦克唐纳写信给父母,告之:“现在,我来到了中国!这一切如同做梦一般。”跨洋之旅还算顺利,唯一的插曲是在过境横滨时,遭到了日本官员的盘问与拍照。
麦克唐纳的梦幻之旅没有结束。他们对外以中国财政部飞机销售顾问的身份活动,因此得以入住沪上新落成的都城饭店,坦然地接受各国商团尤其是航空企业的轮番宴请。在此期间,麦克唐纳首次遇到了中国航空公司美方副董事长威廉·邦德。在灯红酒绿中度过身心愉快的两周后,他们又奔赴“夏都”庐山,晋见“财长”孔祥熙和真正的雇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8月21日,麦克唐纳终于来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加盟该校美籍顾问团。
身为飞行教官,他每月可领约490美元薪水,是陆航时期的七倍。机械教官则是350美元。美籍顾问每人配车。此外,他还和西比·史密斯分享航校家属区醒村的一栋独立别墅,可谓待遇优渥。
麦克唐纳(左起)、陈纳德、威廉姆森组成的“飞行秋千三人组”,在1935年度迈阿密航空竞赛上夺冠。
麦克唐纳通常每天6点15起床洗漱,早餐后开车去学校,上午通过随堂翻译教授四个小时地面课程,下午则来到航校机场分组指导或带飞学生,晚6点30分下班回家。而学生们回校后还需要上晚自习,填写飞行日记等。
此时在校就读的主体为第六期飞行生,六期招生时正逢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全国共计三万多名有志青年投考中央航校,最终录取四百余人。学生分两个班,六期一班留笕桥本部接受美式教育,二班前往洛阳航校接受意大利式教育。经历过半的淘汰,此时“六一”飞行生已陆续进入高级飞训阶段。麦克唐纳对他们的表现颇为满意,认为:“小伙子们展现了精湛的飞行技术与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正是航空人需要的品质。”
1936年10月12日,一班顺利毕业。麦克唐纳则被调往一个不可思议的部门——委员长侍从室飞机管理组。管理组内的种种乱象,正是国民党当局发展航空“万国牌”的缩影。
作为专司保障蒋介石、宋美龄和一众高官出行的专机部门,居然列装了三款来自不同国家但性能类似的三发客机:德制容克-52、意制SM-72、美制福特5-AT-D“大锡鹅”式。
机组人员也来自四个国度。德、意飞机,由该国派员驾驶、维护;驾驶福特机的,除了美方机组,还有徐焕昇等中国飞行员;这架机号NC432H的“大锡鹅”,原来由张学良购入,后转赠“中央”,成为蒋介石的空中座驾。麦克唐纳此前鲜有驾驶多发飞机的经验,此刻也需要执飞专机往返于南京、汉口、洛阳等地。
“西安事变”期间,奉宋美龄之命,三机先后飞抵洛阳,听候差遣。某日,麦克唐纳去图书馆翻阅英文杂志,突然被一个熟悉的名字吸引住了。文中提到,迈斯纳曾被一名叫做“埃力克·贾斯特”的德军飞行员击落。而组里的德国飞行员似乎也叫这个名字,麦克立刻跑去问他的德国同事,对方一脸得意地告诉他:“我正是那个贾斯特!”
