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两大毁灭性天灾：一是1928年至1930年间陕甘大旱，450万老百姓沦为饿莩；二是1941年至1942年间豫灾，饿莩百万，500余万灾民逃荒。这两次大灾，都与铁路有关。

千百年来，黄淮平原与黄土高原滥伐森林，水利不修，水旱蝗灾密集爆发。“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毁灭性巨灾屡见不鲜。1875年至1878年间长达四年的丁戊奇荒，华北五省大旱四年，赤地千里，饿毙百姓1300万人，2000余万百姓逃荒。灾情最重的山西，人口减少1/3。太原府100万人口，灾后只剩5万人。

山西灾情如此极端，主因是交通。救灾首要急务是运粮入灾区，而粮食是十分沉重的，陆路运粮成本太高，在工业革命之前只有水运能长距离运粮。直隶与山东得大运河之利，河南与产粮各省航道互通，旱灾尚能挽救，但山西表里山河，缺乏联外水运之利，面对大旱束手无策。

山西巡抚曾国荃指出筹粮容易，陆运粮食却是无法克服的难关：“晋中四面皆山，不通舟楫。现筹粮运以河南之周家口、道口；直隶之泊头；山东之馆陶，有水运可资者为稍便，然相距晋界，均在千里内外。舍舟登陆，雇车极难……屡蒙恩旨拨发漕粮，及晋省委员在各处采办之米，往往滞于中途，万难速到饥民之口。”

铁路改变了数千年无解的陆路运粮僵局。罕有人知的是，陕西大灾于1930年并未真正结束，严重旱情又持续两年，幸赖陇海铁路疏缓粮食危机；在1941年豫灾之前，20年间河南两度大旱，幸得平汉铁路化解灾难。然而，抗日战火毁减了铁路，豫灾一发不可收拾。

2022年是1942年豫灾的80周年，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大灾已是遥远的记忆。民国政府救灾无能，只好依靠铁路救急。回顾豫灾，铁路是关键。

“百里不贩粮”是救灾的无解僵局

粮业有铁律，陆运粮食的距离不得超过100华里。俗语道：“百里不贩粮，超过百里豆腐盘成肉价。”最便宜的豆腐运输100里，价格与肉齐贵。

曾国荃于丁戊奇荒的第三年接任山西巡抚。他受两宫太后宠信，又是湘淮军仅次于曾国藩的“九帅”，入晋赈灾，得到各方齐心协助。走马上任之初，户部与各省筹款83万两，豁免解京晋饷20万，凑成白银百万两，更请到截留大运河漕粮特旨，可谓要银子有银子，要粮食有粮食。

救灾却仍施展不开，因为山西与河套及黄淮平原等粮产区之间无船运之利。丁戊奇荒时，受旱五省依靠大运河救灾。大运河距离山西最近的水旱码头，是泊头镇。在泊头下船装车，起旱奔行500里，才能抵达入晋门户获鹿城，而后进入山区，由井陉“劈岩凿坂”穿越太行山，运到太原省城，又是500里。

大旱年月的旱道运输，是非常昂贵的。华北的陆运使用骡马大车或骆驼，但“大祲之后，牲畜倒毙一空”，只能招募脚夫挑运。人力挑粮，每人只能挑1担（100斤）。而当时堆积在泊头镇至获鹿之间亟待运晋的漕粮，将近20万石（22万担）。每隔百里设站接运，约需脚夫百万人。

直隶总督李鸿章“广觅脚力，络绎于道”，却造成“脚价日昂”。激增的运费，压垮了赈灾。“获鹿以西转运未到之粮，将近20万石。每石运费从少以八、九两约算，已非二百余万金不可。”曾九帅筹措百万赈款，连脚价都付不起。

更糟的是，人力挑运十分缓慢，日行约60里，1000里的旱路得走半个月。挑夫要吃饭，干力气活还得多吃，一天少说吃粮一斤半。运粮15天，回程15天，连口粮带咸菜，路上得吃粮50斤，进旱区甚至得再增加专人挑水。因此，由泊头镇至太原府的千里陆运，实际人均运粮数量大约只剩50斤。而这50斤粮食运到省城，还得“分拨灾区”，陆运距离“又千数百里”。

