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又十年,回眸《无间道》
2023/02/05 | 作者 韩璇 | 编辑 孙杨
香港观塘,导演刘伟强在工作室内整理出了一个“无间道角落”,两面墙壁挂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版本的《无间道》装裱海报,“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的胆机,以及转角处,一张熟悉的长椅,正是戏中梁朝伟饰演的陈永仁看心理医生时,最爱坐的那张。
这段日子里,刘伟强坐在这张长椅上,接受了一个又一个媒体关于《无间道》二十周年的回顾访问。
编剧麦兆辉私心以为,这里还差了一顶“刘德华的假发”,他想起便觉好笑。拍摄期间为连戏,饰演刘健明的刘德华需戴上由发型师打理好的假发登上天台,结果那“飞机头”又高又长,刘德华由下走上来,假发倒先占了大半屏。坐在监视器后的麦兆辉噗嗤一下笑出声,回头一看,刘伟强却已是一副“气到想杀人”的表情,最后为免穿帮要用超近镜拍摄。
2022年12月,为纪念电影上映二十周年,《无间道》电影4K修复版在香港首映,刘伟强也不遗余力跟着跑了多场宣传活动。每遇到影迷提问最好的一场戏,他总是同一个答案:在他的心目中每场戏都好看。
这并非敷衍之说,《无间道》诞生于千禧年初香港电影业大萧条时期,曾雄踞东南亚市场风头正劲一时无两的港产片,“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盛况不再,度过了野蛮生长的青春期后,步入沉闷、寡言的中年。在这种颓势下,行内同样呈现出浮躁之象,“飞纸仔”(指编剧开拍时还没有完整剧本,边拍边写,临场开拍时给演员剧本)之风盛行。如此泥沙俱下的大环境下,纵使偶有闪光之作,大多数电影也难逃粗制滥造的命运。
《无间道》在那个年代却是认真的异类,不仅开机前召集众影帝围读剧本,到拍摄现场每场戏更是靠磨出来的。编导三人组刘伟强、麦兆辉、庄文强三人先走位,给演员作示范,再彩排一次,之后才正式开拍。
这种研精毕智追根究底大约离不开每个人身上笼罩的焦灼。麦兆辉将《无间道》视为背水一战,刘伟强更是拿着好不容易找到的数千万港元投资决心放手一搏。外面有几十、几百部卧底电影同时在拍,“其实我开镜后有点忧郁,我说你们不要烦我。”刘伟强总爱独自坐在一边,翻开剧本逐页看,寻找感觉,思索如何拍出一部更好看的电影。
最终呈现到银幕上的《无间道》,摒弃昔日港式动作模式,以文代武,大胆地把卧底警匪片的陈套框架,从充满火爆动作的类型中,蜕变成捉智双雄式格局,透过澎湃的剧力牵引观众跟着剧情走。
其时几场试映后,观看过影片的同行及制片商们却非一味叫好,反而是质疑之声甚嚣尘上。导演谷德昭就记得,一些导演看完出来悄悄议论:“这部戏不行,没有枪战和动作戏,全是口水戏,可能要补拍。”
然而正是“口水戏”成就了这部难以复刻的影史经典,昏蓝的沉郁色调,烘托出黑白江湖全无出路的悲剧效果,一张一弛营造出斗智角力、高手过招的氛围,也对戏中角色碍于外在意识与自由意志在正与邪漩涡里挣扎,以及摆脱不掉的宿命感,流露出悲悯。
《无间道》无疑为香港警匪电影,划下了一道“承前启后”的重要脚注。尽管它并无力挽狂澜之力,阻挡香港电影衰落之势,但在九七之后香港电影不知何去何从、《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还未发生作用的时候,它曾像一盏明灯,改变了很多人的走向,也提供了一个成功模板,在低迷市道下激励更多电影人为心之所向,一往无前。
没有动作场面的警匪片
当刘伟强拿着《无间道》剧本到处找投资公司,发行部门看完总会说:“加几场动作场面吧!在海外比较卖座。”这是他们的口头禅。
