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乡、湘阴、益阳，在清时同属长沙府。三者在地图上，以益阳为中心，大体呈等腰三角形。嘉庆朝时的1811年和1812年，这三个地方先后诞生了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湘军三杰”：湘乡曾国藩、益阳胡林翼、湘阴左宗棠。

胡林翼（1812-1861），号润之（也写作润芝、泳芝、咏芝）。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毛泽东，字咏芝（也写作润芝，后改作润之）。二人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

诸多报刊刊载，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会见著名作家张恨水时曾作过解释：“例如我以前常用‘润芝’一名，便是在湖南一师时，杨怀中先生为我取的。有一次，我在给杨先生的信中署名‘毛学任’，杨先生问我何故？我说学一学梁任公（即梁启超），杨先生便给了我一部《胡文忠公全集》要我读。我反复阅读后，觉得胡林翼确实值得学习，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仰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

尽管有资料表明，毛泽东在1914年上湖南第一师范前就用“咏芝”、“润芝”等字，但毛泽东崇敬胡林翼改用其号为字的说法，还是颇为流传。毛泽东之外，崇仰胡林翼者还不乏其人：率先起兵讨伐袁世凯称帝的民国将领蔡锷，曾编辑《曾胡治兵语录》，共辑录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223则，其中曾国藩117则，胡林翼106则。这部书更是成了蒋介石的案头书，在蔡锷版基础上，蒋介石还单独补录了《治心》一章。

一位只活到50岁的湘军将领，却影响了几十年后的国共两党领导人，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中兴名臣

今人可能对胡林翼有些陌生。他曾是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的中兴名臣。

所谓“中兴”，是指清朝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心腹之患”，并以妥协屈辱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换得暂时性的“中外相安”局面后，通过洋务运动等“求强求富”，在同治和光绪两朝出现了为后世所称赞的“同光中兴”。

在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四人当中，胡林翼虽然去世最早，1861年去世时，年仅50岁，但有着鲜明的特殊之处。胡林翼于1855年开始署理湖北巡抚，在四人当中最早开府建牙。曾国藩虽然在1854年10月获任署理湖北巡抚，但仅仅一个星期，咸丰皇帝就出尔反尔，收回曾国藩署理之命。胡林翼于1856年指挥湘军打败太平军，攻占武昌城，此前太平军三次攻占武昌，但自1856年胡林翼收复后，太平军再无此机会。他主政湖北，军政齐抓共管，给曾国藩湘军提供源源不断的接济，使得湖北成为湘军进剿太平军的大本营。

也因此，胡林翼之才，在晚清至民国年间备受推崇。在当时，他和曾国藩就被称为湘军两大主帅，甚至地位在曾国藩之上。曾国藩曾说：“润芝之才胜我十倍。”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评价：“中兴之业，实基自胡。”

而在胡林翼短短50年的人生中，1841年至1847年的七年赋闲，是一个重要阶段。

胡林翼

红翰林

1841年之前的胡林翼，可谓春风得意。

胡家为耕读之家。在胡林翼伯祖胡显巍的带领下，胡家逐步积累起相当的财富，“有田数百亩”。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曾国藩之家，不过“百十来亩地产”。1833年第二次会试落榜后，左宗棠、左宗植兄弟将祖上遗田转赠给侄子，其时不过“遗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四十八石”。毛泽东1936年告诉斯诺，他们家有田“二十二亩，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因此逐渐富裕起来。

胡家有田数百亩，胡林翼是父亲胡达源在35岁才得的独苗。此前的两个女儿先后夭折，其后胡林翼也再无兄弟，骤然富贵之家的老来得子，父母无疑视为掌上明珠，娇生惯养自不待言。

家道殷实、锦衣玉食之外，胡林翼可谓少年得志。1818年，后来出任两江总督的陶澍，以给事中身份到四川东部地区视察，取道益阳，就便造访胡家。胡林翼当时年方8岁，陶澍见到胡林翼，惊为伟器，说“吾已得一快婿”，当场便决定将女儿陶静娟许给胡林翼为妻。

