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权力的女性，如何面对世界的恶意？

在电影《坠楼死亡的剖析》（Anatomie d’une chute）中，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叶对准了这个问题。在这部容纳了漫长庭审戏的作品中，妻子被放在更有权力和世俗声望的一方，而丈夫像是饱含压抑的家庭主妇。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一场坠楼死亡打破了摇摇欲坠的日常秩序，属于这个家庭的隐忍哀伤被一点点揭露。

本片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在2023年戛纳主竞赛单元，它击败众多佳作，荣获最佳影片。同届入围的大导演还有锡兰、维姆·文德斯、韦斯·安德森、是枝裕和、阿基考里斯马基……特里叶由此引发了更多影迷的关注。

她于1978年7月17日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费康，如今正处于一个导演的壮年时期。在此之前，她的代表作是《索尔菲雷诺之战》《维多利亚》《西比勒》。中国影迷对她还不太熟悉，她在法国已经是新生代导演中的杰出人物。她的作品性别意识鲜明、具备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知识素养。早期她主要拍诙谐幽默的都市喜剧、女性生活剧，近年来她的作品气质更加沉郁，立意也更为深刻。

从《索尔菲雷诺之战》中一名电视台女主持紧张慌乱的一天，到《维多利亚》的爱情喜剧、《西比勒》对于“情感勒索”的探讨，再到《坠楼死亡的剖析》以夫妻关系为引，对于“后真相时代”与权力关系的讨论，特里叶关注的正是当下最困扰我们的问题。借用小说家科尔姆·托宾在《魔术师》中的叙述，她呈现了“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

用电影拍摄人的心理

茹斯汀·特里叶已经成为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常客。

2012年，她就凭借《淘气的男孩女孩》（Vilaine fille mauvais garcon）获得第62届柏林电影展“欧洲最佳电影”荣誉。2013年，她的作品《索尔菲雷诺之战》（La Bataille de Solférino）在戛纳首映，获选电影手册年度十佳和法国恺撒奖最佳处女作提名。完成于2016年的《维多利亚》（In bed with Victoria）、2019年的《西比勒》（Sibyl）也先后入围戛纳。而她最成熟的作品当数《坠楼死亡的剖析》，凭借此片，她成为戛纳历史上第三位拿到金棕榈的女导演。

要梳理特里叶的导演生涯，“心理学”是一个关键词汇。在《西比勒》和《维多利亚》中，她都加入了心理咨询师的角色。《西比勒》的主角就是作家、心理咨询师西比勒，故事从少女玛戈向她的求助开始。

西比勒以镇定成熟的面目示人，但她也有自己的精神创伤。她出生于单亲家庭，父亲缺席，母亲酗酒，长期对女儿实施精神操控。西比勒和姐姐伊迪斯，在母亲的“情绪勒索”阴影下长大，伴随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姐妹俩也具有“情绪勒索”他人的倾向。伊迪斯的行为因此变得越来越像母亲，西比勒则选择了逃离家庭，她渴望叛逃从母亲延续到姐姐的这种行为模式。

特里叶在《西比勒》中准确地呈现了一些心理学上的专业概念，比方说“情绪勒索”、“退行”、“亲密关系”、“督导”。譬如讲退行（regression），它首先由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认为，“退行”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它是指“当人们在受挫或面临焦虑、应激等状态时，放弃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

出于对弗洛伊德观点的商榷，1954年，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认为：“作为心理崩溃前兆的退行，应被心理治疗师视为一种治疗机会，而不是防御。”

而电影中西比勒的“退行”就是写作。写作是自我亲密，是躲进虚构，也是她重新梳理自我、疗愈自我的一种方式。但特里叶也没有夸大写作的作用，这不是一部提供生活答案的电影。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部少有的全方位展现心理咨询师与求助者关系的电影，它不仅展现了求助者自身的精神问题，也在探索心理咨询的伦理与复杂之处。在伦理的灰色地带，当心理咨询师越界进入求助者的生活，从而回溯自我时，《西比勒》引领我们思考当代人的精神困境。

西比勒之于求助者，是专家、疗愈者，也是潜在的权力上位者。等到《坠楼死亡的剖析》，特里叶深化了她对权力关系的思考，她要拍一个拥有权力的女人如何面对审判。桑德拉·惠勒饰演分量最重的女主角，她曾经在《托尼·厄德曼》中饰演女一号伊内丝·康拉迪，而在本片中，她饰演一名疑似杀夫的女作家。

《西比勒》里的心理咨询师以书写作为自我救赎的手段。而《坠楼死亡的剖析》中，书写是叙事，是权力，也是定义真相的那一把权杖。

女主角桑德拉是一名知名作家，但她要证明自己不是凶手。当她在异国接受审判，看着自己的话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控辩双方激烈地争夺“何为真相”时，书写与权力的关系被作者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

