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电扇是不可或缺的民生必需品。罕为人知的是，电扇曾是民国时期国货压倒洋货的经典范例，不但击败洋电扇、收复国内市场，更转守为攻，成为出口热销商品。

电扇自1880年代起商业化生产，手工打造、价格高昂，是“黄金时代”（Belle Époque）欧美上流社会的炫富标配，普罗大众可望而不可即，昂贵气派的大厅吸顶吊扇最受欢迎。一战后，欧美经济进入工业标准化大量生产激发的“咆哮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国奇异（通用电气）、英国维克特（Victor）等大厂流水线压低了价格，电扇渐渐家庭化。1930年代美国劳工平均时薪0.25美元，一架奇异9吋摇头电扇售价15美元，约为一般劳工的1周工资。电扇已是普罗大众能负担的奢侈品，小型台式电扇成为主流商品。

同样的奇异台式洋电扇到中国，却狠狠利用“不完全市场”，大发垄断财。奇异9吋电扇在上海的售价是纽约的4倍，可以在长三角富庶乡村买两亩水田。

中国企业家奋起直追，运用风起云涌的国货运动，成功夺回国内市场，更转守为攻，出口外销。抗战前夕，国货电扇扬帆出海，开拓南洋市场，中国电扇的竞争力已与欧美大厂并驾齐驱。国货电扇距离完全国产化还差最后关键一步，抗日战火毁灭了跨出这一步的机会。

一部洋电扇值两亩地

“风扇为夏日袪暑之具，以布幅为之，悬于室中，用绳挽之进退，扇动空气以取凉者，吾国能自制之；或于机件上附木板或金属之翼，藉电力旋转者，谓之电气风扇。”

《清稗类钞》记载了于清末进入中国市场的洋风扇。以人力拉动的大片布扇称为“风扇”，接电运转的金属扇称为“电气风扇”。只是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气风扇”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因为电扇得插电，而国内电厂几乎全是电灯厂。其主要业务只是点亮电灯泡，每天入夜后才供电，按灯泡“盏”数收费，能全天插电的插头尚未出现。

电扇若要与电网连结，得要大费功夫。1908年，镇江的大照电灯公司将电网展入英租界，工部局要求夏天必须全日供电，用于驱动电扇。然而，租界只有少数高档商店与豪华会所使用大型吊扇，白天开机供电实在太浪费。大照公司只好自办电动碾米厂，以利用多余电力。

到了民国初年，大城市的豪宅、旺铺与写字楼流行自备小型发电机，供电不受发电厂限制，欧美电扇随之打入中国市场。只是洋电扇实在太贵，奇异台式电扇售价高达100多块大洋。当时在长三角买块中等水田，只要50元左右，1架小型电扇相当于2亩地。

奇异电扇的在华总经销商慎昌洋行，无意调降价格，因为洋商的目标客户不是普罗大众，而是各大城市的尖端富豪与名流会所。慎昌洋行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哈尔滨、沈阳、青岛、济南、太原这些一线城市设点，就能创造可观业绩。

天价电扇是上流社会摆阔的道具，老百姓并不喜欢。即使降低门槛，也很难打入普罗市场。在天津，袁世凯将大沽船坞机器房改为“劝业铁工厂”，生产民用机器。工厂在1913年成功仿造“电气风扇”，定价压到30块大洋，只有洋电扇的1/5，销路却无法打开。在盛暑炎热的福建，福州电气公司买了500架电扇，夏季出租，每架月租4元，却乏人问津，业绩清淡。

老百姓不乐意用电扇，但清末民初的炎夏依然清凉。中国传统住宅运用坐北朝南的宽敞空间消暑，即使是闷热三伏天，只要敞开门窗，就能导入沁凉如水的夜风。在人口稠密、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普罗住宅也得有庭院。然而，一次大战使国内工商业迅速成长，大都市人口激增，居住空间大幅减少。京津四合院隔成小间“公寓”招租，上海流行起紧密的“石库门”里弄，广州则大盖钢筋水泥楼房。

