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近代史得出的惨痛教训。但革新不仅仅是开放的态度，更是一门技术。

晚清首位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西方社会持全面赞同的态度，以儒家理想中的三代圣贤喻之。但由于通讯落后、组织粗糙、角色错位，他不是一名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官。这些缺陷在继任者曾纪泽身上得到了显著提升，他率领的使团为中法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远西旅人》强调，晚清外交人员乃至中国社会与西方的“遭遇”，不仅有接纳和排斥两种选项，更是逐渐化被动为主动，系统性地调动传统知识，从而对西方形成全新的解读。

三代在西方

1877年年底，清朝的外交中枢——总理衙门，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当时的清朝驻英公使，是湘军宿将郭嵩焘。但在左宗棠剿灭阿古柏在即的当口，他竟然擅自对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表示：“中国获地西域，力实不及经营，徒废兵力而已。”威妥玛旋即将消息报告给了本国和中国政府。

有想法是一回事，在朝廷决策与谈判的关键节点发表这种言论，则不免失当。另外，同年5月，郭嵩焘在伦敦未经朝廷批准，就擅自接待了白彦虎派往英国交涉的特使。白彦虎与阿古柏一样是新疆叛军的首领，后窜入俄国境内。于是，朝中对郭嵩焘的批判此起彼伏，比如李鸿章女婿、清流干将张佩纶，指责郭嵩焘“太暗钝，易于受绐”。换句话说，缺乏政治敏感性。这为他一年后被召回埋下了伏笔。

郭嵩焘当年力劝曾国藩出山，在征讨太平军期间提议建立水军，后来做过署理广东巡抚，绝非颟顸之辈。他自作主张的一个客观因素，是信息沟通不畅。当年年初，英国要求中国承认阿古柏政权，成为清朝“藩国”，李鸿章对此大致认可。但左宗棠4月进兵以来连战连捷，阿古柏于5月暴毙，南疆收复在望，清廷的态度随之大变。郭嵩焘的看法则停留在年初，心中难免会觉得，战时可能会迁延日久。

另一个因素，是郭嵩焘本人的抱负，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传声筒。朝廷是1874年征召他的，当时他已经辞官七年，一直在湖南老家讲学，着力于研究明末王夫之、黄宗羲之论。朝廷的出发点相当具体，就是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

当时，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一事，悍然入侵台湾南部。清廷在事后复盘中认为，若有常驻日本公使，或许就能预先阻挡，免生事端。进一步讲，这种做法还可以推广到欧美各国，防患于未然。郭嵩焘先前任官期间就颇有远见，深入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由此获得了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的赏识，他们向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大力举荐。

但正如皇甫铮铮所说，郭嵩焘坚持：“认为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真正办法在于社会改革，在于教育、富民与赋民以权，而不是帮助王朝延续一个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统治。”他心里觉得，设立驻外使节只是细枝末节。但太后亲自恳请他出山，他实在不得已，只能接下这个“尽人可以差遣”的琐事。

于是，他出使期间花费大量精力去研究西方制度。他在1878年出席了国际法协会的年会。他旁听了英国国会辩论，在与后来担任驻德公使的李凤苞交流时表示，西方虽然没有三代圣王，但朝廷与臣民共治，亦可实现善政，而且比依赖君主德才的三代之治更加可靠持久。由此可见他的儒学底蕴。

早在出国之前，他就对中国的前景充满悲观：“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为自秦汉以来四千年流极败坏之久，累积之深，非是不能有成也。”在郭嵩焘的思想世界中，是古非今与开眼看世界不仅不相违背，反而是一体两面。1878年被提前召回之后，他没有回京述职，而是回故乡开设书院，宣传禁烟运动，希图改良地方，保育民气。

在这个意义上，郭嵩焘一直是一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者。无论身在何方，他的终极追求总是革新中国之“道”。而在朝廷同僚看来，他应当是一位宣扬中土教化，训导西洋蛮夷的使臣，就算不像苏武那样悲壮，也应有班超出使西域的手段。但这绝非郭嵩焘之志向。这种角色的错位，或许是郭嵩焘黯然归国的内部动因。

电报取代日记

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在外交语境下，国家利益不仅涉及本国执政者的意图，更要考虑他国行为。站在郭嵩焘任职的时间点来看，他对西方列强行为逻辑的判断有一定现实依据。在他看来：“洋人蚕食诸国，阳开阴阖以收其利，从无攻城略地之事。”

早期西方侵略的主要诉求，是贸易特权、开辟商埠、设立外交代表。但从187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琉球、朝鲜、越南、缅甸等藩属国，先后被“文明”的英法与后起的日本侵占。此时，再要国人相信西方犹胜三代，那就很困难了。在1870年代至1880年代，驻欧公使基本不再公开谈论西方的制度与道德，而且忌讳国内刊物未经授权登载自己对“外国之政教风俗”的看法，甚至会要求总理衙门加以查禁。

