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世界音乐史上影响深远自不待言，它还经常被用于隆重庆祝某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联合国开幕，战后和平协定的签署……它是贝多芬的最后一部音乐巨作，也是贝多芬一生音乐创作的巅峰和总结。

哈维·萨克斯的《第九交响曲》则是一部解读贝多芬这部音乐巨作的作品。作者结合贝多芬的生平经历，以及他的音乐创作的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结合贝多芬的音乐创作本身来解读《第九交响曲》——因为作者本人即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学家，他既对贝多芬的平生了如指掌，也对贝多芬的音乐心领神会，所以他的解读就显得尤其得趣。

萨克斯的《第九交响曲》有一个副标题，名为“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在西方文化史上，1824年既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首场演出的年份，又是拜伦之死，以及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和《致大海》、德拉克洛瓦的《希俄斯大屠杀的场景》、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和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北海集》等重要著作首次面世，以及诸多重要文化事件得以发生的年份。贝多芬的最后一部交响曲杰作，与其他许多杰出艺术家生命中的至关重要的作品或事件的结合，营造出一个时代的氛围，呈现出一个时代的气息，也使得1824年成为西方文化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

萨克斯的作品即以1824年这个世界音乐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份为切入点，来回望《第九交响曲》首演前后的时代背景，进而探讨贝多芬的个人世界，以及那个时期的历史和贝多芬音乐世界的意义。

诚如音乐家、文化史学家康拉德·多纳科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他（贝多芬）是十八世纪的一位人文主义者，宣扬着生活中普罗米修斯式的独立，认为音乐是一种常识。他也明显相信，音乐准确但又单方面地表现着真理。”毫无疑问，《第九交响曲》是以多样化的音乐方式展现人类内心极其复杂的情感与人类自身存在状态的典范，而解读《第九交响曲》，则不仅可以揭示贝多芬本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能够揭示一个时代的政治、美学与社会风气。

当然，准确解读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如果说诗无达诂，那么，音乐其实更难以用文字来准确表达。萨克斯本人坦言，他在尝试描述的实际上是一种不可描述之事：《第九交响曲》能够被解释吗？贝多芬是否想让我们从这部作品中察觉某些可以确定的含义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可以理解那些含义？在《第九交响曲》中发生了什么？究竟什么才是《第九交响曲》呢？

《第九交响曲》首演前后

被称为“世界音乐之都”的维也纳曾经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城市——十九世纪初期，这里生活着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尽管这些音乐家在维也纳的处境各有不同，但他们均为维也纳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1824年3月10日，贝多芬给维也纳的一家音乐出版社写信，宣布自己即将献上“一部新的庄严弥撒，由独唱、合唱声部和大型管弦乐队演出”，并宣称这是他平生创作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同年5月7日，《第九交响曲》在帝国皇室宫廷剧院正式公演，观众包括贝多芬的多位贵族赞助人、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崇拜者，以及许多音乐家。

当演出结束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但当时已经失聪的贝多芬只顾埋头整理他的手稿，并没有听到大家的掌声，直到旁边的人拉了拉他的袖子，让他转过身来，他才看到观众们正在鼓掌，挥舞着帽子和手帕，贝多芬感激地鞠了一躬。一位匿名作者在德国音乐评论杂志《塞西莉亚》中这样评价道：“对于当前的音乐寒冬，没有比一场伟大的音乐学院（音乐会）更有价值、更辉煌的结束方式了；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才向人们证明了，真正的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滞不前。”

《第九交响曲》的首演获得了成功，然而事实是，当时的成功并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般盛况空前。第一批听众的掌声，与其说是缘自对《第九交响曲》的实质性理解，不如说是对贝多芬的普遍敬重——对于后人来说，《第九交响曲》乃是音乐史上的一个神话，具有西方文明史上里程碑的意义；而对于1824年的听众来说，它彼时还并不具备里程碑的意义，甚至与当时流行的音乐相比，真正听懂它的人寥寥无几。

贝多芬本人也并没有因为《第九交响曲》的成功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对于生活困窘的贝多芬来说，他依然不能不考虑他的这部新作能够带来多少经济效益。这也是那个时代艺术家普遍面临的两难困境，或者艺术，或者吃饭，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撕扯。

演出前，贝多芬要求提高票价，却遭到当局的拒绝，以致首演结束后，他赚取的收益只够支付几个月的房租，而重演的结局则更惨，如果没有主办人的慷慨资助，贝多芬甚至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真正的艺术家原本是远离商业世界的，这使得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在十九世纪初期的维也纳，贝多芬其实并非个例，他以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一个艺术家的人生选择：将其生命物质提炼成音乐，身体过着一种生活，精神过着另一种生活。