当一个女作家遭遇杀夫指控

在传统的犯罪电影中，侦探一定会在结

《坠楼死亡的剖析》剧照

尾公开那个凶手，我们的不安感终究会得到疏解，因为我们知道凶手一定会被找到，一定会有一个确定的真相——那个象征着安全感的真相，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坠楼死亡的剖析》打破了这样的安全感，它到头来都没有提供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

它的着眼点不是凶手作案手法的复杂，甚至它暗示你这可能不是一桩蓄谋已久的谋杀，可能只是令人猝不及防的意外。与其说这是一部悬疑电影、犯罪电影，不如说它是一部心理学电影。跟特里叶的前作《西比勒》一样，电影更为聚焦的是心中的暗流、对话的喧嚣，是当局人竭尽全力去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相，但是由于人的局限与立场，一个事实上的、总体性的真相不可触达。

不妨将本片认为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电影。影片中妻子、丈夫、儿子三个角色的心理都很值得琢磨。妻子陷入杀人指控，丈夫疑似借助死亡构陷妻子，儿子决定作伪证帮助母亲，他们的心态都不是一步到位的。正如同片中漫长的庭审戏一样，特里叶用细节构建出令人信服的“心理现实”。

影片开场，女学生登门拜访作家。很显然，这是一次粉丝与偶像的会面。桑德拉自信、从容，女学生轻易被她的魅力所俘获，她无法拒绝桑德拉的反客为主，相比起谈论自己，桑德拉更想了解女学生。在那一刻，她是一个权力的操演者。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苏珊·桑塔格对青年时期的回忆。她年轻时曾主动拜会文学偶像、《魔山》的作者托马斯·曼，那不过是一位少女和成名男人的见面罢了，但还是令桑塔格印象深刻，因为对方是托马斯·曼，一位在世的文学大师。尽管桑塔格已经竭力表现出充满个性的姿态，但在偶像面前，她仍下意识地表现出虔诚与恭敬。她被权力所压制，一种彬彬有礼裹藏的权力。权威是化不开的烟雾，它让人谨小慎微、充满虔诚，让人对一次简单的握手都感到荣幸之至。

桑德拉之于女学生，就像是女版的托马斯·曼，她们处于完全的权力不对等。设想一下，如果把桑德拉换成一个年老男作家，这一幕就会令我们感到不适，因为它容易让人联想起现实中的种种丑闻。特里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男作家置换成女作家，她凭借声名享有权力，但她事实上仍是女性，仍会受到社会文化对于女性成见的影响。这种反差感，恰恰是为桑德拉接下来的危机埋下伏笔。

紧随其后，丈夫塞缪尔播放的大声量音乐打断了桑德拉与女学生的对话。在音乐第二次循环时，桑德拉不得不终止采访，送女学生离开。

丈夫明知桑德拉在与女学生谈话，为什么播放如此大音量的音乐？这首曲子又是黑人歌手50 Cent的代表作之一《P.I.M.P.》，一首因歌词涉嫌歧视女性而备受争议的曲子。这个行为明显会造成妻子的不适，那么丈夫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他已经察觉了桑德拉和女学生的微妙关系，而桑德拉的成功反衬出他的落寞。他也是一位创作者，但没有人采访他，他得不到认可，被边缘化，情绪一天天变糟。如果我们看《再见爱人》老刘与傅首尔这对关系，他们的婚姻恰恰是在傅首尔事业飞升后出现裂痕，老刘与塞缪尔形成了精准的互文。只不过，塞缪尔的结局更加极端。他绝望的生命以仓促之死告终。

那一天，桑德拉回到二楼房间，目送女学生离开。她的儿子丹尼尔牵着导盲犬出门散步。等到丹尼尔散步归来，咚的一声，塞缪尔坠楼身亡，而法医在验尸后指出塞缪尔后脑有创伤，不能排除他杀可能。一场原本以为的意外由此变得复杂，桑德拉成为此案头号嫌疑人。影片就此围绕“女作家是否杀夫”而展开。

影片中有几个关键的细节。在此之前，因为丈夫塞缪尔的一次疏忽，儿子丹尼尔遭遇车祸，视网神经受损，丧失大部分视力，落下终身残疾。

由于治疗儿子背上了高昂的医疗债务，夫妻二人不得不搬离纽约，回到塞缪尔的家乡，一座偏僻的法国村镇。但是，清冷的环境加剧了婚姻危机。丈夫在事业上的挫败，他对于儿子车祸的愧疚，对妻子疑似不忠的怀疑，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导致在塞缪尔身亡之前，夫妻二人的生活已处在极为压抑的情境。