麦兆辉和庄文强闻言,写了几场动作戏:黄Sir被黑社会捉住后绑着双手拉到天台殴打,打足三十分钟后才被扔到楼下。刘伟强至今提及,仍是嫌弃表情,挥一挥手说:“我最后一场都不拍。”
他只要一个镜头,当梁朝伟来到,黄Sir“砰”一声从楼顶掉下来,压烂车顶。寂静片刻,曲调哀伤的《再见,警察》缓缓响起。当年首映时,整个戏院的观众都在颤抖。这场颤抖,除了是突如其来的震撼外,更多是来自导演对电影语言的透彻,以及坚持。
“什么叫做震撼?就是这个镜头。”刘伟强始终相信,那之中的张力胜过任何打斗。
同样的张力蕴藏于另一场毒品交易的重头戏,透过画面不断来回切出,完美示范出双方运筹帷幄的角力。据麦兆辉回忆,照以往港产片剧本,可能只有两场戏,警方监控方一场,毒品交易一场,另外写一些指引,之后交由剪辑师自由发挥。但《无间道》的剧本却已写好ABCD所有剪接位。
有些老派的剪辑师不认可这种看似跳脱的剪辑方式,说不会剪,却不想被不走寻常路的刘伟强直接炒了鱿鱼。刘伟强见到一个在剪辑室做清洁的人,拉住问他,你剪给我看好吗?那人说好,剪了3天,出来的正是刘伟强要的效果。
后来刘伟强回忆起这部电影的诸多破格之处,坦言当时市道已经够差,再不去突破向前便没有路,“如果还求其(随便)拍一部戏,就等于大家揽住一齐死。”
时值世纪之交,香港电影工业迅速萎缩,网络下载也开始兴起。港产片陷入低潮期,由八十年代最高峰时每年出产两三百部电影,跌至约百部。质量亦大不如前,题材难以推陈出新,徘徊不前。票房不济,投资商自然也变得谨慎,不敢贸然下重注。
在当时市面上电影大多三五百万票房的状况下,《无间道》这项预计投资2000万港元的制作,是平均投资额的10倍,被很多人视作天方夜谭。刘伟强拿着剧本找投资四处碰壁,许多投资公司老板看过后,都摇头说不行,一是卧底题材早已拍烂了,二是剧本重文轻武,不符合大众对警匪片的印象。
港式动作片观众少说也看了二三十年,以往成龙式警匪片的成功模式,都是由奋不顾身真人演绎的亡命追逐,来带动官能刺激;吴宇森、林岭东时代的风云本色,也离不开歇斯底里的城市摧毁。然而《无间道》却大刀阔斧舍弃了这些,剩下尔虞我诈的文戏,撑起的究竟是票房神话,还是票房泡沫,投资商不约而同倾向了后者。
直到刘伟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剧本递给了寰亚娱乐副主席兼执行董事庄澄,他仔细读完剧本,认定这个“双卧底”的故事大有可为,跟老板林建岳讨论后,林建岳愿意投资2000万港元,不过他有个条件,三个主要角色要请刘德华、梁朝伟、曾志伟一众影帝加持。
事实证明,他们的加盟确为故事增色不少,恰如其分的角色性格拿捏以及颇具爆发力的演出,曾志伟的狂傲,刘德华的变脸,梁朝伟的柔情,加上澎湃的配乐催化,一切水到渠成无懈可击。
最先一口答应的是刘德华,他当时只听了个剧本大概,甚至不知道要演什么角色。故事里刘健明和陈永仁这对黑白卧底,标志着双生兄弟般的同质与迥异,他们不再是站在黑白分明的对立面,而在一次次的过招中,徘徊于伪装与真实身份间,双重镜像下脱离了亦步亦趋的“孤胆英雄”或“英雄惜枭雄”,而充斥着身份迷茫和对命运的诘问。
麦兆辉觉得,这两个角色刘德华和梁朝伟都可以演,这与两人想法不谋而合,他们在得悉“双雄”设定后,也都谦让地表示让对方先挑选角色。
很多人问过麦兆辉,《无间道》何以成功?他在这里找到了理由,其实是人与人的合作。“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如果当年刘德华或梁朝伟都认为自己才是男主角,大家不愿意合作,那就没有现在这回事了;当年我花了很多心思,前前后后9个月时间写完剧本,拿着剧本找到刘伟强公司,他说不如我们一起导演,我一口答应。如果你觉得人家抢了你的东西,不跟人家合作,那你也就做不成这件事。要是我自己导演,阵容可能就只是陈冠希和李灿琛。”