大城市的夏夜不再有庭院通风乘凉，居住环境沦为沈从文笔下的“窄而霉小斋”。只有电扇生风，才能改善大城市居住环境。于是，有识之士开始研究洋电扇，琢磨自制的可能性。

电扇的原理并不难。一个固定磁场的铜线圈电动机，通电转动主轴。一端装扇叶，转动生风；另一端带动蜗杆蜗轮齿轮组，将动能传至曲柄摇杆，使风扇来回摇动。只要掌握简易电动机原理，具备齿轮与曲柄摇杆的设计能力，就能仿造。

上海布行账房杨济川，业余钻研电器十余年，于1915年拆解一架奇异电扇，自行绘图仿造，可谓最早一代电器“玩家”。那时，上海虬江路的二手电料市场尚未出现，当个“玩家”很辛苦。杨济川告诉《生活周刊》的记者，他得自备原料，客制零件。“买了铁皮，到马口铁店指导他们照做；吸铁石和铁盘等，则到铁匠店和翻沙店，叫他们依设计所规定，指导他们照做；铜叶子到铜匠店，电线则从电料店里买来。”

他的作品，得到苏州电灯厂股东祝兰舫的赏识。只是普罗大众不爱用电扇，大老板不愿贸然投资。幸而，电厂需要多种供电设备，杨济川得到电流限制表与开关等电器生意，开设华生电器制造厂。八载有成，产品由变压器、配电盘做到小型发电厂等级的8千瓦直流发电机，成了上海滩名厂。

此时，国内进入一战后繁荣期。大城市消费力上升，居住环境却日益闷热，正是电扇的大好市场。于是在1924年，杨济川再次仿造奇异电扇，量产上市，就是家喻户晓的“华生电扇”。

国产电扇以奇异牌为主要对手，性能升等，开价却只有1/4，竞争力十足。只是该如何销售，仍是一大难关。

国货电扇气跑洋货

电扇的制造工艺并不艰深。当时塑胶尚不流行，电扇部件大致以金属打造，而1920年代的国内铁工厂已能成熟掌握机床加工、西式翻砂开模与电镀等新工艺。本地工厂不但能仿造洋电扇，还能精益求精，优化改进。

“华生电扇投产初期，即看到奇异电扇设计有不尽合理与不够完善之处。他们根据结构的合理性和成本的高低，从彻底改革工艺和提高质量着手，在革新中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上海文史记载了华生厂的改良巧思。

奇异电扇的底座原是一体成型的铸铁压铸件，华生改用延展性好的钢板，直接冷加工冲锻成型，就能省掉占去大半车间的熔炉与坩埚。使电扇摇头的齿轮组与曲柄摇杆也是铸铁件，华生改用当时刚开始流行的铝材压铸成型，大幅减轻重量，增加摇头效率。奇异电扇的风叶原是黄铜铸件，华生在黄铜叶上镀镍，电镀表面光可鉴人，快转更为美观。

产品好，还要懂销售。华生厂大幅压低售价，适合家用的桌式16吋4翼摇头台式电扇，售价仅上海规元24两9钱（约37.44银元），价格压到奇异电扇的1/4。1920年代上海纱厂工人日均工资0.5元，南京人力车夫月均工资10元，奇异电扇的售价大约是普罗劳工1年又1个月的收入，华生电扇则压到3到4个月收入。

华生更狠抓品质，各机种完成连续1年运转测试才上市。花费4个月工资买的奢侈品，只要保养得当，可以用几十年。

1927年，中央政府定鼎南京，长三角工商复苏，工资逐年上涨，城市中产阶级渐成消费主力。华生公司的日工资是大洋7角到1元8角，中等技工的1月收入就能买1架华生电扇。但是，奢侈品销售不能只靠降价竞争。普罗大众有钱宁可加菜，对奢侈品敬而远之。有钱人则情愿买欧美名牌，才能在朋友圈里炫富。劝业铁工厂的电扇卖价只有大洋30元，仍然卖不动。

