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与中国军民并肩战斗，抗击日寇的外国援华航空队最知名者，莫过于被称为“飞虎队”的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以及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但中国的天空还活跃过两支规模较小的外国志愿航空队——第14“国际中队”与第41“法国”中队。

两者之中，第14“国际中队”最值得讲述，指挥这支队伍是“飞虎队之父”陈纳德首次尝试指挥多国籍航空雇佣兵作战。这支颇有江湖色彩的中队，带给他更多的是失望与挫败，但为其日后筹办组织美籍志愿大队积累了经验与教训。这段历史，标标准准地实践了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说法。

开局就遭乌龙

1937年10月的某个下午，汉口王家墩机场，机声隆隆，一派繁忙景象。淞沪战事正酣，由杭州笕桥撤来的中央航校第七期飞行生，正开展中断一月有余的飞行训练。凄厉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在场指导的教官组组长周庭芳当即将学生们赶下飞机，紧急疏散。

天边，三架双发单尾翼轰炸机，以“品”字编队向机场方向飞来。但见一个黑影从防空壕里跃出，登上一架无人值守的霍克Ⅱ战斗机，随后升空，向轰炸机队杀去。场边观战的飞行生徐华江，此时心里却泛起一丝疑惑：这批“敌机”，看着并不像日本人双发双尾的“九六陆攻”，反而很像是己方的。

空中的那位“孤勇者”，完成了爬高、占位。他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仅一个回合，领队长机就中弹冒烟，翻滚着栽入襄河。

想象中的轰炸场面并没有发生。随着警报解除，跑道头重新铺上了允许降落的白色T字符号。当一架隶属于第10中队的“萨伏亚”运输机开启降落灯，准备进场时，那架奇怪的霍克机又尾随而来，向着运输机开火。射出的串串子弹，在机场碎石跑道上激起阵阵尘土。

“那家伙是谁？他疯了吧？”目睹此幕的飞行生们惊恐万分。

终于，霍克Ⅱ落地了，驾驶它的原来是七期的彭週。彭跳下飞机，向众人叫嚷：“我打下了日本飞机！”迎接他的却是怒火中烧的航行股长，一把将他衣领拎起，狠狠扇了一记耳光，吼道：“你个混蛋！你把自己人打下来了！”

事后查明，被击落的，乃是广东空军第19中队亨克尔HE-111式轰炸机。机上周莲如副队长机组共6人，无一生还。

这是发生在汉口上空一起著名的误击事件。“主角”彭週先以“过失杀人罪”被捕下狱，延至十二期毕业。又因为案底在身，彭被从留美名单中剔除，一怒之下竟然驾机叛逃汪伪，抗战胜利后被捕枪决。

被击伤的“萨伏亚”，踉踉跄跄地落了地。机舱门打开，一个体形肥胖、面色惨白的外国人冲出来，对着机尾就是一阵大吐。

他是美国人文森特·施密特（Vincent.Schmidt），当时的年龄是40岁。一战时期，他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炮兵军官，赴欧参战。军务之余，他完成了飞行训练，成为一名军事飞行员。而在美国本土，大他5岁的轮胎厂打工人陈纳德首次投考飞行员却落选，只得退而求其次成为第90陆军师的后备军官。

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已开始转动。一战后，施密特留在法国继续飞行，过起了平时运邮包、战时运炸弹的流浪生活。陈纳德则在教官朋友的帮助下，完成了JN-4型教练机的训练课程，跨进了诞生不久的陆军航空部队。

待二人在南京初次相见时，前者依然是为了高额薪水，在全世界奔波的飞行打工仔；后者则完成了航校教官、中央航校总顾问、中国空军总顾问身份的“三级跳”，并被蒋氏夫妇尊称为“上校”。

施密特万万没想到，在中国战场首次遭遇的竟然是己方“友好射击”。而陈纳德“上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身为前特技飞行员与战术教官，陈纳德可以将战斗机拦截作战指挥得出神入化，屡屡挫败前来空袭的日本海军轰炸机队。但另一方面，他一味强调的“战斗机万能论”，常造成己方无谓损失。

甚至基层飞行员都对此愤愤不平。参谋汤卜生曾上书航空委员会，以自身经历痛陈：我空军主力霍克Ⅲ式驱逐机（战斗机），对阵敌新锐九六式舰上战斗机时，“差可一战”，但陈纳德氏“乃高唱‘驱逐机万能论’，令之任驱逐、任侦察、任轰炸”，霍克Ⅲ做侦察任务时“目的、手段两缺”，而装上炸弹架后速度更慢、机动性能更差。

鏖战数月，弱小的中国空军面临人、机损失殆尽的窘境。陈纳德不得不重新审视孔祥熙提出的那个方案：“由国民政府出钱，雇佣一批西方飞行员，速来华助战。”

