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日，苏富比2023年香港秋季拍卖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预展。观众欣赏表现主义画派代表艺术家之一、

意大利画家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生命中最后一幅画作《宝丽特·茹丹肖像》。

若论2023年最出圈的网络红人，“拍卖女神”陈良玲当属其中一位。作为佳士得香港的副总裁，陈良玲以其对艺术的独到解读和精湛的拍卖技巧，在拍卖会上表现得令人赏心悦目。而陈良玲走红的背后，是近几年香港艺术品市场的再度崛起。

2023年，苏富比、保利、邦瀚斯、富艺斯等世界顶级拍卖行的香港秋季拍卖会（简称秋拍）相继落槌，成绩亮眼。

苏富比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一连举办“现代艺术晚间拍卖”“龙途：刘益谦与王薇伉俪收藏精选”以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三场现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为其进驻亚洲五十周年志庆祭出逾百件拍品。值得关注的是，苏富比还首次在香港举行“自然历史拍卖会”，焦点拍品包括珍稀非凡的化石标本：白垩纪晚期幼年钩鼻龙，一副保存非常完好的真猛犸象头骨在拍卖会亮相。

根据苏富比提供的数字，2023年秋拍吸引了近55个国家及地区的竞投者参与，当中大中华区、美国、新加坡及英国的藏家尤其踊跃，总成交额为32亿港元，在拍卖会前连续一周的预展人流较上季增长七成。

保利香港拍卖成交总额超3.12亿港元，六大部门所呈献的十大专场均取得稳健佳绩，不仅中国古董珍玩成交额超过1.2亿港元，集结中国当代艺术拍品的现当代艺术专场更刷新多项艺术家世界拍卖纪录；率先呈献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等历史瑰宝及东南亚当代艺术的邦瀚斯秋拍，同样成绩稳健，总成交率近80%。

艺坛屏气凝神期待的初秋香港的第一把槌声，结实落下，打破早前关于香港艺术市场过去几年迈入衰退，新加坡和韩国等新兴市场或将取而代之的种种猜想，呈现其锐不可当的蓬勃之势。

外界有评论将2023年称为亚洲艺博战元年，一些国家及地区在过去几年，铆足劲深耕文化政策，力图迎头追赶，撼动香港在艺术博览及交易市场翘楚之位，将亚洲艺术市场格局拉向多元。

显然，香港并没有给予竞争者太多可乘之机，巩固一贯市场自由流通、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配套设施等传统优势之余，在国家“十四五”规划赋予的新定位——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这一目标下，香港携着两座新落成的世界级博物馆M+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归来，以更为积极主动且强势的文化政策重返国际舞台。

此时，香港点亮的这块霓虹招牌，也逐渐完成与内地市场愈发紧密的连结。这意味着，规模庞大且源源不断的资金、藏品与藏家，以及年轻艺术家雨后春笋般冒出，这在以往由西方主导的艺术市场正往亚洲倾斜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香港重返艺术现场

七八年前，北京青年艺术家钟慰在豆瓣看到一则德萨画廊在北京开设空间、招募新派艺术家的帖子，他用电子邮件寄出作品，由此开启了合作。后来，摸索出全新创作路径的钟慰，再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画廊创始人帕斯卡·德萨（Pascal de Sarthe）便从香港专程飞来北京，到他的工作室看了这些实验性作品，决定与之签约。

两封电子邮件，将一位从未涉足市场的年轻艺术家迅速推上国际艺坛，巴黎、伦敦、台北、新加坡，钟慰的作品逐渐被带往更多更遥远的地方展出，被接纳和认可，而一切伊始便是香港。

“一个年轻人，他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这种方式，只是用作品就跟画廊建立联系，这中间不存在任何的背景、人际关系。”这构成了钟慰对香港画廊最初的认识，也让他间接地确认了香港艺术界的开放性以及国际视野。