要卖奢侈品，还得依靠老百姓对国货的热爱。华生的销售主管叶友才原是洋行的跑街（业务员），对国人抵制洋货的热烈渴望有深刻体认。只是在华生电扇起步之初的1924年，厂商对国货的号召力仍然吃不准。叶友才的国货之路，走得很坎坷。

“记得在民国14年间（1925年），国货工业已由萌茁而渐见枝叶扶疏。惟当时正是帝国主义掌握时代的枢纽、以实施其经济侵略的极盛时期。故外货倾销，几占有全国各都市的市场。”三星棉铁厂经理蒋仲和回顾上海国货工厂的兴起，大多是伪装成洋货去蒙骗上市的。他批评当时的风气：“厂商为顾全销路，不惜自欺欺人，颠倒冒充外货。同时因国货确已改良求精，堪与外货相伯仲，所以一时之间，销量骤增。商家沾沾于售欺之术。”

华生公司的厂名，寓意原是“中华民族更生”。但是大环境媚洋，也只能利用洋名“Wahson”伪装成洋厂，在电扇网罩正中打上由W与S两个字母组成的厂徽，卖得着实窝囊。

商界力图振作。1928年北伐完成，顺应时代政治气候，长三角工商界全力整顿媚外崇洋风气。上海总商会向政府提出建议，要办一场国货展销会，振兴国货形象。

国货展销会不是新鲜事。早在1910年，清廷就于南京举办“南洋劝业博览会”，展品百万种，观众30万人次。北洋政府继续努力办展会，并下令各地商会兴办固定的国货陈列所。上海总商会早在1921年就成立“商品陈列所”，长期展示国货，并频繁开办各行业特色国货展。但国内工业尚在萌芽期，国货尚无对抗洋货的实力，展会成效有限。

到了1928年，长三角国货轻工业已成气候，只缺自创国产品牌的自信。这时，办一场足以打响国货名声的大型会展，效力无可限量。

1928年11月1日，“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于上海南市盛大开幕，一举扭转国货形象。“展览结果，居然出乎意外的，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从此，国货就抬了头，购买力亦于焉激增。”参与筹办的蒋仲和激昂回顾那国货扬眉吐气的辉煌时刻，“厂商更引为满意而值得夸耀的，乃是从那时起，可以用自己的本牌。这个展览会，继续举办了几个月之久，已超越了原来规定的时期。理由不用说，是大部份厂商自动的请求。其后为使扩大宣扬起见，络绎在京沪杭线一带各大城市，几乎每年有同样展览的举办。”

今日，上海黄浦区有一条“国货路”，纪念1928年的国货转捩点。在此之后，国货不但是爱国象征，更是品质保证，真正燃起国人爱用国货的风气。

华生公司是国货运动的热烈支持者。在中华国货展览会之后，华生电扇继续参加各地国货展，大胆丢掉洋伪装，打出国货旗号。华生更是在苏州进行了轰动全国的耐用测试，让一架华生电扇公开连转6个月，销量暴增。1924年伪装洋厂上架时，华生电扇年销量仅1000架，1926年增至3000架。打出国货招牌后，1930年已超过1万架。

奇异电扇销售崩跌，市场只剩1/10。慎昌洋行大为惊恐，开出50万美元天价收购华生品牌遭拒，只好使出杀招，于1930年在上海设电扇制造厂，准备跌价竞争。但建厂时恰逢美国大萧条爆发，奇异只好收缩战线。

《生活周刊》的专访热情赞美华生电扇：“出品优良，而价格复比外国货便宜至四分之一，已抢回外国货十分之九的生意，这不是替中国争气的一件事吗？”

物极必反，志得意满的华生公司迅速制造了新对手。新一波的激烈商战，彻底激发了国货的品牌潜力。

为国货创造外销优势

慎昌洋行在中国有两大热销产品，一是奇异电扇，二是奇异灯泡。

早在1918年，奇异公司就在上海曹家渡建立灯泡厂，占领国内灯泡市场半壁江山。电器工程师胡西园奋起竞争，于1924年开办亚浦耳电灯泡厂，以“OPPEL”为品牌，伪装成洋厂，与奇异等洋灯泡抢市场。然而，OPPEL被视为不入流的低档灯泡，日产量区区800个。

