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统率的湘军，1864年7月19日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即今天的南京市，也称金陵、江宁）。消息传到京师后，8月1日，清廷下旨，赏加曾国藩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同时赏加曾国荃太子少保衔，锡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然而，受封不到一个月，8月8日，曾国藩即上折陈请裁撤湘军三四万人。虽朝廷一再谕劝，但曾国藩决心已定，将湘勇裁一半留一半，最终由原来的9万人减至4.5万人。与此同时，曾国藩以“困惫殊甚……心血过亏”为由，奏请将时任浙江巡抚的曾国荃开缺、令其回籍调养。经其多次奏请，10月4日，清廷同意曾国荃免任浙江巡抚，开缺回籍养病，同时赏人参六两。

10月30日，曾国荃启程返湘。此时，距曾国荃湘军攻破天京不过三个月，上演了一场“太平本是将军造，哪有将军享太平”。

攻陷天京，曾国荃是否“获资数千万”？

曾国荃这么快就解甲归田，与他身体不适有关——身患湿毒，“粥饭不能下咽，彻夜不能眠……遍体湿疮”。更重要的原因，他是为了躲避其时沸沸扬扬的湘军劫掠天京财宝的传言。

攻打天京之前，一直盛传着里面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堆积着大量金银财宝。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原本也相信天京城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攻城之前，兄弟二人就已决定，城破之后，查封府库，将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出乎意料的是，一方面，破城后猝不及防，各宫殿被太平军一炬成灰；另一方面，据战后审查，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金库。

8月28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国藩就说：“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乃克复老巢，而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全无货财，实出意外。”

尽管几经解释，朝廷终于认可曾氏兄弟所说的“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但传言并未就此平息。比如，1919年——距攻占天京已过去50多年，《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在其出版的《南亭笔记》中还说，攻下天京后，曾国荃从天王府抢得百余颗东珠，每一颗都大如指顶、圆若弹丸，以及来自圆明园的翡翠西瓜。他还说时人估计曾国荃获资数千万，以致“老饕之名遍天下”。他又说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回家一次……此次攻下金陵，获赃尤巨”。

但越来越多的史学者的研究表明，城被攻破时，天京城并没有所谓的“金山银海”。

证据之一，1853年太平军攻占金陵后，曾为清廷湖南知县的张继庚混入北王韦昌辉府教书，暗中为清廷通风报信。在给清江南大营统帅向荣的信中，张继庚说，太平军刚刚占领金陵时，运了大批银两藏在“圣库”，一共有1800余万两，几个月后，就只有800多万两了。而在之后的一封信里，张继庚又说，现存已不足100万。张继庚1854年被东王杨秀清处决。从他的信件中，可知太平天国“圣库”消耗之快。

证据之二，忠王李秀成被俘后供称：1856年“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只好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难民，部队没有给养，他只好又变卖家中女眷的首饰。1863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金陵前往赴援，洪秀全及朝臣令其“助饷银十万”。1862年6月起，曾国荃等清军开始围攻天京，第二年10月完成合围，一方面天京财政只出不进，一方面洪秀全等太平军诸王奢靡享乐，至城破时，天京已是财政严重匮乏。

证据之三，据《清史稿》，1791年，国家岁入4359万两，1812年为4013万两，1842年为3714万两，1879年为4200多万两。曾国荃果真在1864年攻陷天京时“获资数千万两”的话，相当于当时大清整个国家的收入，这显然不太可能。

而且，据曾国荃家书，攻陷天京之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1870年，距攻陷天京仅过了6年，他在给大哥曾国藩的信中就透露自己已是财政吃紧，“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

此时的曾国荃，赋闲在家，因此并无薪俸和养廉银，但家庭开支一日不可或缺。于是，他想到了封爵的俸金，便于1871年在给大哥的信中天真地问：“伯俸每年应有若干？可否在本籍具呈向司库领取？”

原来，按清制，公侯伯子男等各等级爵位都有相应的俸金。攻陷天京后，曾国荃被封为“一等威毅伯”，一等伯每年可领银510两。实际上，由于朝廷入不敷出，咸同时期，封爵的俸禄早已停发。曾国荃竟打这笔钱的主意，可知其财政之紧张。

