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陷落》以多元的视角和丰富的细节，讲述了以色当会战后巴黎遭到普鲁士军围困、巴黎内外法国军民的抵抗、巴黎公社成立并被梯也尔政府镇压为主线的历史。但是，本书并未局限于军事和政治领域中的标志性事件，而是将大量笔墨投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微观视角，大量引用来自不同国家、阶层、职业的亲历者的证言。

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科布所说，《巴黎陷落》对1870年至1871年巴黎围城战的经过与前因后果“提供了几乎最全面的记述”。

内忧外患下的法国

故事从1867年巴黎博览会讲起。这是一场科技大会，展出了诺贝尔的黄色炸药、极轻的神奇金属铝，还有克虏伯公司生产的重型火炮。此外，它也是一场列强觥筹交错的社交盛宴：东道主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俄罗斯沙皇、土耳其苏丹、普鲁士国王和首相俾斯麦悉数到场。在电灯的照耀下，整个巴黎城弥漫在一种欢欣鼓舞的氛围之中，仿佛繁荣睦邻的新局面正在眼前。恐怕谁都想不到，巴黎在三年后就会经历一段老鼠肉配法式酱料的黯淡岁月。

当时，法国的统治者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1851年依靠政变建立独裁统治的路易-拿破仑。阶级对立愈演愈烈，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焖烧的高压锅炉。尽管取得了巴黎城重建、世界博览会等表面的荣耀，但无产阶级的贫困并没有多少改善。

法国惨败于普鲁士之后，法国著名作家、龚古尔文学奖创始人埃德蒙·龚古尔，直截了当地总结了工人们对第二帝国“荣光”的态度：“由于我没钱，对我来说，那些在我从未驻足过的地方设立的纪念馆、歌剧院、歌舞咖啡厅有什么意义呢？”

《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1870-1871》

此外，路易-拿破仑还经历了一系列外交失败：发声支持波兰反抗沙俄，却不给予实质性支援；入侵墨西哥，却在美国发出威胁后黯然撤军；尤其是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北部，重挫法国在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局面下，他顾不上军队空有好战热情，但在动员效率、将领素质、武器装备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俾斯麦的一封挑衅电报所激怒，于1870年8月对普鲁士宣战。短短一个月之后，路易-拿破仑亲自率领的法军就被击溃，皇帝本人向普鲁士国王投降。

投降两天后，民兵组织国民自卫军在巴黎发动政变，共和派建立新政府，由半个月前临危受命、出任巴黎总督和首都城防司令的特罗胥将军出任国家元首。9月中旬，普鲁士军队抵达巴黎周边，为期四个月的巴黎围城战正式开始。

巴黎孤岛：突围失败与物资紧缺

围城开始后，巴黎没有立即遭到强攻。一方面，以特罗胥将军为首的国防政府迅速展开了备战工作，以前线逃回来的正规军溃兵、新组建的地方部队“别动队”、民兵性质的国民自卫军，组织起了一支现役军人和适役人群超过50万的守备队。另一方面，面对周边有众多要塞拱卫，城区面积广大的巴黎城，普鲁士军也无力全部投入巷战，只得围而不攻，希望困死巴黎城。在这样沉闷压抑的气氛中，特罗胥将军成功恢复了军队的士气，以至于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阅兵行动。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和计划，特罗胥将军发动了一场大出击，试图打通与其他未沦陷国土和法军的联系。战斗的实际指挥者是迪克罗将军。迪克罗在色当与皇帝一起被俘后，在羞耻感的驱使下逃回巴黎，成为了特罗胥手下的干将。他是法军传统进攻战略的积极信奉者，用特罗胥将军的话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战争之人”。

另外，共和派领袖，兼任内政部长与战争部长甘必大早在10月就乘坐气球离开巴黎，在法国南方城市图尔建立了一个新的抵抗中心，收拢残兵的同时购买了英美两国的大批武器，在11月初组织10万兵力发起反攻，取得了库尔米耶会战的胜利。巴黎方面与图尔方面有意展开合作，但由于沟通不畅和天气意外等原因，这场原本未必完全没有希望的行动变成了一场大溃败。

从此之后，巴黎就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纸面数量庞大的国民自卫军只能发挥城墙站岗和维持城内治安的作用，面对城外普鲁士的重炮轰击一筹莫展。尽管城内还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市民在最初的惊慌失措后很快熟悉了新常态，整座城市却被一股不动声色的张力拉扯着。

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城区重建工作，建立了严格的阶级空间秩序：过去，富人与穷人的家可能只隔着一条街道，如今却形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富人区与穷人区。但在冬季严寒与围城饥荒的驱迫下，空间的区隔逐渐被打破。“一群群黑压压的孩子拿着小斧头、匕首以及一切能用来砍的东西，切下了（香榭丽舍大街行道树的）许多枝条。”