胡、陶两家定亲的第二年，胡林翼父亲胡达源中进士，廷试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称的探花。这在湖南属于相当出色的成绩，每科会试，一甲只有状元、榜眼和探花三人。有清一代，湖南一共才出了两位状元。按惯例，中一甲者无需入庶常馆深造、考试，胡达源因此得以直接授翰林。而胡林翼本人，则在1836年中进士。父子联捷，一时传为佳话。

1840年，胡林翼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阅卷官）。同年秋，出任江南乡试副考官。清代翰林，有所谓黑红之分。“黑翰林”，指不得上官待见，多年不得外差，只能守着微薄的俸禄清贫度日者。“红翰林”，指入院不久，即得赏识，得美差，升迁较速，前程看好者。

江南乡试在金陵举行。江南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录取名额远较他省为多，一趟差事下来，门生们的贽敬少收不了。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自己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一趟，有据可查的收入，就达4750余两。胡林翼入翰林院不久，即接连被任命为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乃至乡试副主考。胡显然是个红翰林，仕途前景一派光明。

这一年，胡林翼29岁。

降职编修

这一年，江南乡试的正考官为户部侍郎、满族人文庆。1840年7月底二人出京。正值江淮大水，路途泥泞难行。跋涉一个月后到金陵时，贡院还被大水所淹。不得已，乡试只好推迟一个月举行。

出任江南乡试副考官，是胡林翼初膺重任，未料却因此事在仕途上栽了跟斗。江苏、安徽，时称上、下江，文庆将试卷中的下江（即安徽）的下字误注为上字，致使安徽多取了一人。为此，文庆降三级调用。回京复命后，他又被查出私自带湖南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而被撤职。

此番乡试期间，文庆染病，胡林翼独任其劳，“竭三十余昼夜之力，独阅一万四千余卷”。但因文庆之过，他非但无功，反而要承担失察之过，被降一级调用。

胡达源本年64岁，此前已接连遭遇母亲和父亲去世的打击，守制结束回到京城已患肺病,如今又听闻儿子降职的噩耗，心情更为抑塞，于1841年6月病逝。

1834年10月，刚刚升任四品京堂、詹事府少詹事的胡达源，派充武会试副考官，也因正考官白镕中试卷子出错而受牵连，降为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随后，他即遭遇有大功于胡家的伯父胡显巍病逝。如今，胡林翼因为乡试之过而遭遇蹉跌，仕途失意后又遭逢大丧。父子的运势竟是出奇的相似。

1841年9月，胡林翼护送父亲灵柩回湖南老家，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赋闲生活。

读书兴学

赋闲七年，胡林翼主要在忙些什么？

胡林翼一家自曾祖以下，都居住在胡家弯。胡达源因长期在外为官，加上不忍兄弟分爨，因此一直没有修建自己的私宅。如今，全家护丧归里，胡家生齿日繁，胡林翼母子也家口众多，胡家弯的老屋已住不下了，家眷一时只能暂住长沙。1843年，胡林翼在距祖屋里许的晏家湾营建新宅，奉母养老。

1845年，胡林翼五叔胡达灏病逝。胡达灏生前先后有七个儿子，但均早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胡达灏临终前念念不忘继嗣之事，希望过继弟弟胡达溍的儿子胡棐翼为嗣，并将此事托付给胡林翼。胡林翼尽心竭力，奔走周旋于族众之中，总算了却了胡达灏的心愿。

赋闲期间，在为父亲寻找葬地的同时，在给叔父的信中，他透露了要整顿族众的意愿。乡居无事，1843年开始，胡林翼课弟读书，协助长辈们从事乡里公益之事。第二年，他在距离老屋约二里的紫筠园，教弟弟保翼、枫翼等读书。在给叔父的信中，胡林翼说：“保家之道，除却读书，别无良策也。”

