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香港人还记得，早在十多年前，宋朝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曾离开北京故宫，南下赴港展出，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几年后，名作化身立体动画再度抵港，创下前所未有的逾90万人次参观纪录。访者立于巨幕前，倏忽之间来到九百年前的北宋首都汴京，水流人动，百货纷陈，河上纤夫叫号，船舶摇曳行进。

从那之后，故宫博物院与香港特区政府联系日渐紧密，大量珍品破例出境展出，“内有乾坤-故宫文物修复展”、“匠心独运-钟表珍宝展”、“丝路山水地图展”等系列展览在港举办，展出地点不仅在历史博物馆，更在科学馆、艺术馆。那些展览从科学角度认识时间的意义、钟表操作的原理、文物修复技术，角度之新颖甚至令故宫为之侧目，反过来沿用至内地其他省市的展览中。

在这些精心策划的展览中，香港在承接涵盖包括故宫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推广中的独到匠心，雏形已现。脱离相对严肃的正统叙事后，香港灵巧地以小见大，透过生活化视角，融入新媒体技术重新拆解传统文化，令其立体、活灵活现地走入现代生活，由此便于海内外观众接纳、理解，继而产生共鸣。

有心人或许不难发现，过往香港大多数故宫主题展览指向同一位主理人吴志华，现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香港故宫）馆长。吴志华在故宫开幕之初接受记者专访时就曾多次提及古代文化与现代生活连结的重要性，他想要尝试一切可能的表达方式去解读文物。

如今，香港故宫开幕已半年，肩负国家“十四五”规划下发展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历史使命，的确很好地承袭着连结古今、荟萃中西的策展理念，有如在重鲜美醇厚的京味之外，呈上一份更接地气、易入口的港式鸳鸯双拼饭。看似破格的策展方式，实则是香港故宫身为向外推广中国文化先锋的一次尝试，也为日后中国文化出海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向——润物细无声。

文物在这里“活”起来

香港故宫展厅二的展览题为“紫禁一日：清代宫廷”。走到展厅尽头，紫禁城亦夜色弥漫，乾隆帝结束一日工作，在寝榻沉沉睡去，梦见早年病逝的发妻富察皇后。访客躺下，便可随天花板投影出的两只缠绵蝴蝶，翩然潜入乾隆梦境，体会他那份到了霜发覆额的年纪，也无法卸下的时而升腾时而低回的生命悲伤。

这一多媒体互动装置被命名为《梦境》，由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首席教授邵志飞和艺术家莎拉‧肯德丁设计，灵感来自乾隆为悼念亡妻写的诗《梦》。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副馆长许晓东每回经过，总看到很多人躺在那里沉浸式地感受。类似的艺术装置在香港故宫还有很多。在展厅七，本地艺术家透过跨媒体创作延伸故宫文化，让这位曾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多年器物研究及策展工作的专家也耳目一新，印象颇深。

香港故宫自2022年7月初开幕以来，几度更新展品。根据博物馆提供的数字，其迄今已接待超过60万人次，在疫情限流措施下，平均每日仍有超过4500人次到访。

2022年11月17日，香港新一轮放宽的防疫措施正式实施，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多类处所允许持“黄码”人士进入。这意味着，香港故宫正式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海外访客。新措施实施不久，尽管海外访客人数有限，但据吴志华观察，仍有不少来港商务人士会选择在公务结束后，来香港故宫走走看看。早前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访港，便特意抽空参观香港故宫，“他停留了很长时间，对每一个珍品都很欣赏。”吴志华近日还接待了来自内地博物馆的同行。

在香港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霍启刚看来，香港故宫一炮打响属必然，毕竟故宫文化本身已具备极为深远的影响力，“它是一个代表中国的品牌，从故宫博物院走出去时已做得很好，现在来到香港，大家都是非常期待的。”这种期待里，固然带有静观香港如何重绎古典的好奇。

