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1945年初夏雨夜，湘江畔挤满等待渡河的部队。夜雨越下越大，渡河点四周却是一片田野，没有民房躲雨。弟兄们默默站在泥泞田埂上，顶起滂沱大雨等船。

深夜渡江的部队，是在抗日前线苦战两年半的别动军第2纵队第4支队。他们损失惨重，装备残破，奉命到后方整训。日军以炮艇封锁湘江，这支部队只好选在炮艇不出动的雨夜渡江。但部队没有帐篷，官兵没有雨衣，只能彻夜淋雨。

第3大队大队长张赣萍，于午夜抵达渡河点，只见“附近无民房，站在四面都是水田的田埂上，大雨如注”。他“站在雨水泥泞中几个钟头，眼倦已极，腰酸腿胀”，在这极度疲累时刻，命令传来，第3大队排在凌晨渡河。张大队长头一昏，“自感无法在雨水中支持到拂晓”，决定找个地方躲雨睡一觉。转了一圈，却发现附近没有民屋，只有一个“农民贮肥的大粪坑”。传统粪坑天然发酵，臭气熏天，却有一爿屋顶可以避雨，“上用茅草搭盖，三面土墙围绕”。

在这大雨之夜，一爿茅草屋顶能救命。张大队长横然占据粪坑，把农民如厕蹲立时踏脚的两块肮脏木板合并，“我就躺在屎坑板上，脚朝屎坑内，把头放在坑外边。因为疲劳过度，竟在臭气扑鼻的屎坑上面，酣睡了两三个钟头。至偷渡时间一到，揉着惺忪睡眼上船。”

帐篷及雨衣的制作其实并不困难，但军用的帐篷及雨衣别有讲究。军用帐篷必须克服各种地形与气候，材质得用沉重的帆布；军用雨衣折起随身携带，材质要柔软耐折。抗战时期部队缺骡马，难以携行笨重的帆布帐篷；国产雨衣的桐油涂层久折易裂，打背包卷在军毯里容易破损。

南京当局准备对日作战，帐篷及雨衣是新装备的重点项目。当局看中能同时解决帐篷与雨衣两种需求的德军“番布块”雨衣，却又卡在材料关，无法全军装备。因此，抗战部队普遍没有帐篷与雨衣。弟兄们遇到大雨，只能发挥精神战力，淋他个彻夜通宵。独占一个茅草顶棚的粪坑，竟成为堂堂少校大队长的两夜特权享受。

军用雨衣及帐篷不易带上战场

雨衣与帐篷都是常见的日用品，却不适合军人使用。

传统雨衣利用桐油防水，整匹棉布以熟桐油涂敷搓匀，晒干后裁成长挂形的对襟雨衣，加涂第二层桐油，缝上雨帽，下雨天就能滴水不漏。只是白布与桐油材料昂贵，手工制作更是费时费力，油雨衣因此是高档消费品。据北平市社会局1930年代工商调查记载，一件桐油雨衣要价高达大洋3元以上。

当时底层劳工的月薪，约在大洋10元上下。普罗大众穿不起“油衣”，雨天出门撑把便宜的油纸伞，冒雨干活则披蓑笠。“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竹笠与蓑衣能有效防雨，却不适合上战场。

诗情画意的绿蓑衣不能折起来，军人作战靠两条腿行军，雨衣必须与军毯一起打背包，无法使用蓑衣。昂贵的桐油雨衣表面坚硬，同样不耐折叠，若硬折卷进背包，则折痕处的桐油涂层迅速脱落，失去防水效果。若不穿雨衣，打伞上战场，则有损雨天战斗时持枪警戒的警觉心，更是不成体统。因此，军人只能闷声淋雨。

部队白天淋雨行军，身体发热，尚能抵抗寒气。但晚上睡眠时不活动，淋着雨是睡不了觉的。因此，部队可以缺雨衣，但不能缺帐篷。然而，抗日军队同样用不了帐篷。

今日国人对帐篷的印象，是露营区的消遣玩物。前置烧烤架，侧放咖啡壶，篷内铺设充气床，篷外是城市难得一见的无光害星空。但军队搭帐篷的地方是战场，不是接水通电、避风向阳的精致露营地。

军用帐篷必须正面抵抗狂风暴雨，强悍撑住没胫大雪，克服各种险恶的地形与气候，因此材质得使用笨重的帆布。抗战时一个步兵班编制14人，一组能让14条好汉避雨睡觉的班用帐篷，帆布至少50公斤，另加支架、营钉与土工器材，全重超过80公斤。

