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1937年8月，军需学校学生班第8期毕业生牛瀛配上“军人魂”、挂起三等军需佐（军需少尉）紫色领章，赶到中山北路，向后方勤务部报到，等待部长点名派职。此时的南北战场烽火连天，日机天天轰炸南京，以往繁华的中山北路人烟稀少，店铺关门，触目皆是焦黑的房屋废墟。但牛瀛内心火热，总算要上战场了！

需校毕业的新晋少尉，都是不亚于“北清复交”的尖子生。他们在校只有三年，却是文理兼通的学霸。在“经理学程”本务之外，还得接受艰深广博的大学文理浓缩课程：理科学到“应用化学”与“建筑工学”，文科遍读“政治”“经济”“财政”“统计”与“会计”等专业学科，数学算到微分，法律通读民刑商与国际法，外文兼学英法日德4国语言，军事学科达到陆军官校程度。

青灯黄卷苦读之外，他们还得上操场：马术学到袭步，战技学到劈刺，体育练到游泳，还要苦练“单刀”“双刀”与“三才剑”。行有余力，他们再加上50小时管理学课程，研习当时还是全球尖端时尚的“科学管理”。

大费周章练出文武全才的学霸，是为了推动“军需独立”。军政部于1930年代积极出手，要将主官以私人控制军需的陋习一举革除。因此，需校学生必须学兼文理与军事，才能胜任各种领域的军需业务；必须练成过硬的体能战技，才能使粗犷的部队主官服气。更重要的是，他们操守清廉、骨气耿直，才能热情推动改革，实现军需独立。

八期学生班原定于1938年1月举行毕业考试。抗战军兴，全体学生提前半年毕业，直接上战场。三年磨一剑，学生们急切期待后勤部长俞飞鹏训话，好奇将到何处工作。

俞部长准时到场。此时南北战场的后勤供应，由他一人主持，桌上摆着全国抗战态势图，墙上挂着全国铁路逐月军运成果分析表。他无暇长篇大论，只是匆匆点名，而后简短宣布：需校学生班本届毕业生，全部出任“押运员”，为南北战场的紧急军运押货。

俞飞鹏派学霸押车，是有苦衷的。南京政府于1935年成立“警卫执行部”，秘密筹备对日作战。俞飞鹏兼任警执部第2组组长，策划抗日后勤动员长达两年。制度虽已缜密，却来不及改变各界贪腐积习。只有以初入社会的纯洁青年担任押车任务，才能确保前线急需的粮秣弹药能十足送到前线。

押运员的第一要求是清廉。牛瀛自信绝不贪赃枉法，只是一上前线，社会就为他补了一门大课。牛瀛慨然发现，只有贪赃枉法，才能勉强自保。4年后，牛瀛于《陆军经理杂志》撰文，记录抗战年代造假无罪、舞弊有理的奇异世道。

1938年，上了伪装措施的卡车，卡车是后勤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轻松的押运任务

牛瀛的第一个任务，是押船到长江米市芜湖接运军米，水运浦口，转装火车，补给北战场的保定前线。这是一个轻松任务。经过两年准备，抗日动员的后勤制度规模宏举，政府各部门都能放下本位主义，做到军事第一。

往返南京芜湖的运粮船，由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征派；芜湖军米由军政部、财政部与审计部共同派员采购；军粮运到浦口转装火车，由浦口车站司令部调派车辆，南京市政府组织力夫。军法当头，没有官僚懈怠的余地，一列满载20余个车皮军米的军用列车迅速编组完成，升火待发。后勤部只要派出押运员，手持“军委会货运特种护照”，就能运粮。前线兵站分监部只要办出领粮公文，就能收米。环环衔接，紧密无缝，俞飞鹏规划的后勤组织是十分完善的。

粮船一到芜湖，牛瀛就受到温暖欢迎。军米早已备好，军政部购粮数量大，米商提供免运费搬运上船的额外服务，更是给随船押货的牛瀛举办盛宴洗尘，“极尽其竭诚招待之能事”。牛瀛不需验货，不需跑机关，不需安排民夫装运。他只要点清米袋，享用盛宴，即可完成任务。

