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世纪以来，我国不少本科生可能都上过“中国文明”一类的通识课程，在教师指导下阅读经典著作。不过，年近五旬、在文化媒体圈摸爬滚打多年的美国文化记者兼影评人大卫·丹比（David Denby），也选择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与本科生们一起研读经典。

不同于什么都愿意读的懵懂学生，丹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困惑与问题意识。他试图用读经典来治疗一场存在于自我认同层面的中年危机。他厌倦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与浮于表面的左右之争，决心投入到一场与荷马、柏拉图、尼采、波伏瓦等不朽西方作家的短兵相接中，开始了一场属于他自己的冒险。《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便是他精彩的冒险手记。

读书治疗中年危机

1991年，48岁的丹比走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人文”与“当代文明”的本科课堂。五年后，记述那段课堂经历与阅读反思的《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面世。他在“楔子”中坦言，回到课堂是为了应对一场中年危机。

丹比并非埋首故纸堆，不闻窗外事的职业学者。事实上，自从1966年硕士毕业之后，他就很少读书了，更不用说《伊利亚特》、《利维坦》、《堂吉诃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国富论》这样的经典巨著了。作为一名思想与行动同样活跃的媒体人，丹比可能比大多数人更懂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笔下的囚徒。

囚徒从小生活在洞穴里，阳光只能通过一条狭长的隧道照进来。他们被绑在椅子上，背对隧道口，所以看不见外面的真实事物。不过，作为补偿，洞外有一道矮墙，“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假人和假兽”。于是，囚徒们只能看见器物、假人和假兽的投影。

《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从荷马、柏拉图到尼采、波伏瓦》

柏拉图断定：“这种人不会想到，上述事物除阴影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实在。”这是一个奇特的譬喻，但现代读者或许能够比古希腊人更有切身体会。正如丹比所说：“我们都在洞穴里，媒体的洞穴，穿梭在再现的形象中，挑选我们所喜欢的。”

从浅层上理解丹比的这句话，媒体即媒介，也就是我们借以了解一切事物的滤镜。哪怕是琐碎的社会新闻，都不能例外。2022年6月1日，浙江电视台民生节目《1818黄金眼》中播出了一集节目，内容是母亲为儿子购买了《航海王》漫画主题的中性笔，到货后发现外套图案少儿不宜，向淘宝和商家多方投诉未果，遂向节目组求助解决。

在我观看的上百集《1818黄金眼》中，这一集的情节充其量是中下水平，但只因为节目末尾一句不经意的评语，它登上了B站账号周播放量的榜首。记者说：“记者也把图片给同事们看了看，多数已经当了妈妈的女同事表示无法接受。”评论区的网友纷纷站队，批判节目中的母亲封建落后，破坏孩子的身心健康，甚至怀疑她是否真的是为了孩子好。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隔空”的文化战争。B站是一个用户平均年龄22.8岁的年轻化视频平台，批判视频中母亲的网友大概也是以20至30岁年龄段居多，其中有不少人可能小时候也受过类似的“戕害”，或者说管教。

有趣的是，评论区中除了批判视频中的母亲、她所属的群体和她代表的思想以外，也有大量火力倾泻到了《1818黄金眼》节目本身。比如一条高赞评论写道：“媒体该做的事是客观地陈述一件事，而不是主观地评价，我实在不明白加上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这是节目组的态度吗？”

这个随意选取的平凡事例表明：现代受众一方面很清楚外界强加给自己的“有色眼镜”，并且会做出有意识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时常意识不到自己给自己戴上的有色眼镜，比如评论者们似乎默认了中性笔上的动漫角色是“正常”的，而持否定观点的人是“不正常”的。

同样性质的事件可能每天都会在我们心中多次上演，远在纽约的丹比也是如此。唯一的区别是，身为媒体人，丹比必须经常把这些想法诉诸笔端，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从1969年直到2014年。他承认自己乐在其中，直到某个点。丹比在1990年代初感到了厌倦：“我感到我的自我认同软化了，融进了表象的氛围中，而我不知道它和我之间的分际何在。我自己的记忆在媒体生活的浓雾中衰退，我仿佛成为一个旁观者，没有真正活过的生活。”

于是，正如《理想国》中那位“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了起来，转头环视，走动，抬头看望火光”的囚徒一样，丹比开始了向上之路。

