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大利到埃及:拿破仑的早年生涯
2024/05/05 | 作者 谈炯程 | 编辑 陈祥
过去的2023年,作为一种极端考验导演把控力,乃至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水平的体裁,史诗传记电影似乎重获青睐。它仿佛久已习惯后现代状态的当下,开始在历史的陈迹中寻求精神支点。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本海默》,成功激活了史诗传记电影的传统。与之相比,雷德利·斯科特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则毁誉参半。
军事天才、征服者、立法者、悲剧英雄、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抑或叛徒……不论生前身后,拿破仑·波拿巴都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当耶拿战场上的硝烟散去,拿破仑与其大军进入柏林,曾在此执教的哲学家黑格尔宣称,他见证了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时代精神”的诞生。
这并非夸张的说法。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知识分子视他为启蒙思想的后裔,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正是为他而作。他的崇拜者,在他身上窥见了一个从前只存在于普鲁塔克《名人传》中的古典英雄。
作为将军与皇帝的拿破仑,把他们眼中平庸的“现代”提升为传奇。毫无疑问,这位在大革命爆发之际籍籍无名的科西嘉人,很快便将身处19世纪初叶欧洲大陆政治舞台的核心。
1793年时,拿破仑只是一名普通的炮兵上尉,6年后,他便成为第一执政;再过3年,他将登上终身执政宝座;2年后,他又从有实无名的君主,一跃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加冕时,他只有35岁,刚刚来到人生的中途。
他的功绩,在后代的肺腑间被润色。仅法国国家图书馆,就收藏有5000幅以上的拿破仑画像。不过,这些遵循官方风格的画像,以及每年以几何倍数自我繁殖的二手研究文献,反而使得拿破仑的形象变得模糊。至于一手资料,往往又都带有鲜明的立场。
拿破仑早已是一个政治符号。或许即使拿破仑本人,后来也不得不学着扮演自己。我们讲述拿破仑的故事时,往往就是在讲述拿破仑战争的故事,在这之中,我们很难辨认出一个作为平凡人的拿破仑。他融入了他的时代,形塑着它,就像雨水冲蚀大地并改变了大地的面貌。
法国历史学家帕特里斯·格尼费的《帝国之路:通向最高权力的拿破仑,1769—1802》聚焦于拿破仑政治生涯的前半程。他征引了大量一手文献,并尽量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剥去出于宣传目的而加诸这些事件之上的浮夸叙事。
相较斯科特的电影,这本书更中立,也更精准。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务实的野心家,一个会失败,但也同样会利用失败的卡里斯玛式领袖,一个多愁善感的业余历史学家。这些形象重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拿破仑的早年生涯。
“亚历山大与凯撒的后继者”
法国诗人雨果曾说:“一个伟人要降生两次,第一次是作为凡人,第二次是作为天才。”在成为卡托尔将军麾下的炮兵军官参与土伦围城战前,拿破仑常常利用旧法国军队宽松的休假制度逃避服役。
众所周知,他来自科西嘉,但在旧军校里度过的青年时代,将他混沌的身份认同熔解。尽管他依旧怀念他幻想中的科西嘉祖国,却是以一种启蒙主义的方式,间接地体认一个抽象的科西嘉身份。这些心绪,只是他在被浇铸成一个法国人时残留下来的浇口,时间很快便会将它们打磨平整。
