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直以崇尚文治、经济富庶、商业发达、科技进步而著称，被后人视为一个充满魅力的朝代。而南宋的最终灭亡，则被认为是一件最值得惋惜的事情，盖因蒙元取代南宋，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朝代更迭，而是一次中华文明的大倒退。

所以，有人说南宋的灭亡是为“亡天下”，顾炎武所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他看来，宋朝的灭亡即不仅仅是国家的灭亡，同时更是文化的消亡。

郭瑞祥的新著《亡天下》，即是一部聚焦南宋最后十一年，亦即南宋覆灭史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解答两个问题：南宋如何灭亡与何以灭亡。对于前者，作者详细叙述了从襄阳被围到厓山海战的南宋历史，举凡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均以时间为线索、以史实为依据予以还原；对于后者，作者重点考察了南宋末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商业状态，试图从中发现南宋覆亡的深层原因。

有人说所有的治世都是相似的，所有的乱世则各有各的乱象。单就南宋的情况而言，人事纠葛的内卷依然是宋廷面临的最大问题，军政人物之间阳奉阴违，朝廷大臣之间勾心斗角，既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更无法形成一个具有战斗力的集体，不妨说其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其实都是人事问题的延伸，是人事内卷所带来的恶果。

与宋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彼时的蒙古正处于上升时期，忽必烈堪称一代英主，他手下的伯颜、张易、胡袛橘等人亦称得上文武全才。宋廷君暗臣蔽，蒙古君明臣良；宋廷人心涣散，蒙古齐心合力。在宋蒙战争中，历史的天平已经向蒙古一方倾斜。

亡天下：南宋覆灭史》

【中】 郭瑞祥 著

团结出版社

2023年10月

决定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

对于南宋来说，襄阳之战无疑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战，守住襄阳，凭借长江天险，意味着南宋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丢失襄阳，长江天险门户洞开，意味着南宋的灭亡已成定局。

最早向忽必烈提出从襄阳入手，撕开宋军防线的，是南宋降将刘整。刘整其实是被自己人逼降的，他曾经在抗蒙战争中战功赫赫，引起了他的上司吕文德的忌惮，便想方设法地迫害他，不仅有功不赏，反而以各种名目对他进行敲诈勒索，刘整向朝廷申诉，却无人理睬，走投无路的他最终投降了蒙古。

因为刘整长期在南宋的军中任职，所以他熟悉军队的配置与布防情况，他的投降，无疑给南宋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他向蒙军主帅献计，让人贿赂宋将吕文德，使蒙古人获得了在襄阳附近的军事要地办榷场的权利，蒙军借机修建城堡，并将这些城堡串联起来，实现了对襄阳的无缝包围，进而利用这些城堡，以逸待劳，击败了前来救援的宋军。蒙军主帅随后又听从刘整的建议，在汉水中央修筑实心高台，用竹笼放满石头垂于高台之下，用于阻止宋军的水师，至此完成了对襄阳的水上封锁。

与蒙古方面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相比，宋廷的反应却显得迟钝而低能。关键时刻，当政的贾似道并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致使南宋救援襄阳的努力彻底失败。其后的故事再无悬念，蒙军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携带着他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各类攻城器械，诸如先进的抛石机等，先是一举消灭了襄阳的水师，进而攻陷樊城，逼降襄阳。

宋将吕文焕据守襄阳将近六年，“势穷援绝，遂失臣节”，虽以城降，却也保全了一城百姓。然而，作为掌握着南宋军事半壁江山的吕氏集团的核心人物，吕文焕的投降却产生了类似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自此之后，南宋将领望风而降渐成风气，乃至一发不可收拾。

宋军痛失襄阳固然有其自身实力的原因，同时也与蒙军攻城战术日臻成熟、科技日渐进步密切相关。襄阳之战真实地反映出宋蒙两国的国力和政治生态，大敌当前，宋廷不是精诚团结，而是相互倾轧，可见南宋君臣均已丧失了扭转乾坤的能力，亡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失败的改革

襄阳之战的失败，暴露出南宋朝廷的种种弊端，而南宋积弱已久，却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间南宋君臣并非坐以待毙，他们曾经做出过一些努力，试图抑制土地兼并，改善财政状况，遏制军阀扩张，规范军队管理。军费审计的“打算法”和土地改革的“买公田”，即是南宋末年贾似道主导的两项重要改革。

所谓“打算法”，即是对军队账目进行核算和管理，借以厘清虚报人头、克扣军饷等军队积弊。所谓“买公田”，即是按照官阶品级的高低限定土地的拥有数量，超出限额的部分由朝廷收购，充作公田，然后转租给农民，以增加财政收入。

应该说宋廷推行打算法和买公田的初衷都是好的，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比如打算法，即常常被一些心怀叵测者所利用。老将赵葵曾经得罪知枢密院事马光祖，马光祖打算赵葵时虽然没找到明显的错误，却以账目不清为由为其定罪，使赵葵遭到朝廷的处分。

而前面提到的刘整，其实也是被打算法逼反的。上司忌恨刘整，便派人审核他的账目，借以陷害刘整，刘整哀求不成，贿赂又不成，最后无计可施，只好叛逃。打算法本来是为了遏制军队腐败，却成为朝臣之间用以打击政敌的工具，让人大跌眼镜。