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麦克唐纳又被调回航校,开始执教来杭复训的六期二班学生。此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总顾问乔治·伦伯格突发心脏病去世。在代理总顾问、陈纳德的老熟人罗伊·霍布鲁克,以及麦克唐纳等人极力撮合下,陈纳德终于决定以上尉身份退役,并于1937年4月1日启程前往中国。
直到情况变得更加凶险
当陈纳德乘坐的“加菲尔德总统”号邮轮在横滨港靠岸时,麦克唐纳已经等候多时了。他用假名和假身份——“迪克西姐妹”歌舞团演出经理,来自加尔各答——入境日本。相比于麦克唐纳一身借来的演出西装,黝黑、消瘦、长着一张“鹰脸”的陈纳德,显然与护照上“考察农业”的身份更符合。
两人接头后,租了一辆车,在这个“狭窄、拥挤”的岛国四处游荡。他们用小型相机将重要的工业目标、军用机场与码头等摄入镜头。陈纳德特别注意到,日本的房屋“几乎都是用木头和纸糊成的”,将会是燃烧弹绝佳的目标。
5月31日,陈纳德登陆上海,威廉姆森和霍布鲁克特意从杭州赶来。昔日的“飞行秋千三人组”,终于在地球的另一端重聚,必须以喝到烂醉的方式庆祝。
3天后,在霍布鲁克的引荐下,陈纳德首次会晤宋美龄。这位魅力十足的“第一夫人”兼中国空军实际掌门人,令陈纳德深深折服。陈纳德回忆:“从那时起,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抗战岁月。”
作为新任美籍总顾问,陈纳德的首个工作是实地调查中国空军的状况,指导整军备战。可是,面对中日空中力量的悬殊比例,留给他的时间显然太少了。
7月初,陈纳德和麦克唐纳从杭州分乘两架道格拉斯教练机,前往南昌、韶关、汉口等地考察。在洛阳附近,他们获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晚,两人被紧急召至南京最高军事会议会场。当天上午,驻上海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侵入宝山路口,与中国守军发生交火,淞沪会战拉开序幕!
会议结束,他俩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航委会,彻夜谋划空军出击方案。次日,中国空军在淞沪战场上的首战,却是截然相反的结果。
高志航大队长率领的第四大队,在杭州湾上空截击企图进犯的日本海军鹿屋航空队轰炸机群,取得击落击伤敌机六架的辉煌胜利。
另一路由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桐岗带队的21架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从广德赴吴淞口轰炸日舰,却因暴雨天气、训练不足等因素无功而返。其中六机返航时脱队未归。更为不幸的是,一架负伤迫降的诺斯罗普机误将炸弹扔到了公共租界,酿成重大平民伤亡与国际纠纷。
不过,这也从反面论证了,轰炸机在实战中并非无懈可击。
随着战事推进,南京地区的空防形势日益吃紧。麦克唐纳和威廉姆森,努力将自己的特技战术传授给中国飞行员。每当中国军机升空作战,麦克唐纳或陈纳德,则登上航委会拨交的霍克75战斗机随队出征,亲自检视作战效果。
查看这一时期麦克唐纳的飞行日记,几乎每天都有往返南京、上海、杭州、安庆的记录。9月2日,他驾驶中国空军主力霍克三型战斗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示范大角度俯冲投弹。六天后,中国空军在黄昏时分首次使用此战术轰炸日海军旗舰“出云”号,可惜依然未获战果。
进入9月,日机轰炸愈发猖狂,并从军事目标转为“无差别轰炸”。麦克唐纳在信里详细描述了9月25日敌机持续轰炸南京城内发电厂、电话局、火车站等民用设施,无处藏身的百姓惨遭荼毒的景象。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却“丢下了他的大使馆,匆忙跑去江边的美军炮艇‘吕宋’号上避难”。面对战火,许多西方人选择了撤离,包括威廉姆森。麦克唐纳则表示他将会留下,“直到情况变得更加凶险”。
中国军队没能阻挡侵略者的脚步。四个月淞沪血战期间,年轻的中国空军几乎损失殆尽,大部分殉国的飞行员都是麦克唐纳曾教过的航校六期生。12月3日,因鼻窦感染而高烧不退的麦克唐纳,被侍从室专机送到汉口医治。十天后,南京陷落。
反映陈纳德在过境日本期间侦察日方情报的漫画《虎在东京》,不过陈纳德当时并未前往东京。
漂泊岁月四海为家
南京沦陷后,武汉随之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麦克唐纳此时借住在罗亚尔·伦纳德在汉口的公寓里。伦纳德本是张学良波音247专机的飞行员,“西安事变”后,人、机被专机组接收。麦克唐纳一边休养身体,一边协助陈纳德做“国际中队”的筹备工作。回首这半年里难以想象的经历,他不时会跟身边朋友感慨:“看吧,这都发生了什么啊?!”
