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海防港，1939年6月26日。3艘美国货轮鸣笛靠港，中法官员冠盖云集，见证东亚地缘战略的历史性一刻。

抗战前两年，中国在欧陆各国抢购军火。只是德国于1939年3月吞并捷克，欧陆各国备战，中国顿失军火来源。幸而，持久战拖垮了日本的国际支付力，买美国废铁付不出黄金，美商见利思迁就向中国送来秋波。中美谈定桐油易货，美国政府禁止出售军火，却准许出售中国急需的兵工材料。这3艘货轮，装载了中美桐油贷款的第一批军售物资。

这3船物资，引起各方关注。尤其是其中一批总重高达5775吨的绝密资源，更被视为抗日战争的决胜材料。军委会下令优先抢运昆明，兵工署专人坐催。日本间谍则全体动员，全力刺探中国赶运的救国物资究竟是何神物。

码头工人干得热火朝天，日谍乘机混入卸货第一线。砰的一声，一个沉重木箱被摔破，澄澄发亮的小金属件散落一地。众人看傻了眼，原来中国的救国物资只是枪弹的黄铜弹壳。

制造枪弹依靠进口“紫铜”

罕有人知的是，抗战军兴之际，中国无法真正自制步枪子弹。国内兵工厂虽有年产子弹1亿发的巨大产能，却只是来料加工。枪弹的四大部分弹头、弹壳、底火与发射药，都得依靠进口外国材料才能制造。

中国无法自制枪弹，主要卡在一种不起眼的材料——铜。

清季自强运动仿造洋枪，“枪子”的材料却越来越刁钻。1860年焚毁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使用前膛枪，以散装黑火药发射铅弹丸。1863年，苏州洋炮局迎头赶上。1年后的普丹战争却使前膛枪一夕落伍，欧美列强争相改用后膛枪，将发射药装入铜弹壳。

中兴名臣们苦苦追赶，于1876年赶上英国黑药铅弹的单响后膛枪杰作——马梯尼亨利枪。法国却在1884年推出第一代无烟火药Poudre B，1886年推出改用无烟火药的陆伯式步枪，枪弹随之提升为全金属弹药。弹壳改用韧性更佳的黄铜，弹底火帽改用薄紫铜片，铅弹头也披上紫铜皮改成“铜包铅子”弹。

这貌不出众的黄铜与紫铜，难倒了国内兵工厂。

枪弹的尺寸精细入微。一颗7.92毫米毛瑟弹，弹肩外径是11.95毫米(公差限制在-0.1毫米)。毛瑟步枪的弹膛内径，则是12.02毫米(公差+0.1毫米)。当时工业最精密单位是“丝”(0.01毫米)，人发宽约1丝。形象地说，79步枪弹与弹膛间的空隙，必须保持在7根头发的宽度。

这区区7丝空间，得经历严苛的热胀冷缩。空间稍大，铜壳于发射药高温高压爆炸时不规则胀大，就会“胀膛”，退弹壳拉柄一拉，变形的弹壳应声断在弹膛里。空间偏小，则发射药刚一燃烧，子弹尚未打出去，过度紧压的铜壳就随发射药爆炸而破裂，形成在士兵脸颊旁炸开的惨烈膛炸。因此，制造子弹必须严格讲求材料。

子弹的根本材料是纯铜，中国原以鼓风炉炼铜，不免夹入“灰分”(杂质)，含铜量高标在93%左右。19世纪欧美干式精制的标准铜，含铜率最低97%。到了1869年电解法问世，将砷与锑等杂质压到最低，含铜率达到99.95%，氧化呈淡紫色，国人称为“紫铜”。

如此纯铜才能造出密接膛线旋转的弹头、抗力充分的底火。若用铜不纯，“灰分”稍多，原应利用铜材柔软特质紧密咬合膛线的弹头容易在旋转中破裂，用于抵抗发射药炸力的底火更常脱落漏穿。

盛装发射药的弹壳以黄铜制作，底料更得严选紫铜。黄铜是铜锌合金，中国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炼黄铜。但要维持7丝空间，黄铜成分必须稳稳抓在铜七锌三。只是锌的沸点低，冶炼稍不精细就要气化。锌含量稍降，铜片于辗压后的退火阶段发生奥氏体晶粒粗大，造成“过烧”，延伸率不到55%，破断界(断裂强度)低于31.5公斤/平方毫米。黄铜片上冲压机引长或轧片时，“夹灰”部分拉长一线，造成应力弱点，射击时弹壳就会沿线中断裂腹。