一群浪子聚集中国，国际中队仓促成军

雇用外国军人，在近代中国军队里不算罕见。从晚清时期，“借师助剿”太平军的美国人华尔与英国人戈登，到北洋水师中各级“洋员”，皆名声不小。无论是怀揣着一夜暴富梦想的冒险家，抑或在本国穷困潦倒的低级军官，都渴望去大洋彼岸的中国一试身手。

进入航空时代，各路军阀为了发展“空军”，不惜一掷千金地聘请外籍顾问。就连“中央空军”，也充斥着各种洋面孔。“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各驻外使领馆开始紧急招募西方飞行员。“巴黎的中国大使馆有全权雇用飞行员。我亲自主持这件事，逐个接见应征者。他们几乎都是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共和国一派的志愿人员。”据募到施密特的顾维钧大使回忆，“我们向他们提供了各项极有吸引力的条件，工资十分可观，还有负伤乃至牺牲的各种抚恤政策。这几乎是唯一能招募到他们的方法。”

当艾温·吉本（Elwyn H.Gibbon）口中的“我们这群‘浪子’，从世界各个角落”聚集到航委会二层指挥小楼里，试图“成为这场古怪战争的一部分”时，面试官陈纳德却对他们皱起了眉头。

陈纳德回忆录里提到，当他逐一翻看这批人的履历时，发现一个“满脸长毛”的小伙子，居然有12000小时的飞行时长。陈纳德自己作为20年陆航老兵，还不到10000小时，于是示意助手比利·麦克唐纳（William“Billy”McDonald）将他带到一架轰炸机前，令其单独驾驶升空。

“这位号称‘东京轰炸手’的年轻人在机舱前愣住，支支吾吾，最后不得不承认根本没开过飞机。”按陈纳德手下情报官饶世和（Rosholt）的说法，这位名叫艾伦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一名空中射手。

由于南京地区空防形势日益吃紧，陈纳德不得不委派身在汉口的蒋介石波音247专机飞行员巴尔（Julius A.Barr），继续对应征者开展鉴定。根据巴尔递交给航委会及陈纳德的报告显示：在通过飞行测试的9人中，绝大多数只有商业飞行经历，没有受过军事训练。

不过也有例外。26岁的吉本生长于西雅图，13岁时搭乘美军首次环球飞行的“道格拉斯世界巡航者”飞机升空体验。他高中毕业后加入陆航，在获得飞行资格前已有270小时飞行经验，驾驶过波音P-12战斗机、LB-6轻型轰炸机等。退役后，吉本携妻子前往马尼拉“淘金”，并找了份开货机的工作。他和在当地认识的好友——被陈纳德评价为“意气风发的牧场飞行员”的乔治·威格尔（George H.Weigle），一并应中国政府征召，申请赴华参战。

此外，还有法国人威廉·拉·布什里（William La Bussiere），曾在西班牙内战中指挥过一支俄国飞行中队。至于没有通过鉴定者，巴尔建议直接遣返回国，“施密特却试图把他们留下来充当副驾驶或者空中射手”。

主宰人员去留大权的巴尔，自身也是只有“三脚猫功夫”。此间，恰逢中国空军订购的第二批马丁139型轰炸机运抵汉口。巴尔对这款全金属、流线型机身的新式轰炸机垂涎已久。接机后，他也不仔细研读操作说明，就要求率先试飞。

第十四“国际中队”队长文森特·施密特，此照摄于他参加冬季战争时期。

结果在降落阶段，巴尔不是飞得太低，险些撞地，就是目测过高，导致飞机飘过接地点。一次次拉起、复飞、盘旋……场边中外人士见“巴尔先生”居然也有落不了地的尴尬，都心照不宣地喝起倒彩。眼见燃油即将耗尽，巴尔不得不飞出一个陡峭的角度，以冲出跑道、撞坏机轮为代价，才将飞机停下。

1938年元旦，这支汇集了中、美、法、英、荷多国人员的“国际中队”正式成立。番号沿用第14中队，由陈纳德直接指挥。编制为中队长1名（施密特担任）、翻译官4名、队员23名（外籍飞行员7名）、机械长1名（外籍）、机械士26名、射手15名，加上各类行政人员、医官、公役、士兵等，合计118员。

为早日实现对日占区甚至日本本土的轰炸，航委会将7架新出厂的“伏尔提”V-11轻型轰炸机、2架原14中队二手“诺斯罗普”轰炸机，和3架全新的马丁139型重型轰炸机交由该队使用。

