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读书人的出路不外乎出仕、游幕和教馆三种。“同治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中，曾国藩、胡林翼只走出仕一途；李鸿章做过曾国藩幕宾，有游幕和出仕两种体验；只有左宗棠，完整经历了教馆、游幕和出仕三种人生。他一生有大约10年的教书生涯、8年的幕宾生涯、26年的入仕生涯。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出生于清帝国由盛转衰的嘉庆朝。经他以及同时代人的努力，成就了一段颇为史家称道的“同光中兴”。只是举人出身的他，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成为清朝为数不多的由乙榜入阁的汉人大臣。光绪初年，他率军打败阿古柏军队，粉碎俄英分裂、割据新疆的图谋，收复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维护了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他先后5次上折，促成新疆建省一级行政区，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80年代，王震将军接见左宗棠曾孙左景伊时就说：“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鲜为人知的是，叱咤风云的背后，这10年教书生涯对他而言至关重要。

长于教师之家，父兄都曾开馆授徒

左宗棠一家，和教书颇有渊源。父亲左观澜是县学廪生（是指在县学堂就读的学生，由县里按月发给粮食），曾就读于岳麓书院，与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同窗，但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功名。最后，他主要以教书为生，“非脩脯无从得食”。他曾在湘阴左氏祠堂、位于长沙贡院东街的左氏宗祠开馆授徒，学生有著名画家徐夔等。

左宗棠幼年时，就同两位哥哥一道跟着父亲就学。学习的内容，有古诗文、《论语》、《孟子》、朱熹编的《四书集注》等。此外，大家还要学作八股文，为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据左宗棠回忆，那时候的他既调皮又喜欢自夸，每写完一篇文章，先自我欣赏、赞扬一番后又向同学徐夔等显摆，故意问“这是谁写的，写得这么好”。

当年读书的场景，给左宗棠留下深刻印象。1863年，已是闽浙总督的他，出资800两买下左氏宗祠，并改建为左氏一族读书之所。1866年给好友李仲云的信中，时为陕甘总督、离开长沙已有6年的左宗棠还说，贡院东街旧祠读书嬉游的场景，“至今犹时时入梦”。

不仅父亲做过老师，左宗棠二哥左宗植也曾当过老师。左家家境贫寒，不过“遗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四十八石”。“遗田数十亩”是个什么概念呢？曾国藩之家，有“百十来亩地产”；胡林翼家“有田数百亩”；毛泽东1936年告诉斯诺，他们家有田“二十二亩，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由此看来，左宗棠家田亩的收成，不及毛泽东，更别说和曾国藩、胡林翼相比了。

就是这点田亩，还是左宗棠兄弟三人共有。由于大哥早逝，父母去世后，左宗植、左宗棠在1833年决定将祖上遗田转赠给侄子。如此一来，左宗棠只能“终岁旅食”，靠在外面给人讲课谋生，后来一度担任新化县训导（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成为管理教师和学校事务的基层官员。

主讲渌江书院，结识两江总督陶澍

将祖田赠予侄子之后，左宗棠真的成了穷光蛋，不得已入赘周家。1836年，25岁的他曾写过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可谓其当时境况的真实写照。

1837年，就在左宗棠准备第三次参加会试时，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醴陵开办了渌江书院，请左宗棠前往主讲。吴荣光之所以赏识左宗棠，是因为他1832年在岳麓书院里开办了湘水校经堂，专门讲授经学和时务以选拔人才。在湘水校经堂的考试中，左宗棠7次名列第一，引起了吴荣光的注意。

1837年的左宗棠，除了一妻一妾，已有4岁的长女左孝瑜、3岁的次女左孝琪。五口之家，需要他去挣钱养活。于是，左宗棠子承父业，拿起了教鞭。

在渌江书院期间，左宗棠严格执教。他上任之初，先给每个学生发一本日记本，让他们记录每天学习的内容。每到夜晚，他关上书院大门，检查学生们的功课，奖勤罚懒。逢初一、十五，他还要把全体学生召集在一起，检查他们的功课和日记，若发现累计两次不合格的学生，学院即将其除名，该生的津贴则用来奖励那些努力学习的学生。在左宗棠的严格要求下，渌江书院风气很快为之一新，教学进度也加快了，“计七十余日，熟《毛诗》一部及《尚书》二卷”。

吴荣光的赏识给左宗棠带来了名气，也带来了运气。这一年，湖南安化人、两江总督陶澍去江西检阅部队，特向皇帝请假检阅完毕后回湖南扫墓。陶澍回乡途中要在醴陵小住，醴陵县令自然得做好接待工作。建好接待馆舍之后，县令请左宗棠撰写挂在门柱上的楹联。其中的一联，左宗棠写道：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弟子翘首公归。

