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44年，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作品《尼罗河上的惨案》，在2022年推出了新版改编电影。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尼罗河上的一艘汽船内。在刻画人物与抽丝剥茧的同时，阿加莎也用大量篇幅描绘了沿途的风光：从英国人修建的阿斯旺旧坝，到壮丽的阿布辛贝神庙，再到如今已被淹没的尼罗河第二瀑布。

阿加莎第一次去埃及时是17岁，流连于舞厅、马球场与酒店之间。但她真正对东方本身产生兴趣，是在1930年与一位考古学家结婚之后。同时，她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也推出了一系列东方主题的侦探小说，包括以古埃及历史为背景的《死亡终局》。

瀑布七日游

相比于直接将福尔摩斯隆重推出的柯南·道尔（Conan Doyle），阿加莎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走的是外围路线。第一章的场景设置在英格兰，刻画了凶杀案中即将登场的人物。其中核心人物有三人：“全英国最富有的女人”、社交名媛琳内特·里奇卫（Linnet Ridgway）；琳内特的老朋友、家道中落的杰奎琳·德·贝尔福特（Jacqueline de Bellefort）；还有杰奎琳的前男友、刚刚与琳内特结婚的英国穷小伙西蒙·多伊尔（Simon Doyle）。

此外，即将登上尼罗河游船“卡纳克”号（SS Karnak）的客人，也几乎悉数登场。矮胖的比利时大侦探波洛（Hercule Poirot）反而只出现了两次，尽管是非常关键的两次。有趣的是，“道尔”和“多伊尔”在英语里其实是同一个词，尽管两人的性格简直是截然相反，因为西蒙是一个单纯大条的人，“完全不懂得做生意，随时都会在虚线上签字”。

在距离60岁生日不到半年的时候，阿加莎着手撰写自传，15年后写成。在《自传》中，她讲述了自己写第一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时的心路历程，但放到《尼罗河上的惨案》中也颇为恰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加莎在药店做义工期间萌生了创作侦探小说的想法。而她最初的灵感来源是电车上的三个人：“一个下巴上蓄着黑胡子的男人，他坐在一位老妇人身旁。老妇人喜鹊似的叽叽喳喳说个没完……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肥胖活跃的女人，正在高声谈论春天的球茎植物。”接下来，一系列次要人物迅速在她脑海里成型。直到这组群像完成，她才在家附近的一批比利时侨民身上发现了波洛的原型。

这也预示着，《尼罗河上的惨案》会是一部相当慢热的小说。直到小说接近一半的位置才出现了第一声枪响。又过了将近一章，第一位死者才被发现。而从第一章到进入正题之间的半本书里，除了情节伏笔、描绘上流人士的内心世界以外，相当多的篇幅被贡献给了氛围塑造。更具体些说，就是尼罗河瀑布七日游见闻。

埃及剧情的起点，是阿斯旺（Aswan）的一所旅店。阿斯旺如今以1960年动工的大坝闻名，工程主持者是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但是，《尼罗河上的惨案》发生于1930年代的某一年，而阿加莎分明写道，书中两名人物“先去参观水坝和菲莱岛（Philae）”。

这里写到的水坝指的是阿斯旺旧坝，始建于1899年至1902年，在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经历过两次扩建，但库容量仍然达不到预定标准。所以，独立后的埃及政府才会在旧坝以南7公里处修建了新坝。

在登上“卡纳克”号汽船，踏上第二瀑布之旅之前，波洛和游客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以旧坝为中点。一端是旧坝以北7公里处的阿斯旺城，阿斯旺对面是出土过古代历法书的象岛（Elephantine），然后是城南的游轮码头谢拉尔（Shellah）。过了旧坝就是菲莱岛（Philae），此地宗教建筑众多，从公元前4世纪的伊西斯神庙到改造为基督教教堂的神庙，甚至还有清真寺的遗迹。

本节前面说，“几乎”所有人物都在第一章中登场了，例外就是在象岛出场的意大利考古学家吉多·理查蒂（Guido Richetti）。这个角色几乎与主线剧情没有关系，与凶杀案唯一的交集就是在房间里和所有人一样受到了搜查，而且除了服饰和私人信件以外，只搜到了“各种用不同国家文字写成的考古书籍”。也许阿加莎只是觉得，埃及这样历史文化悠久的地方，就应该有一位性格乖僻的考古学家。