买公田的情况也大抵相似，大宗土地原本掌握在高官巨富手中，回买官田，首先就要拿他们开刀。虽然在朝廷的重压之下，他们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姿态，但内心却是十分抵触的。贾似道后来之所以落得在贬谪途中被人击毙的结局，彼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则不惜层层加码，有时甚至擅自扩大范围，对一些贫困人家实施强制购买，最终势必造成“耕夫失业而流离，田主无辜而遭拘系”的恶果。以致高官巨富牢骚满腹，普通百姓怨声载道，一时间朝廷人心尽失。

在战争期间对军队实施反腐清污运动，或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因买公田触动豪门巨族的利益，也必然会引起他们剧烈的反弹。打算法与买公田的失败，令起初踌躇满志的贾似道心灰意冷，他既深感变革之难，其后又干脆以“闲人”自居，并一再请辞，却依然难逃王朝灭亡的替罪羊的命运。

王朝末世士大夫的众生相

襄阳之战结束后，蒙军经过了短暂的息兵蓄锐，于1274年6月正式拉开了灭宋战争的帷幕，南宋的灭亡进入了倒计时。

蒙军在襄阳集结，兵分三路扑向杭州，其中主力部队由主帅伯颜亲自率领，沿汉水顺流而下，在郢州遇到南宋名将张世杰，久攻不下，遂绕过郢州，先后攻陷沙洋、新城等地，进而招降了重镇鄂州。至此，长江沿岸的南宋守军或望风而逃，或不战而降，南宋的长江防线已呈崩解之势。

1275年2月，已经接近山穷水尽的宋廷祭出最后一张王牌，命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亲赴前线指挥宋军作战。贾似道虽然明知难以挽回危局，却也不得不临危受命，亲自指挥南宋对蒙军的最后一战丁家洲之战。让贾似道没有料到的是，此时的宋军虽然尚有数十万之众，却像惊弓之鸟一般士气已尽，他们与蒙军刚一接战，便被蒙军的重型武器“回回砲”惊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溃逃，几乎未作任何像样的抵抗，即已溃不成军。贾似道本人也在溃军的裹挟下逃离战场，就此结束了他“能征惯战”的神话。

1276年年初，杭州即将沦陷，朝廷已是一片乱象，文臣武将开始自寻出路，有人指使他人弹劾自己，借以逃出京城；有人出演双簧戏，互相弹劾，双双“拂袖而去”；有人干脆不告而别，直接溜之大吉；到了正月初六，谢太后召集群臣上朝，仅有六位大臣前来听班。

绝望与愤怒之下，谢太后命人写了一篇布告贴在朝堂上，指责那些国难当头“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的大小官员。但这显然于事无补，并不能阻止宋廷衮衮诸公的逃跑与叛降。

1276年2月，南宋朝廷宣告投降，并把战争的直接责任推到贾似道身上。伯颜命人带着谢太后的手谕去各地招降，知建德府方回戴着蒙古人的帽子、穿着蒙古人的毡毛大衣，出城三十里前去迎降；福王赵与芮投降，专门以重宝贿赂蒙古贵人；投降后的江州守将吕师夔宴请蒙军将领，特意安排了两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宋廷宗室女子陪酒……

各地的文武官员先是争先恐后地投降新朝，生怕来晚一步，得不到高官厚禄，然后则各尽所能地讨好新主子，活脱脱地展示出一幅王朝末世士大夫的众生相。

求仁得仁，得其所哉

当然，除了这些贪生怕死之辈，南宋并不缺少忠贞义烈、舍身赴死的英雄人物。文天祥的故事我们自然大都耳熟能详，另外，诸如池州通判赵卯发，城破之日，在案几上写下“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十六个字之后，与妻子雍氏一起自缢身亡；常州都统王安节，城破被俘，骂不绝口，不屈而死；临安太学生徐应镳不愿归顺新朝，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投井自杀……

有人以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对舍生取义与力竭而降进行道德评价，首先要以是否保全百姓的生命为基本标准。这自然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但我同时也觉得，并不能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苛求古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舍生取义无疑是一种值得推崇的价值追求，是无畏，是壮举，是求仁得仁，得其所哉！

南宋以理学名世，天理与人欲对立，对天理的要求苛刻，对人欲的界定严格，使得在理学熏陶下的南宋士大夫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许许多多的忠义敢死之士，另一方面是许许多多的无耻叛降之徒。由此不难窥见理学的两面性，正所谓过犹不及，任何东西一旦失去了客观的标准和尺度，都有可能走向反面。

1276年5月，不甘受异族统治的南宋旧臣拥戴赵昰继位，是为宋瑞宗，成立小朝廷，却依然延续了宋廷内讧不断的弊端。外戚杨亮节擅权，文天祥等人遭到排挤；在战场上，宋军同样节节败退，宋廷只能居无定所、一路流亡，直至漂泊海上，在海上行朝。

时隔不久，赵昰病逝，陆秀夫等人拥戴赵昺为帝，厓山海战随即打响，宋朝战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赵昺纵身跳入大海，十万军民相继投海殉国，国祚三百二十年的宋朝至此灭亡。

郭瑞祥在《亡天下》中这样总结道：“厓山之后无华夏，这是汉人第一次全疆域丢失政权，一个民族的开放、繁荣、强盛、荣耀到此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