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人口大幅增长。光绪元年（1875年），全国总人口3.2265亿人，1923年增至4.4496亿人。50年间增加1亿余人，却未出现严重粮荒，东北大豆是重要功臣。

东北黑土地与大豆，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北起黑龙江畔，南到辽西走廊，沃野千里的松辽平原位处适合大豆生长的温带，春夏更有季风吹拂增温，气候条件完美。黑龙江畔盛产大豆的奇克镇，隆冬零下30摄氏度，盛夏大豆成长期均温却是16到18度，正是大豆最爱的温度。再者，大豆产区的年降雨量不能多，松辽平原年降雨量500到700毫米，恰到好处。降雨规律更符合大豆生长“干花湿荚”的僻好，花季雨少，结荚时节雨多。

光绪年间，东北开禁，千万百姓“闯关东”。移民热潮长达30年，东三省人口由300万激增至3000万，激发大豆生产潜力。1930年，东三省大豆总产量高达536万吨，占全球大豆产量80%，其中49.9%出口海外或输入关内各省。极盛时期，东北大豆外销金额达到全国外贸总额的13%，出口量位居第一，迎头赶超丝绸与茶叶等传统大宗出口商品。这还不是东北大豆的真正传奇。

罕为人知的是，东北大豆曾经是沿海各省粮产的基柱，发挥救国奇效。清末民初人口劲增的主要区域是沿海五省，东北大豆喂饱了大多数新增人口，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柱。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东北大豆，中国近代史也许是部粮荒史。

牛庄豆饼撑起长三角粮产

东北大豆能一肩担起救国重任，主因是关外大豆的品种以“金元”居多。

大豆两大用途，一是榨油，二是食用。以豆脐颜色区分：“黄脐大豆”富含油脂，适合榨油；“白眉大豆”含油量低而蛋白质多，适合食用。

在东北，蕴藏无限大豆产能的松辽平原北部主产区，以黄脐的“金元大豆”为主，颗小粒圆，含油量多，是最理想的榨油品种。东北有农谚：“一两（黑）土换二两油。”至于适合食用的白眉大豆，主要出产于沈阳以南的次要产区，产量勉能自给。因此，清末民初发挥救国奇效的东北大豆，主要用途不是磨豆腐，而是榨豆油。

单凭大豆油，无法救中国。食用油可以少吃，对关内各省而言，大豆油只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但东北大豆榨油之后留下的渣粕，压制成用于施肥的“豆饼”，却是农民望眼欲穿的救国法宝。

东三省榨油业流传着一句歇后语：“白喝油——卖了豆饼白赚油。”豆饼才是最赚钱的大豆制品，油坊以出售豆饼为主业，豆油反而是附加利润。为了商业化而大量输出豆饼，东北大型油坊统一制定机器制饼的标准规格，每片27.6公斤至28公斤。

豆饼并不稀罕。大多数能榨油的农作物，都能产生富含油脂与养分的渣粕，上机一压，即是施肥用的“油饼”。华北流行“花生饼”“芝麻饼”与“棉实饼”；华中流行“油菜饼”；华南流行“茶子饼”与“椰子饼”……与各式各样的油饼相比，东北豆饼的肥力其实不出色，产量却大得离奇，才能发挥救国奇效。

自古以来，关内各省人多田少，老百姓吃饱第一，精耕农作以粮为主，各种油脂作物的产量有限。以大豆来说，关内大豆大多是利用农田隙地零星种植的食用大豆。因此，农民施肥很少使用昂贵的油饼，而是就地取材，利用人畜粪溺。

粪肥产量有限，每人年均制造之固态肥料只有30到50斤，勉强足够农作物成长期间追加的“追肥”，无力担起插秧前改善整体地力的“基肥”重任。于是，牲口制造的“厩肥”成为农业生产的成败关键。史学家郭廷以，回顾民初农村贫富以粪堆为标准。富户牲口多，厩肥充足，小麦亩产200斤。贫户养不起牲口，亩产减半。因此，关内各省田地越种越薄劣，农村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人口增长数年，总会带来粮荒与战乱。

