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不是一个很起眼的国家，最近一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大概还是2020年首都贝鲁特港爆炸事件。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贝鲁特曾经是中东文化重镇，云集了各国新锐文人，似乎觉醒的新风就要从这里吹遍阿拉伯世界。但仅仅十几年之后，一场漫长的内战让贝鲁特光彩不再，“解放”与“团结”成为了过时的名词。

在1999年出版的《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一书中，黎巴嫩裔美国学者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从内部视角出发，追溯并剖析了阿拉伯复兴浪潮的兴衰历程。正如他所说：“那一代（阿拉伯知识分子）的遗产——他们那世俗倾向的政治理念、对于社会进步与现代化的期盼——已经渐渐流失了。”

觉醒的风

2022年6月，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小镇卡萨宾（Al-Qassabin）的诗人阿多尼斯（Adunis）在接受《密歇根季刊》采访时再一次提到了他的“三次出生论”，分别是他的自然出生地、他26岁移居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Beirut），以及55岁永久定居的巴黎。

在采访中，他特别提到了贝鲁特对自己的意义。“我第二次出生是在贝鲁特，我得以来到一个都市环境中，那里有许多交往，也有许多紧张。而且贝鲁特不是一座大马士革或开罗那样建成的城市，而是有一种开放项目、半成品的感觉。我真心希望它保持这种状态——一个向所有元素、潮流和方向敞开的项目。我还希望我们谈到的文化融合能留在贝鲁特，在贝鲁特扎根。”

尽管中文世界通常将阿多尼斯的国籍标记为叙利亚，但这显然并不完全。事实上，对《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中记述的大部分人物来说，出生地恰好属于的国家都只是人生旅程中的始发站，有时也是终点站，比如1982年在贝鲁特自家阳台上自杀的黎巴嫩诗人哈利勒·哈维（Khalil Hawi）。

《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民族主义、世俗化与现代中东的困境》【美】福阿德·阿贾米 著钟鹰翔 译理想国·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7月

书中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与进路，但眼光很少会固着于一隅，就像《理想国》中被绑在洞穴里的人那样。他们是为了心中的某个“世界”求索的知识分子，寻找着能够让自己和同志们自由发声的庇护所。在不同的时代，贝鲁特、大马士革、开罗都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但又每每在浪涛之下瓦解。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直面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大学之理念》中的直率表达：“大学与国家几乎总是处于紧张关系，常常爆发公开冲突。国家轻松占得上风，有消灭大学的实际能力。如果没有国家，大学便是无助的。”

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贝鲁特至少一直维持着开放的表象。即使在历经1975年开始的连年内战之后，黎巴嫩仍然是中东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今天的贝鲁特市区有200多万人口，既是黎巴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东乃至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越南胡志明市（旧名“西贡”）、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及中国哈尔滨、上海、大连等世界各地的城市共享“东方巴黎”的美誉。

但在19世纪下半叶生丝产业发展之前，贝鲁特都还只是一座小镇。通过为法国丝绸业重镇里昂提供原料，贝鲁特迅速崛起。附近山区半数以上的土地辟为桑田，连学校都会在农忙时节停课，把校舍贡献出来养蚕。贝鲁特的贸易网络西至法国南部海港马赛，东至叙利亚腹地。在丝绸贸易的带动下，贝鲁特第一次尝到了旅游业的甜头，每年都会有近万人从这里乘汽船去法国旅游。

可惜好景不长，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日本迅速成为全球生丝出口第一大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黎巴嫩的丝绸产业已经消亡殆尽。在大战爆发后，荒年与土耳其人的迫害接踵而至。

后来成为贝鲁特美国大学校长的巴亚德·道奇（Bayard Dodge），描绘了当时贝鲁特山村的惨状：“穷人为了争夺一桶垃圾大打出手，山间的不少房屋没了主人。他们都死了，房门被卸下来做成了棺材板。”

大战结束后，黎巴嫩接受法国委任统治，开始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直到1975年内战爆发。在贝鲁特从小镇成长为首都的过程中，两股风潮从东西两个方向吹来，在山麓下形成了中东地区难得的和风细雨。西风是现代化，东风是泛阿拉伯主义。

今天的贝鲁特早已难觅城墙的踪影，因为大部分城墙和城壕早在20世纪初就被拆除了。但在1866年，美国教育家丹尼尔·布利斯（Daniel Bliss）专门挑选城墙外西北角的一块临海土地，建立了贝鲁特美国大学。建校后的近百年间，这所学校一直维持着独特而超然的地位。

用阿贾米的话说，“学校的美方管理层很会把握分寸：他们传播自由的理念，但严于治校，强调服从。他们尊重‘阿拉伯的觉醒’，却又刻意回避阿拉伯诸国的政治风云。”在殖民当局与本土世俗精英的双重庇护下，贝鲁特美国大学成为了阿拉伯现代化知识分子难得的一处庇护所。

但随着1948年巴以冲突爆发，强劲的东风让贝鲁特美国大学也难以保持政治中立的传统方针。大批巴勒斯坦上层子弟来到贝鲁特，不断在校内组织游行，以至于校方在1949年警告学生不得参加政治活动，情节严重者可能会开除学籍。

