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伯克郡雷丁市的雷丁监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监狱之一。1895年5月25日，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法庭攻防战，爱尔兰著名唯美主义（aesthetic movement）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犯下有伤风化的罪行，被判处两年苦役。之后，他辗转来到这座监狱，并在雷丁服刑期间留下泣血之作《来自深渊》。

然而，这座富有历史意义的监狱如今正面临转型。2024年3月，一家由现居爱尔兰的中国商人钱宁·毕（Channing Bi）创办的非营利组织——自然教育基金会（Ziran Education Foundation），以70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雷丁监狱。

《中国时报》报道称，该基金会将利用AI技术把雷丁监狱改造成一个兼具博物馆与酒店功能的综合体。这一计划引起了公众对雷丁监狱文物保护问题的担忧。人们害怕，在此种商业的谋划中，王尔德将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消费符号。

今日雷丁监狱及雷丁镇的声名，常常与王尔德相关联。2024年5月底开始，在自然教育基金会的积极参与下，雷丁镇举办了一系列纪念王尔德的活动，包括从5月25日开始的王尔德文学散步。5月23日至6月8日，雷丁代表剧院和原创剧院亦会重演迈克尔·麦克·利亚莫尔（Micheál Mac Liammóir）基于王尔德生平创作的著名独角戏《成为奥斯卡的重要性》。这是这出戏剧多年以来首次重演。

若你沿着文学散步路线来到雷丁监狱正门口，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位世纪末英国文坛浪子的肖像。仅仅在一整块绿铁皮上镂出诸多竖条纹，肖像作者便展现出王尔德的神髓。这位作家的面容，仿佛正逐渐与囚禁他的狱栏合二为一。

雷丁监狱已于2014年初停止运行，嗣后10年，政府都在为它寻找买家。这期间，封存雷丁监狱一事已耗费大量公帑。起初，政府意欲将之改为酒店或公寓楼，但这一规划存在重大缺陷。雷丁监狱所在区域，除监狱主体建筑外，另有始建于1121年的雷丁修道院遗址。这座修道院由英王亨利一世（Henry I）敕令修建，在巅峰时期是全欧洲最大的皇家修道院。

历尽千年风蚀，修道院的墙体早已斑驳如纸浆，但它仍在此处护佑着亨利一世的遗骨。雷丁监狱本身亦是爱尔兰民族主义叙事的重要符号。1916年爱尔兰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复活节起义失败后，大量起义者被当局收押在该监狱。

商业开发与历史遗迹保护之间的两难，使得早先年间中标的地产企业不得不于2019年搁置该项目。“政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错误的建议。”雷丁市议会副主席托尼·佩奇（Tony Page）2023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他们以为他们正在处理的只是一些以前关闭过的破旧监狱，没有历史或考古意义——现在他们已经醒悟了。”

以唯美主义引领潮流

要理解为何王尔德会在人生最后5年突然戏剧性地官司缠身，我们应该稍稍回顾他的家族史。从王尔德父母那一辈开始，这个家族的成员就在寻求一种将人生艺术化的方式，而奥斯卡·王尔德正是把此种追求推向极致的那一个人。

虽然今日王尔德的声名早已盖过其父辈，但在刚刚踏上文学生涯时，他是作为威廉·王尔德（William Wilde）与简·弗斯西斯卡·埃吉尔（Jane Francesca Elgee）的次子而闻名的。

1854年王尔德呱呱坠地时，老王尔德夫妇俨然是都柏林城的名流。身为眼科与耳科医生的威廉·王尔德，不仅以医术精湛闻名，他在行医之余创作的旅游与历史类书籍亦行销海内外。威廉对爱尔兰考古、地形、人种与民俗领域的涉猎，使他得以跻身不列颠科学协会与爱尔兰皇家科学院。他是这两个学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之一。