史料记载，陶澍看到这副楹联之后，“激赏之”。大加欣赏之余，他连连嘱咐县令将作者左宗棠请来相见，“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

陶澍为何对这副楹联如此欣赏呢？原来，这副楹联既写出了陶澍平生最引为得意的事情，又表达了湖南人民对他回乡省亲的期盼，故此让他十分高兴。

上联中的“印心石”，指陶澍少时随父亲读书于安化石门潭之滨的石屋，潭心有石，被称为“印心石”。1835年，道光帝第14次接见陶澍，交谈中得知陶澍这段经历后，道光帝温言劝勉，亲书“印心石屋”四字赐予陶澍。“廿载”则是指陶澍自1808年丁父忧起复为官后，至今已20多年未回老家。道光皇帝接见并亲书题赠，是陶澍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经左宗棠这样一个远离庙谟的举子写出，更说明此事流布甚广，陶澍岂能不高兴?

下联中的“八州”，是湖南的古称。湖南行政区划几经变迁，隋朝时湖南省境设8郡，唐初改郡为州。唐高祖李渊时，湖南设潭州总管府，管辖潭州、衡州、永州、郴州、连州、南梁州、南云州、南营州共8州。其中的潭州即现在的长沙，衡州、永州、郴州之名则沿用至今。

“翘首公归”表达了湖湘子弟欢迎陶澍之情，与“大江流日夜”前后呼应、情景交融，打动人心。

因为这副对联，陶澍对左宗棠印象颇好，“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试想，堂堂从一品大员省亲，在醴陵这个小地方，有多少人在排着队等着陶澍接见。而他竟对左宗棠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举人如此重视，两人还谈了个通宵。这样的破格待遇，无疑让左宗棠名声大噪。这段教书经历，可谓回报丰厚。

小淹教书八年，奠定立身之本

1838年第三次进京会试再度落第后，左宗棠决意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彻底关上了凤麟之选的大门。第二年，两江总督陶澍于任上去世。遵照老师贺熙龄的吩咐，左宗棠担起了教育陶澍年仅7岁的独子陶桄的责任，住到了安化小淹陶家。

这一住，从1840年到1848年，前后历时8年。1840年，29岁的左宗棠曾写《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第一首的第一句“犹作儿童句读师”，就点明了自己教师的身份。

甘肃省兰州，1875 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身着便装，头戴孔雀翎。照片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左宗棠在安化授徒，陶家每年给的薪金大约为银200到300两。1843年，他用历年教书的积蓄，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田70亩，建屋安宅，命名为柳庄。新家落成后，左宗棠十分高兴地对好友胡林翼说：“此为有家之始。”第二年，全家从湘潭搬到柳庄。

通过在陶家教书，左宗棠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新家，还有此后的立身之本。借着住在陶家的便利，左宗棠得以遍览陶澍所藏的历朝典籍、清代奏章掌故等，熟悉了清朝的制度，并根据陶家藏书对自己当年所画地图进行了修订。可以说，这8年，左宗棠完成了自己的知识储备，为日后的建功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前，左宗棠所研究的主要还是军事地理方面的学问。他买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研究历史地理、山川变化；借过贺长龄家的书研读，但主要还是“官私图史”方面的书籍；与夫人合作，绘制了全国地图。到陶家任教之后，他根据陶澍所藏的《康熙舆图》和《乾隆内府舆图》，订正自己所绘地图的讹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廷的腐败与落后，更刺激着左宗棠潜心研究兵事。授课之外，忧愤于清廷失败的左宗棠，先后写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文章，阐述自己抵御英军的策略。对左宗棠这一落第寒士而言，此时多少有点“纸上谈兵”，但至少激发了他对兵事的研究和思考。

至于荒政、盐务、河务、漕务等实务，虽然左宗棠在1833年第一次落第时就表示要好好研究，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以及虽然当年曾与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探讨过理政经验，但并无系统学习。陶澍家所藏的清朝宪章、奏疏很多，左宗棠一方面“遍览文毅公所藏本朝宪章”，一方面通过读陶澍奏疏，了解实务治理之道。在给妻子周诒端的信中，左宗棠读书之乐溢于言表，“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

小淹教书的八年，也是左宗棠苦读的八年。1844年，在给连襟张声玠的一封信中，他就说自己近来阅读的新书不下万卷。常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世人但见左宗棠后半生事业功名骎骎向用，羡慕其官运亨通，但只要了解其小淹八年苦读，就会明了左宗棠功业之取得，绝非偶然。

小淹八年的教书和苦读，对左宗棠一生影响深远，使他掌握了一生功业的两大法宝：军事学和实务治理。熟悉实务，让他在后来出任湖南巡抚幕宾时赢得了广泛赞誉；军事方面的才能，在他后来平定闽浙、陕甘以及收复新疆时，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年11月9日，湖南湘阴左文襄公祠，一名男子观看展出的左宗棠书法楹联。