刚进社会的军需官处处警惕，对不请自来的盛情招待起了疑心。他认真追问，得知一般押运员并不自律：“往往趁搬运成千成万的米包，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忽然硬说少若干包，否则便需翻舱再点。这时米商明知重点一次，所花运费要比骗去的米价还多，由不得忍气吞声赔足此数，或者对押运人员许以若干钱财，希望他少开这一类的玩笑。”

挥别热情的芜湖米商，粮船直航浦口，搬运米袋的力夫已经在码头等候。他们的组织效率可作为“自主管理”的管理学范例：“浦口的力夫，颇有组织训练。做起事来，比较迅速而少错误。他们是以五十（人）为一班，各有一个号数。依次搬运。如果内中有一位希图偷懒，以下的各号都得停止工作，于是后一个号次，有监督前一个号次的作用，谁想少运一包也不可能。”

古来粮食重量以“市担”计算，1担100斤，正好是1个挑夫长途步行的合理挑运量。1930年代长途运输使用火车与轮船，军粮改以“大包”称重，1大包是200斤，是1个力夫于车船装卸时背米的限度。200市斤就是100公斤，由浦口码头到火车站月台距离有1里路，力夫偷懒在所难免。

但唯有前班将米袋全数叠好，背着沉重米袋的后班才能进入月台，因此后班积极监督前班，达到超高效率。“这样周而复始的搬运，每人运到十包，全数就是五百包。假使有几班人同时工作，效率更大，一列车五千大包，在两三个钟头的工夫就可搬完。”

5000大包米上了火车，这趟任务的难关只剩交涉转车。由津浦铁路浦口站到保定，需在徐州转入陇海铁路，在郑州转入平汉铁路。牛瀛在徐州站办交涉，费了点工夫。陇海路军运频繁，徐州站“非常拥挤，兼之手续也繁重，等办理完毕，已竟一夜（已经整夜）过去了”。

初出校门的牛瀛，觉得这一夜十分沉重，但这已是战争年代的最高效率。他不必塞红包托人情，只要拿出护照，老实排队，一关关填好申请单，徐州站就连夜调度，这是俞飞鹏战前部署的功效。

下一站郑州，就不大轻松了。平汉铁路漳河铁桥被洪水冲毁，大批列车堵在郑州站，“站上已经不敷停放”。平汉路局急架便桥，放行军列。列车通过便桥速度缓慢，郑州站至漳河南岸安阳丰乐镇之间铁路大塞车。区区200公里，塞了三天三夜。

战争阴影也如影随形。日军沿铁路线轰炸各大埠，牛瀛押车刚到蚌埠，就见到战争惨景：“路轨刚刚修好一条，勉强可以通车。两边被炸裂的弹坑，尚未填平。站台上货仓炸毁，货物零乱的散在四周。”他向月台人员打听，毛骨悚然。原来，这片狼藉战场正是他的同学为国尽忠之地：“昨日下午敌机来炸。当时正有一列军车停在站上，人人都往趋避，车上的押运员始终不走。结果敌机临头，躲也来不及，整个列车被炸裂，押运员也死于非命。”

这位忠勇的押运员，也是精英学霸，也有锦绣前程。他不可能以一人之力挽救列车，却坚持与车共存亡，是位英雄。只是战乱时代英雄太多，为国捐躯的押运员连个姓名都没留下来。

牛瀛感触良深。他押的军列于深夜抵达石家庄时，保定前线已经败退，列车无法北进，宿站待命。次日天明，日机凌空炸射，牛瀛想起于蚌埠牺牲同学的惨状，“赶忙逃走”。他的运气不错，“车站上被毁的车辆满处都是，幸而我的那一列车没有中弹”。

上级命令很快下来，牛瀛的军列改开焦作。宋哲元第1集团军正于豫北收容整理，急需粮食。而且由石家庄到焦作的路线转入道清路，也能减缓石家庄以南平汉路的铁运负担。第1集团军兵站分监部的仓库还算痛快，点收军米不多刁难。牛瀛取得收据，押货任务圆满完成。他挥别列车，另找交通工具回南京交差，“归途中无挂无碍，自然是一身轻”。