不过，影响奥斯卡·王尔德至深的，却是他的诗人母亲简·埃吉尔。在《奥斯卡·王尔德：一部传记》中，英国历史学家马修·斯特吉斯（Matthew Sturgis）写道：“简的身高接近六英尺，身形笔挺，气势威严，她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但面容洁净，一双细眉，深色眼睛，一头黑发，喜欢穿鼓胀的带裙撑的白裙，配上飘逸的披肩，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罗马女神或罗马贵妇。”

与这外貌相称的是简的勇气，以及她在公共场域中制造轰动的能力。1851年，简29岁，便已因书写爱尔兰大饥荒的诗篇闻名。这场由土豆瘟疫引起的饥荒已绵延5年之久。英国殖民当局却秉持自由放任的治理逻辑，对近在咫尺的爱尔兰灾情不闻不问。大饥荒导致的死亡及移民潮，让爱尔兰损失了近三分之一人口。

但同时，这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反促使爱尔兰民族意识觉醒。他们作为受难的共同体而被联结在一起。在篝火旁，民谣歌手高声朗诵着“斯佩兰萨”（Speranze）的诗作《穷人的声音》《受灾的土地》《土豆的哀歌》。“斯佩兰萨”是简的笔名，取自意大利语，意为“希望”。

在遇见威廉·王尔德医生前，简曾参与“青年爱尔兰运动”。之所以涉足激进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不满于平淡的生活。简描述自己：“有着野性、叛逆、雄心勃勃的天性，我希望可以用数个帝国来满足它，尽管圣赫勒拿岛就是尽头。”1848年7月，“青年爱尔兰运动”的领袖遭逮捕，她便在《民族报》上发表匿名文章，呼唤“十万杆在天堂的光芒中闪耀的滑膛枪”。

这句话遂成为控方指控被告叛乱罪的关键证据。千钧一发之际，简找到副检察长，承认自己才是这些话的作者。这之后，人们纷纷传说，正是这位伟岸如雅典娜的女性，在法庭上站起身，高声宣布：“如果有人犯罪，我就是罪犯。”

母亲经营自身诗人形象的技巧，被王尔德发扬光大。他们都擅长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中，为自己编织神话般的光晕。只要一进入社交场，王尔德便会敛起写作时的严肃，如同一只开屏的孔雀般炫示他的妙语连珠，精致的警句耗费心神，他却要装作自己倚马可待。

马修描述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初入伦敦社交场的王尔德：“他的‘惯常装束’虽不古怪，但风格很不自然：浅色的裤子、黑色礼服外套，只系下面的几颗纽扣，让人一眼就能看见里面花色鲜艳的马甲；白色的丝质领结上夹着一枚镶嵌着紫水晶的老式别针。他下巴光光的，再加上脸色苍白，使得面容显得格外突出。这副长相既衬托出那双‘热切的大眼睛’，同时也凸显出几个浅色的大雀斑，更让他那口‘微微泛绿’的牙齿暴露无遗。”

19世纪末英国上流社会的主流服饰，是厚重紧绷的黑色大燕尾，穿着这些礼服时必须遵守一系列繁琐的规定。故王尔德这一身花哨的打扮，以当下的眼光看或许并无突兀之处，但从19世纪人的视角来说，鲜艳衣着显然颇具挑衅意味。这是王尔德有意为之。和文学一样，衣着与时尚也是王尔德表达其唯美主义趣味的手段之一。

在王尔德手中，唯美主义这一来自法国的新艺术主张，被塑造为世纪末英国艺术与文学中的流行风格之一。1882年，王尔德访美期间，就曾针对唯美主义的兴起发表过一系列演讲。

王尔德非常看重演讲呈现其活生生的思想的潜能，他的每一篇演讲都如布道般凝练。当要结束一个句子，王尔德常倾向使用洪亮的升调，这无疑加强了他讲话的感染力。当这位“英国唯美主义的伟大代表”抵达纽约，蜂拥而来的美国记者们惊讶发现，他与刻板印象中病弱的唯美主义者大相径庭。他身材健壮，说话从容不迫，语速平缓，“每逢第四个音节都要重读一下”。