“卡纳克”号汽船的终点，是尼罗河第二瀑布。在欧洲人开始兴建水坝之前，尼罗河上共有六座瀑布。最北边的第一瀑布，就在阿斯旺旧坝的位置。第二瀑布位于第一瀑布下游约400公里，在阿斯旺新坝修建后被淹没。七日游的第一站是泽瓦布（ez-Zebua），全名是Wadi ez-Zebua（根据转写规则的不同，又写作Wadi es-Sebua），意思是“狮子谷”。阿加莎提到了此地的得名来由，两名游客“一起走上竖着狮身人面像的大街”。

此外，她还借用神殿中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表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心安理得。在20米高的拉美西斯像面前，琳内特父亲的老友，也是她的财产托管人之一安德鲁·彭宁顿（Andrew Pennington）表现得不屑一顾，说雕像“看着比我还矮”。这时，琳内特聪敏地评论道：“他还是个大商人，安德鲁叔叔。”于是，他向她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在一定程度上，拉美西斯二世相当于我国的乾隆帝。他活到90岁高龄，一生中南征北伐，军功赫赫，在国内营造新都，大兴土木。但在他去世后，古埃及的光彩就要消散了。作为上述主要活动的副产品，他自然也建立了庞大的贸易网。比方说，拉美西斯木乃伊的鼻孔中就放着一颗来自印度西海岸的胡椒。

但对安德鲁来说，拉美西斯身上唯有商人的一面是可以理解的，因而是唯一重要的一面。哪怕与公元前13世纪时法老的“贸易”相比，19世纪美国商人的生意几乎完全是另一码事。

七日游的下一站，是拉美西斯兴建的阿布辛贝神庙（Abu Simbel Temple）。神庙由一大一小两座建筑组成，都是在石崖中雕刻而成，修建方法类似于乐山大佛。有趣的是，“卡纳克”号曾两次经过神庙，阿加莎借同一名女游客之口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去程时，船在清晨停在了距离神庙几百米外的岸边，在升起的日光下，30多米高的雕像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正如女游客所说：“它会让人觉得自己如此渺小，就像一只小昆虫，而且什么事都不那么重要了。”而在回程时的夜游神庙环节中，尽管灯光远不如阳光强烈，但雕像的细节反而更加鲜明。那位在清晨折服于威严巨像之下的游客，如今喜悦地观察到了“所有被国王砍了脑袋的那些敌人”。这样微妙而真实的景观与心理刻画，在书中俯拾皆是。

波洛一行人在第4天抵达第二瀑布，第5天返航。当晚，醉酒的杰奎琳枪击西蒙，琳内特也被杀死在了房间里，纯粹的侦探故事从这里终于开始。

舞会、考古与历史侦探小说

除了旅程途中的著名景点以外，《尼罗河上的惨案》里也不乏对埃及风土人情的描绘。比如波洛在阿斯旺河滨道上散步时，一群群“像苍蝇一样”的小贩和乞丐涌了上来，同行的英国中年过气女作家则给出了一句至理名言，“最好是装聋作哑”。

英国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

这些看似闲笔的内容，主要是为了刻画角色形象，偶尔会与情节勾连，而其灵感来源应当有一大部分来自个人经历。事实上，阿加莎17岁时就去过埃及了，她当时刚刚从巴黎的一所私人学校学成归来。

对于她这样一位20世纪初的英国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来说，以择偶为最终目标的“社交亮相”相当于成人礼。活动形式以舞会为主，有条件的女儿还会去伦敦参加社交季，也就是初夏时节的一些社交活动。不过，埃及同样是一个热门亮相目的地。除了异域风情以外，相对低廉的价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如阿加莎在《自传》中所说，母亲之所以选择陪她去开罗，是因为阿加莎“生性腼腆，不善于交际，应该先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经验，逐渐熟悉舞会，习惯与青年男子交谈，把社交当作一件平常的事情”。

就这个目的而言，阿加莎的第一次埃及之行是成功的。在开罗逗留的三个月时间里，阿加莎每周参加五次舞会，成了一个马球迷，拒绝了两次求婚，没有一次坠入情网。可惜，她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而且“脑子里只有年轻男子”。

在《自传》中，埃及之行的大部分内容是对社交经历的描述和一种怀旧式的议论。她说：“母亲一般会为女儿举办一个舞会……当然绝不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商业味十足、费尽心机策划的那种社交季……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年轻女孩都纯洁无瑕，我觉得我们不曾有过一点压抑的感觉。充满浪漫幻想的友谊的确会与性爱或性爱的可能性相连，可这就能完全令我们心满意足了。”

