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不止是一种自然现象。值得人类研究的流行病，大都与人造环境、社会条件与政策行为息息相关。在战争中，尤其是规模庞大的近现代战争中，这种关联常常以一种鲜明而血腥的方式呈现出来。拿破仑正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弗兰克·M. 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流行病与社会》一书中，详实而生动地讲述了这段血淋淋的故事。尚未称帝时，拿破仑为了夺取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远征海地，结果因黄热病铩羽而归。十年后，痢疾与斑疹伤寒又接连摧折50多万征俄大军。

正如斯诺登所说：“流行病……揭示了每个社会所独有的脆弱性，研究它们就是要探索这个社会的结构、生存环境与政治特权。”

军中大疫

战争与流行病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史书中关于军中瘟疫的记载比比皆是。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乘破蜀之威，顺流东下，围攻位于今天重庆西北部的钓鱼城。尽管宋军损失惨重，但元军攻城四月有余不克，恰逢蒙哥驾崩，南宋政权的西方门户由此得保。

关于蒙哥之死，现代读者最熟悉的说法大概出自《神雕侠侣》：“杨过低头避过，飞步抢上，左手早已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蒙哥筋折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这是金庸先生为了增加趣味而原创的情节，不仅将地点从钓鱼城搬到长江中游的襄阳，还为主角杨过平添高光时刻。

当然，蒙哥中飞石而死的说法并非捏造。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主张，杀死蒙哥的是守军的投石机。或许是为尊者讳，《元史》只说蒙哥6月“不豫”，7月“崩于钓鱼山”。

《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

不过，《元史》中多次强调的另一面，或许更能揭示元军失败的原因。蒙哥在东征前曾询问勋贵群臣，南方瘴疠，是否适合蒙古人久居。虽有这样的担忧，但蒙哥还是决意亲自督战。随从蒙哥东征的金朝降将史天泽的传记中，这样记录元军：“己未夏，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尽管蒙古水师随后大破宋朝援军，但先有大疫，后有崩逝，元军只得放弃伐宋。

这只是瘟疫打败大军的无数例子中的一个。而且受限于古人的医学认知，史书中对流行病的描述只有“大疫”这样极为宽泛笼统的描述，对原因的追溯也只是“夏暑且至”、“南土瘴疠”而已。因此，读者往往只能留下一种抽象乃至宿命论的淡漠印象。毕竟，生老病死，天地风水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客观状况。除了慨叹之外，实在很难透过苍白的书页唤起任何强烈的情绪。

但进入近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诊断能力的提升、写实记载的增多，战争与流行病的黑色关系血淋淋地摆到我们双眼之前，一方面强行调动着我们的情绪官能，另一方面也为战胜疫病带来了一丝希望的光芒。正如斯诺登在《流行病与社会》中所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兴起的大规模征兵开启了‘全面战争’的时代……为斑疹伤寒、痢疾、伤寒、疟疾和梅毒等传染病的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事实上，拿破仑生涯中有两次最重大的失败，都是直接缘于流行病。

一场是1802年至1803年的海地远征。肆虐的黄热病摧毁了拿破仑开辟新财富之路的美梦，甚至让时任终身执政的拿破仑抱怨道：“该死的糖！该死的咖啡！该死的殖民地！”

另一场失败，是1812年的入侵俄国。尽管冬季的严寒和辽阔的荒原都是拿破仑折损50余万大军的关键因素，但若论直接的杀手，当数痢疾和斑疹伤寒两种。当时的军医、士兵、将军们留下了大量一手资料，让现代学者能够近距离地考察战争与流行病之间的关系。

蚊子的乐土

加勒比海上，古巴东侧有一岛屿，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意为“小西班牙”，得名自1492年上岛并建立殖民地的哥伦布。17世纪，法国夺取岛屿西部三分之一，命名为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大力发展以黑奴为劳动力的种植园经济。

凭借糖、咖啡、棉花、烟草等大宗经济作物，圣多明各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富庶的殖民地。当然，再多财富也与黑奴无关。在恶劣的劳动、生活与卫生条件下，鲜有黑奴能在岛上活过5年。而岛上的白人死亡率同样高企，这是因为岛上肆虐着黄热病。

西半球的黄热病，是通过黑奴贸易从非洲西部和中部传来的，主要传播媒介是蚊子。蚊子偏爱在浅小水体中产卵，甘蔗田、水土流失造成的大片海岸沼泽、种植园内的无数生活器皿，正是理想的环境。生产车间中还有不少罐子装着浓度适中的糖浆，恰好为蚊子幼虫提供了野外环境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富养环境。

不仅如此，无数黑奴和为数不少的白人殖民者，为雌蚊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血液，供给着产卵所需的宝贵蛋白质。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在海地建成了8000多个蚊子与黄热病的天堂，也就是种植园。

上述状况一直都存在，而且黄热病症状猛烈，重症患者会起全身皮疹，皮肤因黄疸而发黄，还会有混有凝固血液、形似咖啡渣的呕吐物。在19世纪初，黄热病的病死率估计在15%到50%之间，但这并没有妨碍圣多明各成为“安的列斯群岛的巴黎”。

