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内一片寂静。布景、音乐、几个机位都准备就绪。

电影《梅艳芳》历时九个月的选角进入最后一轮。导演兼编剧梁乐民决定，不如来一场全妆彩排，入围者演同一场戏，重现梅艳芳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的“婚纱告别”。

一袭纯白婚纱，一对镶钻珍珠耳坠，再于红唇左上方点上一颗痣。王丹妮（Louise）轻提裙摆，迈上台阶。这时音乐声起，她缓缓转过身来，哼唱起《夕阳之歌》。一双灵动的眼，如暮色里薄霭笼住波涛起伏的海面，流转着遗憾与怅然，在头纱半掩的朦胧里，愈发悠远。

梁乐民鼻头一酸，眼眶微红，从监视器前抬头望向四周，全场工作人员无不潸然泪下，其中一位与梅艳芳合作逾十年的化妆师甚至难掩悲痛推门而出。

“她就是梅姐，梅姐回来了。”一众服装部、化妆部同事走过找梁乐民，“如果你不选她（王丹妮），我们就不做了。”

试镜结果不言自明，一切尘埃落定。筹备三年之久的《梅艳芳》终于在2018年春天正式开拍，并于2021年11月12日上映。在此之前，被选为釜山国际电影节闭幕电影，及在香港多场优先场掳获的眼泪，至少将以往坊间针对众人物选角的质疑一扫而空。

她们究竟有多像？据饰演梅艳芳御用造型师刘培基的古天乐回忆，有一晚结束拍摄，片场灯光熄了大半，他准备离开时，正看见尚未更衣卸妆的王丹妮从昏暗街角走来，他心脏陡然漏了一拍，怔在原地；曾与梅艳芳合作过电影《胭脂扣》等作品的导演关锦鹏前来探班，失神地望向做完造型的王丹妮，忍不住连叹三次“好梅艳芳”。

可王丹妮本人对于这种“像”却略显迟疑，并谦逊地将大部分功劳归于团队服装造型的加持。至于她自己，“说实话，我觉得我外表并不像梅姐。”所以她曾颇不理解，为何三千多名入围者，偏偏挑中了她这个毫无表演、唱歌经验的模特。

《梅艳芳》海报。

那时她并不知道，团队之所以甘愿耗时费力于茫茫人海寻找一个“梅艳芳”，野心并不只为“外貌相似”，梁乐民更在意的其实是气质相近、精神相通。彼时王丹妮唱《夕阳之歌》，尚未掌握多么复杂的歌唱技巧，梁乐民却由那生疏里听出一种“梅艳芳式”的真诚，那种真诚最触动人，有了它，电影就已成功了一半。

印象派还原

电话那头，梁乐民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Louise，祝贺你当选！”王丹妮只觉眼前发黑，脑袋一片空白，手都在抖。

“就是天塌下来那种压力。”她扮作哭腔转述那幕，将对话里的颤栗感一并复制。当初在社交平台收到选角邀请私信，她以为是诈骗广告，即便后来知道是真的，她也不过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全力以赴的陪跑者”，从没想过有朝一日要成为“梅艳芳”。

“梅艳芳是谁啊！大家都知道，梅姐是一位很有地位、很有分量、很有深层意义的传奇人物，这么重要的角色落到我身上，当下我真的很害怕。”传记作品甚少如此“近代”，毕竟梅艳芳辞世不足二十年，很多歌迷心中，她的一颦一笑仍然鲜活，历史太近，有时难以言说。人们对梅艳芳记忆之深刻、对其猝逝之沉痛，皆注定他们对其扮演者必有一番近乎苛刻的审视，在这样的目光里，作为新人，王丹妮吓坏了。

王丹妮说自己是那种遇事先害怕，容易想很多的人，想通了、理顺了，就有一股拼尽全力缠咬不放的狠劲。她说这话时，咬字颇为用力，与当年宣布自己患癌字字铿锵道“我一定可以打赢这场仗”的梅艳芳，如出一辙。

这一回也是，走出房门的那刻，她就确定了一件事：一切也是缘分使然，既然团队选择了她，她就要非常努力，不辜负爱梅艳芳的观众、团队，当然，还有梅艳芳。

那之后大半年时间，王丹妮反复看梅艳芳的影像资料，包括电影、演唱会、访谈，揣摩语调、动作，总结出些特点，譬如眼神，“梅姐思考时，可能会向斜上方瞥”；又譬如，有时她会不自知地歪歪嘴。王丹妮将这些小动作统称为“精髓调味料”，只会酌情添加。

因为梁乐民不止一次强调过“我们不是要办梅艳芳模仿大赛”，他更愿意把这部传记电影视作“印象派还原”。当中自然保留了戏剧创作的空间，“100%还原、绝对准确不是我们的标准，努力将观众带回那个年代、那种感觉才是。”

