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史景迁: 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人
2022/01/25 | 作者 林颐 | 编辑 孙杨
相貌堂堂,总是让人心生好感的。假若是作家,读者大约对其作品也会多几分喜爱。
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 Spence)就是这样一位相貌堂堂的历史作家,长相酷似007的扮演者、著名影星肖恩·康纳利,以至于经常被路人拦下要求签名合影。乔纳森·斯宾塞还有个中文名字,叫史景迁。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辞世,享年85岁。他与孔飞力、魏斐德一起被称为“汉学三杰”,斯宾塞的著述丰厚,通俗易懂,兼具史学和文学魅力,拥有很多读者。
2004年,乔纳森·斯宾塞当选为美国史学界权威组织美国历史协会主席,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授予他美国人文学界最高荣誉“杰斐逊讲席”,评论界公认,他的大量书籍和文章“提升了西方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
明星史家
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曾说:“从群体上说,每个史家都属于某一特定的世代集团。从个体上说,每个史学家在他出成果的时期无不经历世代更迭的演变。每个人所从属的世代集团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我们思想发展的潜力产生真正的限制作用。”那么,史景迁属于哪个世代集团,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更迭演变呢?
1936年8月11日,史景迁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中产家庭。因钟情于中国古代文明,史景迁1959年自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即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师从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教授。中国普通读者可能不知道芮玛丽,但说到芮玛丽的老师,大多数人马上会觉得如雷贯耳,芮玛丽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高徒,也是费正清开启的“哈佛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蓬勃兴旺的时期,而史景迁就是在此时来到这个汉学大本营,进入了这个璀璨辉煌的“明星世代”。
世代集团对于个人学术的影响力是有烙印的。在1988年发表于《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里,史景迁这样评价费正清的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论:“在费正清作为一位专业历史学者的漫长职业生涯中,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一直是其核心目标之一……而至于如何提出重要的问题以及去哪里寻求问题的答案,费正清都有自己的明确观点,那就是:从历史中去找寻。”熟悉史景迁的读者应当会感觉到,这段话用于史景迁的自我评价也是很适合的。
费正清的那种将历史过去与当下现实相联系的理论观点,也是史景迁本人的治史指导思想。在《追寻现代中国》的序言里,史景迁明确表示:“欲认识今日中国,就必须了解其过去,本书用意就在于此。”“我希望,将对现代中国的‘追寻’作为一以贯之的着眼点,可以揭示中国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洞悉当前的状况。”史景迁始终都在寻求中国“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鸣响”(resonance),并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合乎情理的逻辑关联。
费正清对史景迁的影响还表现在方法论上。学者王晴佳曾经指出费正清的杰出成就之一是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中国历史研究。费正清作为美国汉学的开拓者,将研究视野、研究取向、研究范式扩展出跨学科的理论视野,他鼓励学生吸收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各种理念与方法,主张深入开展对人口流动、税收制度、经济体制、知识精英、地方文化、考试制度、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研究。这种将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融入中国历史研究的做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层面与内容。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史学研究的转向正在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开展着。关注日常生活细节、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微观史逐渐兴起,研究者往往将多种学科领域的成果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促使该时期的史学领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倾向。
史景迁的世代更迭演变正是在此时发生的。史景迁写于1965年的博士毕业论文《康熙与曹寅》,无论从史料、文献使用还是叙事手法上,都是一部相当符合标准学院规范的传统作品,紧接着的《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整体上也仍属于传统创作的范畴。
但是,1975年撰写的《康熙:重构一位皇帝的内心世界》,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史景迁大胆地用第一人称叙事的笔法来写康熙,探究康熙的心理活动,这对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1978年的《王氏之死》所引起的轰动,终于让史景迁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史家。
美国记者、历史学家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在读过《王氏之死》之后,赞叹:“史景迁这个名字,从现在开始,必须作为一个艺术家被我们记住。”西北大学的测量学家海福德(Charles W.Hayford)认为史景迁的著作在意识上和表述上不仅“文学化”,而且近乎“美学化”。除了学界的热烈讨论之外,史景迁的作品在普通受众群体中的畅销和受欢迎程度也是其历史叙事艺术魅力的佐证。
从《王氏之死》之后,很多美国人、西方人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其印象都源自史景迁的书写。甚至可以说,当代历史学家的“粉丝团”人数,没有谁能超过史景迁。
诗人史家
诗人北岛写过一篇文章,叫《当史景迁和我谈起诗歌》,描述了自己与史景迁交往的经历。他们最初的结识,是史景迁携夫人来参加北岛的诗歌朗诵会,后来,史景迁还在募捐朗诵会上读了北岛诗歌的英文译文。