被寄予厚望的部队在寥寥战果前摆烂

1938年1月4日，日本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纠集23架“九六陆攻”轰炸机，在战斗机掩护下奔袭汉口。驻在王家墩机场的中国空军，派出7架霍克Ⅲ式、1架“菲亚特”战斗机升空拦截。

在汉口王家墩机场严重积水的跑道上起飞的“国际中队”V-11轻型轰炸机。

吉本声称当天也参与了对日机的阻击。他独自驾驶陈纳德的霍克75座机，爬升到12000英尺高空，在冬日厚重的云层上逮到了日军机队。这次是货真价实的敌机，“机翼上刺眼的‘红丸’”令他“肾上腺素急剧飙升”。

他随即掉转机头，以每小时280英里的速度向下俯冲。“高度表指针剧烈旋转，巨大的G力仿佛随时将我撕开……”眼见敌机在圆形瞄准镜里越来越大，霍克75机翼两挺7.62毫米口径机枪同时开火，日本轰炸机歪向一边，跌入云海。接着，吉本甩掉追击他的战斗机，顺利返航。

战斗结束，地面却未寻获日机残骸。中方则有3架飞机被击落，分队长宋恩儒、队员张若翼、“外员”柯白路（F.Kreuzberg）均告阵亡。继牺牲于“一·二八”事变的罗伯特·肖特之后，柯白路是又一位血洒中国天空的美国烈士。此事经《纽约时报》披露，使得“汉口进驻了西方飞行员”的传言更加甚嚣尘上。

吉本则兴高采烈地前往航委会，希望能领到属于他的1000美元“击落奖金”。航委会方面却以“现场无人目击”为由，拒绝支付。双方的合作顿时蒙上了阴影。

2月7日，这支“国际中队”首次成建制出击。上午8时45分，施密特率7架“伏尔提”，携带16枚杀伤弹，对蚌埠附近日军阵地实施轰炸。据地面指引目标的陆军第2师人员报告，此番轰炸造成5处大火。不过，1404和1411机未能顺利投弹，另有一机被日军地面火力击伤。

回到汉口后，施密特和吉本等人再次前往航委会索要作战奖金，并要求报销有关差旅费用。这支被寄予厚望的中队仅取得寥寥战果，航委会高层失望至极，驳回请求。作为回击，几天后，施密特以“天气原因”为由，拒绝执行赴安阳、汤阴等地轰炸日军军列的任务。此举令雇佣双方紧张关系再次升级。

2月23日上午11时许，10架涂着中国机徽、蓝白识别纹的轰炸机，首次出现在台北上空，大举轰炸日本海军航空队松山基地。机队炸毁敌机12架，以及机库、营房、油库等设施。松山基地顿时陷入瘫痪。

中国空军主动出击台北的消息，立刻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对彼时愈发黯淡的抗战前途亦是巨大鼓舞。中外媒体纷纷猜测，是谁带队实施了这次“越洋突袭”？不久，一家香港报纸报道，这位英雄乃是正在汉口指挥“外员志愿队”的施密特。

面对从天而降的赞誉，施密特本人坦然接受了，默默无闻的他转眼间成了各大报刊竞相追逐的“宠儿”。在记者们的妙笔下，施密特的家乡从宾夕法尼亚州麦基史波特镇变成了纽约市。他被塑造成所谓“西班牙内战期间击落过17架敌机”的“最具声望之美国老飞行家”，指挥着一群英制“格罗斯特”轰炸机，悄悄把敌人基地炸了个底朝天。而这位飞天大侠的下个目标，则是“把炸弹扔进东京的皇宫。”

事实上，奇袭松山是由驻防在汉口的另一支外国援华航空队——苏联空军志愿队完成的。当天是苏联“红军节”。施密特和他的手下，次日才出动，目标是平汉铁路上的新乡车站与机场。此役，6架“伏尔提”和1架“诺斯罗普”，以“单机连续投弹”，轰炸、扫射了新乡车站与机场。施密特称：“敌机虽未见起火，想必已受伤。”

出击新乡后，“国际中队”彻底开始“摆烂”，以各种理由拒绝出动。外籍飞行员每日在“垃圾街”的酒吧里厮混，甚至有人干起了倒卖军用物资的勾当。这伙人的浪荡行为，很快引来了日本间谍的关注。

为配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作战，陈纳德亲自拟定了一个轰炸山东日军的计划，结果却先迎来了日本人的报复。日军飞机将炸弹扔向了“国际中队”的机库，数架“伏尔提”和一架尚未出击过的“马丁”被炸毁。此事，促使航委会下决心将这群惹事的外国佬解雇。

夺回被老外把持的轰炸机，解散国际中队

眼看战火日渐逼近武汉，航委会决定加快实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计划。可惜，剩余两架马丁139轰炸机把持在这伙外国人手里。一位空军军官主动请缨，要夺回这仅存的“国宝级”轰炸机。