这半年内获得的反响不俗，显然期待并未落空。香港故宫策展团队尝试以一种新颖的现代方法，展示中国文化的根源及发展脉络，也同时赋予其新的文化意义和内涵，“传统文化有两个面向，传承与创新，每一代人都应赋予传统文化当代的意义。”吴志华及其团队始终坚持这样的理念。

2022年8月5日，中国香港，不少市民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厅参观特别展览——国之瑰宝：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

《梦境》近乎可被视作香港故宫策展手法的集大成者，既轻轻挑开历史一页，又攫取诗歌文艺之美，灵活地以科技实现古今对话，最终指向香港故宫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香港故宫并不仅是故宫宝物的展览，更做出了一种探索，在展示方法上添加了很多视觉、听觉、感觉的体验，让文物‘活’起来。”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邱逸从中看到很多破格之处，“我们在北京故宫，看到宏伟的建筑群、宏大的国家叙事，都是从很大的视角来看，但是香港正好反过来，以小见大。”无论是将不同朝代的器皿以美串连，抑或是将帝王将相由画像拽入寻常生活，以小见大的一个好处是，拉近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观众之间的距离，尤其是海外观众。

“故宫文化的重点说到底还是人，还是生活，还是情趣。皇帝也是人，他是怎样走过来的，他一日三餐吃什么，这些不论是来自哪里的观众，都自然会产生同感。”邱逸的感想来自多次带领本地及南亚裔学生参观香港故宫的体验，“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一些琐碎的、生活化的东西。”

譬如，在特别展览“驰骋天下——马文化艺术”中，这里同时展出约300件与马有关的故宫文物，及逾10件法国卢浮宫藏品，学生们就乐于比较中西方马的异同，也好奇为何清朝皇帝相比其他朝代更热衷狩猎。这背后，实则关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区别，邱逸便将这些“大的概念”适时灌输。

若将中国文化比作一篮丰富的新鲜食材，各展所长烹制美味，于舌尖传达文化之美，那么香港的特色就是善于变通，利用不同食材做出不同口味的双拼饭。每个地方有不同的尝试，邱逸说，我们可以试试浓厚的北京味道，也不妨试试清淡的香港味道。

拥有多年两地策展经验的许晓东则看到展览背后的人。香港故宫的策展团队背景多元，来自五湖四海，多数曾负笈海外，兼具国际视野及人脉网络，也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知，“他们更加能够把握西方观众的审美习惯、兴趣点，讲故事的时候用什么语言、用什么陈列方式更吸引人。”

值得一提的是，“驰骋天下——马文化艺术”展期于2022年底结束，新的特别展览“艺苑寻珍——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名品”适时接替，透过一百多件展品，讲述自十七世纪以来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的关键事迹。

“有些人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在香港故宫展出一个欧洲王室的西方艺术收藏。”吴志华说，殊不知，这正是香港故宫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文明互建所做的努力，也是香港故宫一以贯之的使命，人类文明史上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将得以在这一平台放大、对比，当然还有连结。明清宫廷与欧洲王室收藏首度于香港故宫聚首，收藏品味的差异，以及同时期中西方艺术家透过画作表达的意象，都在这一跨越时空的横向比较里一目了然。

展览自2022年11月初开幕以来，反响热烈。事实上，这已成为香港过去数年来文化沙龙、展览及表演艺术的常态。香港艺术馆举办的乌菲兹美术馆珍藏展、卡波迪蒙特博物馆珍藏展先后引领风潮，数次故宫主题展览更是屡破访客纪录，每年的Art Basel艺术展总是一票难求。

许晓东从来都不觉得香港是所谓的“文化沙漠”，而是恰恰相反，香港拥有非常深厚的传统人文底蕴。若向前追溯，有钱穆等文人南来、敏求精舍等一批在国际间具影响力的古文物收藏团体扎根香港；若看最近十多年间，香港自身早已形成一种文化氛围，港人对文化艺术的关注度及相关活动的参与度一直相当高。此间，香港特区政府亦深耕文化发展蓝图，不遗余力地开发西九文化区，一步步将其变为现实。“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以及香港故宫引起这样的轰动，其实是水到渠成。”