贝多芬一生的关键岁月

贝多芬出生于波恩的一个贫困之家，他的父亲既是科隆选帝侯宫廷里的男高音歌手，兼钢琴与歌唱教师，同时又是一个酒鬼，且因其酗酒影响到全家人的生活。贝多芬四岁时就被父亲逼着练习钢琴和小提琴，当他没有达到父亲的要求时便被施以体罚，父亲甚至不分昼夜地把贝多芬从床上拖起来，让他为自己的酒友表演，稍不如意就会羞辱他。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

对于贝多芬来说，早期的音乐教育虽然成功地开发出他内在的潜能，却显然不是一件让他感到轻松、快乐的事情，这使他的性格变得敏感而倔强，并深深地影响到他未来的生活。贝多芬七岁时已经能够在公开场合演奏比较复杂的作品，他九岁时成为著名音乐家、宫廷管风琴师内夫的学生，到了十三岁，他开始担任内夫的宫廷助理管风琴师。但在十岁那年，贝多芬的正规学校教育已经结束，他把全部精力用于对音乐技艺的追求上，并吸引了一些贵族家庭的注意。贝多芬十六岁时始赴维也纳，求学于比他年长十五岁的莫扎特。但时隔不久，因为母亲病重，贝多芬不得不返回波恩，而随着母亲的去世，他被推上了养家糊口的主力位置——他不仅需要养活自己，同时还需要养活父亲和两个弟弟。如何挣钱，如何养家，自此成为困扰贝多芬一生的难题。

1792年11月初，贝多芬再次来到维也纳，并定居在这里，由师从音乐家海顿开始，开启了他本人的音乐家生涯。1795年，贝多芬的三首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作为“作品第1号”出版，他的独创性天才从此倾泻而出，他因之成为维也纳年轻一代音乐家中最有前途的代表人物，而他的作品则不仅仅展现了完美的音乐技巧，同时也显露出非凡的大胆创新、情感力量与精神深度。

然而，正当贝多芬的音乐成就逐渐被世人认可时，他的听觉障碍却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贝多芬甚至很早就留下遗嘱，他在其中哀叹自己“既不能与人们一起消遣娱乐，也无法和他们交谈，更不能相互进行思想交流”，并说他只有有了最迫切的需求，才不得不冒险进入社会，而平时却只能像一个被驱逐者那样去生活。

很难想象，贝多芬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岁月竟然是在失聪的状态下度过的，而他最重要的音乐作品，也无一不是在失聪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又怎么可能会做到这一点呢？

每个艺术家都是他们生活的时代与地点的产物

的确，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实际上是一种高度个性化与自由化的精神产品，他不仅对音乐的形式进行了变革，从而维护了每一个艺术家勇于打破常规、创造新规的权利，同时也对音乐的内容进行了变革，使之更宜于表达自由的思想，更适合抒发内心的意念。据说，曾经有一位保守的音乐家对贝多芬所写的一个非传统段落进行了批评，对此，贝多芬的回答是：“规则不允许？我允许！”

当然，同样是这些打着贝多芬鲜明个人烙印的音乐作品，铸造了我们所熟悉的贝多芬的形象：一个性格暴躁的天才，孤傲、自尊与病态的敏感、抑郁并存，他不停地向命运挥舞着拳头，拒绝驯服，拒绝盲从，拒绝奴颜婢膝……

贝多芬本人也因此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维也纳怪人，甚至连保持简单、日常的人际交往都有困难。贝多芬的爱情，也因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偏执的道德观念而变得遥不可及，他对婚姻的向往更像是一场白日梦，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他终生未娶，最后不得不一个人度过了孤独、寂寞的一生。

正像萨克斯所说的那样，艺术家与其他人一样，都生活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中，所以“无论他们的性格如何，无论他们的智慧和情感有多大不同，无论他们的思想和信仰是多么长远或短视，他们都是自己那个时代与地点的产物”。每个艺术家都会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现实做出反应，《第九交响曲》其实正是贝多芬对自身环境的认识和表达。

萨克斯之所以列举出拜伦、海涅、普希金、司汤达、德拉克洛瓦……并将他们的作品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进行反复对比和分析，就是为了证明时代对艺术家的深刻影响。萨克斯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把《第九交响曲》放在时代背景中去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涵义。

当谈及《第九交响曲》之于萨克斯的人生意义时，他这样说道：“当生活美好时，它更加充实我的生活；当生活惨淡时，它拓宽、加深了我的视野。它伴随着我并且成为我身体中的一部分。”萨克斯以为，如果他的著作能够激发读者去重新审视《第九交响曲》及那一段历史，那么，这本书就实现了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