3月16日这天，机场内防空警报大作。吉本和另一名“外员”詹姆斯·艾里森（James W.M.Alison）奉命将两架马丁机飞往成都疏散。起飞前，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要求搭便机赴蓉。吉本见来者身穿长袍，没有配枪，持有蒋介石专机机组证件，遂同意他登机。

抵达成都凤凰山机场，刚入住招待所，吉本二人就被卫兵扣住。此时，换了一身戎装的徐焕昇出现在他们面前，宣布自己乃是新任命的第14中队队长。两个老外顿时怒不可遏，吉本甚至拔出配枪向徐焕昇连开数枪。

徐在卫兵的保护下脱身，随后用英文起草了一封“逐客令”交给二人：“你们将搭乘欧亚航空公司班机，于两天后返回汉口。那里有新的任务等待着你们，而马丁轰炸机则由本人负责接管。这个命令由汉口航委会下达……我个人非常钦佩各位，你们协助我国抗战。希望你们不要掏手枪动粗，因为那有违你们善良的本意。”

航委会方面也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宣布单方面和该队所有外籍人员解约，限对方于一周内由香港离境，并派员接收剩余飞机。

徐焕昇、佟彦博、梅元白三个机组则留在凤凰山机场，利用两机秘密进行长途飞行训练。5月19日深夜，徐焕昇、佟彦博机组分别驾驶1403、1404号马丁轰炸机，由汉口出发，经停宁波，飞向日本九州岛。他们在九州熊本、宫崎、久留米上空，投下200万份《告日本国民书》等反战传单，并顺利返航，完成了中国空军飞机首次远征日本本土的壮举。相比杜立特机队使用B-25中型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奔袭东京，早了整整四年。

“国际中队”解散后，人员各奔东西。原队长施密特借道新加坡返回法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接受了一位日本记者的采访。面对敌方记者，施密特毫不避讳，大谈特谈中国航委会如何“恶意欠薪”。“找了各种借口，不支付奖金”，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拜“那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暗指航委会秘书长宋美龄）所赐。

反映中国空军使用马丁轰炸机远征日本的美术作品。（陈应明绘制）

结束了在中国的经历，施密特在1939年爆发的冬季战争中，又作为航空雇佣兵，加入芬兰一方，对抗汉口时期的盟友苏联。美国正式参加二战后，他在艾森豪威尔的欧洲盟军总部任中校情报官，1962年10月在巴黎去世。

吉本的回家之路却曲折许多。他携妻子于1938年4月13日在香港登上“印度皇后号”邮轮返美，该轮在横滨港停留时，吉本遭到日本警察的逮捕，被秘密关押。日本人对他实行了连续15个小时的审讯与无情的拷打，企图获取有关“国际中队”轰炸台北以及中国空军建设的情报。其妻子不得不设法联系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

最终，日本当局查实，“轰炸台北”另有其人；同时也不愿此前“帕内”号炮艇被炸而受冲击的美日关系再起波澜，决定释放吉本。他回国后加入过环球航空公司和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1942年8月19日在卡拉奇驾驶1架“伏尔提”公司的P-66战斗机时失火丧生。

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巴尔先生”与吉本的好友威格尔身上。巴尔1938年底回国后加入波音公司，次年3月18日，他作为机长执飞1架机号NX19901的波音307客机进行失速测试，不幸发生空中解体事故，机毁人亡。威格尔则加盟中央飞机制造厂，驾驶1架P-36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时坠毁遇难。

拉·布什里等法国队员，得益于中国空军刚刚引进了一批法制“地瓦丁”（Dewoitine）510式战斗机，于是前往昆明空军官校，被编入第41“法国”中队。结果，这批法国人依然不改在汉口时期作风散漫、毫无军纪的毛病。他们甚至在日机对昆明的大轰炸中，升空却不开一枪，坐观航校性能落后之霍克机与敌缠斗。该队随后亦被解散。

对于决心留在中国的陈纳德而言，指挥“国际中队”是一段不甚光彩的经历。他也意识到，在没有核心的价值观、统一战术思维、严格训练以及严明的纪律时，将一群“草莽英雄”聚集在一起显然无法形成战斗力。因此，他决定从陆、海军现役飞行员中挑选未来的志愿队成员。这一次，他取得了成功。

巧合的是，陈纳德最终彻底打垮日军的，也是一支以14作为番号的第14航空队。担任该队前线指挥官的，同样是一位“文森特”（Clinton D.Vincent）。当第14航空队投入作战时，敌我态势已发生重大逆转。此后，在中国的空中鲜有日本飞机的身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