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一个内战与政变频发的区域，至今没有平息的明确迹象。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在《最底层的十亿人》中，剖析了内战风险的原因。他提出重点不在于政治压迫、族裔仇恨或收入不平等，而在于经济增长。

吊诡的是，最需要生产资料的非洲有着全球最高的资本外逃率。改变的关键，是提高国家信誉。这需要持续长期的和平与改革，不是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就能解决的。

冲突陷阱：发展才能带来和平

2022年7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布了一则令人心酸的喜讯，题目是“刚果民主共和国：83名因武装冲突而失散的儿童最终与亲人团聚”。这场寻人行动从2017年持续至今，迄今为止共寻回了2000多名儿童。这些孩子中有几名来自首都附近，但大部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各省。

尽管两次内战名义上在2003年就结束了，2006年举行了民主选举，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战乱从未停歇，尤其是与卢旺达、乌干达等国接壤的东部地区。2008年，保罗·科利尔写道：“内战会留下一种遗产：有组织的杀戮。这种遗产是很难被根除的。对作奸犯科之人来说，暴力与敲诈勒索有利可图。杀戮是他们唯一知晓的谋生之道。我都有枪了，我还用去干别的事吗？”在十余年后的今天，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依然在不断为这句话提供着鲜活的证据。

科利尔在《最底层的十亿人》中，用“冲突陷阱”来描述这个常年困扰着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武装冲突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几乎没有尽头。按照科利尔团队的模型，失败国家摆脱失败状态所需的平均期望时长是59年。当然，与现象描述相比，追根溯源更加重要，尤其是戳破错觉。

《最底层的十亿人：贫穷国家为何失败？》【英】保罗·科利尔 著张羽 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9月

人们常常认为一些因素与内战冲突关系密切，甚至冠以“根本原因”的名号，但它们其实禁不起实证检验。这就是错觉。一个重要的错觉，是社会正义。反叛运动的参与者常常声称，自己举事的原因是政府对少数族群的压迫，族群和区域间收入分配不平等，或者归咎于数十年前殖民者留下的遗毒。

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军洛朗·恩孔达（Laurent Nkunda），是一名图西族人，与邻国卢旺达境内的图西族人是同胞。他参与过推翻卢旺达胡图族政权的战争，在第二次刚果内战爆发后与政府军对抗，即使在2003年停火协议签订后，他领导的队伍依然选择进入丛林打游击。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了恩孔达，他当时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虐待图西族人，他拿起武器是为了保护同胞。类似的表述不绝于耳，真真假假。即便是没有立场的局外人，也常常默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不过，科利尔说得好：“公然的不满之于一场反叛运动，如同企业形象之于企业。”换句话说，反抗压迫是叛军打出来的旗号。旗号未必是假的，但如果认为旗号是决定反叛运动是否发生、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2003年，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吉姆·费伦（Jim Fearon）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发表了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题目是“族裔、反叛与内战”。通过考察1945年至1999年之间161个国家的冲突与内战，作者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一个民族是否受到政治压迫与内战风险无关；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仇恨也与内战风险无关。与内战风险存在显著关联的因素有：贫困、政治不稳定、地形崎岖与人口众多。

当然，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与因果关系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更不意味着应该纵容作恶的政策与行为。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至少能够起到廓清的作用，避免陈词滥调阻碍真正有效的行动。

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科利尔详细分析了增大内战风险的经济条件。他认为，最重要的三个经济因素是收入低下、增长缓慢、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不平等与内战风险不相关。这乍看起来违背直觉，但有一位前非洲国家副总统的话颇有启发性。在一场会议上，科利尔问这位被政变赶下台的副总统为什么提前不做防备，副总统说：“我们掌权的时候，国家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可窃取的了。”

科利尔测算了经济增长率与内战爆发风险的关系，大体上是成一比一反比的关系：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爆发内战的风险就会降低1%。当然，反向的因果关系看上去也是合理的。没有多少公司想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地方投资，援助机构往往也会等待局势稳定后再恢复注资。于是，科利尔选择后退一步，找一个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但与内战风险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然后看它会不会提升内战爆发的可能性。他找到的因素是降雨异常。

在依赖农业且基础设施条件差的低收入国家，尤其是热带国家，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风险因素。在极端天气肆虐全球的今年，孟加拉国和缅甸城市被淹的画面频繁登上新闻。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也爆发了猛烈的洪灾，一位州长表示，全州10年的预算总额都不足以解决洪水侵蚀土地的问题。尽管降雨异常与人类活动有关，但毕竟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受内战的影响。不管武装分子有没有屠村或者攻陷总统府，该发生的洪灾和旱灾都会发生。如此一来，反向因果关系就被排除了。