从文物外交到文创巧思

近代中国的文物出海早在建国前就已开始，可追溯至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当时中英政府间一项文化交流项目，参加展览的文物主要来自故宫博物院。

彼时国难当头，故宫文物南迁又刚过去不久，这项海外参展举措的诸多争议，被视作文物南迁争议的某种延续，遭到王力、朱自清、梁思成等30名学界人士联名反对。被动局面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颇下了一番功夫，撰文应辩，回应专家学者和公众的质疑，也于上海外滩举办赴英文物预展，同时编印了《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以备各方对比查证，稍稍平息了舆论。最终，展品通过英国军舰“萨福克”号运输到伦敦。

这场展览在当地的反响，从最终统计出的参观人数可窥一斑，英国和其他国家络绎而来的观众达42万。负责那次赴英展览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傅振伦在日记里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一场中国古代艺术展如何被转换成了大众话题——有当地舆论认为，英国妇女着装的颜色应该效仿中国，当时一位服装设计师为英国王后制作了一件宝石蓝衣服，经由王室效应引发了一股“中国热”。

尽管如此，文物展览及文化交流在那之后近半世纪仍沉寂下去，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物外交”紧随“乒乓外交”，被赋予中外外交关系解冻的使命。

1973年5月8日，新中国成立后首个文物出国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法国巴黎开幕，历时4个月，展品合共385件，吸引观众达36万余人。同年6月，“出土文物展览”的另一批236件展品相继在日本东京和京都展出，展期同样4个月，观众高达43万人。

已故的中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曾经向媒体这样回忆那场展览盛况：“日本观众对来自中国的文物如痴如醉，那个年代很多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不了解，甚至传说中国人破坏文物。展览粉碎了这种谣言，对树立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很有帮助的。”

到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华人艺术史学家方闻策划的重要展览——“伟大的青铜时代：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展览”成为中美关系恢复邦交后第一个具有全美性影响力的展览，汇集了国际一流的中国艺术史专家。展览自1980年4月至1981年9月，历时17个月，先后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沃斯堡金贝尔艺术博物馆、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以及波士顿美术馆巡回展出，汇集近百件来自中国15个省市博物馆和考古所的青铜器，浓缩了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与成就。

“1990年代以后，我们‘走出去’的展览更多，包括三星堆主题展、兵马俑主题展等，每一个都很轰动，都经过精心策划，并且非常成功。”许晓东观察，过去十年，随着国家经济腾飞，投放在传统文化交流领域的资源更为充沛，双向交流的趋势逐渐形成，并越来越向“引进来”倾斜。

“这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博物馆更多会引进外国展览到国内巡展。”许晓东说，这一方面反映中国日益向外开放，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另一方面也是综合国力的提升，包括资金支持，以及国内民众欣赏水平的提升，“更为迫切地想要了解外面的文化。”总体而言，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这些展览皆取得了远超预期的反响。

同时期，文创产品这一条文化推广的脉络旁逸斜出，反而日渐茁壮，不可忽视。从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许晓东外出交流，总是很羡慕国外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做得精巧。不过眨眼十多年的光景，内地各大博物馆皆奋起直追，摸索着发展各自的文创产品。

2013年，苏州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有关吴中才子文徴明（号衡山）的国际研讨会，会后以文藤种子为伴手礼赠予与会嘉宾。这颗小小的种子，背后却别有一番巧思——480年前，吴中才子文徴明（号衡山）亲手为友王献臣种植了一株紫藤，雅称“文藤”。这株文藤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至今仍苍劲遒健地生长在苏州博物馆内，不仅被称为“活的文物”，更是“苏州三绝”之一。

“文藤种子既代表着传统文化，可以让你与古人隔空对话，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装饰，发芽开花后能成为室内的装饰。”许晓东对此记忆犹新，很快这份伴手礼引发了购买热潮，苏州博物馆围绕文藤主题做了一系列的产品开发，包括文藤种子手工皂，文藤花瓣首饰、书签、雨伞等。