而另一个关键细节是：在坠楼的前一天，丈夫偷偷录下了他和妻子吵架的声音。正是围绕这段录音，双方律师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电影迟迟没有交代出真相到底是什么。观众跟随小孩丹尼尔的视角，一边是对父亲坠楼原因的寻找，一边是对母亲的将信将疑，丹尼尔在寻找真相的路上如同进入大雾，而电影中一位社工对他说了两句关键的话：“当我们缺少证据，去评判一件事，而这种缺少是不能忍受之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出决定。若你需要相信一件事，但这件事却有两个选择，你必须编造你所相信的。”

客观也许只是主观性的另一种表达

特里叶用谋杀案审判来剖析一对夫妇的关系。

它不同于那类传统的批判父权社会的电影，在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里，妻子是更有权力的一方，而丈夫长期陷入到自我无能的怀疑情绪。但在另一方面，丈夫又利用冷暴力来试图重新占据权力中的主导角色。看似妻子因写作而获得更多权力，可在关键抉择上，丈夫的意志仍占有主导作用。

影片中还有一个重要细节，那就是丈夫生前控诉妻子窃取了他的写作灵感。丈夫说出来，但没有变成作品，妻子借用素材，改写成小说《日食》，大受好评。

妻子反问丈夫，那份素材是共有的，你可以写，我也可以写，没有人阻止你写，为什么你不写出来？妻子的话语停留在对于一个残酷事实的指认——丈夫的失败不是由于其他，而是自我的无能。这种无能感恰恰是丈夫的痛苦来源之一。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可虚构是解脱自我的一个窗口，人类拥有利用虚构来安放现实苦痛，从而以更加释然的心态继续前进的习惯，那么妻子通过虚构实现了这一关键性的飞跃，而丈夫没有，丈夫主观上认为他失去了这个解脱的机会。

在他被社会文化塑造的观念里创作，而非在家里带孩子，更能作为拥有自我意义感的手段。这层关系如果转换性别，就是我们更加耳熟能详的叙事——丈夫在外功成名就，妻子被窃取灵感，在家庭中成为更被压抑的角色。

这部作品很妙的就是它在不断切换权力关系，让你意识到权力关系不是铁板一块，甚至未必如眼前所见。当我们上网时，我们会看到对于权力关系简单粗暴的划分，比如上层与下层、男性与女性、资本家与劳动者。但特里叶提醒我们，真实远比二元对立要复杂得多。在面对女学生时，桑德拉完全主导了对话的方向。但在家庭里，看似压抑、弱势的丈夫，依然能用冷暴力来宣示权力的在场。

而与权力相伴随的是叙事。故事怎样被讲述，呈现出权力和潮水的流向。在法庭上，双方都在争夺“受害者”这一身份。控方的故事以丈夫塞缪尔作为受害者去演绎：他遭遇妻子的剽窃、打压、不忠，最终被妻子杀害。辩方则站在妻子一方，讲述一个男人如何在不断挫败中走向抑郁，当他的人生被剥夺感和无力感淹没，他怀着对于妻子的恶意，制造出自己的死亡可能是妻子造成的假象。

特里叶暗示第二种叙事更接近真相，但她更关心的是关于权力的叙事如何被塑造，女性又为何在男性的叙事世界里左右为难。

在父权社会的建构下，关于男人的权力叙事已经泛滥，比如帝王叙事，汉武大帝、康熙大帝、乾隆皇帝。当人们谈起关于男人的叙事，人们很快能想到模板，帝王、武侠、特工、侦探，拥有权力的男主角比比皆是，但一个拥有权力的女性该怎么做？她与伴侣的关系会怎样变化？她又如何面对社会针对她的成见？

而当一个女人兼具了家庭与社会双重身份，她既是一个世俗上的事业成功者，又在家庭中承担母职，付出双重的体力劳作，关于她的叙事又是怎样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叙事太过稀少，《坠楼死亡的剖析》才显示出它的锋利和敏感。而它揭示了一个事实——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深受父权制权力叙事的影响，为了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拥有权力的女性，经常被迫将自己安放在男性的权力叙事之中，从而被公众更好地甄别，但她们也受困于此。

发现生活的“刺点”

特里叶展现了这样一种困境——当我们注定活在一个隐私暴露、众声喧哗、每个人都随时可能被千万双眼睛审视的环境里，我们又如何面对自己精神深处无法摆脱的自我怀疑、脆弱、矛盾？

颇为有趣的是，在《坠楼死亡的剖析》斩获戛纳大奖后不久，诺兰的《奥本海默》也终于问世。它是一部关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精神自传型电影，这部电影和《坠楼死亡的剖析》异曲同工的地方在于：片中充满了大量的噪音。