要救国，首先得解决基肥问题，尤其是沿海各省。民初人口最密集、增长最快的前5省全在沿海，分别是江苏(每平方英里800人)、浙江(503人)、广东(476人)、山东(465人)与河北(450人)。其中，山东盛产大豆，河北邻接山东，油饼尚称充足。苏、浙、粤三省以高度施肥的精耕稻作为主，需要大量基肥，却缺乏油脂作物。

关内各省适合商业化量产大豆的地区，只有胶东半岛沿海、苏北与豫南。豆饼沉重，运输依靠船运。因此，人口排行前三的苏、浙、粤三省中，只有占水运之利的长三角能得到豆饼。京杭大运河漕运苏北豆饼，山东“卫船”海运胶东豆饼，两条水路于常州交会。常州府“豆市河”繁荣数百年，创造“苏常熟，天下足”的粮产奇闻。

乾嘉年间，“闯关东”移民大增，推动大豆量产，千年无解的粮产僵局总算露出曙光。东北地广人稀，本地粮食消费量有限，用于高粱、苞穀与大米“粮穀三品”的耕地只需49%。田有余力，35%的田地用于种大豆，生产潜力无穷。

上海船行掌握商机，使用能逆风航行的大型多帆“沙船”，开辟出长三角至东北口岸牛庄的黄金海运线。沙船一年来回三趟，收购大豆与豆饼。牛庄豆饼直接转销长三角各埠，用于施肥。在黄浦江畔“油车码头”的油坊，牛庄原豆被压成新鲜豆饼，用于饲料。

极盛时，这条海运线上的沙船多达2000艘，水手10万人。上海北起吴淞口，南到陆家浜，大小河川处处是沙船码头。南市大东门外的大豆交易一条路“豆市街”，成为上海最热闹的市场。

新式轮船迅速加入战局。1861年，牛庄开埠，于接近辽河出海口的没沟营拓建新码头，成为营口港。怡和、太古与旗昌等欧美轮船洋行，赶到营口争抢大豆商机，夺取牛庄至上海间各埠航线，大发利市。传统沙船业受到沉重打击，李鸿章惊觉利权外溢，决心自办轮船招商局，重点竞争牛庄豆饼海运。可以说，中国发展轮船的动力，源自东北大豆。

上海到牛庄，沙船1年只能跑3个来回，轮船却是2个月跑3个来回，运力大增，上海大豆市场出现前所未见的火热交易量。银两银元流动性吃紧，频繁剪碎找零造成的折耗更是过于沉重。因此，上海豆行自创虚银两单位“九八规元”，开本票交易。大豆业信用坚挺，豆行本票的价值相当于白银，大受商界欢迎。各行各业纷纷跟进，“九八规元”成为全上海工商界通用的货币标准。

海运到上海的牛庄豆饼，稳住了长三角的粮产。上海、常州与无锡流行起油饼工厂，以水压机压制规格齐一的大型油饼，俗称“厂饼”。原本撑起长三角农业的苏北“小饼”，每片只有10到25斤，规格不一，价格高昂。由牛庄大豆榨出来的“厂饼”，重达48斤，价格低廉，大受欢迎。在常州与镇江等长三角主要豆市，“厂饼”迅速取代“小饼”。在江南人口激增的清末民初，稳住了粮食生产。

长三角只是破题。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牛庄大豆源源铁运南下，迅速溢出长三角，撑起了浙闽粤沿海各省的粮产。

铁路激发东北大豆潜力

铁路是最便利的农产品运输线，运量远超过海船。当时，山海关内流行20吨棚车，关外流行30吨棚车。20吨棚车适合装原豆，一个“火车卡”可装330司马担（16.5公吨）。30吨棚车用于装豆饼，1车皮装27.6公斤标准机制豆饼1100片。与海运相比，5列车皮的运量，就能抵过千吨海轮，既无码头起卸之损耗，更无风浪海损之风险。