终于，在1月的一场失败突围行动之后，曾经被欢呼为英雄的特罗胥将军下台，巴黎与普鲁士军达成和议。2月，认识到战争已经没有希望的甘必大提交辞呈。军事意义上的普法战争结束了。

除了以重大事件和时间顺序为线索的政治军事叙事以外，本书也大量着墨于围城期间巴黎城内的经济、民生与社会生活，连缀成一幅宽广的灰暗画面。这正是本书中的一章，“饥饿”的主题。

俾斯麦曾预言，“八天喝不上加奶咖啡”就足以令巴黎的资产阶级崩溃；国防政府也只准备了两个月的口粮。而到了圣诞节前后，围城战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马肉、猫狗乃至老鼠肉先后登上了巴黎人的餐桌，最后连动物园的袋鼠、羚羊、熊、狼也没能幸免。政府迟迟没有建立有效的配给制度，反而促成了泛滥的黑市和放肆的国难财。有商人在10月以0.02法郎的价格收购甜菜，后来就能以1.75法郎的天价卖出。军事失利、生活困苦以及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愤慨，共同为巴黎公社埋下了伏笔。

停战协议签署后，法国展开大选，建立了临时政府。该政权以早年从政，后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阿道夫·梯也尔为首，但与依然掌握大量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形成了短暂的双头格局。3月18日，矛盾终于爆发，临时政府在政变中离开巴黎。十天后，公社在巴黎市政厅正式成立，同时举行了盛大的检阅典礼，观礼台上的公社委员们享受着“公社万岁”的呼声和《马赛曲》的高奏。

但是，公社内部构成复杂，城外又有得到普鲁士军支持的梯也尔政府，局势并不乐观。双方对峙两个月后，政府军攻入巴黎。城东工人区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但仍然不敌前阿尔及利亚总督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正规军，遭到血腥屠杀，史称五月流血周。对此，本书作者采取了人道主义的立场与笔触，将流血周称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一场文明、都市的冲突能多么迅速地堕落成如此无法无天的暴行。”

龚古尔与蔡尔德眼中的围城

本书的叙事横跨四年，有多位人物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位是埃德蒙·龚古尔、埃德蒙·蔡尔德。

埃德蒙·龚古尔是法国小说家，与弟弟朱尔·龚古尔合称“龚古尔兄弟”。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创立了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龚古尔奖。此外，他留下的海量日记也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包括《巴黎陷落》。

龚古尔敏锐的洞察力，为本书叙事增添了色彩与深度。在色当战败的消息刚传来时，他匆匆写道：“谁能够描述写在每一张面孔上的惊愕，漫无目的、在街上随意奔跑的脚步声，小店主和门房在门前台阶上的焦虑谈话……然后还有人群发出的来势汹汹的嘈杂声……最后出现了狂野、激烈的镜像，这是一个国家决心要么拯救自己、要么走向死亡的景象，它要凭借极大的努力、依靠革命时代的那些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功业之一完成此举。”

他记述过，年近七十的雨果“每天晚上……有一两个乃至三个女人等着他”。他也描绘过一位让他钦佩又怜悯的公社社员，“有着深色卷发、钢铁眸子的女孩”。

埃德蒙·蔡尔德是一位平凡的英国年轻人，1867年世界博览会时在一位巴黎珠宝匠手下当学徒，在四年后的巴黎围城期间留下了详尽的日记。然而，他不仅仅是一名旁观者。在12月初的大出击行动中，他以国民自卫军士兵的身份来到了前线。

他在前线逗留了一个多月，但既没有向普军阵地发起过冲锋，甚至连敌人都没有见到。回到巴黎后，他陷入了幻灭：“我怀疑自己是否会看到结局，是否会任凭自己的尸骸腐烂在战场上……”他之所以会无所事事，空虚难耐，是源于法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鄙夷。随着围城的延续，资产阶级对无产者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愈发冷酷，斥之为暴民。大出击失败后，迪克罗将军更是以表现低劣为由，解散了一批国民自卫军。透过这位外国人的视角，我们得以一窥19世纪法国社会的阶级对立状况。

除了龚古尔与蔡尔德这两位贯穿全书的人物外，《巴黎陷落》还引用了众多背景各异的时人记述，有英国《晨邮报》派驻巴黎记者汤米·鲍尔斯、第一国际法国领导人之一欧仁·瓦尔兰、《最后一课》的作者阿方斯·都德等。本书尤其发挥母语优势，大量发掘了在法英国人的相关材料。多元的微观视角营造出了平视的阅读体验，展现了大事件与政治定性之外的丰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