1882年的美国之旅，让王尔德在大西洋两岸声名鹊起。美国对他的狂热回应，让一向习惯制造噱头的王尔德也吃了一惊。他曾在来美国的轮船上打趣道，大西洋令人失望，因为它根本不咆哮。如此无心之论，亦能迅速登上纽约报纸的头条，并引来好事者的挖苦与讽刺。观众们期待看到的，是一个来自异国的叛逆者，一个可以在品味上教化他们的文化精英。

《英国文艺复兴的兴起》是他在美国做的第一场演讲。在其中，王尔德给予了唯美主义一个清晰的轮廓。他认为唯美主义所做的工作在于促使英国艺术再次复兴，唯美主义绝非无源之水，而是英国浪漫主义与希腊古典理想的交融。拉斐尔前派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交融的可能，唯美主义者则处在他们的延长线上。

雷丁监狱里，南非艺术家玛琳·杜马斯 (Marlene Dumas)创作的王尔德肖像。监狱在2013年年底关闭，2016年举办了艺术展。

当然，这也是一次典型的王尔德式演讲。最开始，这位习惯在客厅内讲话的作家，在面对讲坛时显得有些拘谨。但他很快找回状态，开始以连珠炮般的隽语取悦观众。这些隽语往往是一些不留情面的论断，譬如：“如果你问英国公众，‘美学’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他们中十有八九的人将告诉你，这个词在法语中的意思是装模作样，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护墙板。”

王尔德在美国受到的热烈欢迎，佐证了他在应对美国海关检查时所说的话。当海关询问王尔德是否有物品需要申报，他回答：“我没有什么可以申报的，除了我的才华。”

文学明星的陨落

1895年之前，在童话、小说、戏剧、文学批评等领域，王尔德都取得重大进展。1890年7月，中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发表奠定了王尔德作为当世重要作家的地位。他的童话诸如《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等名篇，都有细密如织锦的华美语言，其叙事上的巧思至今仍吸引各年龄层的读者。

正因如此，王尔德的迅速陨落令人愕然。置身法庭之中，王尔德并非是在为所谓的“有伤风化”辩护，而是在为他的美学以及基于这美学雕刻出的全部人生辩护。

19世纪末英国中产阶级虚伪的道德观念，常常是王尔德的文字所讽刺的对象。这些道德观念就像一面哈哈镜，公诉方调用它来检视王尔德的言行，得到的只会是一个扭曲的倒影。王尔德曾说过的所有俏皮话，如今都成为指控其品行不端的证据。他在法庭上旁征博引，以柏拉图哲学为自己正名，回应他的却只是旁听席上缄默的冷眼。

由于这位爱尔兰裔唯美主义者的盛名，围绕着他的一系列审判最终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维多利亚女王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她认为王尔德之事影响恶劣，示意法官从重处罚。

正式被定罪后，核定羁押令期间，王尔德被暂时收押在老贝利法院边上的纽盖特监狱。手续完成之后，他便被塞进一辆封闭的警车，运送至本顿维尔监狱。在伦敦，人们昵称这些警车为“黑玛丽亚”，它仿佛戴着重孝的瘦削妇人，穿过北城区狭窄泥泞的街衢，一路颠簸。

监舍之外，他是远近闻名的作家，上流社会的宠儿；而到了监舍之内，他所有的个性都会被剔去，只剩下档案袋里的干瘪记录。他不再是奥斯卡·王尔德，牢房号成了他的新名字。先前的牢狱折磨，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进入本顿维尔监狱时，他已消瘦如行将燃尽的烛芯。监狱的医生认为他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于是便将其分配去捡麻絮和缝制麻袋。

入狱前的清洁程序也是必要的，只是原本私密的梳洗工作被移到无数如炬的目光之下。王尔德不得不在监狱管理人员面前赤身裸体，踏进一盆浅棕色的冷水。他的脚能感受到沉积在盆底的些许砾土，它们是之前入狱的囚犯们所留下的。砾土被搅动，王尔德用分到的一块脏布洗身，将脏布浸到冷水中，又迅速绞干它，如同绞干一段因掺杂过多谎言而浮肿的结案陈词。砾土便夹带着那些囚犯的不安，黏附在他身上。

