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周上，文学奖项的归属历来是大众最乐于探讨的话题之一。今年，来自法国的作家安妮·埃尔诺成为这一奖项的第119位得主。瑞典学院给出的获奖评语是，“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

同时，安妮·埃尔诺也是法国第一位获得诺奖的女作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安妮·埃尔诺获奖这一消息表达敬意，他写道：“五十年来安妮·埃尔诺一直在写一部关于我们国家集体和亲密记忆的小说，她的声音是女性自由的声音，也是本世纪被遗忘的声音。”

诚如马克龙所言，安妮·埃尔诺算是法国的“国民作家”之一，自1974年开启写作生涯以来，安妮·埃尔诺已经出版了约二十部作品。只是她在法国之外的大部分声誉都是凭借她2009年出版的代表作《悠悠岁月》逐渐积累起来的。

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安妮·埃尔诺并不比去年的诺奖得主古尔纳面熟多少，她在国内现有的中译本只有上述的这部代表作和一部中篇合集，此外还能看到的有2021年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正发生》，以及她与儿子制作的家庭纪录片《超八岁月》，入围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

在作家和导演之外，安妮·埃尔诺还是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女性主义者、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或者听听她的自我评价——“自我的民族志学家，不是小说家”，是“内心世界的流亡者”。这些评价与她的写作根源是紧密相连的，要理解其中的含义，得先追溯她的成长经历。

出身工人阶级的作家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在法国滨海城市利勒博纳，后来跟随父母搬到一个名叫伊沃托的小镇。她的父母在镇上的工人街区开了咖啡馆和杂货店，她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在当地的一所私立天主教学校学习时，安妮·埃尔诺遇到了很多出身中产阶级的同龄人，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工人阶级背景下成长的自己与他人的隔阂，这种阶级差异所带来的疏离感成为她之后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

成年之后，安妮·埃尔诺先是前往伦敦当了一段时间保姆，回到法国后分别在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就读。1967年，她成为中学教师，教授法语，实现了父辈对下一代的期望——脱离了工人阶级，步入了象征智识和品位的中产阶级。也就在这一年，安妮·埃尔诺的父亲去世，父亲的离世后来促成了她的第四部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

1977年，安妮·埃尔诺离开中学前往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1980年代离婚后，她在坐落于瓦兹河右岸的城市塞尔吉居住至今，并在2000年辞职后专职写作。

回顾安妮·埃尔诺近五十年的写作生涯，其中半数的时间她都是在家庭、婚姻和工作的间隙进行写作，生活本身成为她创作的直接素材，她从不忌惮将自身经历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在1974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空壁橱》里，安妮·埃尔诺以自己在1964年经历的一次非法堕胎为基础，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

此后，1977年出版的《照他们说的做》和1981年的《一个冰冻的女人》讲述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女人依靠工作和婚姻实现了阶级越迁。这三部小说共同构成了安妮·埃尔诺早期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并养成了她的写作风格，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种中性的写作方式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与我回家告诉父母最新消息时用的风格完全相同。”

安妮·埃尔诺所说的中性的写作方式，可以理解为在语言上保持简单，在叙事上尽量贴近现实，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奥尔森对她的评价，“毫不妥协，用简单的语言写成，干净利落”。

直到1984年，安妮·埃尔诺出版了关于父亲的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她对写作的看法有了变化。她剔除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虚构成分，开始完全按照真实的记忆记录父亲的过往。这也是为什么她不再认为自己是小说家，甚至不再把自己的作品视为小说，她称自己是“自我的民族志学家”，目的便是把自己和父母当作研究对象，审视两代人在阶级身份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她痛苦的根源和写作的初衷。这本书的正文前，安妮·埃尔诺引用让·热奈的话解释自己的写作：“当人们背叛之后，写作变成唯一可以求助的形式。”

用作品自我审视

在《一个男人的位置》的开篇，安妮·埃尔诺写自己参加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当上教师两个月后，她的父亲去世了。办完父亲的葬礼后，她准备写这本书，她的目的很明确：“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写他的生活，写我年少时期与他的隔膜，而这种隔膜其实是一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传的，就像不得不分手而又情思不断的那种爱情。”

安妮·埃尔诺的父亲出生在雇工家庭，早早辍学在农场主手下打工。一战后，父亲从部队退役去工厂，在那里认识了安妮·埃尔诺同样出身底层的母亲。婚后，他们开了一间咖啡杂货店，从工人变成了商人，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回想自己的童年生活，安妮·埃尔诺写道：“我与寄宿学校里的学生相比，真的是不能说穿得比他们差，当地农民的女儿或是药剂师的宝贝心肝们有的东西我都有”。

然而物质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父亲因为出身底层、没受过教育所带来的自卑。父亲害怕外出时出丑，他不会写“已阅并同意”只能用“要待证明”代替，在被认为是重要人物的人面前，父亲总是很羞怯，不敢提出任何问题，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1984年，安妮·埃尔诺在巴黎，她凭借《一个男人的位置》获得了当年法国勒诺多文学奖。