和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军校生拿破仑曾是卢梭与歌德的忠实读者。《社会契约论》激发起他对故岛的热爱,《少年维特之烦恼》风靡一时,年轻的拿破仑在读过歌德这部小书后,当即宣布他“打算自杀”,以抗议法国对科西嘉的非法占领。
帕特里斯·格尼费写道:“当他在1786年回到阿雅克肖时,他带着一个装满了书的沉重箱子下船,箱子里不仅有卢梭和伏尔泰、高乃依和拉辛、普鲁塔克和柏拉图、西塞罗和科尔内留斯·内波斯的作品,还有蒙田和孟德斯鸠、雷纳尔的著作以及莪相的诗。”
而在18世纪初期,恰恰是在那个不起眼的科西嘉岛,曾经有过一场小型的革命。1755年,科西嘉人驱逐了统治他们的热那亚,建立起独立的“科西嘉国”,直到法军1769年登陆该岛。
那时,几乎所有启蒙知识分子都宣称自己是精神上的科西嘉人。拿破仑早年也追随过那位广为人知的科西嘉人的英雄——帕斯夸莱·保利将军。但拿破仑遇见的保利,已是一位因多年流亡而变得乖戾的迟暮老人。他在法国大革命后重回科西嘉,却又把这座乱石遍布的岛屿献给了英国。波拿巴家族不得不迁往动荡的法国本土,被迫卷入一场血腥的内战之中。
1793年,内战进入白热化,旺代战争愈发残酷,几乎整个法国南部都脱离了共和国的统治。这时,在南部重要港口城市土伦,历史的聚光灯照亮了年仅25岁的炮兵上尉拿破仑·波拿巴。这年7月,土伦易手于反雅各宾派的保王党,这些保王党得到了反法同盟的军事支援。在他们邀请下,英国与西班牙的舰队进驻了这个对共和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军港。
共和军卡尔托部,在土伦城下逡巡不前。这座依山傍海的坚城,易守难攻。卡龙山陡峭的山坡以及沿山两侧修筑的堡垒及工事群,将意图收复土伦的卡尔托部与拉普瓦佩部分割开来。
保王党与反法同盟的联军共有约2万人,而当拿破仑抵达土伦时,能够参与作战的共和军只有约1.5万人。
大革命造成军队中大量军官流失,仅在1793年,就有至少1300名军官遭解职。这导致共和军军心涣散,也让卡尔托之流并无多少军事才华的业余人士进入军队高层。但与此同时,一大批青年军官涌入军界,并迅速崭露头角,拿破仑正是其中之一。他的出现,以及他在土伦获得的奇迹般胜利,使得共和国重新重视起炮兵这一原本受轻视的兵种。
在共和军高层看来,炮兵多是旧军校培养的精英,不可信赖。他们更愿意倚仗步兵的英勇,利用白刃战取得胜利。因此,拿破仑在土伦围城战中提出让炮兵充当进攻主力,是十分大胆的行为。
不过,不论是土伦的军功,还是在巴黎街头镇压葡月党人的“脏活”,都不足以真正给拿破仑带来荣耀。让拿破仑扬名于欧陆的,是1796年至1797年的意大利战役。
在那里,他接手的意大利军团仅有3万人马和不到30门轻型火炮,却要对阵5万之众的奥地利与皮埃蒙特联军。他们的火炮数量超过200门,火力远在拿破仑之上。但拿破仑以机动作战的方式,在洛迪、阿尔科莱、里沃利战役中屡屡打败联军,攻克了伦巴第大区奥军的重要据点曼图亚要塞,甚至一度独力攻入奥地利本土,迫使奥皇议和。
1796年5月10日的洛迪战役,让拿破仑意识到了自己的野心。后来,当回忆起这次战役时,拿破仑说道:“我曾以为自己只是个将军,但从那(洛迪)以后,我知道我是应征而来、决断人民命运的人。我真的可以在我国舞台上扮演关键角色,我的壮志凌云便在此时出现。”
洛迪战役,是这位新任司令第一次指挥大型会战。冒着奥军霰弹的火力,拿破仑指挥法军果断向阿达河上一座长约200米的大桥发起正面进攻。这次进攻很快就成为一段传奇,传说拿破仑曾于这座桥上擎着军旗冲锋在前。
然而这一极富冲击力的画面,尽管非常适合用于宣传,却从未真实发生过。真实情况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们,包括日后成为第一帝国元帅的马塞纳,在法军即将溃退之时,身先士卒冲锋在桥上。这次胜利,使得法军5天后正式进入米兰。
法国作家司汤达写道:“1796年5月15日,波拿巴将军带着这支刚刚跨越洛迪之桥的年轻军队进入了米兰,向全世界宣告,经过这么多个世纪之后,凯撒和亚历山大有了一位后继者。”