自由开放的艺术氛围、成熟透明的艺术运作系统、完善的税收及法律制度，一直被视作香港艺术市场蓬勃的传统优势。“香港是贸易自由港，不设消费税、增值税及进口税等，文物和古董进出香港是完全开放和自由的，没有太多限制；香港海关程序简单，便利人才、收藏家及资金进出，加上香港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配合便利的航空交通网络，可以轻易将艺术品运送至亚洲各地。”在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博物馆顾问、一新美术馆总监杨春棠看来，艺术品交易最重要的是“Bring it in and out”（自由出入），香港正是具备这种流动性，从而能够吸引众多顶级艺术人才、画廊进驻，如美国的Gagosian（高古轩）、英国的White Cube（白立方）及法国的Gallerie Perrotin（贝浩登）等国际品牌画廊，纷至沓来。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拍卖行亦将亚洲分部设于香港，这反过来赋予香港艺术市场更高的信誉，亦令艺术市场配套更为完善。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腾飞，艺术品市场的风向亦悄然转变。一方面，内地有愈来愈多高净值人士参与艺术品交易，在市场成交量带动下，中国艺术投资者的影响力日趋重要；另一方面，富有东方色彩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备受重视，如钟慰一般的中国艺术家被视为具潜质的新血，为当代艺术注入新气象。香港则是贴近这一庞大市场的绝佳位置，创立于巴黎的德萨画廊，当初便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毅然于2010年将业务拓展至香港，聚焦亚洲当代艺术项目。

而回眸本地艺坛，又不难发现一股新生力量渐成气候。

2023年3月，在香港举办的巴塞尔艺术展展厅中央，一个长达14米的艺术装置受人瞩目。循环再用及日常可见的旧布料拼接制作成巨大的“雨棚”，作品在六个手推车组成的椅子中延展出来，观众可自由走入作品内部，它犹如艺术展里的绿洲般，撑起一个可以享受片刻静谧的空间。这一往常大多为外国艺术家所占据、用于展示大型装置艺术的空间，这回却属于香港艺术家林岚和她的《推车派对》。

那时，林岚坐在作品前，看着往来观众在好奇心驱使下穿梭其间，又不时起身与来自各国熟识的艺术同业寒暄一二。她告诉记者，此刻最大的成就感来自“让世界看到香港也有艺术家，香港的艺术家不是只做小型作品”。她期待头顶的那束聚光灯，也能在未来均匀地照向其他本地艺术家。

“这些年的确有非常多本地艺术家冒起，他们作品的市场表现也很不错。”香港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画家林天行自然乐见后浪有为，勇于冲破框架，以糅合中西的笔触和色彩，在画布上挥洒创作，直抒胸臆，呈现开放自由之态。他甚至笃定，今天的艺术家只要画得好，肯定会有市场。

凡此优势，经年磨砺出香港艺术市场的韧劲。根据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集团发表的《2022年艺术市场报告》，全球艺术品市场在2020年经历了过去十年最大的衰退。但突如其来的重创只让香港略为晃了晃神，很快，新的运作方式在艺术界应运而生，在线购买成为新常态。

“画廊、拍卖行会使用社交媒体吸引藏家，并为交易提供便利。”德萨画廊销售与市场总监邵子琦告诉记者，除了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等大型艺术活动设线上展厅之余，参展商也愿意透过各种互联网社交平台为未能到场的藏家进行现场导览。

香港曾连续两年在疫情下继续举办巴塞尔艺术展，尽管各国边境限制影响了参展商及观众的规模，然而人们在展会上看到更多本地画廊进驻、新锐艺术家具实验精神的作品，以及本地收藏群体的力量，它们已足以撑起一个艺术市场。这也悄然撼动了过往亚洲和西方参展商各占半数的惯例，进而逐渐为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带来多样化的新面貌。邵子琦从中观察到香港巴塞尔在深化本地连结上不同层次的推进策略，与近年来亚洲各地艺术产业内部以及与更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形成了共鸣，且互有因果关联。

呈现到数字上，香港在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份额从2019年的17.5%增至2020年的23.2%，首次超越伦敦，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全球第二大艺术品拍卖市场。而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该年香港艺术品、收藏品及古董进出口总值高达336亿港元，三年间增加近一倍。2021年，这一数字再度跃升至超过660亿港元。

2023年，香港表现出对于新目标不遗余力的进取之势——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3月，香港举办自2019年以来最具规模的巴塞尔艺术展，汇聚来自32个国家及地区的177间画廊，涵盖亚洲、欧洲、南北美洲及欧洲。香港一呼百应的强大吸引力可见一斑，也由此揭开一年一度的艺术月，众多艺术机构与画廊纷纷摩拳擦掌祭出大型展馆开幕，以呼应拍卖会与艺博会带来的人潮。

而香港旅游发展局、政府新闻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等机构则趁机力邀各地媒体、艺术文化工作者来港参观新落成的M+、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似乎想让世界一口气看完这几年来香港文化艺术界的发展，以再度点亮香港这块亚洲艺术交易中心的霓虹招牌。