这种因为身份和成长背景带来的心理随着安妮·埃尔诺的成长越发严重。试想一下，一个智识匮乏的父亲有一个读私立天主教学校的女儿，他发现自己的女儿开始会讲正统的法语而不是方言，并开始纠正他的发音，他的自卑和失落感也随之放大。而对于当时的安妮·埃尔诺来说，当她在学校接触到中产阶级的孩子，面对你喜欢爵士乐还是古典音乐这个问题时，她的内心感受与父亲是一样的。

或许是因为对阶级身份深刻的探讨，《一个男人的位置》在当时广受好评，并为安妮·埃尔诺赢得了次年的勒诺多文学奖。1987年，安妮·埃尔诺以同样的方式，在母亲去世后写下关于母亲的作品《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从母亲去世写起，安妮·埃尔诺记录了母亲在贫困的单亲家庭里长大，先后在不同的工厂里当工人。从小独立让母亲养成了粗暴且不服输的性格。在成家之后，母亲的这种性格为家庭带来了改变——正是在母亲的提议下，他们家有了咖啡杂货店。

与《一个男人的位置》不同的是，安妮·埃尔诺在这本书里表达了对母亲强烈的情感依赖，她写道，“母亲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母亲的去世使我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周围的世界，甚至人们那些习以为常的活动也开始让我不理解了”。

另一方面，安妮·埃尔诺也提到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与母亲“割席”。她开始抗拒母亲暴躁的性格、对她过分的爱和指责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影响，转而关注时装杂志里的女性以及同学们的母亲——那些小资产阶级文化里的太太们，她们没有母亲粗鲁的讲话方式和不文雅的举止。但无论如何，在远离母亲的同时她总会意识到她们是如此相像，这一点让她痛苦不堪。她们成为彼此精神上的阶级敌人，却无法摆脱同样的家庭背景下早已捆绑在一起的束缚。

今年诺贝尔奖颁奖周上，安妮·埃尔诺的作品被放在瑞典学院展出。

内心世界的流亡者

1993年，安妮·埃尔诺的第六本书《简单的激情》记录了她和一名已婚外交官的恋情。1997年的《耻辱》是对自己成长过程中一些琐碎记忆的展露，如书名总结的那样，这些记忆都跟耻辱感有关。同年，她的另一本书《我留在黑暗中》讲述了母亲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那段时期。上文提到的被改编成电影的那部作品是安妮·埃尔诺写于2000年的《正发生》，区别于安妮·埃尔诺第一本相同主题的小说《空壁橱》，《正发生》没有虚构的成分，她忠实地回忆了自己非法堕胎的经历。

由此来看，安妮·埃尔诺的个人风格是显而易见的，它极度私人化，几乎以自我冒犯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眼前。这种风格让人想起当代另一位甘愿将自己的生活事无巨细地披露在纸上的作家——写出六本《我的奋斗》的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而安妮·埃尔诺之所以将自己称为“内心世界的流亡者”，或许是因为她需要通过写作来理解并分析她与父母、与过去和当下世界的关系，即便这个过程似乎并不顺利，在难以从写作和生活里找到一块自留地后，作家只好成为自己口中的流亡者。

私人化的写作风格只能代表安妮·埃尔诺的一面，不要忘记她的多重身份：左翼知识分子、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些身份在她的作品中表现为对法国社会、公共历史和文化的探讨。

出版于2008年的《悠悠岁月》是安妮·埃尔诺最负盛名的作品，拿到了当年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文学奖，英译本入围了国际布克奖。在这部作品里，安妮·埃尔诺通过一张张照片，勾连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当代，整个法国在个人和集体层面遭遇的变革，其中不乏法国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五月风暴等重大事件，也包括堕胎合法化、性解放等关乎女性命运的运动。

需要留意的是，这部作品里安妮·埃尔诺的部分回忆依然直接来自她的生活，但安妮·埃尔诺没有将这些记忆归之于“我”，而是以“我们”代替。这也是许多评论推崇安妮·埃尔诺的原因，即是她创作了一种“无人称自传”，一份“公共日记”，从而引起一整代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女性的共鸣。

在她与儿子制作的最新的家庭纪录片里，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安妮·埃尔诺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结合的创作理念。这部影片的绝大部分画面出自安妮·埃尔诺的前夫，你可以从画面里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安妮·埃尔诺本人，她的两个年幼的儿子，以及他们一家人在欧洲大陆旅居的不同城市……即便画面如此粗糙又如此私密，旁白里的安妮·埃尔诺却时常将话题引向七十年代的历史与政治。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定义一下——对这位新晋的诺奖得主来说，私人的即是公共的，公共的也是私人的。她不光是她自己的民族志学家，也是当代法国的民族志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