然而，电解铜厂的造价十分昂贵。在1860年至1890年间，步枪由前膛枪、后膛枪飞跃至无烟火药五响枪，每次飞跃，中兴名臣们辛苦建立的整套兵工生产线就得报废重来。李鸿章于1878年感慨道，追赶洋枪洋弹的每一步，都是“费款数十余万，用心十余年”的工业跃进，30年内一次又一次重来，实在吃不消。

于是，清廷舍弃了最昂贵的材料基本工业。清末最大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不办电解铜厂，只有“铸铜铁厂”，购入洋料冶炼黄铜。一片江南局自炼黄铜板，用料是英国“新紫铜”35.3磅、德国“富恩罗白铅”(锌)21.3磅3两（英制，盎司）、碎黄铜43.5磅。洋行若停供紫铜白铅，江南局年产各种枪弹1200万颗的生产线就得停线。

黄铜与紫铜，只是材料危机的破题。1890年代，枪弹再升级，将弹头铅心外的紫铜“披甲”改为镍铜锌合金之“白铜”，若不用昂贵白铜，至少也得升级为“镀镍软钢”。江南局索性直接向德国购买已经“舂过初步”(第一次冲压成型)的弹头“钢盂”。

进口钢盂“配料得宜，火候恰好，舂时不致破裂，镀镍尤为得法”，而且洋行提供优厚回扣，进口钢盂因此大受欢迎。汉阳造步枪立即跟进，圆弹采用进口钢盂，订单放给禅臣、瑞生与瑞记等洋行竞价，比较价格与回扣，竞争十分激烈。由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枪弹钢盂料”的供应商每年换一家。

荒诞的是，枪弹的弹头钢只是碳钢，江南制造局本身的炼钢厂其实有能力自炼。只是滚滚回扣淹没了兵工厂主管的良知。在宣统年间，弹头、弹壳与底火材料已全部改用洋料，就连可以稳定量产的无烟发射药也要改用洋货。

依靠洋料酿成材料危机

民国元年，上海制造局(江南制造局)向陆军部提出莫名其妙的采购报告。该局向礼和洋行订购“六五无烟枪药”与“七九无烟枪药”，却又同时向德国咪吔洋行购买“碱毛硝”，向日本三井洋行购买“萨摩牌硫磺”。

上海制造局拥有庞大的“药厂”，能自制各种枪弹的无烟发射药。国产的无烟药是以废棉为材料的“硝化纤维系火药”，制程分为三步，自制率很高。第一步洗棉烘棉，药水是“纳养炭养”(碳酸钠)，土碱精制就能用；第二步硝化，河南土硝制硝酸，湘西土磺造硫酸，品质不输洋酸；只有第三步胶化用的乙醚，普遍采用日本“依脱”，是自制无烟火药的唯一罩门。

买了现成的德国无烟药，却又买德国毛硝与日本硫磺，说明沪局一手采购无烟药成品拿回扣，一手进口无烟药材料维持药厂生产，为大批职工保住饭碗。只是沪局把材料订单同样发给洋行，再拿一层回扣。

贪官污吏发了财，各大兵工厂却被洋料牢牢控制。1914年，一战爆发，洋料应声中断，全国兵工厂陷入停工危机。

北洋军的枪弹，主要来自袁世凯建立的德州兵工厂。洋料中断后，德州兵工厂于1915年向袁世凯打报告，要求饬令四川铅矿局送“青铅样”，云南铅矿局“提选(白)铅样，并检送上等紫铜若干”。

“本厂造所有材料，以铜铅等项为多数，而皆购自外洋。欧战发生以后，各项均经停运。”德州兵工厂总办王亨鉴是老官僚，国难当前，却也有材料救国的志气。他疾呼：“查铅铜为制造军火要需，各厂皆购应用，为数甚巨。现值来源缺乏，提倡国货，正未可视为缓图。”