改用畜力长途运粮，同样不上算。一辆双套骡马大车的行进速度与人力相当，积载量标准是320公斤。但骡马食量大，1匹马每日耗粮3公斤，吃草4公斤，耗水20到40公升。旱区青草不足，骡马自带草料千里奔行，走到一半，口粮饮水相当于整车积载量，一粒米也运不到太原。

于是，山西救灾成了无解难题。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荃赈灾前后耗费白银1300万两、米200万石，相当于当时全国总岁入的30%、全年额征漕粮的50%，可谓倾全国之力救灾，仍是杯水车薪。“旷日持久，而不得一饱；道远费繁，而无由速至。”曾国荃目睹山西老百姓“残喘呼救，枯骸塞途”，“十室仅存二三”的惨景，束手无策，最后只能派他的“二把手”到晋祠祈雨。

“百里不贩粮”的陆运僵局，是传统中国无法突破的救灾局限。只要遇上规模达到“赤地千里”的大型旱灾，几乎无力赈济。直到清末民初兴建铁路，才打破了陆运障碍。在曾国荃的主要粮道井陉，30年后修建了窄轨的正太铁路。虽然车小速度慢，但一列火车载重吨数已达500吨，只要开24个车次，就能完成20万担稻谷的抢运。

1928年至1930年间的陕甘大旱灾情惨重，主因也是铁路出问题。1929年，西北军由豫鲁撤退入陕，沿途破坏陇海铁路与平汉铁路的铁道与车辆，使陕甘大灾难以赈济。铁路若通车，结局大不相同。

于1931年至1932年间，陕西再旱两年。中央大学教授何庆云于1932年亲见关中平原旱灾的惨况。他由潼关至西安所见：“沿途居民甚鲜，倒墙破屋，比目皆是。情况凄惨，气象萧然。现已月余未雨，两旁黍谷玉米，均现枯萎，故虽见沿途农民之抽提井水救谷者甚多，而谷依然黄槁，无补于事。”关中平原西部则是：“赤地满野。虽间有高粱黍稷及荞麦等物，短者寸余，高者二尺。沿途所经村镇，人烟均极稀少。”

幸而，此时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恢复通车，陇海铁路更向西越过潼关，向西安展筑。铁路带来源源赈粮，有效控制灾情。当地文史记载，陇海铁路深入关中平原后，偏远县份也能吃上由上海与无锡运来的青粳米，而且远道而来的上海米并不贵。

依照1931年铁道部的“国有铁路联运两级运价”，六等车整车运输超过601公里，每吨每公里收费0.005元，赈济物资打五折。上海至西安铁路运行距离1500公里，一车皮20吨粮食，运费只要75元。

老百姓论斤买米。以市斤换算，1斤上海青粳米由上海运到陕西的运费加价，只有0.00225银元，约相当于2至3个制钱。

民初河南几乎年年报灾，其中，1928年至1930年之间与陕甘大灾同步发生的豫西大旱，达到毁灭性程度。幸而铁路打破了“百里不贩粮”铁律，成功化解大旱。

铁路化解河南大旱

河南地处黄淮平原，与周边产粮各省之间水运相连。豫北洹水、卫河入卫运河；豫东沙河、颍河入淮河；豫中贾鲁河、惠济河入沙河；豫南白河、唐河入汉水。遇到大旱年份，两湖苏皖粮食均能换小船拉纤上行。只是水运的运量远比铁路低落，溯江上行木船的载重量达到500担已是大船，速度缓慢，运输成本高昂。因此，有水运之利的灾区，民间虽不致于绝粮，粮价却十分昂贵。

丁戊奇荒期间，河南于1877年出现毁灭性的千里大旱，史称丁丑大旱。“天大旱，周围数千里，年千不雨。风先示变，蝗复为灾，乃秋夏不稔，而岁大饥。”在豫西，新安县士绅樊清扬撰写《荒年序》，留下大旱年间惨景：“日色流火，如惔如焚。地赤千余里，天无半点云。吾见泉涸矣、川竭矣、林焚矣。民哉！民哉！所谓室如悬盘，而野无青草矣。”