王尔德那引人瞩目的形象，也随之大变。监狱是最不能容忍个性的地方，维多利亚时代的监狱尤其如此。彼时英国的监狱尚未经历人道主义改革，它仍是一个彻头彻尾崇尚权威与服从的规训机构，而非像现代欧洲监狱一样，将自身设想为一个辅助犯人重新融入社会的教育场所。

他标志性的长发被剃去，代之以标准化的监狱板刷头。囚服当然也毫无美感可言，粗糙的面料磨着他那早已习惯了华服的皮肤，千篇一律的条纹让他看上去像一只落单的斑马。王尔德的口才原是为上流社会的客厅而准备的，在大洋彼岸的讲坛上也同样充满魅力，到了这里，却变得像一只瘪掉的气球一样毫无意义。

本顿维尔监狱有严格的纪律，囚犯即使互相对视也会受罚，遑论交谈。这是一片语言的荒漠，到处笼罩在死寂之中，只能听到监狱工作人员在阴冷的走廊里来回踱步的声响。

写作的权利同样也被剥夺了。入狱满3个月之前，作为新人，王尔德甚至无法接触《圣经》《天路历程》之外的任何书籍。即使在这之后，他的阅读清单也会经过监狱方面吹毛求疵的审查。文学读物几乎一律被禁止阅读，王尔德偏爱的现代文学诸如法国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也和他一样犯下“有伤风化”的罪行。

购置图书的特权，是自由党议员罗伯特·霍尔丹（Robert Haldane）为王尔德争取到的，他当时任职于一个负责调查英国监狱系统性缺陷的委员会。他向王尔德承诺，自己会立刻设法帮忙置办书籍、钢笔与墨水。有了这些工具，王尔德便可以超越过往的享乐主义，将此刻的苦厄结晶为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

听到这，王尔德痛哭起来。他终于能够得到一些非小说类作品，这些书共15本，大多是宗教与历史相关的作品，包括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的《忏悔录》、蒙森（Theodor Mommsen）的五卷本《罗马史》、红衣主教纽曼（Saint John Henry Newman）的《自我辩护》、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文艺复兴》。

雷丁监狱里，关押过王尔德的囚室，早就成为文学圣地。

监狱之外的公众，对王尔德铁窗内的生活有着残忍的好奇心。1895年6月初，报纸上开始谣传王尔德已陷入疯狂。时任内政部长，后来成为首相的阿斯奎斯（H.H.Asquith）要求监狱方面调查此事。尽管狱方很快澄清真相，但逼仄的环境、枯燥的生活、每日清晨必须定时服用的溴化钾，都损害着王尔德的身心，即将到来的破产清算更令他心烦意乱。

因此，服刑半年后，王尔德被转运至条件相对较好的雷丁监狱，他将在此度过剩下的一年半刑期。

“快乐王子”的狱中书简

“这次转移发生在11月21日，结果成了王尔德牢狱生活中独一无二的耻辱体验。”美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David Ellmann）在遗作《奥斯卡·王尔德传》中写道，“一个雨天的下午，从两点到两点半，他不得不戴着手铐，穿着囚衣在克拉彭枢纽站的月台上等候。围上来一群人，先是发笑，然后开始戏弄他。有一个人认出他是奥斯卡·王尔德，向他吐口水。”

这件事中公众所显露的敌意再次刺伤了王尔德，后来他回忆道：“之后，有一年的时间，我每天都在同一个时刻哭泣起来，哭的时间就跟那次等待的时间一样长。”雷丁的新生活伊始，便蒙上阴影。

王尔德被关押在雷丁监狱三层C通道的3号牢房，得新名字——囚犯C.3.3。这所监狱规模小于本顿维尔，只能容纳约150名短期服刑的酗酒者或小偷。据斯特吉斯所言，王尔德是他们之中“唯一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罪犯”。