四川巡按使陈宧是袁总统亲信，办事格外用心。他不但送了青铅样品，还送了会理锌矿的白铅(锌)样品，交给德州兵工厂化验。上海制造局的炼钢厂也重振志气，再次点火，为江南局的沪造毛瑟枪弹与德州兵工厂79枪弹炼轧“七九钢盂毛钢”。只是1915年底洪宪帝制，政局大乱，材料国产化进程戛然而止。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新政府迎来回扣优厚的西原借款，川铅样品尘封仓库。1918年一战结束，洋料源源而来，曾是武器国造前锋的德州兵工厂率先腐败，臣服于奸商，甚至不惜牺牲枪弹品质。

天津名商邸玉堂，于1921年左右打进德州兵工厂。他在公定行情“九扣交款”之外，另对全厂高干提供优厚的“额外加价”，迅速结成利益联盟。他晚年回忆时仍不无自得：“(德厂)买别家的货，合用也说不合用。买我的货，不合用也说能用。德县兵工厂百分之八九十的生意都由我做。”

羊毛出在羊身上，邸玉堂能以同样价格提供更高回扣，奥妙在于专用廉价日货。据德州兵工厂1922年报告，该厂原以德国进口“华胡鲁紫铜”与“火恒罗白铅”造子弹，只有技术门槛较低的“六米里五头道撞镍钢盂”及“醋噫哒”(乙醚)是日货。邸玉堂却全改为日本劣铜劣铅。德州兵工厂是直军的主要枪弹来源，奸商与贪官赚得盆满钵满，直军却于第二次直奉战争惨败。

德州兵工厂不是孤例。北伐前夕，各大兵工厂的兵器质量普遍低落。历史悠久的上海制造局，造出来的枪弹常见铜壳中断、壳口破裂、火帽脱落与弹头炸裂等材料问题。甚至子弹头在枪膛中一旋转即开裂，造成最难堪的“铅心脱出”。

1944年，延安，一名技工在用废弹壳制造组装子弹。

对日作战务必降低洋料依存度

“一·二八”淞沪战役后，南京最高当局积极筹备对日作战。第一要务，提高兵器自制率。

汉阳兵工厂的镇厂之宝“汉造十年式山炮”，生动展现了依赖洋料的危险。十年式山炮仿造日本四一式山炮，性能到位，材料却由日本进口。“九·一八”后禁绝日货，十年式山炮用完库存的镍钢炮管，只能停产。抗日战争的正面主战场是丘陵与稻田，最得力的火炮是能克服一切地形的山炮，而中国在八年抗战之间竟连一门山炮也造不出来。

“建设新兵工厂之大方针，在谋兵器独立与材料自给。”1932年5月5日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之时，军政部正快马加鞭筹建全新兵工厂。1932年7月12日，军政部开会研拟建设新兵工厂计划，首要目标就是追求“兵器独立”，摆脱洋料。只是“兵器独立”起步之初，就被贪腐击垮。

渊源于江南制造局的上海兵工厂，原是南京当局最重要的兵工厂。北伐时，蒋介石以盟弟张群任厂长，将枪弹月产量由300万发增到600万发，北伐军才能从容过黄河。北伐完成后，厂长换为宋子文亲信郭承恩，上海厂沦入贪污深渊。

枪弹厂技士陈修和回忆道，郭承恩一心发材料财，就连固化无烟药使用的酒精也悍然改用洋货，全厂“四分之三的经费，都用在购买材料方面”。郭承恩更自营五金号，大开假发票。上海厂每月经费40万元，郭厂长一人在2年之内居然贪了上百万。

兵工署长陈仪也加入战局。他不能直接由兵工厂购料拿回扣，索性下令上海兵工厂的火药厂停工，改由兵工署出面向美国杜邦公司采购各种火药，第一单净赚回扣30万大洋。

最高当局气炸了，待“一·二八”沪战一结束，就将兵工署改组。1932年4月，陈仪下台，改由兵工专家洪中任署长。3个月后，洪署长提出新兵工厂计划书，总预算高达8000余万大洋，却沿用陈仪时期规划，引起最高当局怀疑。洪署长被骂了一顿：“中国兵工厂花了很多的钱，造不出好的东西，办厂有什么用处。”

要完成“兵工独立”，第一步必须肃贪。1933年1月，最高当局派拒收回扣的俞大维出任兵工署长。俞大维为各兵工厂选任清廉厂长，改用新式会计簿记，更引进企业化经营风气，一年间弊绝风清。南京政府所辖各厂于1932年生产各式79枪弹3870万发，在俞大维上任的1933年激增至6707万发，1936年打破1亿发。