一般抗日将士的战争回忆到此为止，牛瀛却以反省心态，继续写出押车之旅收回扣的个人黑暗史。

收回扣才能报赔

押运员支付沿途运费，以收据返部报销。在浦口，力夫搬完货，力夫头向牛瀛领运费，开口就问：“收据上写三分七，还是四分五？”

“三分七”是每包米的搬运费，5000大包由码头搬上火车，实付法币185元。力夫头以“四分五”开收据，报销多出40元。牛瀛刚出校门，看不懂门道，傻乎乎问力夫头：“多余的钱如何办理?”力夫头扑哧一笑：“这是你们的好处啦。”

“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地位和责任，养成高尚独立的人格，廉洁清白的风气。”牛瀛回想起蒋介石训话，就斩钉截铁拒绝不义之财：“我不要这些钱，你只照三分七写来。”

力夫头紧张了。从前的收据都是四分五，若这次不照回扣价报账，“不但以往的押运员都要受罚，连我的饭碗也得打破”。话说到急处，力夫头耍起横来，你押货员不要回扣也行，力夫的运价就地涨到每包四分五，收据还是得按照四分五开。

刚出校门的年轻人，火气总是很大。牛瀛拍了桌子，破口大骂：“混账东西，你难道要逼我作假不成。倘使你不照三分七开来，我马上回到部里清查，立刻就可以打掉你的饭碗。”

见牛瀛较真，力夫头只能妥协，领了185元，老实开了张三分七的收据。牛瀛很得意，当时少尉国难饷是法币30元，他的差旅费是1日6毛钱。在蚌埠车站买只烤肥鸡，“又香又脆，非常可口”，只要2毛钱。能毅然拒绝40元回扣，证明他已有闯过社会黑暗诱惑的定力。

火车继续上路，牛瀛发现自己太天真。他虽然不要钱，制度却处处设下陷阱，要逼他自掏腰包“报赔”。在集装箱问世之前，散装货物的长途运输损耗大。中国以大运河漕运维系大一统国家，运河行船有风雨漂没之险，贪腐官员有侵盗掺杂之弊。因此，明清两朝编制“运丁”，负责押船，若有“亏短挂欠”，与船户连带负责，“令其赔补”，常赔到“倾家荡产。卖男鬻女”。俞飞鹏建立军事运输新制，却也沿袭了传统漕运报赔制度，长途军运若有损失，由押运员赔偿。

清代的“运丁”，每人领田5顷，报赔才有本钱，抗战时的押运员却以薪饷为生。1937年，芜湖米市低价米每担6至7元。1大包等于2担，损失1包，押运员就要赔出半月薪饷。

铁路线上防不胜防的偷米贼，让牛瀛惊觉报赔的危险。1930年代缺乏蓬车（闷罐车），军运使用铁皮敞车，米袋露天捆上铁皮，上覆油布遮避风雨。精明的盗贼，发明了夜间向急驰军列出手偷米的奇法。“他们用制好的铁钩，利用夜间车行上坡路较缓时，钩进油布的米包上，用力一扯，便会将油布扯一大口，将米包由口中拖出来。而车子仍在继续前进，押运人员根本无法照顾。”

盗贼作恶有限，最可怕的还是官僚黑手。牛瀛一到焦作站，就见到同学一脚踏入仓库人员的陷阱。这个学霸少尉不解人情险恶，冒失答应库员要求，在仓库交接军米。只是当地仓库距离车站5里有余，“运输工具只有牛车，每次可运十来包，一列车的米至少也得一星期的时间才能运完”。库员痛下狠手，利用这5里多的牛车转运，让牛瀛的同学赔出了全年薪饷。

“第一步先将车上的米堆到站上，砌得非常凌乱，无法点数。而运输工具，操在仓库人员手中，每日是否能尽量的运，他也无法主持。自己人手太少，要照顾到车站，就不能分身到仓库。车子一到，由车夫自行搬运，事实上每车所装数目，他无法一一查点，路途中发生走漏，责任也是他的。搬到仓库，由他们说多少便是多少。”

漫长的牛车转运长达十余天，可怜刚出校门的押运员。他回忆窘境：“寸步不敢离开，在车站上露宿风餐，备受辛劳。结果查点总数，少了三十余包。究竟是路上被人窃去，还是仓库的人捣鬼，连他自己也闹不清”。

