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描绘17世纪截肢手术的油画中，大张着嘴呻吟的患者被三名彪形大汉按在木板上，一个穿着屠夫围裙的人在锯腿，还有一个姑娘抓着即将脱离身体的腿，腿下有一个木桶接血。19世纪中叶麻醉术和消毒术走向成熟之前，这样的血腥场景不断在欧洲各地上演。

牛津大学科学与医学史博士琳赛·菲茨哈里斯（Lindsey FitzHarris）的处女作《治愈的屠宰》一书，以“现代外科之父”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的生涯为线索，讲述了显微镜、乙醚、石炭酸等一系列技术对现代医学的促进作用。

《治愈的屠宰：外科手术往事》

正如一位亚马逊网站的评论者所说，李斯特是大屠杀的反义词。

屠宰剧场

《治愈的屠宰》的英文书名比中文译名更直率，可能也更准确：The Butchering Art，意思是“屠宰术”。首先，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也是相当高的。1860年至1862年之间，截肢病例的死亡率为三分之一。即使在早期医用消毒剂石炭酸引入后的五年后，医院消毒体系先驱者约瑟夫·李斯特本人所在的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手术死亡率也并未显著降低。

与消毒水味道刺鼻的现代医院相比，19世纪的医院更可能飘荡着久久不散的血腥味与腐肉味，难免让人联想到屠宰场，尤其是公开进行的解剖活动。法国哲学家卢梭在临终遗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写道：“解剖大厅实在不堪入目，散发恶臭的尸体，青灰流脓的腐肉，血液，令人发呕的肠子，恐怖的骷髅，致病的蒸气！相信我，我不会去这种地方找乐子。”

看到“致病的蒸气”，中国读者可能会联想到“瘴气”。诸葛亮南征时之所以“五月渡泸”，正是为了躲避三四月份的瘴气。在1862年的鹅颈瓶实验确证了细菌系繁殖而来之前，主张致病微生物由污秽环境自行生成的观点长期占据主流。结果就是，废除大型医院的观点曾大行其道，富人也会优先选择风景秀丽的疗养院。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词是“找乐子”。事实上，外科手术在当时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公开活动，与角斗、斩首、凌迟和HBO电视网推出的血腥剧集一样，满足着人性深处的嗜血冲动。

如果手术室是屠宰场的话，那么外科医生自然就是屠夫了。1877年出版的清代法医学著作《洗冤录详义》中写道：“疡医特为世所贱……业此者大都习内科不成。而后退于外科。”重内科、轻外科的情况同样存在于西方。在19世纪之前，医学界的精英是所谓的“绅士内科医生”，自诩用头脑，而非双手来治愈病人。

琳赛说：“在那个时期……有些内科医生甚至不会亲眼见到病人，仅通过信件传达医学建议。”事实上，西方大学传统四大学部之一的“医学部”，主要针对内科。外科医生则是师徒相承，与工匠类同，上过大学的不多，甚至文盲也有不少。

直到19世纪初，英国外科医生才有了系统化的培训体系。社会对外科的歧视，还要持续得更久。英国医院的外科医生工资，不仅与内科医生有天渊之别，甚至不如抓床垫里的虱子的“首席捉虫师”。

但是，随着19世纪中期的两项重大突破——麻醉术与消毒术的出现，屠宰场外科即将成为过去。而两者都与一位从小爱看显微镜的英格兰人有关，那就是被誉为“现代外科之父”的约瑟夫·李斯特。

手术什么时候开始？

1827年，约瑟夫·李斯特出生于伦敦东北方向的埃塞克斯郡（Essex）。他的父亲老约瑟夫小时候在家里的红酒厂做学徒，但后来喜欢上了显微镜，开发出了能消除色差的透镜。在父亲的影响下，小约瑟夫热爱观察显微镜圆筒中的世界。

有一次，他将海边抓来的虾放到载玻片上，发现“虾的心脏跳得极快，而且主动脉在搏动”。这预示着他未来科学家的一面，尽管对刚刚走出污名化的外科“手艺”来说，他的思想会遭到保守派的屡次抨击。

李斯特一家信奉贵格会。贵格会崇尚俭朴与和平的生活方式，禁止狩猎、体育、戏剧等常见的娱乐方式。于是，不少成员走上了科学探索的道路，比如伦敦地质学会的创始人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设计出双缝实验的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毕竟，这是贵格会允许的少数消遣方式之一。

不过，贵格会的另一项传统似乎与李斯特的求医之路相悖。贵格会主张信任自然的治愈能力，反对服药，更不用说九死一生的外科手术了。尽管如此，17岁的约瑟夫还是坐上马车，前往灰蒙蒙的雾都伦敦，开始了大学生涯。

两年前（1842年），一名美国医生首次将乙醚用作全身麻醉剂，但当时并未发表。直到1846年，随着美国一次麻醉拔牙手术的广泛报道，乙醚的名声才飘过大西洋，传遍欧洲。《治愈的屠宰》在序幕中描绘的截肢手术，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主刀医师是以快手闻名的罗伯特·利斯顿（Robert Liston），是著名的“300%死亡率手术”的主角。由于出刀太快，他削掉了助手的三根手指，换刀时又划破一名观众的外套，将其活活吓死，最后助手和病人都死于坏疽。