香港艺术市场发迹史

“很多时候，人们会以为香港进入全球市场只能追溯到大约十年前。”类似迷思，在艺术圈长大的香港明画廊总监林沙洲听过不少，事实上，这座城市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古董、艺术品交易中心。

艺术市场在香港的萌芽，始于一些中国古董的流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古董商号迁址香港，如当时的四大古董商仇焱之从上海转至香港继续经营古代陶瓷生意。同时期，第一批中国收藏家、富商和实业家移居香港，带来了资本和繁多古董及艺术品资源。

近年来在拍卖市场天价成交的古玩重器，多是此时流入香港，包括流散民间、被乾隆皇帝誉为“稀世珍宝”的王献之（传）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便曾被典当于香港一家外国银行，面临出售，周恩来总理闻讯，当即指示将二帖购回，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大量民间收藏的古董字画聚集在香港摩罗街、荷李活道、皇后大道中一带售卖，形成了初期的市场圈。至七八十年代古董字画交易渐入高潮，最多时约有300多间店铺，大多以经营瓷器、古玩为主。

作为古董艺术品贸易和转输的重要基地，香港成就了很多知名大收藏家，又在他们的推动下，收藏团体应运而生。这其中成立于1960年的“敏求精舍”便是代表之一，它由知名收藏家胡惠春、陈光甫、利荣森发起，成员包括银行家、航运家、医生、律师、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士，所藏范围颇广，水准甚高，已成为享誉国际的收藏品牌。

他们之中，胡仁牧的清代官窑单色釉器收藏、叶承耀的明清家具收藏、叶义的竹刻犀角雕收藏等，都是闻名遐迩的私人艺术收藏。“敏求精舍”的影响辐射至今，近年更与香港艺术馆联合主办多项展览，展出数百件中国珍玩古物精品。

艺术品拍卖在此刻适时助推，1973年，世界四大拍卖行之一的香港苏富比成功举办了首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专场，这场被《纽约时报》形容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依靠规范操作、精美拍品迅速获得日本、新加坡等地区买家的垂青，客似云来，由此饶有兴趣地将目光投放至这一新兴市场。

香港苏富比自1976年起每年定期举办春、秋两季大拍，拍品类别涵盖珠宝名表、现当代艺术、中国古代书画及艺术精品、手袋及配饰等。数年后，另一“标杆式”拍卖行佳士得亦在香港开设办事处，并逐渐以香港取代东京成为其在亚洲发展的核心。林沙洲认为，抢占先机的苏富比和佳士得也反过来对香港奠定国际艺术市场版图的中心位置贡献良多，令香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亚洲当代艺术市场行情的“风向标”。

多位艺术家的作品成交均是在这两间拍卖行一再破纪录，如法籍华裔画家常玉的画

2023年4月7日，香港苏富比2023春拍“中国书画”专场收槌，其中，张大千为本季最大赢家，24件作品上拍，18件

作品成交，总成交近3.37亿港元。

作《青花花坛钟的白菊花》在香港佳士得以1.923亿港元（约2480万美元）成交，刷新其景物拍卖纪录；德国抽象大师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80年代巨作《Abstraktes Bild (649-2)》在香港苏富比以2.146亿港元（约2920万美元）成交，成为亚洲拍卖史上最昂贵的西方艺术品。

千禧年后，入驻香港的国际拍卖行数量呈井喷式上涨，韩国首尔拍卖行、日本亲和拍卖行、中国嘉德和北京保利两家内地龙头拍卖企业皆相继在香港开启业务，令香港艺术品拍卖市场日趋成熟，国际化特征亦凸显出来。

这一独具国际视野的平台，在改革开放后涌现的一批中国内地艺术家眼中，是进入市场、获得国际关注度的绝佳途径，内地知名画家几乎没有不到香港举办个展的，更有一批大师级人物如吕寿琨、林风眠等移居香港，吴冠中则常到此讲学、写生，与之渊源颇深。吴冠中及其家人数次捐赠画作及个人文献予香港艺术馆，令其成为拥有吴冠中作品最多及最丰富的艺术机构。

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在香港慢慢积淀，在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肌底上，润物细无声地继续滋养且不断拓宽其审美和文化底蕴，等候吹散阴云、推动艺术市场蓬勃的一夕东风。