巡弋在长江上的美国海军炮艇“帕内”号被日机炸沉的消息,几乎和南京被攻占的新闻同时传到在汉外国侨团耳中。麦克唐纳震惊之余很快意识到,他和陈纳德辛苦搜集的日军资料,连同从敌机残骸上拆下的航行、武器装备,一定随船沉没了。他本打算亲自护送这批重要情报前往汉口,因为行程有变,才乘飞机离开。美国政府基于《中立法》而展现的暧昧态度,更惹得麦克唐纳在家书里牢骚连连。
“他们先攻击了英国大使(许阁森遇袭事件)和英国船只。在租界里制造各种事端。当英国人开始抗议了,他们的大使就以一句礼貌的‘我很抱歉’回应,接着是对法国人……当他们发现西方世界并没有做好准备时,于是放心干上一票大的。”他写道,“不存在什么‘误击’,炮艇的天幕上画着硕大的星条旗,这就是为飞行员准备的!从战争开始,他们就有计划地袭击学校、医院和教会财产,我亲眼见过他们有多么卑鄙!”
1938年2月18日,一场举世瞩目的大空战在武汉上空展开。当日午后,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15架“九六陆攻”轰炸机,在新锐“九六舰战”战斗机掩护下,分批从上海、南京起飞,溯江而上直扑武汉。驻汉口、孝感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所属三个中队,驾驶苏制E-15、E-16战机紧急升空截击。
当时身在王家墩机场的麦克唐纳,目睹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战斗。第二天,他写信给家乡的朋友们讲述见闻:“中午时分,十五架双发轰炸机从东面约一万英尺的高度来袭,中国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爬升等待时机,突然间银色单翼战斗机从高空呼啸着俯冲下来,双方随即开始‘狗斗’,上下追逐、占位、攻击,起先一架中国飞机中弹坠落,接着是一架日机化成了火球,不久另一架中国飞机被击中,飞行员跳伞,又一架日机遭到射击……在最初的五分钟内,就有四架飞机被击落……敌人的轰炸机随后飞临机场,高射炮齐齐开火了,敌机在高射炮弹炸开的气浪中摇摇晃晃地投弹、逃走,才十几分钟,天空就恢复了平静。”
此役,双方带队长机——日本海军王牌飞行员金子隆司大尉、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桂丹上尉均阵亡。中方以牺牲5员、负伤1员的代价,取得了击落敌机12架的重大胜利。麦克唐纳在信里也不禁为中国飞行员们欢呼:“谁说中国飞行员不会空战的?那些参战的日本军人估计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淡忘这一切。”
1个月后,麦克唐纳奉调昆明。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当地住房严重紧缺。他和笕桥时期的室友史密斯,先在一所医院的招待所暂住,后才租到了一处带卧室、卫浴的房子。身处内陆,意味着通信距离的延长。他寄回家乡的信,需要先经滇越铁路运到河内,再转往香港,最后搭乘泛美航空“飞剪号”水上飞机,跨越大洋,前往美国。
麦克唐纳在昆明的主要工作,依旧是培训飞行新手。中央航校从杭州撤退后,一路“转进”云南,最终落地于巫家坝机场,并改名“空军军官学校”。此时受训的飞行生,大多是在随校西迁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入伍、学科教育和初级飞训,来昆明接受高级飞训。
相比早期毕业的学长,他们缺乏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完成学业。各类飞行事故的频发,常令麦克唐纳感到深深挫败。不过他始终认为:“即使情况看起来很黑暗,我还是记得比这更黑暗的,或许乌云中就会闪现一丝光明。”
相对于上海、杭州时期,麦克唐纳在昆明的岁月是“平淡而枯燥”的,不过也有令人难忘的时刻。作为陈纳德外出期间的代理总顾问,他不时驾机飞往柳州、蒙自等地的训练机场,还有隐蔽于中缅边境小城雷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他从空中俯瞰西南的广袤土地,品尝闻名于世的云南美食与山珍野味。
随着西比·史密斯合同到期返回美国,当初一同来华的伙伴们已经所剩无几,比利·麦克唐纳在昆明航校工作届满两年之后,也决定“更换跑道”,从事另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面对故友亲朋热情盼望他能回国发展,他却一再表示:“在这场战争结束前,我不会离开这里。”因为,“航空人所谓的家,就是他最后放下行李的地方”。
麦克唐纳在昆明巫家坝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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