这个段子很可能是假的，但利斯顿确实能在30秒内切除一整条腿。在那个没有麻醉剂的年代，外科医生必须抢在病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经历浩劫之前完成手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能够刮骨疗毒而博弈自若的关二爷。

而这一次，快刀手利斯顿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试验“美国佬的把戏”——乙醚。利斯顿锯了6下，切下被绑在木板上的患者的大腿中段，然后在助手协助下结扎了11条血管，而这一切都是在28秒内完成的。但更令利斯顿和全场观众称奇的是，患者几分钟后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手术什么时候开始”。正如琳赛所说：“极度疼痛的时代即将结束。”

年轻的李斯特当时也在台下，走出大厅时，他明白外科手术的一个障碍被搬除了，但也意识到征途远未达到终点。在一段时间内，麻醉术的发展甚至造成了更多患者的死亡。这并不是因为乙醚的副作用，而恰恰是因为它有充分的麻醉效果，让医生有了虚幻的希望和安全感，好像只要患者在几分钟内像尸体一样安静，醒来后就会豁然痊愈。

惨痛的事实是，手术死亡率并未降低。这就要谈到外科手术的另一个大敌了。

拯救医院的石炭酸

外科医生早就知道手术会造成感染，也知道感染会死人，但并不清楚感染背后的原因，更不会实施严格的消毒手段，甚至连手都不洗就连续给好几个病人做手术。这正是李斯特做出最大贡献的领域。人们下次从医院里随处可见的“勤洗手”标语和“消毒隔离制度”宣传板旁走过时，除了鼎鼎大名的南丁格尔以外，或许也可以感谢一下李斯特。

解决感染问题分两步。首先要确定感染途径，然后切断感染途径，而且两者有着直接的实际关联。当时的一种常见感染是产褥热。现在，我们知道产褥热是妇女分娩、流产或堕胎后患上的细菌性感染。尽管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早在1683年就发现了细菌，但直到19世纪上半叶，产褥热的病因仍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男医生不如女护士细心，照顾不周，损害了产妇的“元气”。有人说是医院污秽的环境导致了感染。也有人推测致病因素是细菌，但认为细菌是自然产生的。

在维也纳中央医院工作的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已经很接近真相了。1847年，塞麦尔维斯发现，在尸检中割破手指的医学生产生了与产褥热患者相同的症状，于是认定产褥热来自尸体上的传染性物质。基于这一信念，他要求医护人员在接触产妇之前用氯化水洗手，结果不到两个月，就将产妇死亡率从18.3%降低到了2%左右。可惜，他没能说服内科医生，还在论战中变得言行怪癖，最后在精神病院中了却残生。

李斯特同样为此殚精竭虑，直到巴斯德的鹅颈瓶实验为他带来了些许乐观。为了证明细菌不能自行产生，他先将肉汤煮沸，然后分别放进敞口瓶和鹅颈瓶中，鹅颈瓶的构造使肉汤不会接触到空气中的微生物。经过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敞口瓶中的肉汤中满是微生物，鹅颈瓶中则见不到。一年后，李斯特了解到巴斯德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只是把肉汤换成了流脓的患处。

那么，按照巴斯德的思路，消毒应该在术前进行，然后隔绝患处与细菌的接触。以巴斯德的名字命名的“巴氏消毒法”，显然不适用于患者。单纯注意环境卫生行不通，因为空气中看不见的细菌不能用抹布和笤帚杀死。当时通行的术后消毒法同样不够用，那相当于房子烧得只剩梁柱时才想起来救火，更何况敷在患处的红酒和松节油只会帮倒忙。可行之法，唯有使用切实有效的消毒剂。

经过几个月的搜寻，李斯特将目光聚焦在了石炭酸上。石炭酸是煤化工的副产物，是一种黑褐色浓稠液体，自1834年被发现后广泛用作防腐剂。1865年8月，李斯特期盼已久的尝试机会来了。

一名11岁男童的左腿被马车轮轧断，3个小时后才被送到李斯特所在的格拉斯哥皇家医院。即使立即截肢，男孩也难保性命。于是，李斯特决定用石炭酸清洗患处，敷上油灰防止消毒液流失，最后用金属盖子避免石炭酸挥发。经过几周的精心照料，男孩双腿完好地走出了医院。在接下来的每一年里，李斯特不断改进和推广石炭酸消毒法。在一篇论文中，他写道：“这种方法好处非凡，以至于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尽我所能地将它传播开去。”

1889年，美国现实主义画家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笔下的手术室不再阴暗、充满血污，而是像现代医院一样干净明亮。闹哄哄的观众也不见了，除了病床上的患者，只有身穿纯白大衣的主刀医师和医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李斯特不仅改造了医院，也挽救了医院。正如他的门生盖伊·西奥多·伦奇（Guy Theodore Wrench）所说，如果没有李斯特的工作，“大型医院会被废弃，别墅医院取而代之……（李斯特的成果）防止了……穷人彻底失去手术治疗机会的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