1930年代初，黑龙江阿城，村民用马车拉着收获后的粮食。

清末民初的东北交通史，是一部长达35年的铁路争霸史。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深入松辽平原大豆主产区，串连奉吉黑三省各大商埠，连结营口、安东、大连、葫芦岛与海参崴5港，更有京奉铁路与山海关内铁路网相连，激发了大豆的商业潜力。

金元大豆的主产区，是松辽平原北部的黑龙江与吉林两省。在未修铁路之前，原本只能以水运集散，利用松花江与嫩江水网集货，经伊通河向南运到宽城子（今长春）。而后改装“关东大车”，陆运到昌图府的通江口，才能连上辽河水路，再次装船下牛庄。由长春到通江口的陆运中转距离长达200公里，严重限制了牛庄豆饼的输出量。

东北土马力量大，更有长期冰冻平原路面的“马爬犁”天然冰道，“关东大车”是全国运力最高的兽力交通工具。关内三马大车积载标准500公斤，关外五套马车积载量超过1800公斤。在牛庄沙船海运线极盛时期，长春每日吞吐农产品近5000辆大车，大豆买卖直接由招待过往大车的“大车店”代办。

然而，关东大车的运输量远比不上火车。5000辆大车即使全装大豆，来回总运量也只是4500吨左右。日行40公里，长春至通江口路程长达5天以上。若改由铁路运输，一列货车200吨，长春至昌图只要6小时，一天来回5个车次，运量轻松超越5000辆马车，更省下饲育2万余匹骡马的高昂成本。

1903年，东清铁路通车，俄国试图将大豆向北吸向海参崴港。1905年，日本接收东清铁路南段，争取东北大豆运销日本，大豆出口换了个方向。日本本土缺乏油脂作物，农产欲振乏力，东北豆饼同样是日本农业的解药。三井等日本商社沿铁路北上，以先付款后取货的低姿态，在大连、营口、沈阳、四平、长春至哈尔滨各商埠热烈求购大豆与豆饼。

1908年，东北大豆打开欧美市场，每年出口量增加到豆饼73万吨、豆油4.4万吨。一战期间，美国棉花减产，棉籽油不足，大量进口东北豆油补充，美国人从此吃惯大豆油。一战结束后，破坏惨重的欧洲各国进口东北豆油，补足食用油缺口。荷兰与英国以东北豆饼饲养奶畜，德国与美国进口东北原豆作为化学工业原料。东北大豆成为伦敦交易所的热门商品，豆饼年出口量翻倍劲增到150万吨，豆油出口量翻3倍增至12万吨。

外销市场商机庞大，引发铁路沿线各埠的油坊创业潮。在营口，1899年首次出现机器油坊，1911年已增至7家蒸气豆饼厂与10家榨油厂。在大连，1909年只有10家油坊，1919年已增加至82个。在长春，巨商益发和于1921年建立东北最大的机械榨油厂，每日使用原料大豆20万斤，日产豆饼3360片，豆油2万斤，仍填不满雪片般飞来的外销订单。在哈尔滨，1908年只有家庭式土油坊4家，年产豆油仅足本地自给；1922年已有机械榨油厂18家，年产豆饼14万3243吨，豆油1.57万吨。

由铁路带起来的东三省各埠榨油业，扩大了东北豆饼的量产规模，对关内市场输出同步起飞。1898年，清廷修筑营榆铁路，由京奉铁路锦州站向营口展筑，牛庄大豆从此能以火车铁运入关。1911年，京奉铁路展筑至沈阳城；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两大干线连成一气，东三省各埠的大豆与豆饼得以直接铁运下江南，常州的豆市从此改用铁运南下的东北大豆榨“厂饼”。

更可喜的是，铁路大幅压低了运输成本。常州豆行由水运订货的起订量是大豆500石（约35吨），铁运运货的起订量则是40至60吨。供应大幅增加，常州“厂饼”市场很快溢出长三角，改压成50斤1片的“海饼”，铁运上海装船，向急需肥料的浙闽粤沿海各省出售，更扬帆出口下南洋。