胡西园察觉，反败为胜的关键是扭转大众对洋货的迷信。他积极参与国货运动，将品牌改为“国货老牌亚浦耳”，果然打响名号，销量激增至2.5万个，抢下奇异的半片市场。只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华生公司也看中了灯泡市场，拉拢亚浦耳厂工程师自行设厂造灯泡。胡西园以牙还牙，向华生公司挖角，仿造华生电扇。

两家电扇品质相同，胡西园将价格下压到30块大洋，夺下一片市场，年销量达到5000架。鹬蚌相争，引起渔翁兴趣，制造开关与变压器的华通电业机器厂参加战局。

华通老板姚德甫大力开发家用电器，自制电气烘箱、电灶、电炉、电暖水壶与冰淇淋自冻器，但最受欢迎的家用电器还是电扇。华通公司由外观喷漆着手，推出“漆银”、“墨古铜”、“柳绿”、“奶油”与“苹果绿”等各种颜色电扇。华通又改变了电扇的摇头方式，将传统的左右摇动改为“上下左右四面摇头”。

三家电扇削价抢市场，三败俱伤。1933年，经同业说和，华生、华通与亚浦耳三厂同意联合生产，利润分成，国产电扇业重新出发。在此同时，上海国货电扇的成功经验启发了全国各地企业，就连阎锡山也动心了。由兵工厂改为民生机器厂的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也开始生产“摇头电扇”。

夺回国内电扇市场只是破题，争取出口才是企业家的梦想。1934年，美国白银政策将全球大萧条转嫁到中国，重创国内工商业。胡西园迅速出手，运用中央政府奖励国货的法令，开发外销市场。

中央政府勤于立法，但早年法令出自象牙塔学者之手，常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工商部于1928年6月公布的《发给国货证明书规则》，规定厂商只要股东全是中国人，公司由国人经营，尽量使用国产材料，就能呈请《国货证明书》。通过国货认证的具体好处，却只是一个能印在广告上的“国货标示”。工商界嗤之以鼻，几乎无人申请。

直到1934年，中央政府制定《工业奖励法》，规定贴有“国货标示”的国货只要遇到洋货竞争，能呈请税赋保护，“国货标示”才成为振兴国货的利器。当局规定只要经实业部认定为国货，出口外销可以“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国内销售也能“减低或免除原料税”，并且“减低国营交通事业之运输费”。

对国内工商界而言，这是一份大礼。中国的关税是《南京条约》起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海关直接由洋人管理。海关对洋货进口采取最轻微的值百抽五税率，对国货出口则制定不合理的“出口税”，税率由列强协定。因此，列强可以随心所欲利用出口税打击任何具有出口实力的商品。1928年7月，关税自主，虽然提高了洋货进口税，却未废除国货出口税。

出口税大幅增加了外销成本，调高洋货进口税其实也不利于国内工厂，因为国内轻工业大致依赖洋原料开工。1930年代，国内轻工业欣欣向荣，具备出口实力，关税成为最后一道枷锁。此时，一纸《国货证明书》，出口税与原料税一起减免，国货就能发挥实力。

胡西园一马当先。《工业奖励法》于1934年4月公布，亚浦耳马上向实业部国货审查委员会递件，于1934年10月取得“国货证明书”，被认证为“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国人工作、大部份本国原料”的“二等国货”。

凭着“国货标示”，亚浦耳电扇鼓勇外销，出口南洋与澳洲，在国内市场更是卖得风生水起。因为向各省运销主要依靠火车，大部分铁路干线都是国营，只要有“国货标示”，就能享受优惠运费。