樊清扬记录了1877年大旱状况。开春大旱，初夏蝗荒，7月存粮耗尽，饥民逃荒，富户杀牲口。8月盗贼蜂起，9月盗贼也饿得无力抢夺。但这段期间，民间仍然有外地运来的粮食，只是价格飙高。11月时，“斗粟银三两，斤面百余文。彩缎绫罗，一衣不过一饭。良田一亩，仅一食而无余”。过了年，粮价飙涨到“每斗六千余钱”。老百姓无钱买粮，“尸横野外，饿莩途中”。朝廷虽然放赈，却是杯水车薪，“村庄去六七，人口死九分矣”。

传统中国以水运赈灾，只能做到“人未绝类，孑遗犹存”。同样是河南，50年后改以铁路赈灾，效果大不相同。

1920年至1921年间，豫东冀南大旱，铁路首次发挥救灾奇效。当时北洋政府正在打直皖战争，无心赈灾，灾区却未出现毁灭性惨景。因为平汉铁路过境，带来廉价粮食，也使灾民得以逃荒。

据磁州文史记载，当地大旱达到“13个月未落雨雪，赤地千里”的严重程度。“幸京汉路贯境，饥民攀搭火车就食他方，日以万计。又有地方官绅善士合办平卖，由他处购运粮食到磁县出售。”一场赤地千里的毁灭性大灾，被铁路轻轻化解。

铁路赈灾的第二次考验，发生在1929年。当时豫西与陕甘同步大旱，又遭兵乱，造成惨烈大灾。河南省赈务会编《十八年豫灾纪实》，记载当时惨景：“登嵩山而四顾，但见陕洛之郊，禽兽食人。许汝之野，狐鼠横行。磷火宵红，天阴鬼哭。”

河南省代主席张钫立即投入救灾，但西北军破坏津浦、陇海与平汉各铁路，赈灾无法推动。1930年2月，南京政府以钱宗泽出任陇海铁路营业管理局局长，全力抢通铁运，救灾才得以展开。张钫要到100万元公债，又向沿海大埠慈善机关呼吁捐款，所得现金就地采购大批粮食物资，上火车直运灾区。

只要交通有办法，赈灾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奇效。沿海各埠发挥同胞大爱，大批物资涌到洛阳城。仅是上海红十字会捐献的粮食、棉衣与药品，就装了67辆25吨棚车。

更可喜的是，铁路打破了“百里不贩粮”的铁律，商人有利可图，也加入运粮。1929年隆冬，洛阳与巩县车站的商运粮食堆积如山，数量远远超越南京政府赈粮，成为灾区的主要粮源。

只是宋哲元与唐生智接连兵败，溃兵下手夺粮，毁了中国史上首次商人救灾美谈。“商运粮食停积巩县洛阳各车站，价值不下500万元，均被军队捆载而去。商人资本，完全损失，情急自尽，缢于火车上栈房中者，数见不鲜。”张钫感慨万千。

铁路可以运粮，也能协助灾民逃荒。张钫在开封办舍饭场，收容沿陇海铁路逃荒灾民。据当地文史记载，张钫手握大量粮食，能妥善照顾灾民。“随到随登记，每日供三餐。早晚餐是小米稀粥和杂面窝窝头，中午小米煮面条，灾民一般可以吃饱。灾民中的产妇在产期内，每人发细粮50斤，对老人及病号也有一定照顾”。

1930年盛夏，中原大战结束，陇海铁路再次抢通到洛阳，源源粮食进豫西，灾情顿时缓和。由洛阳士绅倡办的豫西救灾会，于洛阳设舍饭场，“每日上下午各施放一次小米粥或杂面窝窝头，每次就食人数总在千人以上”。旅平河南赈济会会长李敏修募款救灾，出手就是三列火车粮食。他又倡导河南灾民到东北开荒。灾民于北平丰台车站编队，铁运黑龙江只需半个月。

然而，在1942豫灾中，铁路失灵了。

1942年，河南饥民爬火车逃离赤地千里。

铁路中断使豫灾无法挽救

河南1942年开春未雨，冬麦只收了一两成。人们忧心忡忡，于初夏收割后紧张再种一季杂粮，旱象却愈演愈烈。到了秋收时节，只有少数以井水与河水灌溉的田地能收获。却又闹起蝗灾，收成绝望，造成毁灭性浩劫。