带着这种印象，再回头去看那些被比作苍蝇的埃及小贩，或许会多一层体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阿加莎没有对自身所处阶层的反思。总之，离开埃及的阿加莎成了一位自信从容的资产阶级小姐，却并没有对埃及本身产生多少印象和兴趣。

阿加莎再次将目光转向东方时，已经年逾四十了。1930年，离婚的克里斯蒂嫁给了比自己年轻14岁的考古学家马洛温（Max Mallowan），两人是在伊拉克古城乌尔（Ur）的发掘现场相识的。正如在汉代时濒临东海，如今距离海岸已有40公里的江苏盐城一样，曾经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入海口的乌尔城，如今也成为了一座荒废千年的内陆古城。

1922年至1934年，一支科考团队对乌尔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活动。主持者是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而马洛温正是他的助手。她是孤身一人离开英国的，乘坐1883年开通的东方列车至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然后换乘慢车辗转巴格达，其中最后一程是乘汽车穿越沙漠。她曾与前夫周游世界，而此行的目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要“弄清楚我是哪一种人——是否已成为我所担心的要完全依赖他人的人”。

马洛温早就知道阿加莎的名字，他的师母伍利夫人向他推荐过《罗杰疑案》，但小伙子一页都没有看。他与未来妻子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以司机兼导游的身份，两人探访了多处古代苏美尔文明的考古发掘地。

在旅途中，有一次汽车陷入了沙地，马洛温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车拖出来。他后来说，那正是他认定阿加莎为人生伴侣的时刻，因为阿加莎躺在汽车边上的阴影里睡着了，“完全不抱怨，也没有说什么都是我不好，或者我们不该停在这儿之类的话”。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两人感情迅速升温。阿加莎回到伦敦后不久，马洛温就向她求婚了。

马洛温在1930年代参与了伊拉克北部与叙利亚的多处遗址发掘活动，阿加莎常随夫同行。1930年代和1940年代，也是阿加莎东方主题小说的高峰期。除了1937年发表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以外，还包括《东方列车谋杀案》（1934）、《古墓之谜》（字面意思为“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1936）、《死亡约会》（1938）和《死亡终局》（1944）。

尽管阿加莎在17岁之后可能再未专门踏足过埃及，但埃及并未离开她的视线。就在《尼罗河上的惨案》发表的同一年，她创作了历史剧《埃赫那吞》，主角是以宗教改革闻名的同名埃及法老，他的儿子就是少年夭折的少年法老图坦卡蒙。这是一部正统的悲剧，她似乎并不指望这出剧上演，写作它只为了自娱自乐。多年后，她在《自传》中承认：“我没有把幽默感与埃赫那吞联系起来，现在看来我错了。”1972年，她偶然发现剧本手稿后发给了出版商，次年出版，但至今少有上演。

在她的东方主题侦探小说中，《死亡终局》一书尤其特别，因为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前的埃及圣城底比斯（Thebes）。大祭司的女儿雷妮森，丧偶后回到娘家居住。不久后，父亲新娶的小妾死在了悬崖之下，着手调查的雷妮森在逐渐揭开真相的同时，也发现了家庭中的诸多裂痕。在某种意义上，《死亡终局》可以说是一部古装侦探小说，因为人物关系与动机实在是相当“现代”。

阿加莎对此并不讳言，《死亡终局》是阿加莎的朋友斯蒂芬·格兰维尔（Stephen Granville）的主意。格兰维尔说：“一部侦探小说以古埃及为背景和以1943年的英国为背景，二者的难易程度是一样的。”不过，为了尽可能营造出真实可信的氛围，阿加莎参考了包括赫卡纳赫特信札（Heqanakht papyri）在内的大量史料。

这些信札中保存了大量古埃及中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资料，包括收成、租金、土地所有制、实物工资等方方面面。阿加莎从这些信中挑出了三段有代表性的小人物情节，其中一段是老父亲告诫两个儿子要善待寄居家庭中的中年女性亲戚，也就是雷妮森的原型。

2022年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剧照

如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埃及情结还具有了商业价值。一家埃及旅行社推出了阿加莎主题游览项目，价格从1600美元到上万美元不等。可惜，与战后重游中东的阿加莎一样，每一条路线中都必然包含飞机航程。在她看来，坐飞机虽然“很节约时间”，但“你就是从伦敦飞到巴格达，仅此而已……显然，旅程会逐渐变得非常无聊、昂贵且毫无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