东北大豆的生产潜力实在太大了，即使同时撑起外销与内需两大市场，也仍能从容增产，全无疲态。当时东三省生意做得最过瘾的行业，莫过于油坊。上游是买不完的大豆，下游是接不完的订单，更有银行争抢放款。东北农产品习惯堆积成“囤”，商界流行“指囤借款”。长春第一大厂益发合常搞“一女四聘”的把戏，将10个车皮的大豆堆成小山一般的“囤”用以展示实力，然后同时向4家银行押款，得到4倍流动资金，继续抢买大豆。

在长三角，银行对豆市的放款竞争更为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大银行赶到常州“豆市河”设点，低利抢放豆业押款。豆行资金宽裕，大气地向浙闽粤各省客商提供进货赊欠优惠，客户将大豆运回本埠，赚了钱再付货款，使东北大豆热销沿海各省。在1921年至1931年间，豆市河年均成交大豆达到500万市石。

苏浙闽粤沿海各省，是中国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用上了东北豆饼，理应发生的粮荒得以疏解，农民更大胆改种高附加价值的经济作物，有力支撑农村经济。

沿海农业喜增“基肥”

钱塘江以南的浙闽粤沿海地区，气候温暖，农田一年两造，人口增长迅速。只是山多田少，必须增加亩产量才能撑住人口涨势。但沿海雨量多，土壤偏酸，唯有大量施用基肥，才能改善土壤。

中山大学农学院1933年对广东土壤的调查，是浙闽粤的缩影：“气候高温多雨，原来土中所含之植物营养成分，极易风化溶解而流失。且独得气候之宜，年中栽培作物之造数较多，吸收土壤肥分亦大，因之广东土壤中之氮、磷及有机质之含量，更感不足。而人口渐稠，欲维持或增加原有生产，则非施用肥料不为功。故肥料之于植物，犹人类之需用食品然。在各地农民之脑筋中，已成为极普遍之印象。”

植物成长的四要素是氮、磷、钾与有机质。大豆饼氮素充沛，富含有机质，最适合充作浙闽粤各省的“基肥”。珠三角称东北豆饼为“豆麱”，在沙河粉的原产地沙河镇，稻田以麱为基肥，加上石灰中和酸性。调查中写道：“每亩施（麱）量五十斤，于移植前施之。其次为石灰，施量百二三十斤，于中耕时施之。每造亩产达到稻谷3担以上。”

当时广东水田分三等，上等田每造收穀3.5担左右，中等田2担，下等田1.5担。1担为100司马斤，只要以东北豆饼当基肥，一年两造就是年均收获量700余斤稻穀的上等田。而且东北豆饼很经济，一亩水田基肥只需豆饼50到60斤，改施粪肥则需7担（700斤）。另以畜骨鱼骨磨粉提高磷质，以草木烧灰进补钾质，就能年年大稔。

若不使用豆饼，即使是最肥沃的苏州，也收不到400斤。顾炎武记录了未使用豆饼前的苏州亩产：“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1石约为110斤，年均亩产只有110到330斤。

豆饼的另一神奇处是蛋白质多，适合喂猪。不但产出猪肉，副产品猪粪的肥力更相当于豆饼的七成。

于是，广东商业采购北货的“三江帮”，成为东北豆饼的大买家。三江帮原在长三角豆市采购，民初轮船航运大兴，三江帮直接到大连、营口与安东设庄，深入东北产区大量收购大豆与豆饼。“常常一次购买所谓平格大豆500至1000个火车卡（每卡20吨），运到大连，再雇用船专程运回广州。”一位三江帮商人描述了广帮手笔之大，“一家商号一次运回一两船大豆、豆麱，是很平常的事。”

农民手握充足豆饼，就有勇气放手栽种需要更大量肥料的经济作物。最耗肥料的甘蔗，每株之间挖洞施麱，一年两次共150斤，每亩施肥费用高达粤洋12至15元。收成煎糖，得糖水或糖胶4到5担，收益50元，广东产糖量称冠全国。