油画作品,拿破仑在洛迪战役里发布命令。1796年5月10日,拿破仑的法军对阵博利奥率领的奥地利后卫,在意大利小镇洛迪战斗。法军冒着榴霰弹冲过阿达河上的桥梁,奥地利的后卫部队被击败,法军紧接着顺利攻下意大利北部重镇米兰。洛迪战役并非决定性战斗,因为奥军主力得以撤退,但它成为拿破仑传奇的核心元素,甚至让拿破仑相信他本人比其他将军们更优秀。
拿破仑与埃及
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从1792年开始,一直到1797年10月17日,拿破仑迫使奥地利皇帝签订《坎波福米奥条约》为止。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吞并了比利时,占据莱茵兰。国祚已有1100年之久的威尼斯共和国,在这次战争中遭受毁灭性打击,其遗产在《坎波福米奥条约》的秘密条款中被法奥双方瓜分。法国实际上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建立起数个姊妹共和国。
当时统治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督政府,对这一由拿破仑主导的条约并不十分满意。他们认为条约中瓜分威尼斯的肮脏条款,是“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公然违背”。《坎波福米奥条约》显然对奥地利更为有利,虽然暂时中止了战争,却为日后的战争埋下隐患。
不过,至少意大利的战火平息了,共和国的敌人只剩下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意大利战役甫一结束,督政府便让拿破仑着手准备对英作战。一开始,督政府倾向于直接进攻英国本土,利用手上仅有的舰队登陆英国。
这一提案并不新鲜。早在1796年,拉扎尔·奥什将军就曾率领一支由1.1万人、48艘船舰组成的船队,从布列斯特出发,远征爱尔兰。这支队伍尚未与英军交锋,就被海上的糟糕天气打败了。1796年12月,奥什的船队在大韦桑岛遭遇风暴,仅有少数人成功在爱尔兰上岸,其余人全部被迫撤回布列斯特。
奥什的远征失败后,督政府并没有吸取教训,他们仍执意追寻凯撒与征服者威廉的脚步,全然不顾法国海军力量的孱弱。
1798年,在给督政府的长篇报告中,拿破仑认为,惟有取得全面的海上优势,方可进攻英国。“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在海上获得优势都还得要几年。在没有控制海洋的情况下贸然登陆英国是前所未有的冒险,也是最困难的行动。”
对此,他提出三个替代方案:入侵英国的大陆领土汉诺威,恢复与英国政府的谈判,远征黎凡特地区以打通向印度进军的道路。前两个方案很明显只是烟幕弹,督政府断然不会接受。拿破仑真正看重的是第三个方案,即远征埃及。
但为何要到如此遥远的东方作战?这些共和国的士兵在埃及的沙漠与绿洲中,又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
这场战争十分特殊。拿破仑对东方如此神往,以致当他选择埃及作为战争目标时,他个人的浪漫情怀、督政府的战略考虑,以及督政们借此将这位炙手可热的将军调离权力中枢的用心,搅和在一起,共同促成了这次远征。
可以说,东方承载着青年拿破仑的浪漫幻想。那是一片充满史诗的金色土地,从亚历山大、帖木儿到纳迪尔沙,这些征服者在东方的战场上演绎着一幕幕传奇。只有在东方,他才能感觉自己被绘入那容纳万物的细密画,成为其中的一个局部。在时间长河里,纵然显得微小,那如骨骸般隆起的颜料即使褪色,却总能为后世的人所重绘。
还在军校中时,拿破仑就已经迷上了古埃及历史。1792年,他在科西嘉结识了著名东方文学家沃尔内,两人一同沿着岛中山脊上如牧歌般美丽的山路前行。后来,拿破仑开始读沃尔内的《埃及与叙利亚行记》与《废墟》,他做了很多批注。书中对18世纪末埃及的阴郁描写,深深吸引了拿破仑。
对于东方的现状,沃尔内不像另一位东方学家克劳德-埃蒂安·萨瓦里一样乐观。萨瓦里会把贫苦与质朴混为一谈,沃尔内的羽笔下却总有戴着面纱如幽灵般一闪而过的女人、肮脏狭小的院落里疲倦的乞丐,他看见了一个窒息在宗教专制里的世界。