经济学家将这种方法称为“工具变量法”，它不仅是一种确定因果方向的技术手段，也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确切的宏观因果方向意味着，一些西方政客常年挂在嘴边的方案可能只是刻舟求剑，比如向内战后国家的人民宣讲和平是多么重要和美好，劝说大家以礼相待，举止得体。正如科利尔所说：“在脆弱不堪的社会中……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让这个社会变得不那么脆弱，也就是要发展经济。”

资本外逃率40%的非洲

指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是一码事，提出促进增长的有效策略是另一码事，这里涉及到科利尔对世界的划分。自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惯于按照收入水平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另一个类似的说法是“南北分歧”。但专攻非洲研究多年的科利尔认为，发展中国家中最贫穷的10亿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质的区别。

正如他所说：“全球贸易的增长对亚洲来说再好不过了。但是不要指望贸易可以帮助最底层的10亿人。”这意味着，适用于“亚洲四小龙”或印度尼西亚的增长路径，未必能够复制到中非共和国、塞拉利昂或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中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资本流向。简单地说，在亚洲国家，资本是在积累和流入的，而在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的国家，资本是在耗散和流出的。

在一篇1999年的论文中，科利尔估算了到1990年为止非洲资本外逃的状况，得出的结果令人震惊。在非洲人的全部私人财富中，海外持有的比例高达40%，甚至比中东国家还要高，而东亚当时的平均资本外逃率仅为6%。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日常情况相比，连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资本外逃都只能相形见绌。对于汹涌的资本外逃，一个常见的解释是政治动荡、腐败和不利的政策环境。

这是一部分原因，但并不能解释全部。1980年代的韩国是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家，1981年至1982年爆发的张玲子事件是震动全亚洲的金融诈骗案，沉重打击了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的公众形象。张玲子是全斗焕妻子的叔父的小姨子，其丈夫李圭光是前任韩国中央情报部次长。借用这层关系，夫妇二人倒卖超额期票牟利，总额约合2.5亿美元。在舆论压力下，全斗焕暂时拘捕了李圭光，但随即给予假释。类似事件在当时的军政府统治下司空见惯，但并没有妨碍同时期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根本原因在于信誉。正如科利尔所说：“即使最不发达国家成功摆脱了政治动荡与政策环境恶劣的问题，仍然会被先入为主地视为风险地区。投资者会担心这些国家开倒车，因而拒绝向其投资。”信誉本身是一种观念或者刻板印象，但改善和维持信誉需要长期的现实努力，有时甚至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

资本是逐利的，也是关注风险的。对大规模投资的投资者来说，最严重的风险之一就是政府先宣称要实行改革，等资金到位后悍然毁约。这意味着，鉴别改革的真假是海外投资项目的必修课。从这一点出发，科利尔提出了改善信誉的关键策略：实施假改革者绝对不会推行的改革措施，比如主动归还财产和裁减公务员，尤其是在没有国际机构以撤销援助相要挟的情况下。对政变或内战胜利后上台的国家来说，领导人手下拿着枪的弟兄们一般都在等着分赃，实行这种政策无疑有着巨大的政治反弹风险。

除了资本流出以外，另一个大问题出在资本流入的行业上。事实上，不少非洲国家并不缺少资本流入，但大部分情况下不是流入制造业，而是石油、钻石、矿产等资源开采行业。经济弊病是一方面。当自然资源开采成为一个国家最方便、最主要的外汇来源时，其他创汇手段会受到挤压和萎缩，尤其是对后发国家至关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这就是所谓的“荷兰病”。

科利尔还重点强调了另一个较少受关注的因素：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社会治理的侵蚀。萨达姆等石油独裁者的故事广为人知，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式民主就是破解“资源诅咒”的万灵药。为了摆脱对中东国家的石油依赖，美国从1980年代就开始寻找和扶持实行西方制度的产油国，比如非洲的冈比亚和塞内加尔、亚洲的东帝汶、加勒比海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尽管发现了新油田，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鲜有起色。科利尔举出了一个直观的数字，在自然资源带来的盈余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于8%时，西方体制国家的增长快于独裁政权；而占比超过8%时，增长优势就消失了。

对迷信西式民主的人来说，这不啻是晴天霹雳。但结合低收入民主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结果倒也并不意外。在通常情况下，吸引选票的手段是造福于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但在缺乏多元信息渠道、社群领袖控制力强的国家，直接用来收买地头蛇，或者干脆收买选票是更快捷的竞选手段。开采资源带来的巨额收入只会持续为这种作弊行为输血，反而让良性的治理生态更难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