非消遣的兴趣阅读

丹比是一个有选择性的读者和学生。事实上，他在《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一书中略过了十多位课程书单上的作者。除了非必读作者和不那么有名的作者，丹比承认没有读下去、或者读进去的经典巨擘有：古希腊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中世纪神学家、《神学大全》作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德国思想家马克思；美国活动家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

考虑到丹比并没有完全转换到本科生的轨道，而是尽可能维持着正常的家庭、写作和社交生活，他能读完20多部重量级著作（或节选）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其中不乏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这样难啃的硬骨头。

这反过来表明，丹比选择读哪些书、不读哪些书的依据，主要并不是篇幅长短或内容难易，而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已经太老了，没办法再告诉你自己说，读不喜欢的东西对我有好处。”这句评论，来自他读但丁《神曲·地狱篇》的感受。

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休闲读者。他承认，有些经典文本一旦翻译过来就失去了韵味，比如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云》。丹比觉得《云》的英文译本“味同嚼蜡”。不过，他的好恶背后并非生理性的、无迹可循、无理可依的偏好，而是一种关乎信念的线索。线索的起点是疑惑与不满。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界人文通识教育的源头之一。1930年代，教师和编辑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设计出了文学人文课，讲授西方文化经典，以便愈发增多的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到了1991年，文学人文课的形象早已逆转。

左派批判它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象征，试图向少数边缘群体灌输教条观念，抹杀文化多样性。可惜少数群体早已觉醒，不会再被D. W. M.（Dead White Males的简称，意思是“故去的白人男性”）蒙蔽了。右派则针锋相对地将“西方正典”摆上神殿，宣称西方文明是一个从雅典到华盛顿，从柏拉图到特朗普的完整连续谱系，对待它唯有接纳和拒斥两种选择。这便是丹比亲身经历和投身的“文化战争”的一个侧面，当然，同样性质的战争绝不仅仅发生在美国。

丹比并不全盘否认西方经典遭到的批判。《埃涅阿斯纪》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的名著，讲述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在家园被毁后辗转海外，最终建立罗马城的传奇故事。文学人文课讲师将《埃涅阿斯纪》解读为一部“埃涅阿斯得到帝国却失去所有其他重要事物的长诗”。

与同样在特洛伊战争后漂泊冒险的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相比，埃涅阿斯是一个被职责支配的灰暗角色。难怪丹比会觉得“进退维谷”。尽管他为苦恋埃涅阿斯，最终在海滨自焚的迦太基女王狄多而感佩，但依然无法否认政治意图对《埃涅阿斯纪》艺术价值的损害。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读《埃涅阿斯纪》这样为战争贩子歌功颂德的书”，丹比给不出反驳。

读经典是一场个人的战斗

但《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之所以值得一读，一部分原因正蕴含在这样的“无语”瞬间中，无语至少意味着他还试图说服自己。因为不管是文论专著、文化批评、大众媒体还是流俗之见，当代文化环境都为丹比提供了一整套现成的术语来回答：为什么应该读经典？但恰恰是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丹比感受到了矛盾与艰难。

他用“卡车上山”来形容读康德的经历：“我像学生那样研读康德，和他的文本进行激烈的肉搏战，筋疲力尽，而且还不见得都会成功。”除了这种文体风格带来的困难以外，一个更深层的考验是，丹比愈发意识到经典不是现成的教条——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大部分观点才是。

对20世纪末的美国本科生来说，《傲慢与偏见》中的18世纪英国乡绅社会并不比《俄狄浦斯王》中的古希腊城邦更熟悉。但正因为有距离，读者没有自身生活经验和道听途说来的观点作为“拐杖”，而只能正面强攻，努力抓住细节、线索与结构，积极动用想象力与思辨力，试探着将每次阅读获得的一鳞半爪整合到自己的头脑中。当然，前提是读者愿意投入精力，也保持思想上的开放心态。丹比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经过两个学期的学习，丹比这样概括自己的收获：“与其说这些书是一支征讨的军队，倒不如说它们是一群无法被驯服的野兽，互相打斗，也和读者打斗。学生读了这些书，便是接受了强健的伦理教育，接受了提振人心的心智习惯，其中包括怀疑论和自我批评。”

由此观之，书名中的“冒险”是实至名归的，但中文版选择用“伟大”来修饰“冒险”，似乎倒不如原文妥帖。原文的副标题是“我与荷马、卢梭、伍尔夫和其他不朽西方作者的冒险”，突出“我”字，强调这是一场“我”与经典作家交手的个人历程。这绝不是所谓西方个人主义的体现，而是任何人从任何经典中取得任何收获的基本前提，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西方书还是东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