与此同时，电报的地位大大提升，北京朝廷与驻外使馆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信息交流网络。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总理衙门与各国使馆之间往来电报达2000余封。电报提升了中央集权的上限。

在此之前，使馆成员向总理衙门汇报的主要载体是日记。使节将自己的见闻、感想和行为记录下来，发回国内。日记比较自由宽泛。1868年，旗人志刚跟随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出洋考察，写下的日记后来以《初使泰西记》之名出版。志刚虽为满人，却精研儒学，将考察视为格物致知的良机。于是，他的日记中记述了蒸汽机、电池、煤气灯、自来水的原理。他还以是否有益于国计民生为准则，区分了机器的良莠。从中颇能窥见晚清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郭嵩焘的日记《使西纪程》同样林林总总，有撞船事故的风波，有凯撒征战史，也有听来的时人看法。他在新加坡听英国官员说，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亚齐原为荷兰属地，荷兰人强横压迫，导致岛民叛乱，最终推翻苏丹。《使西纪程》出版后，荷兰公使提出抗议，认为郭嵩焘偏听偏信英国人，污蔑荷兰。

对民间人士和后世史家来说，出使日记是很好的读物。《使西纪程》尽管遭到各方反对，以致被官方毁版，但民间版本一直在流传，到了20世纪更是广受认可。但从信息渠道的角度来看，日记时效性差，内容散乱，近乎随感，容易泄露和引发争议，朝廷与使馆也无从协调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使馆成员无法及时了解到国内情况，中枢决策也难以贯彻到驻外使团。

电报克服了以上缺陷。在曾纪泽这样忠于朝廷、洞悉全球形势、公正可信、具有政治头脑的外交家手中，电报让外交人员发挥了前所未有的能动性。1880年代初、中法战争前后的外交交涉，就是典型案例。

1881年，法国决定远征越南北部。为了挫败法国的企图，曾纪泽率领使馆人员翻译新闻报道和法国制作的越南地图，反复向总理衙门表明，法国国内对开战一事并非全然支持。他鼓励越南国王与英、美、日、德签订条约。他建议朝廷表现中国对越南的实质性影响，以对抗1874年签订的《第二次西贡条约》，后者规定越南受法国保护。

曾纪泽的努力不仅大大减轻了总理衙门的负担，也对中法交涉发挥了及时且积极的影响。最后，就连法国人也意识到曾纪泽的分量，要求清廷更换一名比较温和的公使。正如《远西旅人》中评价外交官角色：“越来越将自己视为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以电报为主的交流通信篇幅渐渐变长且更加频繁，更富有战略意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交流越频繁就越好。曾纪泽确实向国内提供了大量极具价值的资料，但他与中国其他驻外公使、他国政府和外交人员的往来信函，并未全部呈交总理衙门，而是存放在各自的使馆中，而且总理衙门对电报做不到完全管控。这就给他留出了宝贵的自由活动空间。

例如，他在一份英国杂志上撰文驳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宣称中国并非“不思改进”的暗弱之国，而是“先睡后醒”，中国将和平崛起，不会威胁世界。这种文章不同于郭嵩焘那样的煌煌大言，特点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驳斥列国兴起的反华新思潮。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是曾纪泽的自作主张。假如他事事都要向总理衙门申请，恐怕他无法有效承担起清政府代言人先驱的角色了。

改革不仅需要开放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西交往史，一个通行的模型是“冲击-回应”理论。该理论肇始于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为了解释原始文明的出现，他以“阴阳”为比喻。

阴是社会平稳的状态，发展到极点就是故步自封，比如人类持续了几十万年的狩猎采集社会。变化来自于挑战，对原始社会来说，这种挑战常常来自自然环境。应对挑战的过程就是“阳”，社会进入创造与变化的时期，或者说阴阳共济，将外来的挑战者纳入自身。

按照这种看法，自然经济与专制皇权在晚清走到了尽头，挑战者是西方列强，中国社会应战的核心就是接纳挑战者的因素。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革新派战胜改革派，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历程。

于是，郭嵩焘顺理成章获得高度评价。他看惯了晚晴中国的腐朽落后，对西方社会与制度怀有理想化的看法，向往以议会政治、万国公法为代表的现代秩序，极力表现出开放接纳的态度。但从他担任驻英公使的实际成效来看，他不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官。

就算西方文明果真掌握了新时代的天命，但从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实际作为来看，外交官更紧要的任务是寻找西方各路势力之间的缝隙，用有利于中国的方式来解释东西方文明体系的差异，从而为中国谋利益。这项任务不仅需要开放的心态，更需要电报等通讯技术、专业化的信息处理人才、适当的中外舆论调节。这些便是《远西旅人》要讲述的“信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