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贵州的孩子，经历抗战，投身军旅，只身来到台湾地区，努力求学成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近代史学家、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朋园，在2022年11月25日去世，享年97岁。他的人生，就是半部中国近现代史。

他的主要学术著作，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已在大陆地区引入出版。最早是《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然后差不多同期出版《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 晩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还有几本他参与采访撰写的民国人物口述自传。

“中研院”讣告里介绍：“他毕生受到梁启超与胡适的影响，主要关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民主、科学与经济发展等问题，并思考在此过程中传统有何改变的契机，究竟是阻力还是助力。”

只身赴台的年轻陆军卫勤军官

张朋园1926年出生于贵州省会贵阳，祖籍江西。回顾早年生涯时，他总是戏谑自己是“Nobody”，意为无名小卒。同时，他不忘强调老家贵州是“三无”之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家境起初一般，但父亲早逝使得家道中落。他在家乡读私立正谊小学与正谊中学，因贫穷和战乱，1941年被迫中学肄业。

1943年，他进入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简称卫训所。该机构1938年成立于长沙，直属卫生署，主要负责训练卫生署医防总队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各队所需的基层工作人员。最初只招收高中毕业生，通过三个月短期训练，使其具备战地救护、疾病预防、简易治疗等护理常识和技术。1939年2月，卫训所搬到贵阳，扩大编制，改属内政部和军政部，改名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

卫训所在1943年再度扩大编制，改名军政部战时军用卫生人员训练所。为提升军中医务人员素质，设立军医分期教育班和高级护理职业班，因战时招高中生太困难，只好降低门槛招考初中毕业生。初中肄业生张朋园，因此有资格进入此处。

1944年4月，日军集中空前巨大的资源，发动“一号作战”，意图打通大陆交通线。12月2日，南线日军攻下贵州独山县，距离贵阳130公里。但此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很快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撤到广西河池。但贵阳城内早就人心惶惶，人们甚至不知道还能逃往哪里。张朋园清楚记得老师上课时说：“即使国家亡了，你们还是要记得自己是中国人。”

亲历了豫湘桂会战溃败的辛酸往事，张朋园多年后曾告诉近史所晚辈巫仁恕，这一定程度上刺激他写了一本从社会生活史角度反映抗战的书《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巫仁恕评价前辈张朋园的战时回忆：“反映了战时平民的生活，是逃难、躲避与努力生存；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是恐慌、紧张、无助与绝望。”

卫训所在1945年改名陆军卫生勤务训练所，随后迎来抗战胜利，迁往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来自西南山区的青年张朋园，第一次见识了十里洋场。1947年，卫训所和军医学校合并成国防医学院。1949年，张朋园随学校搬迁至台湾。他肯定想不到，下一次回到大陆已是1989年，整整四十年后。

1950年，张朋园以第一名通过“国家卫生行政高等考试”，升任上尉。大军撤台初期，军中生活苦闷、前景黯淡，军人想要合法脱下军服，基本上只能取得大专院校入学资格，才可退伍入学。孤身且无积蓄的外省军人哪里负担得起大学费用，张朋园只能瞄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师范生不仅免费读书，还有补贴可用于吃住和零用。

1952年，他考入台师院的史地系，得以跳出军营。史地系当年招了46人，前陆军上尉张朋园是全班年纪最大者，命运从此改变，全新的生活开始了。晚年回顾一生时，张朋园感叹人生最遗憾之事，是年轻时没有好的家庭环境，又亲历抗战，没有机会好好读书。

在台湾师范学院接受史地教育

台师院校长刘真重视国文教育，老一辈师大学生即使不认真也得背《古文观止》、写毛笔字，有相当的国文水平。史地系分历史、地理两学科，张朋园选课程以历史学为主，对地理也感兴趣，尤其难忘章熙林教授的地形学。章教授带领学生去新北的石碇区，实地考察壶穴地形的形成，这是河流上游常见的一种地理特征。

同学中，本省籍与外省籍同学约对半分，虽无省籍冲突，但两个群体往来不密切。毕业后的漫长岁月里，张朋园年纪最大，待人接物能力也尚可，他在同学中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待他结婚后，由于岳父经商有钱（后亏损惊人），张朋园夫妇常邀请同学来家中吃饭聊天。不过，同学中日后名利双收最成功的是翟黑山，他在取得地理硕士后却转向爵士乐，成为台湾爵士乐的泰斗，21世纪扎根北京从事音乐教育。

大二期间，张朋园想转专业到教育系，未来成为教育家。他向系主任沙学浚递交申请，遭痛斥。沙学浚日后被誉为中国政治地理之理论先驱，他的地缘政治课程非常精彩，他本人威望很高，学生怀着敬畏心情送外号“沙皇”。