“国货标示”，有力加强了国货的竞争力。饱受美国白银政策荼毒的国内厂商枯木逢春，出口内销双双大旺。胡西园还要更进一步，彻底铲除洋电扇势力。

1936年，他以“上海市电器制造业公会主席”的名义，到南京告状，揭发洋电扇逃漏税。按照1933年《修正国定进口税则》，整件机器进口税高达定价的7.5%，但零件与原料进口则多以重量从轻课税。洋电扇这样钻空子：“分件入口，在沪雇工装配，故意削价，扰乱市面。国货电扇所受损失，每年将达数十万元之巨。”

当局激烈反应，行政院于1936年5月22日通令全国，规定：“采用国货电扇，并令饬所属各机关，此后需用电扇，必须购办国货，以维国产品之一线生机。”洋电扇含泪退出中国市场。

1936年，国产电扇进入全盛期。华生电扇年产3万余架，亚浦耳电扇1万余架，基本占领国内市场，更积极开发外销生意。其中，华生厂1/3产品外销。但是，国货电扇的完全国产化，仍卡在最后一关。

难闯原料关

抗战前夕，工商界突破关税限制开发外销市场，国内市场也因发行法币增加流动性而火热。但是，兴旺成长的只是轻工业，供应原料的“基本工业”迟迟其行，为经济成长埋下隐患。

中国传统的原料基本工业，于清季惨遭洋货摧毁，尤其是金属材料。传统的土炉无法稳定冶炼品质一致的原料，即使是最基本的铸铁，卖相也赶不上“洋铁”。在长三角的工业原料商埠镇江，市面上的生铁原是太行山区的“砂铁”。铁矿石由土炉冶炼，手工铸成犁花、锄头、刀与钉等各种样式坯材，售给铁匠铺锻打成型，千年不变。

到了光绪年间，洋铁倾销，美国卡内基钢铁厂高炉一昼夜出铁700吨。炼成的“灰口铁”与“白口铁”品质整齐，工厂加工轧成规格一致的圆铁、方铁、扁铁、三角铁、铁板与铁条，加工便利，大受欢迎。镇江铁市迅速被欧美的“礼拜铁”与“茂生条”占领，国产“砂铁”几乎绝迹，铁匠铺改打“洋铁锅”。

华生电扇的主要原料是黄铜、铸铁、磁铁、铝锭、粗细铜线与薄钢板，全是欧美进口货。这是当时国内轻工业的普遍窘境。缺了基本工业，洋铁就会造成输入型通胀。南开大学调查指出，输入中国的国外原料价格偏高，造成物价上升。自1913年至1930年间，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上涨将近一倍。

只有闯破原料关，才能真正排除洋货的打击，只是国内企业家资本太微弱。亚浦耳公司在1934年时的资本额50万元、厂房不动产100万元、年营业额120万元，已是上海滩大厂。同时期，实业部筹建一座中型钢铁厂，预计兴建1座250吨鼓风铁炉、1座100吨混合炼钢炉与2座30吨马丁钢炉，另配套炼焦厂、轧钢厂、机器修理厂与发电厂。规模虽然不大，预算却高达1961.68万美元，折算银元将近6000万大洋。

民间企业家资本不足，无力兴办基本工业。中国政府则到1936年，才经由中德易货协定得到足够资金，开工兴建钢铁厂与炼铜厂。只是开工不到半年，抗战军兴，基本工业建厂停摆。政府通令全国使用的国货电扇，原料始终是英国铸铁、德国钢板与美国黄铜。

基本工业是国货的致命弱点。抗战军兴，华生与亚浦耳响应工业内迁号召，撤退重庆建厂。只是日军封锁了所有主要港口，国外原料只能经由滇缅公路的卡车队辗转抢运至大后方，运输成本异常高昂。

中国政府原本放任工厂自由生产，造成了推升物价的输入式通胀。当局只能统制生产，华生厂改为大后方发电厂制造设备，亚浦耳厂则苦苦争取制造灯泡的进口原料份额。直到抗战胜利，洋原料来华之路再次畅通，中国企业才能继续制造电扇。

闯不过基本工业原料关，民初风光一时的国货电扇仍然受制于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