与天花一样，黄热病是一种获得性免疫和交叉免疫的传染病，患者只要得过一次类似疾病并康复，之后便不会再次感染。输入海地的大部分黑奴，小时候都得过登革热，由此获得了对同类瘟疫黄热病的免疫能力。同理，对从未接触过类似疾病的欧洲人来说，海地自然成为畏途。但岛上的欧洲人毕竟稀少，也会有意识地分散居住。于是，海地虽然条件恶劣，但尚可维持。

1801年冬季，装载着5万以上大军的法国舰队陆续抵达海地，一场黄热病的狂欢拉开了序幕。此时，大革命之后的解放浪潮早已平息，秩序、胜利与财富成为了法国的新箴言。新任终身执政拿破仑，决定重新征服富庶的圣多明各殖民地，恢复种植园经济的运转。

拿破仑和他任命的远征军司令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本来打算在雨季来临之前打垮起义军政权。可惜在神出鬼没的黑人游击队面前，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了。进入4月后，病死者与日俱增。除了欧洲士兵缺乏抵抗力以外，拥挤肮脏的军营环境甚至比种植园更适合蚊子的生长。毕竟，就连黑奴也不至于直接在废弃房屋上厕所，士兵们会直接把废弃房屋当作厕所，还会草草掩埋大量携带着病菌的尸体。医院不仅床位短缺，医生也不知道任何有效的治疗手段。

事实上，现代医学直到今天，对治愈黄热病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当时的医学理论指导下，医生们会为患者服用由水银和泻药制成的催吐剂，甚至会从静脉直接注入药剂。可想而知，这些“治疗”很可能反而会加速患者的死亡。

不仅医生对黄热病束手无策，就连勒克莱尔也陷入了绝望。他在一封写给拿破仑的信中写道：“疾病的进展如此可怕，我无法计算它将于何时结束。本月，仅法兰西角（海地北部主要海港，当时是法军指挥部所在地）一家医院每天就有100人死去……仅凭一支减员五分之四、生还者也丧失了战斗力的部队，我身为将军还能做什么呢？”1803年11月，仅存的法军以囚犯身份登上英国军舰，此时，勒克莱尔已经病死整整一年了。

俄国不止有冬将军

海地远征的失败，葬送了拿破仑重建北美洲殖民帝国的野心，十年后的俄国战役更是直接敲响了拿破仑帝国的丧钟。1812年6月，将近60万法军进入俄国境内。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两种流行病接连吞噬了大部分法国将士。同年12月，只有1万人回到了当初渡河征俄的起点。

与黄热病不同，痢疾无法通过获得性免疫和交叉免疫来抵御。不仅如此，痢疾是有无症状感染者的。这意味着，等到医生注意到问题时，痢疾往往已经暴发了。这正是法国大军团在8月遇到的状况。针对这种细菌性肠胃传染病，我们现在会动用抗生素，辅以补液疗法，缓解脱水症状。但在当时，腹泻不止的士兵常常会狂饮伏特加，希望借此“清理肠道”。结果，到了8月底，每天就有4000名法军死于痢疾，法军对俄军的数量优势荡然无存。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向来稳重的俄国老将库图佐夫（Mikhail Kutuzov）决定与法国皇帝决战，博罗季诺会战（battle of Borodino）爆发了。在这场惨胜中，法军付出了3万人的代价，勉强超过痢疾造成减员12万人的零头。9月4日，虽胜犹败的法军进入莫斯科。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痢疾将军”不断扩大战果。等到10月15日，只剩下10万人的法军，撤出了被皇帝付之一炬的沙俄故都。除了骚扰不休的哥萨克骑兵和围追堵截的俄国正规军以外，法军还要面对另一位可怕的对手——斑疹伤寒。

相比于依赖苍蝇传播的痢疾，通过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似乎本不应该取得近10万人的斩获。正如斯诺登所说：“虱子作为病媒的效率太低……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才能维持感染链和传播链。”但在严寒的催迫下，法军士兵身穿厚重的皮毛衣服，再加上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烤火吃饭，和衣席地而睡，恰好为虱子提供了安乐窝。

斑疹伤寒的症状复杂而可怕。患者在初期就受高烧折磨，之后更会从肩膀一直疼到屁股，浑身散发出氨气的味道。同时，患者会失去对肌肉的控制力，出现癫痫和谵妄的症状。在认知失调和绝望情绪蔓延的双重作用下，自杀者越来越多，军队秩序也濒临瓦解。

拿破仑总参谋部成员费岑萨克将军（Raymond de Montesquiou-Fezensac），留下了这样的可怖记述：“一个人倒下后，他的战友们就把他身上的破布扒下来自己穿上。营地的夜晚犹如激战后的战场，一觉醒来，你就会发现昨夜躺在身旁的人们，已成了并肩而卧的尸体。”一名幸存的中士甚至暗示，法军中出现了人相食的状况。

规模空前的拿破仑征俄战役，充分表明了战争与流行病的双向因果关系。恶劣的卫生与饮食条件是流行病的温床，流行病也会决定战争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