本科期间，张朋园生活清贫，读书心无旁骛，很少参与学生活动。虽有公费，但扣除一切开销后所剩无几。他周末去训导处打扫卫生，换得每月10元、20元不等的薪酬，可以购置日用品，稍微改善伙食。台湾经济困难，公费学生的膳食长年是水煮白菜和豆制品，肉很少。不过，当时家境富裕的同学，也只能买到馄饨、卤豆腐皮等简单的点心。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张其昀，出身史地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鼻祖。他在奠定台湾现代教育格局的同时，一心要培养学以致用的专才，即在各高校内筹备设立研究部。他还规划了南海学园园区，建起“中央”图书馆、“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教育资料馆、“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等公共文教设施。张朋园1956年毕业，一边在恰好于同年开馆的历史博物馆做编辑，一边准备读硕士学位。

此时的历史博物馆不是好去处，国民党政权财政困难，政府拨交文物没到位，馆方又没钱收购文物，博物馆因文物都是模型而被嘲笑是“真空馆”。张朋园瞄准母校第二期“国文研究所”，该机构用来培养博物馆、图书馆、大字典这三类研究人才。研究所就这么分成三组，当年每组录取4名硕士研究生。当年共招12名硕士和1名博士，只考国文和英文，硕士博士是一样的考题。史地系学生只能考博物馆和图书馆组，张朋园成功考上博物馆组。

进入国文研究所博物馆组，张朋园要学的基础课程有古器物学、书画鉴赏、艺术史、甲骨金石等。研究生期间，他还校点了十三经，在这样的基础文字学训练中受益良多。博物馆学在当年台湾尚是等待拓荒之地，张朋园在美国新闻处看到一本关于博物馆的英文书，读后受启发，撰写了博物馆学的论文。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包遵彭，担任其论文指导老师。

取得硕士学位后，张朋园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两年，决定走历史研究道路。

两岸学术交流的座上宾

在“中研院”近史所工作的张朋园学长李国祁，1961年准备去西德读博士，出现员额空缺。张朋园通过了所长郭廷以的面试，同年9月初进入近史所。

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一向有南北之分，最初源头是“南高”和“北大”，即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后改为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高级知识分子们也不例外，两派之间明争暗斗。“中研院”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由北派掌控。朱家骅执掌“中研院”时，很看重清末总理衙门档案，就让老友郭廷以负责整理，遂计划在史语所里分近史所出去。

1955年2月，“中研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以郭廷以为筹备处主任。筹备期间的工作重点是：档案资料之搜集、中西图书之添购、研究人员之罗致与训练、研究计划之厘订与进行等。毫无疑问，史语所的北派学者们很看不起南派出身的郭廷以，更是怀恨认为没必要单独成立近史所。不过，朱家骅曾在北大教书，算北派。

在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费正清的帮助下，近史所在1962年开始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金，第一期资金就有15万美金。张朋园作为助理研究员，每月能接受40美元补助，非常可观。刚进近史所，郭廷以指定张朋园做口述历史，常常得带着近30公斤的录音机奔波。

口述史的工作很繁忙，郭廷以主动催促张朋园开始做专题研究，让张朋园先读梁启超年谱。张朋园一边读年谱，一边与郭廷以聊天，发展出一个研究题目“梁启超与辛亥革命”，郭廷以拍板做下去。

1964年夏，张朋园出版第一本著作《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是福特基金会的项目。书的主旨是：“说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间的行谊，由求变的思想以至于与革命运动的合离，并在合离的经过中检讨其对于清季革命的影响及其得失。”

随后，郭廷以将一个与立宪派有关的题目给张朋园。张朋园在1969年写完，以《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为题出版。与上本书一样，他请政治学者、“中研院”院士萧公权作序。在第一本书的序言里，萧公权就鼓励张朋园写《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978年，张朋园完成了萧公权寄托的希望，连书名都原封不动用萧公权当初的提议。书在1979年出版，跻身当年台湾15大畅销书。

张朋园52岁时已完成3本学术著作，三本书都受到郭廷以指导，可惜郭1975年在美国去世。“所以有时候老师指引一个方向也是非常重要的……郭先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张朋园多年后接受近史所晚辈采访谈起郭廷以。

在近史所，张朋园一步步从助理研究员升至副研究员，最终到研究员。他1973年开始在母校台师院兼职上课，1977年兼任师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一直干到1992年。教学生涯里，他主要讲授两门课——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区域现代史，后者是将近史所的学术工作顺手化作教学课程。他选择了湖南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书《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1860-1916》，海峡对岸引入出版时改名为《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

待两岸关系解冻，张朋园成为大陆近代史学界的熟客座上宾，再次扩展了学术生活。1997年初，张朋园退休，但与大陆的学界互动更加紧密了，成为两岸学术交流活动中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