胡林翼病逝后，妻子陶静娟在同治年间将紫筠园扩建成乡贤祠，购田藏书，建成紫筠义塾。紫筠义塾，以推广基础教育和培养本地人才为宗旨，由胡氏家人推选优秀人才授课并管理。在今天的益阳市泉交河镇胡林翼村，紫筠义塾旧址仍在。

更为重要的是，七年赋闲，让胡林翼获得了读书兴学的宝贵机会。其时，母亲年已七十。胡林翼和夫人陶静娟每日侍奉饮食起居，有空则披览图史。他在给叔父胡达澍的信中说：“迩年乡居简寂，读书颇多。”在此期间，他曾自署楹联云：“池圃足高卧，图书供古欢。”

2022年9月，湖南益阳，胡林翼故居内开展廉洁教育主题活动。

与左宗棠相见

在胡林翼返乡前两年的1839年，岳父陶澍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陶澍死后，陶夫人带着7岁的陶桄回到老家安化小淹，守着一份大家业，“以独富之家，处众贫之地”。如此一来，自然有很多人，包括陶澍的族人在内，觊觎陶家的财产。

胡林翼七年赋闲期间，曾在1843年至1845年连续三年前来小淹，帮陶家处理家事。

1843年来小淹，是与当时正为陶桄私塾教师的左宗棠等筹划应对陶桄一家面临的困境。最后决定陶家拿出部分资财，救济村里贫困人家、安抚有非分之心者。如此一来，陶家的日子才好过点。

对于胡林翼而言，来到陶家的一大乐事，就是与知己左宗棠相见。

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和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本是岳麓书院同窗，均师从罗典。左宗棠与胡林翼同年，1812年7月24日出生的胡林翼，只比左宗棠大四个月。1833年，左宗棠第一次进京参加会试时与胡林翼结识，“一见定交，相得甚欢”，并建立了终生的友情。

按常理推断，两人的生活环境很不一样，此前也没有太多的共同经历，关系应该是比较疏远的。胡左二人能很快就成为好朋友，究其原因，首先是有父辈的交情；其次，两人同年，都是读书人，有共同的语言；再者，两人都爱好文史、地图，胡林翼喜读《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爱好中外舆图并曾绘制《大清一统舆图》，而左宗棠对兵法、史地之学颇有研究，并曾花费数年时间编绘全国及分省地图。

在性格上，左宗棠与胡林翼属于互补型。1861年，胡林翼去世后，左宗棠在《祭胡文忠公文》中说，“我刚而褊，公通且介”。左宗棠家境贫寒但相当自负，因此容易形成自尊心过强的性格，趋于刚烈；而胡林翼因为是生活在京城，见识广，眼界高，比较通达，与左宗棠正好相互补充。

1844年，陶澍夫人去世，胡林翼前来祭奠。第二年秋间，陶澍夫人下葬，胡林翼来小淹住了十日。

和当年在京师刚结识时一样，三次相见，胡林翼、左宗棠多次彻夜长谈、深谈。这三次相见，相信对胡林翼1846年决定复出，有着重要影响。

从婉拒到出山

父子联捷，让胡林翼在当地早已名声在外。赋闲期间，其师友中不少人力邀胡林翼出山，用胡林翼的话说：“林翼投闲七载，前数年，都中师友招隐之书每岁以十计。”

1843年，胡林翼守丧结束。这年八月，他当年会试的座师、时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潘世恩，派门生刘宝楠持书前来劝胡林翼出仕，“情意殷至”。考虑到母亲已年届七十，胡林翼婉拒了座师的好意。也是在这年，在叔父和老师贺熙龄的一再催促下，“两年来迟误之咎，悔之何及”的胡林翼，力辞澧阳书院之聘，专心为父亲寻找葬地，数月不息，终于在当年十一月将父亲安葬于藕塘坡。