沃尔内欣赏阿拉伯人的创造力,认为他们完全不逊于希腊人。这些沙漠的子民原本可以创造出无比灿烂的文明,接过希腊文明的火把。正是他们保存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让希腊文明的火星引燃在智慧宫内屋宇间。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东方的落后?对于启蒙主义者来说,答案很明显,造成东方文明落后的罪责应由土耳其人承担。格尼费写道:“这些来自世界边缘之外的人,用铁蹄使曾属于拜占庭帝国和初代哈里发的土地臣服于他们那冷酷的观念与残暴的习俗,以及他们的贪婪、无知和对支配的渴望。通过到处散播恐惧以让人民更加顺从,土耳其人扼杀了知识、创造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改变了东方发展和繁荣之路的方向。在启蒙运动的词典中,奥斯曼世界就意味着贫穷、无知、落后,充斥着政治迫害和宗教压迫”。
远征埃及的计划,甚至比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更古早。1796年初,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德拉克罗瓦就提出过征服埃及的构想。“埃及正被6000匪徒肆意蹂躏,”德拉克罗瓦写道,“1万共和国军队就足够解放它,恢复其和平与富饶,它将成为南方省份用之不竭的谷仓,一条更便捷地通往东印度的道路,以及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
德拉克罗瓦认为埃及极易被征服,而拿破仑也只计划用一年时间建立法国在埃及的统治秩序。这是因为18世纪末的埃及政局动荡,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无法行使它在埃及的行政权力。这片富饶的三角洲,实际上已陷入当地的马穆鲁克军阀之手,由穆拉德·贝伊与易卜拉欣·贝伊共同治理。
马穆鲁克的军队尚未完成近代化,尽管他们作为骑兵作战时勇猛无畏。连拿破仑也感佩他们的勇气,后来到了帝国时期,他甚至将少量马穆鲁克骑兵编入他的近卫军。但在面对法军的空心方阵以及火炮时,马穆鲁克无所畏惧的冲锋只是徒增伤亡。
《狮身人面像前的波拿巴》,又名《俄狄浦斯》,是法国画家让-里奥·杰洛姆在1886年完成的画作,再现了拿破仑在埃及战役中。最初的名字《俄狄浦斯》,来源于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的神话。
金字塔战役
耗时仅两个月,1798年5月19日,这支庞大的远征舰队就集结完毕,起锚出航。330余艘战舰与运输船,仿佛一座在海面上行走的都市,缓慢挪动着它的身躯。
3.8万名陆军生活在这海上都市里,还有3000名海员、167位科学家、来自各行各业的工匠随同军队出征。以上林林总总共计5.4万人,作为对比,路易十六派去援助美国独立战争的军队也不过1万人。
拿破仑在督政府批准他的计划前就做了大量工作,而在筹备远征计划的两个月里,拿破仑的意大利军团在对罗马与瑞士的战争中掠走了大量财富。3月5日,法军占领伯尔尼,将瑞士国库洗劫一空,充作远征花费,甚至将作为伯尔尼象征的熊拉进巴黎植物园展览。
几乎整个法国都为远征而欢欣鼓舞,但作家夏多布里昂不无愤懑地批评同胞:“没有看到这件事对公正和政治正义造成了同等的伤害:在两国完全处于和平状态时,我们袭击了法兰西最早的盟友,不宣而战地夺取了富饶的尼罗河地区;这就和阿尔及利亚人一言不合就占领了马赛和普罗旺斯一样。”
此处,这位保守的浪漫主义者提到的,便是1536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大帝签订的盟约。出于制衡奥地利的现实政治需要,奥斯曼苏丹一直是法国国王的重要盟友。
然而,共和国并不打算承认1789年之前的诺言。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拿破仑是大革命的孩子,像所有革命者一样,他对传统与权威的态度只取决于实际政治利益。