牛瀛看得一头冷汗，强硬要求在车站交米，更放下身段巴结库员，大家“玩得很熟”，才免掉一场大难。5000大包军米在车站清点交接，少了两大包，估计遭了米贼铁钩。但仓库已经凭空得到30余大包米的米价，对两大包米不以为意，大笔一挥，给出交运足额的收据。

回到南京，牛瀛还没来得及到部销差，浦口力夫头就找上门来，“不容分说，请到一家大饭店吃饭”。酒足饭饱，力夫头拿出四分五的运费收据，苦求牛瀛收下：“这上面相差，也只有四十元。先生既不肯要，我也不敢要。现在我们已经一顿把这钱吃掉，不过为了以前的押运员作想，请先生务必做点好事。”

经过一场虚惊，牛瀛理解了押运员收回扣的必要。他的学长们也是拿薪饷的，只有敲诈米商，暗索回扣，才能应付报赔风险。于是牛瀛放下风骨，拿着藏有回扣的四分五收据，向后勤部报销。

这起回扣案的关键罪人，是出手狠毒的库员。但库员敲诈押货员，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库员也有报赔压力。

1944年，山西临汾，中国军队在搬运一个装满了东西的油桶，可见运输手段的落后。

壮丁泪与八宝饭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军力却要迎头赶上西方工业强国水平，只能毅然引进超过农业社会财力的武器装备。袁世凯练北洋六镇，换装毛瑟步枪，一杆德军淘汰的二手毛瑟套筒步枪，折扣价10两白银，足够在袁世凯的豫北老家买1亩旱田。买步枪得配弹药，1000发79枪弹进口价约为白银40两。放枪就要擦枪，一个步兵营每月擦枪需使用进口“哇司林油”1打，价银8两。

现代化部队是个无底钱坑，一个背负天价赔款的农业国家是难以支撑的。只有狠心要求官兵自掏腰包赔偿，才能逼迫弟兄们如履薄冰爱惜公物。《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记录了袁世凯亲订的报赔规定：“近来所发各营背包、洋毯、皮带、粮袋、千里镜等件，均系筹款购办，殊费经营。倘有不肯经心，致潮湿损坏者，定在全营官弁薪公项下按买价扣赔。”

若武器损毁，军马倒毙，报赔更是无情。新军步兵出操，枪放下用力稍猛，“木托伤损”，现罚白银二钱。骑兵更被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新军的军马是洋马，水土不服倒毙多，袁世凯下令马兵预先垫款，“按月缴马价一两，限十个月为止”，作为马匹倒毙的赔偿基金。

于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新军，形成专重“表面功夫”的传统。由兵器、阵营具到个人经理装备，都被报赔制度惨烈摧残，成为华而不实的花架子。

不起眼的军装，是报赔制度影响最深远的重灾区。北洋六镇官兵的个人装备账上挂着昂贵的呢子军装，却深锁仓库，只有装备检查时才拿出来对账，实际穿着常是廉价的粗布军服。到了民国初年，军费更紧绷，报赔更严格，就连打满补丁的粗布军服也列入报赔公物。穿在士兵身上的军服，成了连长的梦魇。

抗日名将郭寄峤从军之初，差点被军服逼成“逃官”。他初任连长，老排长不服气，鼓动当逃兵。一个逃兵，一套军服，北洋军规定“逃兵拐走的服装等物，都由连长负责赔偿”。 郭连长上任第一个月，“共逃走兵三十余人，只在夜间或翌日清晨，排长来报告，昨夜本排有某某上等兵、二等兵等若干人逃走，计拐走若干服装”，他只能闷声赔出30余套军服。

1930年代德式整军准备抗日，军装仍严格实行报赔制，连长继续赔军服。1930年11月颁行的《陆军服装损失赔偿规则》体恤下情，规定逃兵军装由全团长官分摊赔偿。直属连排长各赔3/10、连值日官2/10、团营长各1/10。但团营长普遍耍特权，实际追赔总是由基层连排长出钱。