浙闽两省的农村，也因东北大豆而富裕。在福建，农村使用东北大饼肥田，上海厂饼喂猪，农户每逢春节大买豆饼，以豆饼多寡展示财力。在浙东，东北豆饼用于养猪，更种起高附加价值的烟叶。

一次大战后，欧日各国倾销化学肥料，时称“肥田粉”，一时颇有压倒豆饼之势。但化肥偏重氮肥，使用数年将造成农产衰减，严重破坏土力，基肥还得靠豆饼。

东北大豆展现了救国实力，但好景不长。1930年代，日本占领东北，美国学种大豆，东北大豆快速衰落。

美国大豆急起直追

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垄断大豆采购。一战后，日本着迷化肥，但于1929年确证化肥伤害地力，自1931年起改用豆饼与化肥轮流施肥。东北大豆被日寇抢夺大半，输入关内数量随之大减。1937年，抗战军兴，东北大豆入关商路中断。1940年，伪满统制粮谷，低价强购大豆，造成豆农抛荒，油坊歇业，沉重打击东北大豆业。

抗战期间，沿海各省无法取得东北豆饼，亩产量难以保持。各省被迫推广冬耕，在原本的休耕季节再耕种一造，以量取胜。只是冬耕如同预支地力，撑到抗战中期已难以为继。

在福建，1942年省政府报告慨谈肥料短缺已经是粮产最大问题：“肥料是目前农村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不谋补救方法，不但农民不愿多种冬作，而且对于地力方面，也会日渐减退而不能维持。唯一的补救方法，是制造堆肥，但堆肥不是临时或短时间所能制成施用的。”在广东，省政府推广堆肥菌种，督促磨骨粉，大种绿肥作物，仍比不上东北豆饼。

沿海农田土力透支，粮食只能靠战前未使用东北豆饼的内陆各省。赣米济浙，湘米济粤，苦苦维持。抗战胜利时，沿海各省粮产低落，经济作物更是全毁。

日寇尽情糟蹋东北大豆的同时，美国积极发展大豆种植技术，悄然夺占国际大豆市场。

大豆是中国原生作物。清廷于1873年维也纳万国博览会展示大豆，西方人才认识大豆的用途。西欧称大豆为soja，美国称大豆为soybean，均由“菽”字音译而来。一战以及战后，欧洲粮产大减，富含蛋白质的大豆成为欧美新宠。英国与荷兰流行以大豆榨油，民穷财困的德国则以大豆为主食，磨粉渗入面包与饼干，有效压低主食价格25%到30%。

美国与西欧成为大豆主要消费国，国内却种不好大豆。只有荷兰能在荷属东印度大量种植大豆，欧洲本土只有东欧与苏俄能量产，这是因为大豆藏着个成长密码。东北的土壤富含根瘤菌，能渗入大豆根部形成根瘤，直接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氮素形成蛋白质。欧美的土壤缺乏根瘤菌，出产的大豆颗小营养低。

美国专家研究多年，开发出人工培养根瘤菌新法。1934年，美国农产区大旱，牧草饲料不足。美国政府乘机全力推广大豆种植新技术，1929年美国大豆年产量不到20万吨，1935年产量激增至120万吨。北起五大湖，南到墨西哥湾，东至大西洋岸，西达西经95度线，都成了大豆盛产区。产量65%用于榨油，豆饼则用于牧场饲料。

可以说，大豆撑起了二战时期美国的食用油与畜产。

二战期间，美国进一步开发出大豆的战争价值，以大豆制造油漆与防水剂，更提炼“干酪素”，以制造甘油、代用橡皮与绝缘材料，甚至替代钢材制造汽车零件。战争激发了美国大豆出产潜力，二战结束时，年产量已经达到1.91722亿蒲式耳（约460万吨）。

抗战胜利后，东北大豆产业惨遭日寇破坏，欲振乏力，美国大豆却出手占领了全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