然而对于远征军的底层士兵来说,这场战争无疑比在意大利的战争更加残酷,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他们在漫漫地中海里漂泊,躲避英国海军的侦察,直到登陆前夕才得以知道远征的目的地。
拿破仑只得用东方未知的宝藏激励手下士兵。他承诺,当战争结束,每位荣归故里的士兵都可以买得起“6阿庞土地”,即约7.57亩土地。有时,他也诉诸宏大叙事,告诉士兵们,他们来到埃及,是要从马穆鲁克军阀手中解放埃及人民。
于是,他们在昏暗、逼仄且摇晃的船舱中,就着被布满灰尘的舷窗滤过一遍的阳光,幻想起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他们是在旧贵族们的土耳其风浴室中窥见这个世界的,它应该奢靡、精致而颓堕,像由手鼓奏出的永不停歇的乐曲。
但当他们抵达亚历山大港,映入眼帘的尽是废墟般的街道、疲倦而饥饿的阿拉伯人。在埃及的第一晚,他们在溽热中辗转反侧,想念起法国,想念起美丽的意大利。在那里,他们知道各自都是为了什么东西而战,不论是为保卫共和国,还是为获取战利品。至少,意大利让他们得偿所愿。
他们不怨恨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的将军,他不过是和他的军队一起,被那些善妒的督政们流放到了这片沙漠中。从亚历山大港到尼罗河畔,他们走了整整一周,其间约有600人死于酷热与贝都因人袭击。
阳光照透这片寸草不生的沙漠,此地遍布矿物与岩石。在暴晒下,大地仿佛一张锡纸般闪光。一位名叫舒尔科夫什基的军官说道:“军队的努力全是白费,就好像穿过了一个富有弹性、在离开后会立即缩紧的物体。武器所及范围内没有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里只有和死者的脐带一样枯萎的深井。那些还有水的井也像被下过毒,井水咸涩且发黑,无法饮用。
7月11日,这支即将崩溃的军队终于抵达尼罗河畔。士兵们跳进河中,尽情狂欢。他们身后,是被他们焚烧的无人居住的村庄,火焰映着他们被汗水反复渍过的身体。
21日,拿破仑军队抵达开罗城郊,遭遇了马穆鲁克的军队,金字塔战役爆发了。有段传说,拿破仑在战斗前向士兵们喊话:“士兵们!你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把居民从野蛮中拯救出来,把文明带到东方,让世界上这个美丽的地方摆脱英国的统治。从这些金字塔的顶端,四十个世纪正在注视着你们。”尽管并没有史料支持拿破仑曾在战前说过这些豪言壮语,这段话却被人们广为引用。或许是因为这段托名拿破仑的话语,的确切中了后世赋予金字塔战役浪漫色彩的原因。
拿破仑的军队,在可以看到金字塔的开罗市郊战斗。在硝烟燃起之前,滚滚热浪中曳动的不仅仅有吉萨大金字塔,开罗的宣礼塔与城墙也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
在这片战场上似乎存在着两种战争,分属于中世纪与近代。一名身着重甲的马穆鲁克骑手,纵马来到距离法军战线仅几步之遥的地方,要求决斗。法国人则回以枪声。
马穆鲁克骑兵开始冲击法军的空心方阵,他们一度逼近法军,法军士兵甚至能看清他们身上的鳞甲片如萤火般忽闪。
埃及历史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蒂,在他的《埃及史》中记载:“随后,前来与穆拉德·贝伊作战的纵队按照他们(法国人)的作战方法进行了分工。他们逼近街垒,从前后左右包围了马穆鲁克士兵,鼓声响起,枪炮接连不断,狂风大作,硝烟弥漫,火药的硝烟和狂风的尘土让世界变得昏暗。对埃及士兵来说,似乎地动山摇,天崩地裂。”
这场悲壮的战役之后,拿破仑进入开罗。10天后,随着法军舰队在尼罗河口的覆灭,拿破仑的埃及远征最终沦为一场镜花水月。不过,这一场失败的军事冒险,意外让拿破仑登上了第一执政的宝座。拿破仑战争的故事,就此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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