1875年，此时曾国藩已去世4年。这年6月，曾国荃写信向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兄弟诉苦：“八年闲居……负欠如山海。”或许是知道曾国荃并不宽裕，因此，1880年儿子得了白喉要钱治病时，曾纪鸿都不敢向九叔张嘴。最终，还是左宗棠资助了300两银子，曾纪鸿才解了燃眉之急。

也正是因为缺钱，到了光绪年间，曾国荃多次向侄子曾纪泽表达了做官还账的急切心情。他于1875年6月说：“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帐。”同年8月时，他说：“余用度极撙节，大约今年可剩万五千两完帐。借帐完帐，以无利之帐清有利之帐，以可久欠之帐完宜亟完之帐。”第二年，他又说：“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帐。”

对此，长期研究曾国荃的学者刘绪义感慨：一代名将，落到“以无利之帐清有利之帐”的地步，怎么可能是一个曾经“暴得横财”之人呢？

曾国荃像，扫描自《北清名胜》藤井彦五郎编（明治36年11月20日发行）。

曾国荃的钱花哪儿去了？

曾国荃1856年正式出山带兵。在曾国藩不敌翼王石达开、坐困江西之际，他花两个月时间，招募湘勇2000人，并编练成军，因是为解围吉安而募的，故称“吉字营”。1858年，曾国荃收复吉安，俘获太平军守将李雅凤。1860年起，他奉曾国藩之令，统兵万余人，攻打安庆。

按曾国藩定下的湘军营制，湘军营官薪水办公费每月200两，年收入为2400两；统领3000人以上的，每月加银100两；统领5000人以上的，加银200两；统领万人以上的，加银300两。自1860年起，曾国荃长期统率10000人，年收入至少为6000两。保守估计，从1856年至1864年，8年间，曾国荃此项收入可入4万两。

1862年正月，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一个月后升任江苏布政使。1863年，他被提拔为浙江巡抚，至1864年九月开缺回籍养病，任职时间约为一年半。1866年正月起，他就任湖北巡抚，至1867年十一月交卸，任职22个月。出任朝廷命官，按例可得养廉银。按照雍正皇帝制定的标准，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浙江巡抚和湖北巡抚一年的养廉银分别为4000、9000、10000和10000两。粗算下来，可得养廉银四五万两。

两项相加，可以估算出曾国荃带兵和为官的合法收入，大约为银八九万两。公开资料显示，1858年攻下吉安府后，曾国荃曾派人给老家带回银2300两，300用作家用，其余的2000两归家族公用。那曾国荃其他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呢？统计表明，除了家用之外，很大部分都被他捐出去了。

1864年攻陷金陵不久，曾国荃就提议刻印湘籍大儒王船山的全集，并捐银两万两，建立金陵书局。

据《同治湘乡县志》等文献记载，对于家乡湘乡县的建设，曾国荃助力颇多。1865年，他捐钱重修湘乡县城城隍庙；1866年，修褚公祠并添建房屋六间，重修安龙桥；1867年，重修双永桥、积福桥、关帝庙；1868年，捐建二十二都石神庙；1871年，主持修建湘乡县城婴新堂，捐钱一千串；1872年，捐义谷2000石。

1871年，曾国荃主持重修湖南省城湘乡试馆，捐银1.4万两，并捐出省城府后街讲让堂的私宅，将此宅院的租金作为试馆岁修经费。他1874年捐银2万两，首倡重建南岳上封寺。

据学者刘绪义的统计，自1864年至1874年，曾国荃至少捐银7.4万两，捐谷2000石，捐出私宅一座，是湘军中最具侠义心肠的高级将领。果真如此，统领湘军和为官所得，已经花得所剩无几了。

两度解职，运气低迷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攻陷天京。至此，荡涤东南十余省、绵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归于平息。喜报红旌之日，清廷下旨，曾国藩兄弟二人双双锡封伯爵。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曾国荃攻陷金陵的“天下第一功”很快变成“天下第一谤”。一方面，曾国荃及湘军抢走了金陵城金山银山的说法沸沸扬扬，清廷甚至谕令江宁将军富明阿从扬州赶到金陵，表面是查看八旗兵的驻防营地，实则肩负秘密调查金陵“圣库”、防范曾氏兄弟之命。另一方面，经左宗棠等奏报，朝廷获悉洪秀全之子洪福瑱等冲出金陵的事实，便接连下旨，指责曾氏兄弟的“洪福瑱积薪自焚”说“茫无实据”。