同一时间，为尽快与舞台上风华绝代的“百变天后”拉近距离，王丹妮接受了香港三位神级导师的特训，分别是已故的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得主廖启智、知名音乐监制赵增熹、著名编舞师麦秋成。虽说平日少动、肢体不协调的王丹妮，在跳舞课上吃了些苦头，但也从肉眼可见的进步里找到了自信。

开机那天，第一场戏在街头。年轻的梅艳芳被医生建议不宜再唱歌，但她却决心一意孤行一唱到底，倔犟地逆人潮而行。梁乐民发现，王丹妮全无怯场，置身往来人流中游刃有余地将角色情感颇有层次地舒展开，他坐在监视器后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当刻好像看到这个人身上有光芒。”他一直以来悬着的那颗心，这才稳当落地。

那份游刃有余，源于信念感。是廖启智告诉她的，演戏首先要相信，相信角色、相信角色的背景、相信角色的处境。之后，则是向内自省，“要知道自己有什么素材吻合这个角色，越多素材吻合，就越容易掌握角色。所以一定要清楚自己，也要了解角色。”

类似的话，古天乐也说过，更身体力行引导她入戏。那是电影尾声，梅艳芳试穿刘培基为她设计的婚纱，泪如雨下，她要说很长的一段话，是对这位不可多得的良师挚友发自肺腑的感谢，亦算郑重道别。

试了几次，王丹妮情绪不对，哭不出来。身侧的古天乐一手搭在她的肩上，压低声音故意“岔开话题”主动谈起她的父亲。“一说到爸爸，我就不行了，内心翻腾起来，眼泪立刻涌出来。”童年记忆中父亲的长久缺席，是她迄今人生里为数不多的憾事，戏外她曾跟古天乐提过几句，未料想后者心细如发地记着。看出压抑情绪即将喷薄而出的端倪，古天乐立刻示意开拍。

王丹妮意识到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些缺口，从这些缺口得以一窥梅艳芳其人，进而理解她，对父爱的渴望便是其中之一。于是，她继续深挖自我，寻觅“吻合的素材”，“我要用相似的人生经历、相似的感受尽量拉近跟角色的距离，要思考怎么把这些相似的地方投放到相应的戏中运用。”

她不讳言，自己生于拮据的单亲家庭，母亲披星戴月挣微薄薪水养家糊口，留她与年幼弟弟相伴。12岁那年起，王丹妮就为帮补家计开始偷偷在外找兼职做，起初是派传单、做销售，后来是做模特拍广告。她用这些钱零花，也供自己读完中学。

听闻这些，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梅艳芳》监制江志强笃定，这活脱脱就是一个“梅艳芳”。众所周知，梅艳芳少女时期历经坎坷，父亲早逝，母亲独力供养四名子女，因家境窘困，她幼年就随姐姐踏上荔园登台表演，“跑江湖”卖艺赚钱。

而她们又对宿命般苦难这回事，报以同样不以为意的余光一瞥，无半分怨愤或偏执，乐观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梅艳芳声名鹊起之际，王丹妮尚在襁褓中，对她有些真切印象要等到2003年，碰巧那也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年。那年，梅艳芳为SARS病患筹款发起《1:99音乐会》，正读中学的王丹妮通过电视见到一头干练的金色短发、身着黑色短袖的梅艳芳，脑中蹦出的第一个词是侠女，扶贫济困，无所不能。

多年后，王丹妮在电影拍摄的八十余天里走过侠女灿烂若夏花的一生，好像真正结识了她，甚至在某些瞬间因共情成为了她。譬如，生命尾声，坐在东京郊外的长椅上看一场日落，不远处年迈夫妻携手散步，咿呀学语的孩童在草地嬉闹，而她经年寻觅，孑然一身，个中感伤，深于一切语言。

“我欠梅艳芳一部电影”

2003年春天，SARS阴霾未散，阳明山庄的一间咖啡厅空荡冷清。江志强坐着喝咖啡，不多时，梅艳芳如约而至。她状态不错，只是人消瘦了些。

“我后面还有一场演唱会、一个广告，拍完就没事做了，有档期。我想拍电影，我觉得我还可以有更好的演出。”嘱托江志强再为她拍一部能够传世的佳作。

听到梅艳芳这样说，江志强又惊又喜。惊讶于她重病之下仍有如此提议，喜的是，那时他正与张艺谋导演筹备电影《十面埋伏》，确定阵容有刘德华、章子怡、金城武，若再有梅艳芳加入，如虎添翼。