这缕春色深处的东风在2008年终于到来，那是香港成为亚洲领先艺术中心堪称决定性的一年。香港国际艺术博览（Art HK）开始在香港举行，它不仅为香港带来国际顶尖的艺术博览会，更成功吸引了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博览会巴塞尔艺术展母公司收购其股份，并在2013年把它变成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在此之前，巴塞尔艺术展每年只在两个地方各举办一次：瑞士巴塞尔和美国迈阿密。从那以后，每年3月，巴塞尔艺术展总会准时到香港赴约，国际画廊随之蜂拥而至，而本土画廊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港岛的毕打街、皇后大道中、干诺道中一带形成了新的高端画廊聚集区。据统计，在2008年至2018年的十年间，超过30间国际顶级画廊，如高古轩、白盒子、佩斯、卓纳等进驻香港，而本地画廊数量也迅速倍增扩张至上百间，给香港艺术市场带来更多活力和全球化发展契机。

“香港艺术产业的发展能够走到今天，与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也有莫大的关系。”林天行坦言，特区政府一直非常积极地推动艺术产业的发展。2000年7月，香港投资推广署成立，隶属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专门负责为香港促进外来直接投资，协助外地企业在香港开业和发展业务，许多国际画廊，如高古轩，就是经投资推广署邀请而进驻香港。

而此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着当代艺术品市场整体步入调整期，新的艺术形式不断被发掘出来，艺术品消费力呈爆发性增长之势，辐射至香港再度催生蓬勃之态。林沙洲回忆，那几年全球拍卖市场上约五六成的艺术品都是被中国藏家购得，可见经济实力之强。

因此，纵使外界观望疫情冲击、各城市诞生的新兴艺博会或令亚洲艺术市场重新布局，日趋向多元枢纽演变。但林天行和林沙洲均始终对香港艺术市场前景抱有乐观的期待，他们一致认为，庞大的内地市场将会成为这场艺博战里香港手中最大的“王牌”，无论从优越的港口位置、扎实的金融业基础，还是悠久的收藏传统来看，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艺术在香港的蓬勃生长。

亚洲艺博战起跑

林沙洲这两年四处搜购了不少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打算放几年。他有种直觉，以往由西方主导的艺术市场，未来将逐渐向亚洲倾斜。

这种直觉，与香港苏富比提供的数据不谋而合——纵观环球市场，亚洲藏家在苏富比全球拍卖中表现活跃。2023年上半年，亚洲藏家的成交额逼近全球总成交额的三分之一，相较2022年有所增加。亚洲客户的平均出价比其他地区客户高出两倍。

2023年，亚洲藏家竞投了半数前十位最高价现当代艺术拍品，当中包括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阿特西河的岛屿》，该作品5月被一名日本私人藏家以5320万美元购下；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抽象画》则在3月以2330万美元成交，买家是一名中国藏家。香港苏富比表示，亚洲已成为展示全球重磅拍品系列的关键地区。就2023年香港苏富比春拍情况来看，中国艺术品的单一藏家专场数量最多，贡献了10亿港元的拍卖总额。

亚洲艺术市场的崛起，伴随着暗潮涌动的区域竞争。过去几年疫情在全球产生的重大震荡，似乎从某种角度来看也为亚洲各国家及地区创造了重新布局艺术政策、重塑艺术生态乘势追击的最佳时机。很多艺评人相信，这或会动摇亚洲艺术聚焦香港的格局，呈现平分秋色的多元之势。

以往被业界评估艺术生态尚未完全成熟的韩国和新加坡，均开始积极争取国际艺术博览入驻，角逐更多的市场份额。

艺术博览会方面，除了每年一度的韩国国际艺术博览会KIAF、光州双年展等韩国本土艺术博览会，另一个国际著名艺术博览会品牌弗里兹艺术博览会（Frieze）在已有的三个艺术博览会举办地伦敦、纽约、洛杉矶的基础上，于2022年9月增设首个亚洲举办地首尔。这意味着，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在亚洲顶级艺术博览会的寡头地位倍受挑战。画廊方面，除了已有的贝浩登、佩斯国际顶级画廊设在首尔的艺术空间，来自德国柏林的国王画廊于2021年、来自泰国曼谷的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于2022年在首尔设立了新的艺术空间。

一贯被外界视作香港“劲敌”的新加坡，除了在全球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市场与香港竞争外，也明显开始于艺术市场展露出更大的野心。早于2011年，新加坡就已做过类似尝试，成立艺术博览会Art Stage Singapore（简称Art SG），却惨遭滑铁卢，甚至因为逐年招商的成绩下滑于2019年宣布停办。