1845年，刚刚结束伊犁贬谪生涯的林则徐致书胡林翼，勉其出而问世，“不宜自甘暇逸”。这年十二月，湖南巡抚陆费瑔派人送来聘书和礼金，请胡林翼主讲湘阴仰高书院。胡林翼本已接受了礼聘，准备携堂弟枫翼、保翼前去就职。也就在此时，两淮盐运使但明伦派专差送信给他，敦促其复出，并承诺为其捐纳复职筹措费用。

所谓捐纳，其实就是买官。但明伦，贵州广顺人，与胡林翼父亲胡达源为同科进士，属同年兼同僚，因此对胡林翼格外关照也在情理之中。但氏历官御史、乡会试考官等职，此时出任两淮盐运使。

两淮盐运使是个肥差。盐是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尤其以淮盐、川盐等产量最大。清代盐运实行垄断制度，以保证政府收入和盐商的运销特权。只有上了政府名册并预交资金者，才能参与盐的销售。与此同时，政府给盐商规定销售数量和销售范围。至于淮盐销售，代表政府向盐商颁发许可证并监督他们的，就是两淮盐运使。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康熙年间曾以江宁织造身份兼理盐政，就曾以收入所得，在扬州与200多位文人诗酒唱和、在扬州书局校刻《全唐诗》。道光年间李仑通出任两淮盐运使，为官清廉自洁，在职第二年就使扬州盐运使库有300万两的积储。因此，但明伦自信筹措区区1.5万两，毫无困难。

是继续赋闲还是答应出山？犹豫之际，当年的座师潘世恩和安徽巡抚王植，岳父陶澍的同事兼好友、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云贵总督陆建瀛等也纷纷来信劝胡林翼出山。在此情况下，1846年初，胡林翼“约亲戚故旧宴会”，决计出山。

胡林翼为何改变主意、同意出山呢？尽管“母子妻孥共处一堂，兄弟叔侄近隔咫尺”，时时可享天伦之乐，但作为一位深受程朱理学影响、讲求修齐治平、主张经世致用者，胡林翼内心的不甘，亦可想见。他曾在给叔父的信中说，乡居多年，“对镜则面觉其胖，围腰则带嫌其短。身虽肥而心则疚”。他之所以内疚，自然是觉得壮志未酬、心有不甘。

此外，尽管自小养成所谓“豪宕不羁”的习性，尽管刚刚入仕途就遭受了挫折，尽管已赋闲多年，但胡林翼骨子里是经世派人物，是不会真的甘心一直如此闲散下去、终老乡里的。之所以七年赋闲、不愿出山，只是觉得自己时运不佳，故养以待时。他自己就说过，“以命运蹇塞，姑安贫守拙”。

即便是赋闲那几年，胡林翼也没有完全不问世事。1843年，黄河决口，淮河入海，造成千里黄泛区民生艰难。与此同时，皖北民间数十年结捻成风，官府坐视无能为力。1844年，自己当年座师王植调任安徽巡抚。胡林翼早年从任职安徽多年的岳父陶澍处得知安徽难治，颇为王植担忧。这一年，他去信王植，提出了治水、练兵、缉盗等九条治安策。

这些表明，闲居乡村的他，并未停止对朝中事务的思考和对经世致用学问的学习。九条治安策中，有学习善于捕盗治吏赵广汉和尹翁归，派亲兵参与捕盗；有严惩贪官污吏，赞同“彼一家之哭，何如一路哭”。从中，既可看出他效法古代法家治术之端倪，也在他日后为官贵州时得以体现。

捐复捐升

1846年2月，胡林翼抵达扬州两淮盐运署，一住三个月。出乎意料的是，当初但明伦承诺的捐复之资，毫无着落。无奈之下，胡林翼于5月抵京，筹划捐复。

和在扬州的“捐事不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得知胡林翼准备捐纳复出，其座师、同年等纷纷施以援手。不过一个月，报捐所需的一万五千两银就已凑齐。当时刚刚身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的曾国藩，对胡林翼人缘之好、号召力之大啧啧称奇。曾在给郭嵩焘等人的信中说：“胡咏芝来京……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

