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所谓“制造亚洲”，意味着亚洲其实并非自然地形成，而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宋念申教授的新著《制造亚洲》，即是一部旨在展示亚洲的地理空间如何被本土以及欧洲的地图学家们制造、重塑并相互影响的著作。

这是一部信息量很大的著作，书中内容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地图学领域，而是涵盖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乃至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和东亚地理、民族志等各个门类，其实质是一部以古地图为线索，揭示亚洲形成背后的秘密，进而见证现代世界的形成、反思“现代化”的含义的著作。

开宗明义，宋教授首先点明：“地图既是知识也是权力，它向读者提供对特定空间的解释，同时也借由解释的权力，扭曲这个空间的实相。因此，创制地图不只是科学行为、艺术行为，更是政治行为。”

通过解读16世纪至19世纪的地图，即可以明显看出亚洲被人为制造的全部过程：首先是欧洲人寻找亚洲，或者说寻找商路的冲动，促成了“地理大发现”的诞生；“地理大发现”则开启了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应运而生，并借由地图和国际法定义了地球的空间秩序。亚洲这一地理概念的诞生，其实正是自诩优等文明的西方世界“发现-占取-殖民-发展”了次等文明的非西方世界的结果。

宋教授最后这样总结道，亚洲不只是一种地理描述，同时也是带有文明论色彩的身份象征。当然，只有把亚洲放置在与欧洲相对应的关系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亚洲这一地理名词产生的背景，以及其背后隐藏的含义。

传统地图中的家国意识与世界想象

在古代中国，地图原本是与史书分不开的，地理书写大都附着于历史记录之中，地图不仅是地理信息的载体，同时也起着重要的政治、军事、教化和礼仪的作用。

中国最早出现的两幅世界地图，分别是两宋之交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它们于公元1136年被铭刻在石碑上，成为时人的家国意识与世界想象的见证。“禹迹”之名源自《尚书·禹贡》篇，以“九州”的概念作为中原政治地理空间的想象基础，以“五服”的概念作为王朝政治影响力由强至弱、由中心到边缘的辐射次序。九州之外，则以“华夷秩序”来想象，华为中心，夷为边缘，由华而夷，意味着远近亲疏，其间的关系由影响力的大小来决定。

明代，中国人首次画出了包含非洲和欧洲的大型世界地图，名曰《大明混一图》，此图的问世无疑是与蒙古帝国的扩张分不开的。《大明混一图》的世界观虽然并没有超越“禹迹”与“华夷”的框架，但这张地图不仅展示了当时已知的世界，同时也以透视法展望了西域以西广阔的未知世界。

由《大明混一图》的出现，可知天圆地方、华夷内外的世界观始终主导着中国人宏观的空间感知，直到晚明时期欧洲传教士的登场，才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公元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刊刻了《山海舆地图》，是为“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汉文世界地图”，时至今日，此图仍然是中国人制作世界地图的标准版式。同样是在这一年，比利时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在《寰宇大观》中加入欧洲第一幅以“中国”命名的地图——前者标志着中国人自此开始逐渐接受地球与大洲的观念，后者标志着欧洲人对中国的地理状况有了比较客观的认知。

利玛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准确抓住了晚明士人对新知识的渴求。他的传教方式，也并不是以欧洲的地理观念去挑战中国主流的儒家观念，而是使他的教义尽量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以沟通两种世界观。在《山海舆地图》中，利玛窦既巧妙地弥平了“九州”与“人居世界”的本体论差异，同时又让中国人了解到自己在地球上的真实位置。在利玛窦的语境中，亚洲与九州就这样相遇了。正是利用地图这座桥梁，利玛窦将中国“天圆地方”的地理概念，转化为欧洲“寰宇”概念下的地图形象，从而终于完成了中西地图学的相互融合。

清代以降，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现代最早的国际条约之一。它不单是中俄两国的事情，因为它发生在亚欧大陆现代变革的历史节点，它同时也具有多层次的全球史意义。从地理和地图学的角度去看，《尼布楚条约》开东亚国家出示地图论证边界之先河，引发了欧亚几个大帝国之间的知识与权力互动。就俄罗斯而言，其帝国扩张所带来的西伯利亚测绘重新定义了亚欧边界；就中国而言，康熙皇帝下令展开全国地理测量，完成了当时全世界最精确的国家地图《皇舆全览图》，实现了王朝国家的空间政治构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在内的“地图国家”的形成，为它们向“领土国家”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欧洲人对亚洲的想象、寻找与占取