双方一拍即合，很快签约。江志强和张艺谋特意在《十面埋伏》中为梅艳芳设计了一个角色。

同年10月，剧组陆续启程，由北京飞往拍摄地乌克兰。唯有病重的梅兰芳迟迟未能动身，“但她告诉我们：等我，我可以。”满怀期待，剧组在乌克兰停留，坚持等她，张艺谋亦拒绝换人。直到12月，才传来消息，“叫我们不要再等了。”

那次未竟的合作，对于剧组或江志强本人而言皆是难以释怀的遗憾，所以电影在尾段写上“仅以此电影缅怀梅艳芳小姐”，而江志强在那之后十几年里，每每听到梅艳芳的歌声，思绪总会回到那个在阳明山庄相谈甚欢的午后，长长的过往折叠为一句话：我欠梅艳芳一部电影。

为梅艳芳拍传记这一念头盘踞脑海，他不是没有尝试过启动拍摄项目，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理由很简单——找不到导演，更找不到演员。

搁置到2015年，江志强忽然不想再等了，“我觉得这件事不可以再放了，这是一个承诺和愿望，我希望趁自己有能力时去完成。”另一个原因是，年青一代成长起来，开始对梅艳芳感到陌生，“甚至有人没听说过梅艳芳。”

于是他给刚拍完电影《寒战2》的梁乐民打了个电话，并未意识到那天恰好是12月31日，梅艳芳的忌日。

梁乐民对那天诸多细节倒是记忆犹新，接到电话时他正搭车驶入过海隧道。“我说，老板你在今天打这个电话，我很难拒绝你。但我要消化一下。”

有别于江志强与梅艳芳是识于微时的老友，梁乐民入行晚些，跟梅艳芳近乎毫无交集，自然也不熟悉，唯一一次见到梅艳芳是在电影《半生缘》片场。

请他回忆那时情景，梁乐民虽叹着“那次时间太短了”，稍作停顿后，仍能分毫不差地复述二十多年前匆匆一面的简短对话。他去片场探班一位相熟的美术指导，又在对方引荐下到化妆间跟梅艳芳“打声招呼”。“那个年代的明星好亲切的，她跟哥哥（张国荣）都好亲切。她见到我就说：‘Hello，点嘛，食咗饭未呀？’（你好，怎么样，吃饭了吗？）这些虽然是客气话，但你看得出她好真诚。”

梁乐民的“消化”没用太久。他在两三天内搜集资料，互联网、书本上的资料虽唾手可得，却也如隔靴搔痒，始终不够贴近、立体。他还想把梅艳芳周围依然健在的人都见一遍，听听他们之间的相处故事。

那张长长的待会面名单，将梅艳芳的好友、徒弟、合作伙伴都纳入其中。“我第一位见的是华星的苏先生（华星唱片公司原总经理苏考良），最后一位见的是刘培基。”一头一尾皆是在梅艳芳生命历程里举足轻重的人，前者发掘了她，将她拉入大众视野，后者为她打造出经久不衰的舞台形象，亦陪她挨过风雨病痛。

时隔多年，面对梁乐民的约访，重提梅艳芳，他们眉眼之间仍是未能被岁月化解的悲伤，但情愿以轻松调侃语气掩饰无法释怀，“每一位都给我很一致的感觉：他们相当怀念她，每一次提起她，都是悲伤的。可是他们却只是开心地笑着说，‘啊这个朋友好钟意迟到的。’”说到这里，梁乐民好像也被那种情绪感染到，哽住一下。从他们的莞尔一笑里，梁乐民分明感觉得到，他们仍然期待那位迟到的朋友，终有一日春风满面地推门而入。

访谈听来的人与事，加以修改后放入电影情节。内容之多，实难尽录，梁乐民有他的坚持，有些话他想要保留，譬如“做人要有头有尾有交代”，这是梅艳芳教给徒弟草蜢的。将它放入电影中，便是期望这份精神借助光影得以传承。

电影《梅艳芳》重现了许多梅艳芳经典造型。

传记之难，在如何浓缩一个人的一生，零碎片段如何串连成一个整体，若有主线，那么如梅艳芳这般人生虽短短四十年却浓墨重彩，脉络交错复杂，其中事迹又该如何筛选、铺陈。梁乐民承认，取舍是这部电影在制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去讲梅艳芳。”他告诉自己，也告诉团队，所以我们应该如何介绍和怀念她？他能想到的是先“尽述”后删减，剧本厚达150页，拍摄完首版剪辑电影长逾4个小时。“拍摄完成后，我们用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做删减，因为在讨论要删哪一场戏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一致的意见。”慢工出细活，最终电影确定四条主线，与姐姐梅爱芳相依为命的亲情、与张国荣相视莫逆的友情、与刘培基相互成就的事业，以及两段无疾而终的爱情。