当时的军装报赔价并不便宜：一顶粗布便帽0.4元、一套士兵衬衣裤1.2元、粗布单军衣裤1.3元、粗布裹腿0.3元、单布袜0.25元、布底番布（洋布）鞋0.75元。一个逃兵至少为他的直属连排长造成4.2元的赔款。若是冬季逃兵，棉外套3.8元、灰(色)军(用)夹军衣裤2.4元，一套军装相当于排长1/3个月的军饷。上了战场，行军作战辛苦，逃兵人数增加，许多连排长赔不起，只好跟着逃官。

罕有人知的是，不起眼的军服报赔，是抗战时壮丁受虐的主因之一。当时流行花钱雇人“买壮丁”。为赚钱而入伍的壮丁，总是千方百计逃跑，才能继续“卖壮丁”。就这样，逃跑壮丁身上的军服，造成沉重的报赔压力。因此，接兵部队捆绑壮丁习以为常，更无情苛扣伙食经费，抵销报赔损失。

中央军校13期毕业的王文明，在川南第15补训处当连长，带壮丁向广西行军，拨补桂南会战中伤亡惨重的野战军。一连新兵还没出川，就跑了十几个，带走十几套冬季军装。连排长实在赔不起，3个排长先后逃官，王连长坚持到底，独力完成拨兵使命，得到营长同情，向团长讲情。营长说，王连长没跑，就是最大功劳，免了一场惨烈报赔。

让牛瀛生动见识社会黑暗的仓库，也是报赔制度的受害者。抗战时，建筑经费基本停拨，无法兴建新仓库，只好征用寺庙与空屋屯放军粮。空屋征发一空后，各地粮官克难自建最便宜的草屋棚房堆放粮食。风雨霉变，虫蚀鼠耗，造成严重耗损。只要超过报销上限，仓库主官就得自掏腰包赔出来。

每月清点总是赔累不堪，仓库只好舞弊。敲诈押货员只是基本入门的舞弊手法，凭空增加粮食重量才是高手。战时“平价米”总是混杂稻壳、碎石、泥沙与老鼠屎，增加重量补足耗损，时人谑称“八宝饭”。

上下相蒙的抗战后勤

抗战打到第3年，通胀渐渐失控，牛瀛又见证了“军需独立”沦为笑话的辛酸历程。

在西北前线，军需薛毅投书抗议，军费迟迟不随物价指数上调，前线部队却得按上涨的物价花钱过日子，只好先行垫款，“一面购置，一面报备”。后方军需局却打着“军需独立”招牌，大耍官僚威风。“有时因距审核机关较远，不能履行监购手续，致购置物品价格，在列报预算时多被核减。本属公款公用，不能实报实销。据实声复，仍属无效。致使部队赔累，不得不设法挹注。”

部队要花钱买菜，弟兄们才有体力打仗。军需局却以无法“监购”为由，一纸公文批回，任性核减菜钱，被核减的垫款得由部队自行设法赔付。官僚怪状难以理喻，却是战时常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部队长放手舞弊搞钱，最解气的方式就是打公文战，利用公文反击官僚。部队领取经常费，必须编造“花名收据册”与多份“附属表”，层层报销。部队普遍拖延报销，放手吃空缺造假账，待到会计年度结尾，才一口气报出全年份收据册，粘存簿上的原始凭证务求时间久远，难以考证。支出计算书的“款、项、目、节”科目务求记载模糊，无法理解。军需局人力有限，无力及时审核，整箱册据只好原封不动，直接转呈军政部。

“整年累月册据涌来，此种大量时过境迁之凭证，在战时军情多变之下，实无法查证。”军政部会计长李邺气愤地追忆。这些赶在全年报销工作最紧张旺季涌来的大箱册据，摆明是作假。因为每份支出计算书，全部经费都是刚好花光，“每结必无余额，虽明知所报非实，究亦无可奈何”。

若是临时请款，则要较量脾气。牛瀛到航委会当军需，主办发旅费，学长热心提醒空军健儿火气大，请领旅费不容刁难，会计室多次爆发拔枪威吓军需事件。牛瀛是个聪明人，他放下核减支出的“军需独立”大权，“个个赔小心，说好话。让他报多少算多少，何尝谈得到审核二字”。

造假情有可原，舞弊振振有理。抗战是一场农业穷国对抗工业富国的不对称战争，只有非常手段，才能苦撑八年。牛瀛的亲身经历，生动诠释了复杂奇特的抗日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