早期欧洲人对于亚洲的认知原是非常模糊的，他们眼中的东方世界是一个混杂着伊甸园、蛮族和约翰长老的谜一样的地方。14世纪的元代，一个名为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来到中国，一番游历之后，他写的中国游记在欧洲不胫而走，新的东方认知随即散布开来，让欧洲人第一次知道了东方的富庶，进而激发出他们去东方寻求财富的梦想。另外，再加上新技术的勃兴、地图学的长足发展，以及航海经验、地理观念和商业市场的结合，便直接激发出哥伦布的环球远航。正是从那一刻起，世界开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欧洲现代地图学的出现既与欧洲帝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关，又与殖民主义地理观念的形成相关，它是大航海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的视觉体现。众所周知，包括哥伦布、麦哲伦航行在内的地理发现，其实都是误打误撞的结果，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它们给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和转变。可以说恰恰是这一系列的误会，重塑了整个欧洲的地理知识体系，刺激了大航海贸易的兴起，引发了全球物质的流动和交换，进而催生出资本主义体系。

“地理大发现”的主要动力是寻求亚洲的财富，同时以殖民的手段巩固对财富和贸易的垄断性占有。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行，其本身即是帝国争霸的一部分，均需要以强大的资本积累为目的作为驱动力。当攫取财富的冲动得到科学的助力，并建立起暴力的垄断时，“现代”的空间秩序即会在帝国争夺的背景下，以殖民主义的形态出现。而主权、边界、条约、国际法这些现代观念也得以应运而生，这些均可以在16世纪早期的地图中找到清晰的线索。

15世纪以来的欧洲地理发现和地图学的长足进步，其背景正是对东方世界的探索和征服。包括英国在内的现代殖民帝国，其实大多是在对亚洲的想象、进取、控制和争夺中逐渐形成的，在寻找和控制亚洲的过程中，这些殖民帝国同时拓殖了欧亚大陆之外的土地，所以“东方”的含义并不局限于亚洲，而是可以指代所有非欧洲的、被欧洲殖民的空间。现代殖民帝国的特质就是对这些空间的占取，是一个对被占取地原住民排挤、奴役和压迫的过程。且不管被占取地原住民的本土知识是怎样的，他们必须被预设为非理性的、落后的、愚昧的、应该被摈弃的，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主导下，殖民帝国展开了对东方世界的占取与征服。

显而易见，欧洲人比那些生活在非欧世界的原住民更了解他们家园的地理形态，一个全球等级次序，也在这种知识和文明论的意义上被创造出来。创造这个全球等级次序的标准，名义上是贤愚不肖的文明差异，实际上是基于航海、通商、占有商品产地或港口、占有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本主义需求的赤裸裸的权力。而用来支撑这个全球等级次序的，则是一整套新的想象、建构、安排地理空间的“合法性”的理论和具体的操作方式，现代地图正是这套话语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

地图，殖民者宣示空间主权的工具

早期的欧洲现代地图对地理的世界充满了各种臆想的“发明创造”，经常是先有对地图的构想，然后才有对实体空间的征服。就像宋教授所说的那样，不是地理塑造了地图，而是地图创制了地理，或者说是先有想象，后有行动，两者乃是互相生成的。绘制地图既是为了将空间理性化和秩序化，也是为了对空间进行重新发现和重新发明，是一种通过特定意识形态的人为塑造。站在殖民者的角度来看，这是对空间行使占有权和管辖权的先决条件。

所以地图体现出的绝不仅仅是知识或技术，而是殖民者制造和强化等级次序的赤裸裸的权力。在殖民主义时代，地图和殖民权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刻意的虚构和想象，地图的准确性也并无一套完全固定的模式。对于殖民者而言，地图虽然不能直接承担起冲锋陷阵的使命，但它却能够为暴力征服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当然，发现未知地域本身并不具备合法的资格，发现行为必须得到国际法的认可方才有效，而国际法则同样是由殖民者制定的，同样是对等级次序的肯定与确认。规则由我制定，执行由我执行，一句话说到底，强权就是公理，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

英国作家康拉德借其小说的主人公之口，说他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地图，并“为那些辉煌光荣的探险伟业心荡神驰”。康拉德迷恋的其实是帝国对地图上空白处的征服，因为把未知的空间在地图上留白，所反映的并不是地理知识的欠缺，而是为了抹去当地原住民早已存在的社会形式，并以殖民者的新秩序取而代之。

仍以亚洲为例，自中世纪以降，亚洲就是欧洲人“投射”自我认定的某种对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亚洲这一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现代世界形成的契机之一，便是欧洲人寻找亚洲的冲动，是欧洲帝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发展刺激了殖民主义地理观念的形成。亚洲这一地理概念，正是在“想象、探险、商贸、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又在东西互浸中，在科学时代的大转向中，最终出炉”。

事实上，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这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最直白的表现就是对地理空间的全新认知和处理方式。在亚洲形成的过程中，地图不仅仅是一份重要的见证，同时也为兴起于殖民时代的现代地理知识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论述框架。在对亚洲的想象、进取、控制和争夺的过程中，现代地理观念沿着地图学所规定的框架和方向延伸和发展，地图又成为殖民帝国意识形态在空间领域最为强大的表达者和宣传者。由此可见，地图既是殖民帝国地理知识的体现，更是其殖民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