然而当2023年1月，新加坡再度推出全新的艺术博览会Art SG，颇有一种势如破竹的底气，这底气或许来自过去几年当地艺术生态及配套逐步到位，且新加坡向来以效能见长，自带高净值客源。首届Art SG就吸引逾30个国家的超过160家国际画廊参加，近半参展画廊来自亚洲。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东南亚艺术市场也屡创新高，香港苏富比春拍东南亚艺术板块成交率高达96%，越南艺术家黎谱的《庭园人物》以1792万港币成交，逾股价九倍，刷新艺术家拍卖纪录。为响应东南亚日益增长的藏家对顶级艺术的需求，同年苏富比在新加坡重启现代及当代艺术拍卖，这是自2007年以来苏富比时隔十五年在新加坡的首场拍卖，这次暌违多年重回狮城后的首拍，以成交率94%、成交额超估值25%的亮眼表现收官。

不过，林沙洲却一语中的，直指与香港相较，新加坡和韩国自身皆存在根本性弱点，如韩国尽管近年发展势头迅猛，但本地藏家少，导致艺术市场出现“空心”结构或会令日后发展愈发力不从心；新加坡的最大掣肘则在于税务，艺术品进出口营业税为7%，更遑论相关行业衔接无缝的配合，包括仓储、鉴定、保险和律师等，“这些香港全部是非常顶尖，（韩国和新加坡）一时半刻比不过的。”

反而是对日本，林沙洲青睐有加，相信“如果日本有兴趣做这件事，一定能够发展得很好。”毕竟日本文化艺术积淀深厚，文化教育的开化可追溯至明治维新，加上二战后经济腾飞，涌现出大批企业家购买艺术藏品，而以草间弥生、村上隆、奈良美智为代表的日本当代艺术家更掀起全球对日本当代艺术的关注。

“日本几间国家级美术馆的收藏，及私人美术馆的收藏数量都相当庞大，这便是由几代人的努力造就。他们对于艺术手法的理解、对艺术的定义都非常准确。”林沙洲感叹，自己看过这么多展览，在日本的体验最深刻，“从策展及布展手法就能看出他们很厉害，一毫米的误差都不允许有。”

这份对待艺术的慎重及执着也早已由政府层面渗透至民间，大多日本收藏家始终有着维护本国艺术发展的自觉，且非常善于通过自身与拍卖行、画廊的合作达成这种使命。“比如，他们会跟代理日本艺术家作品的画廊、拍卖行谈好，我可以买你多少藏品，但你要协助扶持日本艺术家。”这种维护本国艺术发展的意识和自发的行动，在林沙洲看来也是日本能够立足亚洲艺术市场的原因之一。

由此看，这些年来，香港始终手执亚洲艺术交易翘楚之位，如今，在特区政府大力推动文化政策、M+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世界级文化艺术设施加持下，艺术氛围和发展势头更甚从前。

然而，杨春棠也从中看到一丝隐忧——曾以古董字画交易发迹、孕育出无数知名大收藏家及收藏团体的香港，恐怕同样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很多古董文物收藏家老了，他们都开始将过往几十年的收藏送给公立博物馆，甚至变卖，而年轻的新晋收藏家更倾向于‘跟着买’，追随世界潮流，前卫艺术、电子艺术均成为年轻一代收藏家拥簇的对象。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物的历史、艺术风格认识不深。”归根结底，在于艺术教育的缺失。

林天行却觉得，追随潮流未必是件坏事情，毕竟每个时代都有独属当代的审美和各自对艺术品价值的标准，且人随着年纪增长，属意的艺术品类别也会变得不同，他仍然对香港艺术市场抱有乐观的期待。相似的是，林天行同样强调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而艺术教育中必要的一环便是“让艺术生活化、走入社区”，在他的想象里，大型商场、废弃的学校及工厂、古建筑等，处处都可容纳新的文化艺术项目，等待被赋予新的文化符号和内涵。

杨春棠将眼下五花八门的文博活动及艺术馆热，形容为“虚火”，“无论是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还是西九文化区的两个大型博物馆，参观人数都非常多，但相信大多数观众都是将其当作打卡点。”他强调这并非坏事，只是特区政府及文博工作者仍需下功夫将“虚火”变为“热情之火”，教育在其中将发挥至为关键的作用。

杨春棠认为，教育功能应在博物馆策展、组织活动和研讨会等各方面凸显出来，教育局亦应配合就艺术教育重新规划，“艺术教育不是教画画、做瓷器这么简单，而是要让学生学习中国艺术史的发展、对各传统画派风格的认识。”认识自身文化，建立起艺术品位，之后再与海外人士实现互动，这在杨春棠看来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