俞大维建立的1亿发枪弹产能，是技术过硬的。兵工署延揽大批留德工程师，全面检讨兵器弹药的技术指标。步机枪弹的规格，被统一为7.9毫米“圆头”与“尖头”两种。俞大维向德国兵工署要到全套工作图样与检验规格，向德国名厂订购检验样板，重整各厂生产线，使枪弹生产达到“尺寸准确，射击时可不发生故障”。1934年，圆弹与尖弹生产已经稳定，兵工署斥资再买新工作图样与样板，筹造能打穿装甲车的s.S.重尖弹与S.m.K.钢心弹。

调整生产线的同时，俞大维全力压成本。节约标兵汉阳兵工厂，在1933年创造奇闻。汉阳造步枪使用的79圆弹造价原为每发9分，新任厂长郑家俊一出手，就将造价压到7分6厘，产量大增，成本随之再降，造价又进一步压到6分。

铲除了贪污风气，理顺了生产线，造子弹的下一步，就是要加强材料自制率。

在兵工生产突飞猛进的1935年，各厂仍依赖洋料造枪弹。1935年，金陵兵工厂月产各式79枪弹200余万发，单价也压到6分，材料却是德国钢盂、美国紫铜、德国黄铜与加拿大白铅，连酒精都选用廉价的爪哇酒精。

日本拥有强大海军，全面作战第一步必是切断中国海运线。若依靠洋料造枪弹，兵工署年产1亿发枪弹的产能，根本经不起战争的考验。

然而，冶金与化工等材料基础工业，个个都是需时十数年的巨大建设案。于1932年开始奋起直追的最高当局，却判断对日作战将于1936年爆发，建立基础工业显然来不及。但最高当局不肯认输，在俞大维成功整顿兵工署的1934年，成立资源委员会，在基础工业上豪赌一把。

炼出紫铜

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原由实业部主持。只是1932年汪精卫掌管行政院，他为人圆滑，无意整顿官风，南京政府贿声弊影，更有严重官僚习气。于是，最高当局驻节南昌行营，跳过南京实业部，运用军费直接成立全新的智囊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厘清对日作战急需的基础工业项目，进而创办资源委员会，扛起建设重任。

资委会成立于1934年春季，经费紧缺，基础工业进展迟缓。天无绝人之路，1936年，中国突然凭空建立强大的支付能力：1935年11月，法币改革，收兑白银运美出售，迅速建立了庞大的美元外汇存底；1936年，中德1亿马克合步楼协定顺畅启动，开创易货支付新模式；中国在1936年2月成功重整内外债务，发行《民国廿五年统一公债》，国际债信应声坚挺，竟于伦敦债市迎头超越日本。

有了钱，就能救国。此时正值全球大萧条，欧美大厂渴求中国的整厂输出大订单。1936年，资金到位，最高当局大注一掷，对日作战急需的各项基础工业建设案同时上马。虽然与时间赛跑的各大建设大多打了水漂，但也有少数项目柳暗花明迎来惊喜机遇。造枪弹的主要材料紫铜，就在这大注一掷间，误打误撞炼了出来。

电力炼铜厂技术门槛高，资委会原不敢列入1936年上马的优先项目，只成立“冶金研究室”，延聘旅美专家叶渚沛研发制程技术，筹设实验小厂。没想到叶渚沛功力精深，竟以一人之力，在大后方从无到有建起一座电铜厂。

电铜制程，分为“冶炼”与“电炼”两步。“冶炼”以放射性金属钯为催化剂，以“推钯法”使铜液氧化，而后去氧还原，倒入阳极模，冷却成阳极板。再将阳极板推入平结式电解池，进入第二步“电炼”。电解两周，取出导电棒，将附着于阴极的铜片剥下，就是国人渴求70年的自制紫铜。

制程说来容易，但每个制程的闯关都得有鬼斧神工的巧思。第一步“冶炼”所需的10吨炼铜炉，内装钯催化剂，是中国史上第一座放射性“反射炉”。叶渚沛直接以土产砂石砖砌反射炉，一座炉可用数个月，只有最高端的工程师才有如此胆气。第二步电解用电量大，叶渚沛只有2组3000安培直流发电机。他发挥巧思，设计两个电解池同用一根导电铜棒，“一池之阴极，与他池之阳极，置于同一铜棒上”，导电效用“堪与爱迪生三线传电式相媲美”。阴极的“始极片”，需以进口铜板制造，叶渚沛自制硬铅板取代。全厂机组耗材管件，更以国内能供应的锑铅合金自制。