这部电影的诞生，非心血来潮，亦非商业决定，而是始于一句嘱托，全凭一腔情怀。正因如此，梁乐民的目标很简单：“第一，希望认识梅姐的朋友或徒弟，看过电影后至少不会骂我们；第二，是我们这一辈成长年代就是她当红时期的人，看过电影后会发现原来仍然很挂念她；第三，是希望不认识梅艳芳的年轻一辈，看过后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谁是梅艳芳。那已经足够了。”

梅姐与香港：总是登对，何日再追

电影一开场，弥敦道璀璨霓虹灯、“妙丽”孔雀开屏大招牌、中古风情的荔园游乐场、尖东海傍的旧栏杆。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那个敢想敢做、乐观奋进、乱中有序、有实力定有出头日的光辉时代，自信十足唱着一曲《风的季节》昂首而来的梅艳芳，正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为何人们永远怀念梅艳芳？江志强会说，因为她为人最是仗义。这要追溯至1984年夏天，那时的安乐影片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常发行些不太被市场看好的进口片，他“斗胆”邀请彼时早已名声大振的梅艳芳为新片《子猫物语》站台，没想到她一口答应。

多年后，江志强在朋友圈写道：坊间盛传，梅姐仗义，但为一间萍水相逢的小公司尽心至此，是一种本能的善良。我相信，除了她的演艺天赋，能传世的还有她这种有感染力的侠义态度和精神。

梅艳芳一生所做善事不计其数，从华东水灾赈灾义演，举行慈善演唱会捐助老人院、医院和大学研究机构，到成立“梅艳芳四海一心慈善基金”，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辈、助养儿童。正如江志强所言，“数十年间，市井间的互助和坚毅、舞台上逐一接棒的新星，还有助学赈灾的队伍，都有因她影响的痕迹。她常感念无数人对她的善意和爱，但她并不知自己的一生早已回馈了这一代人，甚至更远的土地，她的精神也将在她种下善因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

梅艳芳也是一代香港人的写照：寒微出身，力争上游。梁乐民从一辈人风雨同舟的共鸣里看到人们怀念她的理由。“凭实力创造一番事业，遇到困难就算未必打得赢，也要努力到极致。这其实非常香港。”

所以人们亲切地称她“香港女儿”，是借由她怀念一部分自我，也是在凝视她身后时代变迁与城市命运在四十年间的跌宕，“从1963年至2003年，正是香港最光辉灿烂的四十年，我们很多香港人都摆在心里面。”

个人与时代的紧密连结和映照，形诸作品，大抵从1986年《坏女孩》出版开始。这张唱片近乎敏锐地捕捉了社会文化风向：《坏女孩》《冰山大火》等歌曲反映女性地位转变与社会进步开放；东洋风十足的《梦伴》及《癫多一千晚》反映一时崇日潮流；她前卫叛逆的百变造型带动服饰潮流，则反映消费文化在逐渐改变。

百变梅艳芳背后，是一个百变香港。梅艳芳可以很洋化，如《坏女孩》的麦当娜造型和《夏日恋人》的巴西森巴女郎，九十年代初演唱会那个金色卷发、身着黑色蕾丝吊带的造型，令极具时尚触觉的王丹妮也为之倾倒。梅艳芳也可以很中国，《胭脂扣》之后，她常穿上旗袍轻吟浅唱。她身上这种中西混杂难以归类的非排他性特质，一度是香港本土流行文化最傲人之处，与当年香港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边陲感和无根性遥相呼应。

正是基于这些，梁乐民拍梅艳芳，精雕细琢人物之余，更不吝重金以电脑特效重构出一个与之相衬的旧香港。“香港是一个变化急速的城市，在戏院重新感受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未经历过的可能会惊叹原来旧香港是这样子，而经历过的看到画面会想起我曾经路过这些地方，这是我作为电影人其中一个责任。”

2021年10月23日，《梅艳芳》优先场在九龙塘一间电影院内放映，座无虚席。电影放映至后半段，昏暗环境内抽纸巾的短促几声、故意压抑的抽泣，不难捕捉。梁乐民于映后访谈现身，并留在放映厅外答谢观众。有年轻女孩说，已与朋友来看第三遍，也有白发苍苍的阿叔悄悄用尾指抹去镜片后眼角的泪，感谢他为香港拍出梅艳芳。

昨日之日不可追，想珍惜时已悄然溜走，岂能不触动、不翻腾起丝丝怀念。那种怀念只需银幕上故人轻声哼起旧曲，经年往事已压于心底百转千回，愈发苦涩，悲从中来，那光辉时代顷刻轰然而至。想来竟恍如隔世。听的人，已不觉泪如雨下。

而梅艳芳只是提起白色婚纱裙摆，一口气走到平铺红毯的台阶顶端，站定后回过身来，挥挥手，中气十足地一句，“拜拜！”没有一丝拖泥带水，带着些硬朗与侠气，与她来时一样，永远看向未来，眼里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