入仕为官二十年，不忘教书育人

十年教书生活，不仅深刻影响了左宗棠的人生，也让他养成了以教书育人为本的习惯。

首先，他倡办书院和学校。左宗棠用兵西北、总督陕甘14年，平乱之余，十分重视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在他倡导下，从1869年到1880年离任前，甘肃至少创设了尊经书院、泾干学舍、文明书院等20余所文化机构；修复重建了瀛洲书院、仰止书院、银川书院等十余所书院，包括专为回民子弟设立的平凉归儒书院等。书院之外，他还先后在各地兴办了320余所义学，专为各族儿童开展启蒙教育。收复新疆后，他立即命各善后局、防营多设“义学”，至1880年，新疆地区的“义学”已达57所。

为了发展文教，左宗棠曾将当地民众给他建的生祠改为书院。1874年甘肃民众为左宗棠建了生祠，他知道后，命改为南华书院。1876年，西宁士民在改建湟中书院的同时，要为左宗棠建生祠，也被他制止。变乱之后，甘肃许多义学和书院都让军队占了，种种破坏在所难免。左宗棠得知后，严令各军一律让出占住的义学和书院。

出资补贴学子之余，左宗棠还捐银为读书人刻书。当年就任闽浙总督时，他曾在杭州开办书局刊刻《六经》，在福州设“正谊堂书局”刊印图书。就任陕甘总督后，先在汉口设“崇文书局”，又在西安关中书院内附设书局。1871年，鉴于陕甘遭遇十年变乱后古籍损毁甚多、读书人缺乏经书好版本的现状，他下令从湖北招募刻手三四十名到西安关中书院刻印《六经》，供陕甘各地学子使用。陕甘各地义学所用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以往都是从成都和武汉等地运来，战争时期，书贩裹足不前，运来的书质量很差，错字和破句连篇。左宗棠得知后，下令设局刻书，这些刻书费用都由他从养廉银中支付。

这些义学和书院对普及文化知识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又成为兴办新式教育的基地。一二十年后，晚清政府在陕甘兴办的新式学堂，大都由这些当年的书院改建。府办学院改为中学堂；县办学院改为小学堂；兰州的兰山书院则改为优级师范学堂，仍然是甘肃省的最高学府。可以说，左宗棠在陕甘兴办文教之举，泽被后世。

其次，他注重资助士子赶考。由于家境贫苦，左宗棠三次会试的经历相当坎坷。第一次进京所需盘缠是多方借贷凑够的。第三次赶考，由于会试后在京盘桓的时间变长，加上其间生病等原因，左宗棠借了同乡97两银子。就是这97两银子，左宗棠一时还不上，最后是妻弟周汝充帮着先还的。

应试的艰难经历，给左宗棠留下深刻印象。1874年，时为陕甘总督的他曾对陕西巡抚谭钟麟、陕甘学政吴大澂回忆起，40年前一路风尘、满面风霜进京赶考以及在京城困居无聊的日子。1868年，长子孝威进京会试时，体察父意，曾拿出500多两银子资助进京赶考的湖南学子，让他们有盘缠返乡。左宗棠得知后，联想到自己当年三次参加科考落第后南返时“饥渴窘迫、劳顿疲乏之状”，对孝威此举十分赞赏，又寄去1000两。1873年，在长子孝威刚刚去世、自己备受打击的情况下，他还是拿出养廉银2000两，资助参加会试的甘肃学子。1877年，他又拿出养廉银3000两，资助甘肃士子进京参加会试。

兰州兰山书院是甘肃省当时的最高学府。正课学生40名，每名每月给膏火费3两；副课学生50名，每名每月1.5两。这样算下来，每年膏火费需要两千多两银子。由于甘省财政拮据，膏火费经常亏欠。左宗棠得知后，立即指示甘肃布政使崇保多方筹措，并形成定制。实在来源不足时，他甚至捐出自己的养廉银。1870年，他一次性捐出万两养廉银，专门用于补贴兰州各书院经费和资助学子参加乡试、会试，其中“乡试每名八两，会试每名四十两”。1876年，他寄去银3000两，按人数分赠给甘肃学子，补贴日常开销。

左宗棠十分关心学子们的学业，时常到书院和他们聊天。1870年，甘肃布政使崇保给时在平凉的左宗棠转来甘肃士子写的文章。左宗棠看后，十分高兴，亲笔批注，以自己当年在“日有粗粝两盂，仅有灯油一盏”的情况下坚持读书、如今“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的经历，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四书》《五经》及传注，“便一生受用不尽”。