在冬麦歉收、秋粮告急之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于1942年6月20日报灾：“今岁风旱为灾，小麦歉收。继以长期之亢旱，秋收无望。军粮民食，胥成目前严重问题。”他要求火速拨发巨款赈济，并减免即将开征的田赋。

重庆当局立即赈灾，却再次陷入“百里不运粮”的千古僵局，当时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双双因战火中断。1938年春，徐州会战，日军沿平汉路北进，当局下令拆除驻马店以北路轨。同月，花园口决堤，陇海铁路向东只能通车到郑州。

李培基虽然即时报灾，但他的赈灾计划非常愚昩，并未考虑到铁路中断问题。当时，河南省府握有已到期可换现的1941年粮食库券2950万元，与未到期可抵押借款的1942年粮食库券1亿余元。河南周围陕鄂皖三省皆有余粮，李培基计划以粮食库券贷换现金，发给各县政府自行向三省购粮。李主席认为，只要“饬令陕鄂皖三省勿禁粮出境”，赈灾就有办法。

1941年度政府总支出是法币100亿余元，李培基手握法币1亿余元，相当于全国总支出的百分之一，金额巨大。然而，能济急的粮产区无铁路可通。苏皖粮食于蚌埠集散，与灾区之间隔着黄泛区。鄂粮于武汉集散，驻马店以南的平汉铁路南段已陷入日军之手。更糟的是，河南大旱时间太长，沙河等联外河川枯涸，运粮只能走旱路。

河南境内唯一尚能通车的陇海铁路，成了救命之路。陕西粮食源源运入河南灾区，回程救出百万灾民。但陇海铁路只能运出陕甘两省粮食，而这两省本是缺粮省份，也无法向邻省调粮转运。因为陕西东面的鄂北已经征粮过重，一度激起民变。南面的四川虽然粮产充足，但只有川陕公路连接。战时极缺燃料，公路无力大量运粮。

单靠陕甘两省的粮食，无法挽救豫灾。当时，河南未沦陷区人口约1800万人，以每人日需22市两口粮估算，一年需粮8910万市担。而陕西全年粮产量仅3500余万担，甘肃2700余万担。陕甘粮食全部济豫也不够。

其次，陕甘的征粮任务已经过重。陕西的田赋征实、征购与征借高达1156万市石，甘肃226万市石。小麦1市石约140斤，两省征粮按小麦计算约为1900万担，约为两省粮产量30%，已达征粮极限。

再其次，河南驻军70万，难以削减。河南是抗日第一线，若失守，则陕西暴露、四川动摇。而河南仅恃黄泛区为屏障，又是特别难守。1941年春的豫南会战，日军由平汉路北进，一度攻占驻马店。同年中秋节，日军又于北路强渡黄泛，一度攻占郑州城。战局紧张，中国只能集结大军备战。依当局核计，70余万大军一年需粮约为380万市石。

重庆当局拿不出粮食。1941年的全国征粮总数，包括田赋征实、征购、征借与抢购积谷，也只有7938万市担，救灾有心无力，只能两途并进。第一步，急运赈粮济急；第二步，减轻河南征粮。

河南原定征粮500万市石，当局将军政费用压到最低，只按驻豫部队所需军粮估算，核减为380万市石。蒋介石又亲批再减为200万大包（280余万市石）。约100万市石的军粮缺口，则要求于安徽与陕西两省各购50万大包补足。

陕西胡宗南代购军麦，以陇海铁路专列抢运，尚称顺利。由汤恩伯负责的安徽购粮，却注定是纵兵殃民。鲁苏皖豫边区总部30余万大军距离陇海铁路太远，重庆当局无力供应，狠心要求就地筹粮求生。当地粮食原靠平汉铁路调节，平汉路中断，只能期望安徽当局伸出援手。豫灾期间皖中丰收，省主席李品仙却乘机大做粮食生意，向河南高价售粮套利，不愿平价出售军粮。边区总部只好在灾情较轻的豫皖边区各县低价强购，造成严重军民冲突，俗称“汤粮”。