文创产品成为新的推广中国文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最易产生连结，将厚重的历史篇章与文化内涵付印于物品，变成一条围巾、一本笔记本、一张鼠标垫，被人穿戴上身，或放入口袋，随身携带，传统文化便如此顺理成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年轻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喜爱起来了，很多博物馆内都是年轻的观众，这些都是这十几年里出现的新气象。”追根究底，许晓东还是将它归因为国家经济发展后所带来的文化自信，继而对自身来源与文化根源产生好奇与关注。

2022年6月22日上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向媒体记者开放预展，一位工作人员站在展品旁。

期待更多中外文化在港联动

香港因其地缘优势，而在推动中国文化出海方面有所建树，并非始于近年。平台作用的发挥贯穿回归以来的二十五年间，承接了一个又一个“引进来”的展览。

“尘封璀璨：阿富汗古文物”、“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永生传说-透视古埃及文明”、“走进巴洛克-卡波迪蒙特博物馆珍藏展”等相继在香港开幕。

许晓东由这些“引进来”的展览里隐约摸索到些文化吸引力法则，“我们要么会对完全不同的文化有好奇心，因为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要么是一些相邻、相关的文化，我们能够从外来文化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从我们的文化中看到他们的影子，这也很吸引人。”推己及人，也是同样的道理——策展要因地制宜，寻找拉近距离的方式。

对于这一点，邱逸深以为然，以他过往推广中国文化的经验来看，传统文化相对容易，“因为传统文化是美的，当中有历史的感受。”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细分而言，不同地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点又存在微妙的差异，日本人喜欢看《三国演义》，东南亚人熟悉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而欧洲人则对中国的丝绸、瓷器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

“向外推广中国文化的时候，需要了解目的地的文化，用他们容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去推广我们的文化，而不要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我想要推什么、用什么方式推。”许晓东坦言，博物馆策展及教育模式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博物馆不再是教导式输出知识，而是与观众站在平等位置，形成对话与互动。

显然，这一点香港故宫已身体力行地作出示范。以小见大和增添多媒体互动体验，皆各自走出成功的实践经验，除此之外，邱逸还提到了一个易被忽视的细节——文物的介绍语言。“文化推广就是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比如皇帝及朝代的称谓，香港故宫会灵活地作出调整，用更通俗易懂的乾隆、康熙，来取代正统的高宗、圣祖，在翻译成英文时也更方便外国访客理解。”

肩负使命的香港故宫，并不愿止步于表层的展览，而是有意促成更深层次、更专业的交流，包括国际人才培训、文物保护及修复研究等。

早在2014年，国际文物修护会议首次于香港举行，来自全球30个国家及地区的约400名文物保护专家和学者汇聚香港，就会议主题“源远流长：东亚艺术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修护”交流专业知识，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三年后，作为上述会议的成果，香港首次举行织品和唐卡文物修复国际研讨会。

“很多中国文物流散到国外，被各国博物馆收藏，需要进行保护工作。过去很多人以为文物保护一定是外国技术更先进，但其实不是。有时中国专家的经验可以给外国专家参考，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平台来互相交流研究成果。”文化发展往往因为交流融合才有进步，要相互理解彼此的历史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过往因为语言、文化等阻碍，这样的沟通难以推进，吴志华相信，香港故宫未来可以接棒，扮演一个“中间人”角色，搭建中外学者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的团队掌握两文三语，又具备很好的国际网络。”

说到角色，许晓东脑中还萌生了一个非香港故宫不可的构想——中国三座故宫的联动。“至少到目前，北京故宫的藏品难以到台湾地区展出，而台北故宫也难有机会到内地展出珍藏。那么香港故宫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举办一些合璧的展览，将两岸故宫的藏品放在这一平台展出。”

霍启刚也有同样的期许，三座故宫本是同根同源，“有朝一日，香港故宫是否能够联手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一起拿着我们中国的国宝到世界巡展，说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