面对清廷及各方面的猜忌和疑谤，本就遍体湿疮的曾国荃裁撤一半湘军，请求开缺回籍养病。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1864年10月10日），清廷准许曾国荃开缺养病，并赏人参六两。十月初一日，曾国荃启程回湘。

曾国荃尽管此前在攻下吉安后、在为父守丧时曾离开吉字营，但当时只是湘军统领，并无朝廷官职。1864年的这次返湘，是曾国荃的第一次解职，从此与他一手创办的吉字营分手，吉字营名号自此消失。

1865年五月，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与捻军作战不力阵亡，曾国藩受命赴山东平捻，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六月中旬，清廷下旨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尽管一再坚辞，但到九月，朝廷谕旨的语气开始变得强硬：“着无庸开缺，赏假六个月……一俟病体稍愈，即行迅速北上。”未及赴山西新任，1866年正月，捻军进攻湖北，清廷急忙调曾国荃为湖北巡抚。1866年5月1日，曾国荃行抵省城武昌，接篆视事。

对于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曾国藩心有隐忧。在他看来，湖北巡抚衙门风水不佳，十多任巡抚非死即败，曾国荃此时接任巡抚，仕途堪忧。

尽管曾国藩的风水之说值得商榷，但自1838年湖北巡抚伍长华因周天爵案牵连被革职，此后的历任湖北巡抚，除1841到1849年在任的赵炳言外，其余的下场都令人唏嘘。吴文镕战败自杀；钱宝琛未赴任而患病；龚裕任上得怔忡之症，死于路上；常大淳战败自杀殉国；崇纶战败出走服毒自杀；青麟战败遭弃市；陶恩培城破自杀；胡林翼任上病死；李续宜转任安徽巡抚后病死；严树森降职；罗绕典任上病死。真可谓“非死即败”。

曾国荃的湖北巡抚任也不平顺：他到武昌后不久，先是撤销了湖北总粮台，又裁汰湖北老湘营十三营，用自己新募的湘军取代之，进而与咸丰初年即出任湖广总督的官文产生矛盾。1866年10月，他更是上折参劾官文滥支军饷、冒保私人、公行贿赂、添受陋规、弥缝要路、习尚骄矜、嫉忌谠言七大罪状。他说官文“贿通肃顺”，将官文划为慈禧最忌讳的“肃党”。

曾国荃上折前，并未知会大哥曾国藩，直到拜折后，才写家书告知。曾国藩跌足长叹之余，已料知此番督抚相争曾国荃不可能占到便宜。毕竟官文是满洲人，关系盘根错节，而曾国荃的参劾并无过硬的实据。更何况，此时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二人风头正健，朝廷岂可助力二人坐大？

果然，清廷收到曾国荃参折后，虽不得不派刑部尚书绵森、刑部侍郎谭廷襄前来调查，但直到1867年正月才下旨革去官文湖广总督之职，算是给曾氏兄弟一个面子。同时，又调官文进京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留任文华殿大学士。不久，又改任地位还在湖广总督之上的直隶总督。

而曾国荃则迎来了一生中最不顺利的时期。昔日东征太平军的常胜将军，此时却屡战屡败，1866年十二月被朝廷降旨责调度无方、严行申饬。1867年二月，他被摘去顶戴，降二级留任。连吃败仗的曾国荃，不禁心情郁闷，终致湿毒复发，趁机于九月奏请开缺回籍，并于11月11日获准。前前后后，他做了22个月的湖北巡抚。

1867年12月，曾国荃交卸湖北巡抚，回到湘乡荷叶村。就在他第二次解职不久，1868年1月，赖文光被杀，东捻军失败；8月，张宗禹领导的西捻军被镇压。李鸿章因此被赏加骑都尉世职、太子太保衔、协办大学士等。曾国荃除被取消降两级留任处分、开复顶戴外，一无所得，运气之差，可见一斑。

《湘军九洑洲战图》描绘湘军于同治二年（1863）五月在南京九洑洲大战太平军，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大型战图。

八年赋闲，热心公益

从1867年12月交卸湖北巡抚，到1875年3月出任东河总督，曾国荃在乡间，足足赋闲了八年时间。

同治三年第一次解职，离开金陵回湖南老家时，曾国藩曾送曾国荃一副对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勉励弟弟多读书。曾国荃那一次开缺，一是因为身体有病，一是因为忧谗畏讥，但仍葆有进取之心。他一方面请大哥曾国藩寄来17篇古代名奏，认真研读；一方面翻出之前购买的《二十二史》，潜心品味，等待再起的时机。