团队合作精神的核心在于导演,刘伟强将导演形容为一块磁铁,要能吸引一班出生入死的团队,最后拍出来的作品,必定不会差到哪里。
“当我拍完,我就知道这部电影不差,剧情紧凑,是一部有高概念的电影,而不是一个靠老本为生的普通故事。”麦兆辉的直觉在首映之后得到印证,每场都在打破前一天的纪录。
那时刘伟强已赶赴北京拍摄电影《老鼠爱上猫》,每天凌晨四点开工,但晚上入睡后总会被来自不同的人的报喜电话吵醒,最后发脾气关机,结果翌晚工作人员来敲房门,对方说,他们让我来告诉你,今天《无间道》又破纪录了。
《无间道》成为2002年冬天香港影坛的“救市之作”,斩获超过5500万港元的票房,拿下第40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横扫第22届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七项大奖。
“其实我们不过是回归正常戏剧要有的东西。”庄文强所看重的元素,不外乎一个有质量的剧本、设计服装和演员组合,以及“做好电影”的精神,“到今天我也相信,无须飞机大炮,我的戏好看,就可胜过其他对手。”
二十年修成的“正果”
拍天台对质的重头戏是在一个早晨,无遮无掩的一块地方,风景倒是很美,可以远眺维港及对岸九龙。刘伟强一个人在天台来回踱步,对讲机那头工作人员告知他,华仔、伟仔都到了。但他还是没想好这场戏该怎么拍,脑中一片空白。
忽然瞥见有人行过的身影,倒映在对面大厦玻璃上,那场景令他想到“reflection of my life”(生命的倒影),他倏地捉住那个灵感,立刻转头喊道:“快把摄影机拿来!”开始拍第一个镜头,这场经典的对手戏就这样诞生了。
置身现场感觉继而脑中迸发出场景,这一直是刘伟强的强项。麦兆辉对此也见怪不怪,他们那时总说一句话,刘伟强是闭着眼睛凭直觉拍戏的。
这种直觉,来自过往在黄金时代获得的训练,那时机会处处,有时跟剧组,导演拿到剧本会先递给刘伟强,看他会如何分镜,有何拍摄角度。“我入行时只有八百元薪金,却会用五千元来买部录像机,将一套戏不断翻来覆去地细看,钻研别人如何去掌镜。这好比书法家,自小不停练书法,不用九宫格,你手写自然会写得漂亮。”
1987年作为摄影的刘伟强拍完由林岭东执导的《龙虎风云》,还未满二十九岁,便被导演李修贤推荐担任导演岗位。紧接着他嘱咐一句:你记住,要拍“戏”,不是“拍画面”。这句话影响刘伟强很深,也令他有别于一般摄影师出身的导演,不再将画面构图漂亮摆在优先位置。在刘伟强心目中,让故事呈现出起承转合,才是电影的根基。
回头看,天台的经典一幕,看似神来之笔,背后却是逾二十年的修炼成果。二十年前,《无间道》是刘伟强的一个“果”;二十年后,《无间道》却变成了香港电影的一个“因”,而这长期修炼而来的“出生入死”,绝非一蹴可就。
“因果问题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根深蒂固。”刘伟强出生在元朗,那里是香港大西北,群山环抱间分散着旧式村落十八乡,宗教在这里以更为虔诚和传统的方式被保存、奉行。“元朗有更多宗教传统,比如鬼节会拜神,鬼门开关要小心。宗教影响了我的人生,幸好有宗教,才没有参加黑社会。变相地,我观察事物的方式也不同。”
宗教之于人生的影响痕迹,在植根于东方文化的《无间道》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黑白卧底刘健明和陈永仁命运同构,始终游离于真实与虚假的身份之间,充斥被宿命摆布的无力感。再回看片名,一早已宣示这种因果和循环的宿命。影片以一尊静卧的佛像开场,即出现黑底白字:“《涅槃经》第十九卷:八大地狱之最,称为无间地狱,为无间断遭受大苦之意,故有此名。”片中的音乐元素,也不时浸润着佛乐的宗教意绪。