某一次,当他们一起散步的时候,史景迁和北岛说起,他喜欢的美国诗人是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还有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北岛绘声绘色地写道,当时,乔纳森叹了口气,说:“我有时真厌倦了历史,想多读读诗歌。”
也许,正是出于对文学的敏感和热爱,史景迁在历史写作上冲破了樊篱,所有真正的诗人总是那么大胆地、遵从自己内心的冲动而勇于挑战成规的。
阅读史景迁的作品,我经常为其作品中流淌的诗意所打动。《王氏之死》写道:“王氏的尸体整夜都躺在雪堆里,当她被人发现时,看起来就像活人一样;因为酷寒,在她死去的脸颊上保留着一份鲜活的颜色。”
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史景迁每部作品的结尾,几乎都有类似的笔调。比如《胡若望的疑问》中:“胡若望坐在夕阳下,望着枝叶低垂的榕树。稻田已采收完毕,熟悉的溪流缓缓流动,远方隐隐可见山丘的轮廓线。”《太平天国》中:“他们在此手端着冰凉的酒杯,凝望天兵营寨闪烁的篝火,耳边不时传来锣鼓号角声,逐渐沉醉于遗忘之中。”
难怪质疑史景迁的人会批评他写的是小说而非历史研究。美籍华人学者孙康宜就说过:“他是非常成功的小说家,因为我觉得书想要那么畅销,最重要的就是要会写,这是第一位的。如果他不搞历史,我想他就是小说家。”虽然孙康宜是从褒义立场上去评价的,但话中之意已经直接将史景迁列入小说家行列。
还有些文学评论家把史景迁的写作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文学创作做比较。而史景迁对此的反应是,他说自己感受到了与阿特伍德的共鸣。阿特伍德认为:“历史也许试图提供给我们宏大的模式与总体的线索,但如果没有一块块的砖,一个个的生命,一天天的生活,宏大将会倒塌。无论是谁告诉你历史无关个体,而只是关乎宏大的趋势与运动,他都是在说谎。”这也是史景迁的想法。
史景迁并不回避自己的文学化手法所引起的争议。他承认自己写作中所蕴含的面向公众群体的考量。史景迁挖掘那些奇异的、鲜活的、能够吸引一般读者注意力的题材:王氏的私奔与被丈夫杀害、胡若望的疯癫、洪秀全的幻梦、曾静离奇的造反事件、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这些带着浓厚个人色彩的历史故事,穿透时间的屏障,牵动读它们的人的心绪,让我们在回望历史的过程里,嘘叹人世的浮沉与不可预料的命运的捉弄。与其说史景迁不搞历史就是小说家,我觉得他更像是诗人,他的笔致所传达的,就是诗歌叩击人心的情感力量。
在《王氏之死》的前言里,史景迁写道:“我对王氏之死的反应是模糊却深远的。她对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闪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卸消逝。但在这个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那些退潮的海水中隐藏在砂砾下的石头,就这样被史景迁一颗颗捡起,带着人文的情怀和历史的温度,那些被大时代冲刷的个体生命,重新恢复了色彩和纹理。
学者史家
中国古代史学家刘知几有言,好的史家当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是史料搜集、鉴别和组织的能力;史学是史学基础,掌握丰富的史料、历史方法和拥有与历史相关的才华;史识是史家的眼光和洞察力,内蕴思想和观点的深刻度。
史才、史学、史识,史景迁都不缺。从整体来看,对于具体可感历史人物的关注让史景迁投映了他的想象,但他从未丢弃对事实材料的解剖与对真实境况的尊重。
如果说史景迁从费正清那里承袭了中国问题意识、跨学科的理论范式和社会学的宽阔视野,那么,从房兆楹(Fang Chaoying)那里,史景迁掌握了主要源自中国学术传统的治学态度、学术思路与历史撰写的原则。用史景迁自己的说法,房兆楹引导他进入了“一种精深博学的学术标准”,将中国学术史的复杂精微抽丝剥茧般地展现在他面前。
《王氏之死》写得近似小说,而且不时地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截取片段,与王氏的形象蒙太奇般地拼接在一起,以至于史景迁的历史写作被贴上了“后现代”的标签。
史景迁不认可史学界对他的作品的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将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但不是将历史和小说合二为一。他说自己很注意写作的准确性,同时表达感情并给予所述故事以丰富的背景,所以他不属于容许“叙事的虚构性”、主张“自我再生”的后现代历史学家,因为他始终坚持史学家视史料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和科学保证这一基本理念,坚持史学家职业行为的这一根本基础,这是与后现代主义无法理性重建历史理论的最大区别。
《王氏之死》与小说的区别在于,它的基本成分符合房兆楹所要求的“精深博学的学术标准”。作品所用的材料大多来自山东剡城的地方志、地方官吏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史景迁从四个方面考察该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其一,土地耕作和税收;其二,寡妇保护她的孩子和遗产的努力;其三,地方恩怨和带来的暴力;其四,王氏的决定,她不再愿意面对难以接受的现状从而逃离她在剡城的家和她的丈夫。这部作品所体现的是“文”与“史”的相互诠释与辉映,对美国汉学的突破意义非同寻常,打开了史学界对下层民众研究的新局面。
1990年10月21日,耶鲁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史景迁(右) 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文学奖。
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不只在于对历史进程能有深刻的洞察和研究,还在于能掌握和引领所处时代的史学思潮和史学趋势。而先驱者总是难免争议的,没有争议无以成为大家。史景迁的史学研究十分重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探讨,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其深刻的理论和想法。追寻历史发展动因、探讨历史发展轨迹,对明清史、民国史、当代史的长时段演变问题的探究,对历史底层人物命运的追问,都是一位学者不断探查历史奥秘的尝试。
1989年,史景迁应北京大学之邀,作了题为《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中的中国形象》的演讲。史景迁的北大演讲强调了研究“世界文化总体中的中国形象”的意义,不仅对中国文化的重构,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很重要,“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在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而“中国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而出现的”。史景迁还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认为这种文化间的交叉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丰富性。
史景迁塑造的中国形象,以及他以独特的方式所呈现的中西交流的历史表现,体现了一位学者对于“自我”与“他者”相互观照、相互体认、相互构建的动态认知。归根结底,这也是我们阅读历史、审视历史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