帐篷如此沉重，运输成为难题。今人开休旅车野营，把80公斤帐篷运到营地是轻而易举的。抗战时的主要运力，是人力与兽力。挑夫的积载量是30公斤，挑不动大片帆布。兽力中最便宜的驮驴，积载量只有40公斤。只有壮健昂贵的驮骡，标准驮载量85公斤，才能驮起一组班用帐篷。

所以，只有兽力运力充足的部队，才用得起帐篷。横扫欧亚的蒙古骑兵，以骆驼为运输载具，带着蒙古包行军，战士晚上一觉好眠，才有力气建立四大汗国。北洋军的师辎重营编制三驾骡马辎重车72辆，运输“大行李”，部队才能搭帆布帐篷露营。然而，抗日战场远离骡马产区，辎重营的运输载具是扁担绳索，挑不动笨重的帆布帐篷。

因此，抗战将士普遍不搭帐篷。若要让弟兄们在大雨夜睡个好觉，只能强占民房，不但引起无限军民纷争，睡起来也不舒服。民房不是营舍，床位不足。老军需晏忠士回忆了部队住民房之苦：“因位置不敷分配，夜间只好一部分露宿阶沿走廊或厅院各处。即有憩息位置的，也因四壁敞开，不合卫生。士兵多无床位，普通即将地面打扫干净，铺上一层稻草，再把各人随身携带的一条军毯覆盖。偶尔有一部分士兵找到几块木板或门板当作床位，但这种机会是不多的。”

只有装备帐篷，部队才能好好睡觉。蒋介石在治军作战之初，非常重视帐篷。1927年盛夏，北伐军离开民房密集的江南，向黄淮平原挺进。华北老百姓民风保守，冬天却习惯赤身裸体睡炕。部队强占民房，难免冲撞女眷，常引起红枪会抗暴。蒋介石未雨绸缪，手谕兵站总监俞飞鹏赶造足够20个师使用的“帐幕”。

次年开春，北伐军进军山东。这批帐幕如期赶制完成，理应派上用场，部队却把昂贵的帐幕堆在后方留守处。蒋介石急下手令，敦促前线军师长使用帐幕：“闻前领帐幕，皆搁积在军部师部，而未分至团连。务于接电即刻平均分配每连三至四张，免住民房。”

蒋介石手令中的帐幕，是能容纳整个步兵排的大型帐篷，重量估计在100公斤以上。北伐军缺乏大车与驮骡，行军时的主要运力是沿途雇用的“铁肩”民夫，部队实在扛不动，只好把崭新的帐幕堆在留守处。

谈起“帐幕”，晏忠士一肚子火。军需署努力筹款，为部队装备帐幕，但运力不足的部队总是不把帐幕带上战场。他埋怨：“帐幕，过去军需署曾经发给各部队，因为携带麻烦，各部队多不愿用，所以很少有携带帐幕行军的部队。”

桐油雨衣易毁坏，帆布帐幕太沉重。要让部队确实免于淋雨之苦，只能重新设计不会破损的雨衣、轻便易携的帐篷。

著名的抗日部队淋雨行军老照片。大部分官兵直接淋雨，只有少数人打伞。图中的挑夫行李队，在雨中举步维艰。一旁监护的枪兵则未遵守大雨中枪口向下的规定，任由雨水流入枪管侵蚀枪膛。士兵已在泥泞中精疲力竭，也没精神照顾枪了。

橡皮雨衣与携带天幕

长城抗战在偏远的燕山山地作战，战场民房稀少，更远离铁路线。所以，大行李(阵营具)与小行李(弹药粮秣)全部得上肩膀，以人力扛到前线，官兵宿营是一大考验。南京最高当局出动中央军北上，首先考虑到官兵们住的问题。

1933年2月28日，中央军劲旅第2师于潼关誓师抗日，最高当局于同日颁发手令，要求弟兄们一定要努力把帐幕扛上前线，以免占住民房。军人若不扛帐幕，就得发挥革命精神，老老实实淋雨露营。“各部队如有帐幕者，则用帐幕，但帐幕需疏散，其距离不可太密，以避飞机轰炸。无帐幕者，则掘地坑或露宿。各级长官，到处应严禁士兵进入村庄。”