当刘健明与陈永仁初次在音响店相遇,两人坐在一起,用一款“高音甜、中音稳、低音劲”的音响,听蔡琴的老歌《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在《无间道》系列中反复出现,观者的怀旧情绪被再三唤起,在被模糊的暧昧时间里追忆。
按庄澄的理解,《无间道》“最大的特点”,是很像中国画的“留白”,并利用许多“暗场”来交代剧情。这种“留白”和“暗场”,与主人公暧昧难辨的身份状况形成颇为精妙的呼应。
若将维度拉得更阔些,《无间道》系列拍摄于世纪之交,时代风貌剧变之时,港英旧制度已成昔日之事,新的秩序尚在摸索建立当中。个体站在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分岔路口,对身份重构的迷惘与焦虑,渗透在电影中。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在《“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一文中提及,《无间道》系列与其同时代电影所具备的同一种“后九七电影”精神文化症候群,即通过对时间元素的强力设计,执着地表达记忆与失忆,还在强烈的身份追寻中展现因果与循环的特殊命题,力图在历史与个人的时间悖论里,将怀旧的无奈与怀疑的宿命集于一体,昭示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缺失,也由此界定了香港电影的文化身份。
从这重意义上看,刘健明和陈永仁的失落就是一种归属感溢散的失落,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和精神焦虑,其实正是一种港人的集体性文化焦虑表征。
相似的失落与怅惘,也潜藏于电影从业者心中。岭南大学视觉研究讲座教授、文学院院长兼电影研究中心主任叶月瑜则从另一角度将《无间道》与时代背景连结:当整个电影工业跌入谷底,每个人都想要从谷底翻身,卖力挣扎,渴求冲出牢笼,在今非昔比的电影工业结构下杀出一条血路。
《无间道》剧照
传袭与翻新
《无间道》出版剧本时,庄文强在序言里说过这样一件往事。在拍《无间道》之前,行业几近停摆,很多人根本无工可开,有一晚他和几个编剧、导演聚在一起喝酒、吹牛,席间有一位“还有活干”的导演说:“香港电影已经衰到不能再衰了,所以肯定会出现像当年《英雄本色》一样的奇迹了,就是不知道会是谁来创造这个奇迹。”
后来酒过三巡,大家七嘴八舌说出几个当时公认很有前途的导演,但是没有人想到,最后改变历史的会是未被寄予厚望的刘伟强。
“《无间道》的重要性在于它从香港电影极度低迷的环境中突围而出。”叶月瑜在《东亚电影惊奇》一书中,把《无间道》和《卧虎藏龙》、《英雄》、《少林足球》并列为华语电影的标竿影片,主要是《无间道》在工业叙事和风格三个层面的突破创新。
叶月瑜向《凤凰周刊》提供了一组数据,在1996年至2006年的十年间,香港电影年产量由约100部萎缩近半,而其中2000年至2006年下降幅度更为惊人,达到60%。聚焦2001年至2002年仅一年间,港产片发行量就骤降30%,2002年港产片的市场占有率仅38%,为有史以来最低。
叶月瑜认为,刘伟强团队深谙逆境下改变的重要性,无论是过往曾大行其道的周星驰无厘头风格,笑话作为万能衔接;还是杜琪峰、吴宇森时期绚丽张扬、夸张炫技的黑帮电影,若单纯复制都很难再为观众所接纳。清晰的善恶对立、传统的义薄云天、悲情但不乏道德认同的主人公,变得重复且不合时宜。