胡林翼出任江南乡试副主考官时，为从五品的翰林院编修。按照当年“降一级调用”之旨，1841年后，他已降为正六品。内阁中书，则是他降调一级后的职任，为从七品的小京官。

按常规，胡林翼捐纳复出，更大可能是选择在京城为官，捐复内阁中书。但自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后，内阁就变成了摆设。内阁中书相当于内阁中的办事员，约有百余名。在这样一个职务上，才干无从施展，出头的机会自然少而又少。

另一方面，自雍正帝推行养廉银制度后，在京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从一品的180两递减，至七品的内阁中书，每年只有45两，即使加上禄米、公费等，一年也不过七八十两银子。而胡林翼还有母亲、妻妾等家眷要养活，这点俸禄显然根本不够用。而出任外官，则有养廉银可领，可补贴家用。按照雍正朝时制定的标准，知府养廉银每年在800两至6500两之间。

机缘巧合的是，就在胡林翼为捐复而奔走之际，林则徐也迎来命运的转机。他于1845年结束贬戍伊犁，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代理陕西巡抚，并于第二年接任陕西巡抚。1846年9月，林则徐附片为胡林翼奏请捐复捐升。据此奏折，胡林翼先是捐复从七品的内阁中书，再捐升正四品的知府。根据清宫档案，胡林翼此次报捐的约1.5万两中，1815两为对品改捐内阁中书，13018两为捐复捐升并指定分发地所需，共用银14833两。

10月6日，清廷收到林则徐的奏片。当日，道光皇帝即朱批交吏部议奏。9天之后，吏部奏复胡林翼此举“与奏定章程降调人员情节尚有可原、准在外省呈请加成捐复之例相符”。至此，胡林翼捐复出山走完了相关的程序，以“知府分发贵州补用”。

按照捐例，捐纳者可以选择任一省份为官。按照通常情况，耗资捐官者都拼命争取到富庶之地任职，以捞取更多的油水，收回捐官“投资”。那胡林翼为何却选择了贵州这么一个偏远贫瘠的地方呢？

在致诸弟的家书中，胡林翼曾自道心曲：“黔本为先严持节地，兄亦曾淹留多时，风俗夙所习闻。”原来，胡达源当年曾出任贵州学政，年轻时的胡林翼去看望父亲时，曾在贵州生活多年，对当地风土人情有一定了解，选择到贵州为官，可以说一偿父愿。

更为重要的原因，胡林翼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此邦贫瘠，或可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意。”原来，胡林翼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想的是贫瘠之地或可更利于保清白之风。一开始就以清廉为诫，胡林翼之高远气节，由此可见。

1847年1月，带部引见后，胡林翼出京，取道淮扬返乡。第二年4月，他携眷与堂弟保翼赴任。赴任之前，胡林翼到祖先茔地祭拜，立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先人羞”。7月抵省城贵阳候补，同年12月，署理安顺知府，开始了自己的地方官生涯。

这一年，他36岁。直到1854年以贵东道之职离开，在贵州为官时间长达8年。1855年，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开始主政一方，成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人中最早获得地方巡抚职权者。

有趣的是，在发迹之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人都有一段蛰伏的时光。1857年，在江西郁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借父丧奔籍并赋闲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检视自己历年为官之得失，完成从愤懑官员到圆滑大吏的转变。左宗棠出山入幕、大展宏图之前，则在小淹苦学八年，遍览前朝典故奏章和有用之书。

生于清帝国由盛转衰之嘉庆朝的这三位同乡，经过赋闲期间的积淀，经过与同时代的李鸿章以及中枢大臣奕䜣、文祥，乃至最高统治者慈禧等人的共同努力，成就了一段颇为史家称道的“同光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