为了确保浴血抗日的弟兄们不必淋雨睡觉，最高当局急令军政部增发帐幕：“将现帐幕发第二师一千个、第廿五师二千个、第八十三师二千个、第四十四师一千个。此存工作器具，亦即分发于第二、第廿五、第八十三各师为要。”

帐幕虽然充足，但赶到长城战线的中央军都是徒步急行军，爬山上战场，实在无力将帐幕扛到前线。

长城抗战实力不对称，中国军队无力发动攻势，战争打成阵地保卫战。此时，雨衣比帐幕更重要。第2师的营长刘玉章，率领全营赶到南天门左侧山区，“官兵兼程急进，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刘营长督促精疲力竭的弟兄们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并亲自逐排检查。他检查完毕，已然深夜。他原本打算连夜赶回营指挥所，却再也抵不住疲累，在一个朔风凛冽的小山坡上略坐歇息，居然“不知不觉，昏昏假眠”，在北风呼啸、弹片横飞的山坡上一觉到天亮。

这天若下雨，虚脱熟睡的刘营长即使不冻死，也只剩半条命。这时，他若有一件能防风挡雨的贴身雨衣，将是何等温暖。

参谋本部总结长城抗战经验，发现前线部队并不在乎帐篷，却疾呼雨衣是必要装备。恶战古北口的第25师提出报告，指出帐篷的主要功用只是于后方村落住宿时避免占用民房，但是上前线打仗，能在散兵坑里躲雨的雨衣才是最重要的装备。

第25师代表提出了军用雨衣的梦想标准：“如使用国产油布制作带扣式雨衣，既可防雨，携带亦甚轻便，经费又廉。在宿营时，尚可数人结合，而为天幕之用。且防御时，又可用为阵地工事之伪装，是一举而数得也。”

第25师代表的想法，大概来自当时北平市场热销的军用“新式雨衣”。北平市社会局调查指出，“新式雨衣”的外形如同大衣，主要客户是军人。它不但在专门出售军装的“军衣庄”热销，就连西服庄、绸缎庄、新衣庄与各种洋广杂货庄等各种服饰布匹店也能买到，“一时风尚所趋，营业至为活跃，非旧雨衣店所能企及”。只是军人不懂纺织，误认只要使用“国产油布”，就能制作梦想雨衣。却不知北平天津市面上的油布，已不再是老式桐油布，而是洋货“橡皮布”。

橡皮布不是化纤，材质仍是棉布或绸缎，只是加了一层橡胶。欧洲大厂的制作法是将橡胶溶解，于布面涂层。英国“华脱扑罗夫防雨布”，于1920年代热销中国，打响橡皮布名号。国内厂商奋起直追，但化工基础不足，只能改走捷径，将橡胶压成薄片，直接压粘在布面上，也卖得风生水起。在1926年，国外进口防水雨布共计40.1万码、流出白银52.5万海关两。1932年，国外进口防水雨布已降至23.1万码、流出白银30万海关两。

新式橡皮布雨衣远比传统桐油雨衣耐用。调查报告分析道：“旧式雨衣其劣点，在质地粗硬，折叠易于损坏。且油气潮气太重，服之既有不快之感，且或不利于行动。”橡皮雨衣则是：“细软适体，色泽雅观，无其他不良之气味。”

只是一件欧洲原厂橡皮雨衣的价格，高达大洋10余元至30余元，相当于少尉排长整月国难饷。

国内厂商将橡胶片直接压粘在布面上，降低了售价，品质却也落到“水易透，泥易污”，橡皮雨衣的口碑大受打击。于是，精明的商人改用帆布为材料，制作军用雨衣，使价格回到3至4元水平，品质“利水易乾”，反而比容易漏水的国产橡皮雨衣耐用。

然而，一件能达到防水效果超过橡皮布的大衣式帆布雨衣，重量估计在5公斤以上，比一杆步枪还重。野战部队携帆布雨衣行军，是十分吃力的。北平市社会局调查报告记载，高薪军官常购买橡皮布雨衣，低薪士兵与不必行军的警察则爱买帆布雨衣。

国产桐油雨衣略折即坏，国产橡皮雨衣易湿透不耐泥，国产帆布雨衣则是重量惊人。对比下来，最适合军用的雨衣，仍是昂贵的进口橡皮雨衣。但军用雨衣在防水之外，还得讲求一衣多用的功能性。