在之前的两座监狱中服刑时，王尔德的身心健康已然十分堪忧。如若王尔德就此病死狱中，国内国外的舆论场必是一片哗然。同情王尔德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这些声音就像不时聚拢起来的雾气，时隐时现。

在巴黎，这座唯美主义赖以发端的城市，王尔德仍然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1896年，王尔德尚在服刑，他的法语戏剧《莎乐美》却依然能在巴黎首演，并取得巨大成功。与之相对的是，由于违反英国政府不得在戏剧中表现圣经人物的禁令，《莎乐美》的英语版本直到1931年才正式登上英国戏剧舞台。

因此，把王尔德安置进雷丁，原是英国内政部为减轻其负担所做的努力。但事与愿违，即使这位作家有了比在本顿维尔更轻省的工作，他的精神状况依然迅速恶化下去。母亲的逝世更是一重毁灭性打击。当从妻子口中得知这一消息，王尔德愧疚于自己的一事无成，父母馈赠给他一个辉煌的姓氏，他却让这个姓氏蒙羞，“使它成为下贱人流传的下流笑柄⋯⋯将它拖进了泥潭”。

不过，随着J.O.纳尔逊少校（J.O.Nelson）取代H.B.艾萨克森中校（H.B. Isaacson）出任雷丁的典狱长，王尔德的处境得到很大改善。对后者，王尔德印象极差，称其为“桑葚脸的独裁者”；之于前者，王尔德则不吝赞美，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接近耶稣的人。

艾萨克森中校缺乏想象力，他蔑视王尔德的言谈。在他眼里，这些不过是胡言乱语，是精神不安分的表现。精雕细刻的语言仿佛莠草，而他要用纪律与惩罚修剪这株莠草。

纳尔逊少校则与之完全相反。内心的人道精神使他能够窥见王尔德的独特之处，并且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保护这位作家的创造力。纳尔逊少校会尽力营造出宽松的环境，每天早上，他都会花上一刻钟时间邀请王尔德与他交谈。“对我而言，这是一桩乐事。”纳尔逊表示，“王尔德无疑是我见过的最有趣、最聪明的演说家。”

1893年，王尔德与情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对方是记者、诗人。

在纳尔逊少校的帮助下，王尔德不单单有了白面包之类的物质享受，他的精神力量也借由阅读与写作开始恢复。更多更好的书籍，源源不断送入王尔德的专属图书馆。他原本冰封的心灵如今发出化冻的铮铮响声，被迫沉寂已久之后，他终于得以拾起笔，在语言洪流中捕获那些诗意的零星闪光。

王尔德笔下的快乐王子，终于还是成为了他人生的寓言。快乐王子生前享尽荣华，死后也被塑成金像，伫立在城市之中。

他那用红宝石做成的眼睛原本只为享乐而生，现在，快乐王子俯瞰整个城市，满目尽是凄惨的众生相。于是，他将身上的金叶，眼眶中的宝石悉数布施出去，任由自己变得又丑又瞎。他的自我牺牲换来的却是世人的嘲笑，人们熔掉了失去光环的快乐王子。在火焰中，只有一颗沉重的铅心留存着。

雷丁监狱之于王尔德的意义，正在于此。透过在监狱中写成的长篇书信《来自深渊》，王尔德校准着自己人生的坐标系。他的忏悔显得那么真诚且沉重，若非死亡过早降临，他或者将变得更加富有同情心，更加愿意积极地介入社会议题，一如快乐王子。我们可以看到，出狱后的王尔德，从自身经历出发，时常为监狱改革仗义执言。

他的唯美主义或许也会变得更加坚实，王尔德依然将是一个艺术至上论者，但艺术究竟又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亦必须被重新估量。对这重获新生的人来说，爱这个世界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美与艺术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将拯救世界”。“美”将让我们不再只是一座座孤岛，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青蓝色的水域在我们之间，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阻隔我们，而是用古老的汹涌沟通我们，将我们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