第三，左宗棠在西北所办的最惠及甘肃广大士子的大事，莫过于推行“陕甘乡试分闱”——即陕甘分开举办乡试。

按照清代科举考试制度，每省举行乡试，乡试中举者才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在清初，甘肃本来是和陕西合为一省的，1663年才从陕西分出来，自成一省。但乡试没有分开，两省士人仍然合闱（闱是考试地点），同在陕西省会西安参试。到左宗棠总督陕甘时，这一制度已行之200多年。

“合闱”对甘省士人非常不利：第一是取中总额比分闱要少；第二是甘省文化水平落后，考不过文化水平较高的陕西人，有时一榜中竟然没有一个甘肃学子；第三是贡院在西安，由甘肃各地过去路途遥远，最近的也有七八百里，由宁夏去则有二三千里，由河西走廊去西安三四千里，由新疆镇迪道（隶属甘省）更是多达五六千里。来回时间需一两个月甚至三四个月，所需费用少则数十两，多则一百数十两。由于大多数秀才都是寒士，因此能到西安应试的甘省士人，顶多只有十之二三，多数优秀人才失去了竞争的机会。

1873年起，左宗棠奏请甘肃乡试与陕西分闱，并获得清廷批准。1875年9月5日，陕甘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举行，200多年陕甘合闱的局面终于被打破。这次乡试，甘肃参加考试的士人2700多名，比合闱时多出两三倍。左宗棠以陕甘总督身份，照例入闱监临。分闱前，陕甘共取中举人62名。分闱后，左宗棠奏请甘肃取40名，但朝廷只批准30名。1876年，经左宗棠再次奏请，批准为40名。

对于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左宗棠全传》的作者秦翰才先生如此评论：“分省就得分设学政和分闱乡试，这是天经地义。譬如康熙元年，江南分省，雍正二年，便分设学政。康熙六年，湖广分省，雍正二年，便分闱乡试。陕甘分省约和江南、湖广同时，而分闱考试和分设学政，却远在其后。在这遥遥二百年中，竟没有一位甘肃巡抚或陕甘总督想到。光从这一点看，就知道他们对于边方政事，没有放在心上。于是文襄公的举措，格外值得人们的重视了！”

得意门生，曾经参劾李鸿章批评慈禧

左宗棠十年教书生涯，培养了哪些知名学生呢？

湖南人周开锡，早年受教于左宗棠，曾在左宗棠幕府筹办军饷，历任福建布政使、护理福建巡抚、陕甘南路诸军总统等。

左宗棠小淹八年所教授的学生陶桄，为两江总督陶澍独子。陶桄曾为湘军筹饷，加按察使衔，但“终身不仕”。

陕甘分闱后的首次乡试，夺得头名的安维峻，也正是左宗棠最为赏识的士子。按例，乡试需各地督抚入闱监临。据说，监临期间的某个夜晚，左宗棠曾倚仗桥边，对月自语：“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榜发之日，高居榜首的正是安维峻。左宗棠慧眼识人，没有看错安维峻，而安维峻也没有辜负左宗棠，可谓成就了一段佳话。

作为座师，左宗棠十分关心安维峻的境况。1876年，他专门给安维峻寄去银30两作为伙食费。1877年，他又拿出养廉银3000两，资助包括安维峻在内的甘肃士子进京参加会试。1879年，他特意嘱咐沈应奎给安维峻送银50两，作为参加会试的盘缠。1880年，安维峻第三次进京会试前，左宗棠亲笔题赠篆书联“行无愧事，读有用书”，让安维峻作为座右铭。安维峻于1880年这科中了进士，后历任御史、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曾上《请诛李鸿章疏》弹劾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种种误国行为，甚至还上疏批评慈禧太后。如此敢言，难怪当年能为耿介的左宗棠所赏识了。

宽泛地说，左宗棠的学生，还有自己的四子左孝同。1880年，左孝同携家人前来甘肃与左宗棠相见。见面不久，左宗棠率兵出屯哈密，谋划三路进兵以收归被俄国占据的伊犁。由于天气太热，左宗棠让孝同和家人继续住在肃州，等过了七月秋凉之时再回兰州。为了督促孝同的学业，左宗棠在这年7月的家书中一次性出了包括“父在观其志”等42道题，分别是21道八股文与21道古诗文。他要求孝同按先多做小题后再做大题的顺序，每天写一篇，汇总后寄给他修改。8月间，他还亲自批阅孝同的答卷，点评认为文章思路不够清晰、词句过于浅白，并自我批评平时对孝同关心太少、督促不够。左孝同虽未中进士，但在戊戌变法期间积极参与湖南新政，历任太常寺少卿、河南按察使、江苏按察使等。

古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何尝不是因为有非常之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