同时期的日军，士兵穿着以轻盈的棉麻混纺布为底布的橡皮“携带天幕”。正方形的携带天幕表面积2.25平方米，行军由单兵携行，下雨当雨衣，露营则以麻绳穿孔，连结成各种大小的幕舍。小自单兵独宿的一人用幕舍，大至使用24个天幕与8根支柱组合的小队用38人“防寒幕舍”，都能从容组合。幕舍中间处更精心设计方形排烟口，便利士兵在帐篷中生火煮饭取暖。

要打日本人，军用雨衣的功能性就要迎头赶上日式携带天幕。1935年，陆军整理，最高当局毅然拍板，采用最新潮的德国“番布（洋布）块雨衣”。

德式番布块雨衣

“士兵个人负担量，有一定限度，以不超过(体重)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为度。其所带他项装备品已多，苟有加无已，实不堪负荷。”1936年，陆军整理处提出《陆军装备制式规定草案》，正视帆布雨衣与帐篷的重量问题，毅然改用以昂贵橡胶布制作的“德式两用雨衣”，作为抗日部队的制式雨衣。

德式两用雨衣俗称“番布块”，使用原理与日军的“携带天幕”相似，既是轻便的单兵雨衣与帐篷，也可以组合扩大。只是德军以“伍”为战斗单位，所以雨衣的天幕组合设计只有两人用与四人用这么两种。

南京当局以德式“小部队战术”建立新军制，抗日步兵以“散兵群”打仗，理想的防御阵地是班级以下的小据点群，四人用天幕恰恰符合战场需求。当局更结合实战经验，要求将德军“两用”雨衣改为“三用”，在雨衣与帐篷两种功能之外，还得当成伪装网。制式的理由说明记载道：“最后决定以德式两用雨衣，改制适合我国士兵身长尺度，另加迷彩，作为天幕雨衣，及个人伪装网之用，改名为三用式天幕，定为制式。”

轻便不漏水的“三用式天幕”，是抗日军人的梦想装备，但材料有点小问题。橡皮布必须以欧洲熔解法制造，橡胶能耐酸碱，处理橡胶的溶剂是当时化工业尖端产品二甲苯或二丁酯。中国的石化工业一片空白，纺织业不懂什么是二甲苯，只好以“有机溶液”一词形容能够熔解橡胶的神奇溶剂。其次，德式雨衣以纽扣组合，纽扣与眼圈都是铝制品。铝材以电解矾土提炼，是高耗电产业，抗战前的国内电厂撑不起制铝业。

溶剂与铝件体积不大，都能由德国进口屯货。只要握有橡胶，就能设厂自制。然而，抗日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失去了沿海主要港口，而橡胶的主产地在南洋。国内连轮胎与电线皮都成珍宝，无力扩大橡胶制品的产能。

南京当局早在抗战爆发前，就有联外交通线可能被日军封锁的警觉，因此军政部于1937年推出的国产“三用式天幕”，改用国内厂商能供应的帆布，但部队反映不佳。经常担任新装备实验尖兵的中央军校，率先装备帆布三用雨衣。抗战军兴，军校学生徒步长途行军内迁，吃足了雨衣之苦。军校14期学生毛道恪沿川湘公路由长沙走到铜梁，全长3000余公里。学生在步枪装备之外，另携带“可兼用为拼结伍、班帐篷”的“厚帆布雨衣”，装备总重量超过20公斤，“实感负荷过重”。

三用雨衣的设计，其实是十分用心的。毛道恪的同学陈起麟回忆，他那件“四件雨衣可拼成容纳四人睡卧的小账篷”的“草黄色厚帆布雨衣”，不必背在背包上，而是“右肩斜挂”。这是最省力的携行方式，却仍经不起长途行军。

真能用上德国橡皮布雨衣的部队，是战前编成的德械师。但德式雨衣在战斗时并不收在军毯里，而是张挂在阵地上当成伪装网，作战耗损十分严重。于1941年分发到第14师当排长的黄仁宇，见到堂堂王牌德械师的德国原厂番布块雨衣，已沦为废品市场货色：“德国式的番布块，可以披在肩上为雨衣，也可以各块集结起来。一面都有纽扣与扣眼，连缀之则为营帐。可是在滇南时，都好像荒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