而同治六年第二次解职后，曾国荃的心境已大为不同——百战将军变成百步大王。“百步大王”是湘中俚语，言下之意是足不出户。他慢慢滋生出懒惰的意趣，更有了认命的心境。1869年3月在给侄子曾纪泽的信中，他说自己“一味以懒养神”，现在觉得“看书最伤目，写字亦须手动”。

于是，当年曾以“不能文、不中式为恨”的曾国荃，对读书、写字“早仇视之矣”，直言自己是“合众懒以成一大懒而已”。就是在1870年9月给曾国藩的信中，他也不讳言自己现在“一不当家，二不看书，三不写字”，感慨自己此生大概与读书无缘了。

就在曾国荃赋闲第五年，哥哥曾国藩1872年3月12日病逝于金陵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藩去世后，老四曾国潢最长。按照乡里的规矩，由他赴金陵迎接曾国藩的灵柩归湘，于当年6月间下葬金盆岭。但曾国荃对这块墓地并不是十分满意，之后，他踏遍湘衡以及长沙附近，最终在长沙湘江边上的坪塘为大哥选定了一块墓地。

1874年9月，曾国藩夫人欧阳氏病逝。12月，曾国藩迁葬坪塘，与夫人同时下葬。这块墓地，历经140多年风风雨雨，至今保存基本完好。与李鸿章死后被掘墓抛尸的境遇相比，曾国藩可谓幸运。这是曾国荃八年赋闲期间的一件大事，也是他回报大哥栽培的一种特殊方式。

乡居无趣，需自我调适。在1869年7月给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荃谢绝了有人在京为其谋官的美意，说自己现在身兼“循抚”“总督”，官位已是不小，“吾安心为荷叶循抚，升大屋里总督，缺分尚不十分清苦”。循抚是巡抚之谐音，荷叶村是曾国荃老家地名。曾国荃这番表态，虽有调侃之意，但不愿进京、不愿再入官场之心，却是真真实实的。

这位昔日威风八面的悍将，赋闲期间成了热心公益的乡绅：

1868年12月起，应湖南巡抚刘韫斋之邀，他参与重修《湖南通志》事宜。《湖南通志》由李鸿章的哥哥、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和曾国荃等领衔修纂，1868年开始筹备，1874年动手编辑，1879年开雕，1885年印行。全书288卷，卷首8卷，卷末19卷，被学者评为“颇为精详”。这部志书从筹备到付梓，前后历时17年，应该说，曾国荃等主持之功不可没。

同样可圈可点的，是1871年主持修建省城长沙的湘乡试馆，也就是湘乡秀才去长沙参加乡试的落脚点。曾国荃先是捐银14240两，之后，为了保证试馆今后能顺利运转，还捐出位于长沙府后街的讲让堂私宅供试馆出租，租金作为维修试馆的费用。

要知道，也是这一年，他写信告诉曾国藩，自己虽住在省城，但与人往来甚少，也不参加酒席宴会，个中原因，一是可省精神，二是可省钱。试馆修好后，每年参加文童试的3000人、武童试的800人，以及参加乡试的生员500余人，终于有了歇息应试之所。曾国荃也对他们殷殷寄望：“夙夜望吾乡人士始终持挺然独立之操，习为有用之学。”爱护士林之心，可谓跃然纸上。

也是1871年，经其协调，湖南盐、厘两局同意每年拨出经费，救济穷苦，1000多人因此受益。

种种热心之举，曾国荃的心迹，在1870年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表露无遗：“但愿地方安静，风雨调和，庶免‘荷叶循抚’一片忧民之苦心。”显然，他虽远离庙堂，避居乡间，但依旧心忧天下。

热心公益、大手笔捐钱的背后，是财政的捉襟见肘。正如曾国荃在给曾纪泽等的信中所说的“八年闲居……负欠如山海”。欠债的具体数目，虽不清楚，但仅1875年给曾纪泽的信中，就谈到要还的欠款高达两万三千两！

也正是为了尽快还债，为了再酬壮志，当1874年清廷下旨征召他进京时，曾国荃没有再做推辞，立即摒挡行装，首途北上。此后，出任东河总督、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礼部尚书等。1890年，和大哥曾国藩一样，曾国荃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正可谓“勾当江南公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