到了1950年代，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先后发生军事政变，局势动荡，流亡者纷纷聚集到贝鲁特，其中就有阿多尼斯。一时间，贝鲁特俨然成为了阿拉伯文化界的新兴重镇。一股阿拉伯诗歌的新潮流也在迅速形成。

纸糊的桥

1950年代与1960年代之交，早在阿拉伯大征服之前就已经成型的传统格律诗卡西达（Qasida，又译“盖绥达”），仍然统治着黎巴嫩文坛。卡西达中的杰作，会用金水写在亚麻布上，悬挂于麦加的克尔白天房上，故名“悬诗”。

除了工整的格律以外，卡西达对内容同样有要求，开头通常是怀念在沙漠中露宿旅行的经历。以公元6世纪阿拉伯诗人乌姆鲁勒·盖斯（Imru' al-Qais）的悬诗为例，它的开头如下：“朋友们，请站住，陪我哭，同记念；忆情人，吊旧居，沙丘中，废墟前。南风、北风吹来吹去如穿梭，落沙却未能将她故居遗迹掩。此地曾追欢，不堪回首忆当年。如今遍地羚羊粪，粒粒好似胡椒丸。仿佛又回到了她们临行那一天，胶树下，我像啃苦瓜，其苦不堪言。”

无论是从意象还是情怀来看，这种诗都贴合游牧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卡西达也走出沙漠，西至西班牙，东至孟加拉，都有诗人在宫廷、集市或花园中缅怀自己可能从未见过的沙海风情。

黎巴嫩境内没有沙漠，倒是有不少高山、树林和海港。对20世纪贝鲁特的青年诗人们来说，卡西达已经僵死，成为了帮闲们的应和诗、应酬诗与应制诗。诗人纷纷以进步杂志为阵地，发表突破桎梏的新诗，发表于1957年的《桥》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作者哈维早年的人生轨迹，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批学者颇为相近。

他出生在黎巴嫩山区的一个村庄里，小时候被家里送去给鞋匠当学徒。家长是希望他掌握一门傍身之技，以后好走出山村，去欧洲乃至美国寻找更好的生活。对于故乡的生活，他的总体态度可以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但其中又蕴含着倔强与骄傲。他在年近40岁时写道，“山间的自由风气、山势的伟岸巍峨，塑造了山民的精神与体魄。淳朴的道德理想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之中。可是……为了适应山里的环境，也为了捞取政治、社会与经济上的利益，他们就得养成卑微、自利和高度投机的习性。”

20岁时，他终于走出山村，来到贝鲁特城郊做瓦工和粉刷匠，其间大量阅读黎巴嫩诗人纪伯伦（Khalil Gibran）、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和雨果、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抓住大批英军到来的机遇，攒下一笔钱。战争刚刚结束，他便开始了求学之路，从预科学校到贝鲁特美国大学，接着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第二年，《桥》诞生了。

诗人首先发出了一连串追问：“那要破坏，要复兴，要更新的人在哪里？那让孩子焕然一新，用火油与硫磺，用恶臭的脓水为他洗澡的人在哪里？那要破坏，要复兴，要更新的人在哪里？那要从奴隶的后代中缔造出雏鹰的人在哪里？那孩子毫无家长的痕迹，弃绝了父亲，弃绝了母亲。为什么我们的家一分为二？为什么海水奔流在新与旧之间？”

但紧接着，诗人将自己比作一座桥，接引新一代阿拉伯人去往新的世界，而懦弱守旧的老一辈则留在无望的故乡。与悠扬典雅的卡西达相比，《桥》不啻是一首洋溢着革命精神的战斗宣言，以焦虑苦闷始，以昂扬奋进终。

《桥》为哈维赢得了掌声，但后来有人请他公开朗读这首诗时，他却一口回绝。他说那是一座纸糊的桥，这句话体现了他人生最后几年的心理状态。黎巴嫩自古以商立国，是古代著名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故地。数千年来，无数民族、政权、宗教、军队、商队从各个方向通过这个文明的十字路口，造就了教派族群林立的格局。

这本身并不是什么要命的问题，或者致命的弱点。但在冷战的大气候与巴以冲突外溢的背景下，黎巴嫩原有的各个教派从1970年开始相继军事化。终于，全面内战于1975年爆发。为了躲避战火，哈维到美国访学了一年，但回国后发现战事愈发糜烂，就连他任教的贝鲁特美国大学都分成了巴勒斯坦难民与黎巴嫩人两派，闹得水火不容。

哈维是一个永恒的边缘人。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就读时，他就与出身优越的同学有着深深的隔阂。在内战的炼狱中，他不愿意加入内战的任何一方，却无力对战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在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的1957年，他写下了《桥》。在伊朗革命令黎巴嫩境内什叶派武装气势大盛的1979年，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这份羞耻，如此沉重，我何以独立承担？难道只有我的脸庞覆满灰尘？早间葬礼的声音，回荡在黄昏葬礼中。地平线上了无他物，只剩下黑烟滚滚。”

终于，在以色列装甲部队入侵黎巴嫩的1982年6月6日当晚，哈维开枪自尽。由于邻居们早已熟悉了夜间的枪炮声，所以哈维的尸体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