据陇海铁路运输处长王奉瑞回忆，于豫灾之初经陇海铁路抢运河南的粮食，多达900万担，但于灾区而言只是涓涓之数。

最后，重庆当局只能期望商人运粮。陕粮入豫可卖高价，粮商全力运粮做生意。只是陕粮太少，商运粮食卖出天价。在洛阳，1斗米价格飙增到法币300元。大旱之前则是1石（10斗）米30元，粮价足足翻了100倍。政府试图限价，在郑州公开枪决了哄抬粮价的奸商，粮市却应声断货。唯有放任粮价飙涨，商人才有意愿运粮。

政府放弃限价，粮食成为河南最热门商品，陇海铁路沿线各城涌现粮市。《前锋报》记者李蕤记载了偃师县城的奇观：“一个和平常不同的现象，那就是粮行的增多。许多以前卖京货开旅馆的所在，都变成了粮行。长街的粮食簸箩，一个挨着一个。远远望过去，宛如万朵花树齐开。”

粮箩上的标价却高得离谱，老百姓变卖家当，难求一饱。李蕤见到“一幅刘镛的字，有人以15块钱出卖，他的字卖不够1斤馒头钱”。一个女人卖了嫁妆，“没卖之前，她眼巴巴地希望顾主。但卖去之后，却流起眼泪，因为这仅有的最后财富，只够她的四五个孩子吃一天米粥”。

陕粮不足，灾民只能逃荒。在洛阳车站，李蕤见到火车站人山人海。难民“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缘到火车顶盖上。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只是到了西安，也不得一饱。因为豫灾使陕西粮价大涨，面粉1袋由185元涨到380元。当时在西安办难民收容所的张钫，无力供应米面，只能发放玉米，劝说灾民到甘肃开荒屯垦。

灾区边缘的铁路赈灾

若铁路畅通，豫灾并非无可挽救。平汉路输入两湖米，陇海路与津浦路抢运鲁苏皖小麦与长三角大米，赈粮可以朝发夕至。但在1942年，只有灾区边缘的少数县份，才能得到铁路的赈济。

豫灾期间，黄泛区以东沦陷区的陇海、津浦路与黄河以北的平汉路可通车，日寇则于新乡至开封间建了一条汴新铁路，接通平汉与陇海两大干线。邻近灾区的苏皖沦陷区秋粮大稔，粮食过剩。国人发挥智慧，突破日寇封锁，运用这三条铁路缓解了豫灾。

位于战区前线的郑州得地利之便，成为救灾典范。当时黄泛区的界首三镇，吸收来自蚌埠的铁路货物，成为抗战最著名的走私“盛地”。郑州专员王光临坐镇新郑，部署连接界首的交通线，抢购苏皖沦陷区粮食。他前后筹得38.7万余石，按保（村）设粥厂，全区设粥厂1184处，救活非赈难活的赤贫灾民50余万人。

在豫东粮市漯河，郾城县长陈履森强迫粮商出售囤粮，并鼓励商人向灾区运入蚌埠粮食。只是铁路不通，商人使用古老的木帆船运粮，价格飙涨。1年之内，麦价由大灾初的1斗2.5元涨到300元。

在豫北沦陷区，日军禁止利用铁路运粮赈灾。据卫辉文史资料记载，伪河南省长田文炳天良未泯，虽不敢触怒日军直接运粮，却下令每天由新乡车站发到海州的列车加挂2节免票闷罐车，“供灾民往返背负粮食”。粮商随后买通日军，运来整车粮食。

陕甘粮食有限，陇海铁路难救大灾，高层束手无策。重庆当局下令驻军“节食助赈”，只筹出小麦21.2万余担与面粉5166袋，杯水车薪。豫灾第二年，陕甘存粮已罗掘俱穷。河南省赈济委员会沿陇海铁路清查余粮，发现西安一处粮秣仓库存放大批喂马的麸皮，急电报请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仓，拨出40万斤麸皮赈灾。

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无力赈灾，却闹了个笑话。据台湾“国史馆”档案记载，蒋介石召见李培基，面告研究核减河南征粮，李培基却“误听”为征粮“全免”，立即由报纸发表消息，发动士绅请愿，以造成既成事实。蒋介石勃然大怒，去电申斥，却已灰头土脸。缺了铁路，赈灾沦为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