《无间道》改以绵密的叙事、阴郁的摄影风格和冷静写实手法,来支撑整部电影,压抑的心智游戏替代枪战飞车,反而更惊心动魄。“《无间道》的叙事结构非常完整,几乎没有漏洞,非常接近好莱坞式说故事的方式。其人物之间的贯连、情节的一致性,在过往的港产片中几乎很少看到。”黑白交错的复杂设定,将以往黑帮电影里黑白相对分明的局面打破,黑可以进入白,白也可以进入黑。叶月瑜说,这带来的直接效果是道德临界点变得非常模糊,且这种模糊,一直在随着角色演绎摆脱脸谱化后逼真性的提升,而一再扩张,“非常震撼人心。”
某种意义上,《无间道》似乎开启了警匪片新纪元,在它上映仅仅四年后,美国在此基础上翻拍为《无间行者》,在评价和商业上皆大获成功,囊括第七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和最佳剪接奖四项大奖。2012年,日本获授权将《无间道》改编为电视剧《Double Face》,于日本TBS和WOWOW首播。
那之后的港产警匪片更是不经意间总能看到《无间道》的影子。如《寒战》、《窃听风云》都延续了“无间道”式的双重镜像关系,在这种凝视下深挖人物的欲望与矛盾;或是《赤道》和《无双》冷调写实的摄影风格,意象与东方哲性玄思的着重。甚至是2022年上映的《神探大战》中,也可以看到对《无间道》中刘健明和陈永仁这对黑白卧底的遥远回应。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春晓在《〈神探大战〉:心智游戏电影与港式警匪片的新变》一文中总结,近十几年的香港警匪片有一种“去内在性”和“再内在化”的过程:原本人物单纯的道德属性体现为正邪的外在对峙,如今人物内在的情感、价值观不再是决定性动机或影片肯定的对象,他们往往道德暧昧且深受环境摆布,早先属于不同人物的善恶二元则在某团队、制度或结构中完整地被“内在化”了。
这种转变的起点无疑指向《无间道》,双向卧底的设置改写了传统警匪片范式,打破了善恶划分,增加了认同寓言的复杂向度。“香港警匪片的整个outlook(外观),包括色调、视觉的呈现都不一样了。以前的古惑仔电影,不会很重视一些意象,或是摄影风格,但是(《无间道》)后面的电影可以看出是在这样的模式里诞生的。”叶月瑜指出。
《无间道》的灵感也非凭空而来,麦兆辉曾在多次访问里提及,这个故事其实是由吴宇森在好莱坞拍的电影《夺面双雄》衍生而来,电影里两个主人公通过手术实现身份互换,但麦兆辉对此设计并不信服,于是他决定从戏剧角度寻找突破。
类似的尝试,在如今香港电影偶有星光但大多黯淡的时期不乏出现,无论是资深导演,还是初生牛犊,都在兜转间寻找各自突破,一些人深耕边缘社群,娓娓道来小人物的故事,另一些人则在陈年旧物里挖掘宝藏,试图赋予其新生。
叶月瑜提到最近在香港热映的《正义回廊》,便是后者。“很有趣的是,它其实是将八九十年代以社会新闻为主的三级片,如《人肉叉烧包》等,结合好莱坞法庭电影、惊悚电影和侦探电影的元素,来翻拍。”叶月瑜觉得新的题材固然好,若要经典重塑也不错,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汲取香港电影过去逾半世纪的丰厚养分。
这也是《无间道》给予后世作品的另一重启示——传袭很重要,在叶月瑜看来,“翻新旧题材是一条很重要的路,问题在你要怎么翻新,如何在剧本写作上令当代观众产生共鸣,这是难点,要花很多工夫。但这是有办法可以做到的。”
十年又十年,至今人们仍在回眸、书写、纪念《无间道》,因为它以绝处逢生的奇迹证明,在电影历史轰然而过的巨轮里,从无胜败定数,只要一群人聚在一起,有灵光,有冲劲,还是能创造,还是能以作品对抗唱衰与绝望。
《无间道》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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