1939年4月，由叶渚沛一手建立的重庆炼铜厂开始出产紫铜。只有纯铜，仍炼不出铜锌合金的黄铜。于是叶渚沛转攻纯锌，兴建炼锌厂，于3年内成功破关。

重庆炼铜厂的最大用户，是同在重庆、月产枪弹800万发的第20兵工厂。厂长陈哲生既是化学家，也是火工作业专家。他开发紫铜盂以取代进口钢盂，又修改弹壳制程，使黄铜消耗量由1万发枪弹需黄铜400公斤降为350公斤，年省黄铜480吨。

抗战时期，重庆当局于西南大后方创造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工业奇迹，重庆炼铜厂、炼锌厂与第20兵工厂，都是这部战时工业史的奇迹杰作。然而，战争限制了战时工厂的规模，重庆炼铜厂的紫铜月产量只有70吨，炼锌厂则到1942年9月才突破难关，开始出产纯锌。

中国克服了材料技术关，却无力扩张产能。抗战中期，兵工署每年需求紫铜6240吨，资委会的电线厂需求2520吨。而当时出产电铜的重庆与昆明两厂，最大年产能只有3240吨，实际可靠的年产量更只有1/10。因为川滇两省铜矿赶不及在抗战爆发前接通铁路，只能以人力挑运矿砂，各矿每年出产的粗铜只有区区300吨。

“兵工独立”闯过抗日最黑暗一刻

兵工署于1936年生产各式枪弹1.27亿发，这是战前产能巅峰。然而，抗日作战的需求远超出兵工署赶工速度。因为德械整军将轻机枪列为制式装备，使枪弹需求激增75%。据兵工署计算，对日作战以动员60个师计，年需79枪弹高达16.2亿发，约为兵工署现有产能的13倍。

战前基础工业同时上马，经费紧张，兵工署只能以“节余经费”自行扩大产能。杯水车薪，枪弹还得依赖外购。1937年8月1日，俞大维提出南北战场兵器供应计划，将79枪弹减半供应，年需求量降至8.1亿发。当时在欧洲买军火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已订购6亿发，兵工署年产1亿发，再加上已拨发到部队的弹药，预计可以打一年。俞大维疾呼，抗战是长期抗战，至少打到1938年年底，要求最高当局急令孔祥熙增购5亿发。

欧洲各国是很现实的，不愿冒着得罪日本的风险卖枪弹。蒋介石兵行险棋，命令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打出稳定必胜形象的宣传战，这才引来德国毛瑟厂、英国卜内门公司、匈牙利皇家铁路机械厂、奥地利希尔滕贝格公司接下中国的枪弹订单。比利时的FN工厂更是倾全厂之力，为中国造步枪与子弹。

抗战需求超出预期。1938年4月，兵工署提高枪弹需求预估，每年至少需要9.6亿发至12亿发步机枪弹，才能维持对日作战。重庆当局只好向苏俄购买口径不同的7.62毫米步枪与子弹，配发到后方机关部队，将79步枪弹集中到前线。

到了1939年，中国外汇见底，买不起比利时枪弹，只能停止反攻，改采守势。在此同时，日本用于购买军火材料的黄金外汇也告枯竭，被迫缩小战争规模。就这样，抗战打成耐力持久战。

兵工署咬紧牙关，一面激发国内资源潜力，一面利用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等交通线抢运兵工材料。太平洋战争爆发，陆路中断，飞越驼峰的大宗货物仍是兵工署的枪弹钢盂及无烟药。

1944年底，美方抢指挥权，收紧驼峰航线。兵工署于印度狄布鲁加堆积的急需材料达到7000吨，各兵工厂顿陷停工待料绝境。而此时日军发动“一号攻势”，战争规模超过抗战初期各大会战。豫湘桂兵败如山倒，弹药不足是主因之一。

然而，兵工署从未灰心。在最绝望的1944年，枪弹生产量达到1.36亿发。此时，兵工署已建立了完全国产的枪弹生产线：由紫铜、白铅(锌)、黄铜，到无烟药所需的硝酸、硫酸与乙醚，完全能自产。规模虽有限，却让中国挺过外援完全中断的黑暗岁月。

可以说，熬到抗战胜利的最后一发子弹，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