抗战时唯一能妥善保存德国雨衣的部队，是在终年多雨的云贵川大后方值勤的宪兵。抗战时全军艰苦淋雨，宪兵也不例外。但宪兵的职责包括传达重要公文，担当不起淋湿机密文件的重责。1939年初冬，宪兵司令谷正伦努力争到一批胶布雨衣。数量有限，谷司令亲下训令，每连只发43件，一律集中保管，由值星官监督，专供雨天传达公文时穿用，平时值勤还是得继续淋雨。

抗日军队必须淋雨

抗战爆发后，重庆政府财力迅速耗竭，通胀隐隐作动。当局只能在物价大涨的年代压缩军费，部队装备一落千丈。即使是沉重的帆布雨衣，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高端享受。

于1941年担任军需的熊钟阜回忆道，当时各部队的经理军费，优先用于军服、水壶与干粮袋等不可或缺的个人装备，雨衣则沦落到“以积余经费自制”的补给线末端。战时，部队的经常费远低于物价涨势，基层连队连灯油纸张都买不起，以积余经费买雨衣只是台面话，淋雨便成为大时代军人的共同记忆。

中央军校第10期毕业的魏化灏，分发到第4师当排长。这是全军最精锐的德械师，在1936年初冬就北上绥远，抵御正向河套进逼的关东军，未能领取新式雨衣。抗战军兴，第4师急调居庸关，死守南口。惨烈保卫战刚开打，就下起大雨。王牌德械师的官兵们，也只能淋雨。

“廿六年(1937)夏天的雨，实在下的太多。我们在北大岭上一个月，断断续续就没有停过。进入北大岭的第一天，淋得最惨，从黄昏起就大雨倾盆。我们只有一顶钢盔遮雨外，别无雨具，只好坐在弹药箱上挨淋”。

戴钢盔淋雨是最苦的。钢盔的边缘是凸缘，将雨水汇流集中，至最低处的后领注入。他回忆当时的苦状：“钢盔上的雨水，自后颈流经脊背，到半夜雨停时，除了胸前和怀中抱着一个包袱还是干的外，其余完全湿透。”

半夜大雨略停，全身湿透的抗日将士开始咬牙忍受雨后冷风，冻得“遍体生凉”。魏化灏把军毯拧干，盖上取暖，雨却又下上了。他只能与战友背靠背坐着抽烟取暖，雨势越来越大，“毯子湿透了，身上也湿透了，只有闷声不响挨淋”。熬到天亮，他“实在太冷了，牙床不住的打抖”。

即使不是雨天，没有雨衣与帐篷的夜间露营一样难熬。武汉会战时于长江战线作战的老兵张晴光，回忆部队于水乡露营，即使不下雨，也得睡在水中。“因拂晓的露水很大，油布上尽是一层水珠，若是军毯透湿，人便会受到风湿之苦。地上虽然潮湿，还不及空中露水之甚。”

经历战争的老军人，晚年经常苦于风湿病。各式各样的药酒，是眷村常销货。

张晴光是小炮连连长，火炮以骡马驮载，手里握有驮骡，能以沉重的油布捆包行李。这张油布成了露营神器，“地上铺稻草再加军毯，用包行李的油布盖在身上”，雨天也能勉强入睡。

抗日战场越来越辽阔，淋雨惨状也越来越极端。1933年5月，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部队不发雨衣，只穿单薄夏服，直接向海拔3000余米的山垭战备行军，却遇到不可思议的怪天气。山下是超过30度的盛暑高温，弟兄们在泥泞中行军，全身大汗，草鞋上还拖着“几寸厚的泥”。爬上高山一阵大雨，突变为霰雹，气温直降至冰点以下。

亲历战斗的老兵关儒回忆，弟兄们“头上淋雨，脚下沾泥，体内还在流汗”，寒风冻雨骤然来袭，一坐下就起不来了。担任前卫的第36师第107团，当场冻毙300余人。团长麦劲东的报告字字血泪：“山上空气稀少，呼吸困难，手足颤抖，脸色苍白，唇呈黝黑。雨水自头部顺流而下，衣履与装备尽湿。复以气候骤降，寒冷异常，扶之稍坐休息，即倒毙路旁，惨状从未闻睹。”

中国军人从未被大雨打倒。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派飞机空投大衣与军毯，弟兄们裹着军毯，顶着雹雨，闯过高黎贡山垭口。在高山寒雹中冻垮的第107团，带头打进腾冲城。

经历过大时代的老军人，出门遇到大雨，总是抬头挺胸，稳步前行，从不仓惶躲雨。风雨生信心，今人已难体会老辈军人的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