这些噪音来自于冷战、麦卡锡主义、政治凌驾于科学，甚至要置科学家于死地的险恶环境。噪音同时也来自于原子弹爆炸现场的哀嚎，蘑菇云让一座城瞬间变成地狱。即便被赋予了“尽早结束战争”的正义冠冕，奥本海默的内心依然被来自地狱的声音折磨。在那一刻，他扮演了上帝，他也是刽子手。任何华美词汇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原子弹在瞬间毁灭了上百万人。

这充满诱惑又让人恐惧的力量，使人想起《三体》中作为执剑人的罗辑，当自己站在决定千万人生死的位置，今天可以是为了正义，明天能否以正义之名展开屠戮？即便是，自己的确用原子弹实现了有利于多数人的目的，那如果极权者也掌握了这项技术呢？奥本海默明白，当原子弹问世，他就已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所以他会说：“我想，我们确实毁了这个世界。”

《奥本海默》的嘈杂，是不安，是天人之战，是来自地狱的风，也是其实毫无意义的世人之间的追名逐利与政治斗争。而在《坠楼死亡的剖析》里，嘈杂变得更加个体化，它更适合纳入后真相社会、景观社会的语境去讨论。

在法庭上，当那个装有桑德拉和丈夫争吵录音的U盘被当众外放时，另一边的电脑实时将声音转译成文字公布。夫妻之间的私人争吵，就这样成为呈堂证供，每一句话、每一个措辞，都可能被作为判断桑德拉是否杀人的旁证，而桑德拉就像是脱光了衣服被大众审视，审视桑德拉的观众又会否细思极恐，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被这样审视呢？如果你和情人做爱时的呻吟、你们事后对某个人物的议论、你在饭桌上对好朋友的开诚布公、你年少轻狂时在社交网络上的发言，突然成为甄别你是否有罪的材料，即便最终证明无罪，你是否也会心有余悸？

如果为了自证，你需要向外界毫无保留地暴露你的私人生活；来自外界的嘈杂，与私人生活的嘈杂，同时狂暴地涌向你，你又会不会害怕这样的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特里叶的电影是卡夫卡式的。米兰·昆德拉曾指出卡夫卡的小说指认了外界对于个体的入侵。现代人无法独善其

2023年5月，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上，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叶凭借《坠楼死亡的剖析》获得金棕榈奖。

身，无法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现代人总是无时无刻不处在被侵犯的危险之中。

昆德拉在谈论卡夫卡小说《城堡》时写道：“土地测量者K根本没有在寻求跟人接触，寻求他们的温暖，他不想跟萨特笔下的俄瑞斯忒斯一样成为‘众人中的一员’；他不想被一个集体接受，而想被一个机构接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他必须放弃他的孤独。而这就是他的地狱：他永远都不是独自一人，从城堡派来的两个助手不断地跟随着他。他们观看了他跟弗莉达的第一次做爱……不是不幸的孤独，而是被侵犯的孤独，这才是卡夫卡的强迫症！”

特里叶看见了现代人的这份恐惧。她拍摄的恐惧基于性别，同时也超越性别，成为一个更加普遍的情境。因此，她是女性主义的，但又不止于此。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提出过一个概念，名叫“刺点”。它本来用于强调一张照片中被人忽略，却能唤起观看者特殊的审美感知的元素，后来广泛用于形容摄影照片中摄人心魄的部分。那些触动我们，让我们突然停下来凝视的那一面，那一道穿透暗影和混沌地带的锋利。

从这个角度理解，特里叶的影像就是发现女性生活中的“刺点”。当法国总统大选与婴儿的啼哭声并置，当丈夫坠楼成为一个职业女性梦魇的开始，刺点暴露出生活的真相。而特里叶冷静注视着困境中的女性，她们是记者、咨询师、作家，她们追寻自我，但她们也在时时刻刻凝视着自我和社会的深渊。

特里叶的影像注重“把个人的社会化”，在这个意义上，她让我想起去年获诺奖的法国小说家安妮·埃尔诺。埃尔诺擅于写作这样的小说——环境如何塑造人，环境的变化如何改变一个人，一个人在环境中遭受的权力关系和区别对待等等。在1992年的《外部日记》里，埃尔诺写道：“通过将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积累，揭示某一时代之现实的尝试。”这句话也有助于理解特里叶的电影。

在提到《西比勒》的创作理念时，特里叶曾说：“我希望呈现出一个女性形象，是她一直努力尝试打破生活中不公平和牺牲的情形。虽然在电影中，女性的角色有点复杂，也有肮脏龌龊的一面，但她们很努力试图摆脱生活的不愉快，渴望从痛苦的经验中解脱。”这段话也可以作为《坠楼死亡的剖析》的注解，从《索尔菲雷诺之战》到《坠楼死亡的剖析》，特里叶在拍的是女性的日常战争，是她们身处的泥泞，与此同时，也是她们“渴望从痛苦的经验中解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