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与后金之间爆发了著名的萨尔浒之战。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人数占有绝对优势，且装备大量各类中国传统火器、拥有西式鸟铳和佛郎机铳的明军，却不敌主要使用冷兵器的后金，四路明军除了一路因行动迟缓而败退幸存之外，另外三路则被后金悉数歼灭。

萨尔浒之战或许成为世界军事史上最后一次冷兵器战胜火器的重要战例，却也刺激了明朝与后金对于新式武器的急切需求，它不仅就此拉开了此后长达数十年明清鼎革之争的序幕，同时也就此拉开了此后长达数十年明清之间武器与装备竞争的序幕，而红夷大炮，则无疑是这场竞争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武器。

黄一农教授的《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正是一部以红夷大炮的演化史为切入点，来关注明清之间的战争进程，以及明清易代的重要原因的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黄先生讲述的第一个战例，即是萨尔浒之战，因为此战既是明清之间的第一场战略大决战，又是明清兴亡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战之前，无论是在人力方面，还是在武器和装备方面，明朝之于后金均占据着碾压性的优势；此战之后，明朝与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时异势殊，明朝之于后金的优势慢慢消失，战争的天平开始逐渐向有利于后金的方向倾斜。

在其后的数十年间，明清之间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事，前者越打越弱，后者越打越强，明清之间的战争最终以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兴起而告终。

如果说萨尔浒之战是明亡清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至少在“器”的层面上，红夷大炮的铸造技术与实际应用，则在明清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黄一农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

所谓“红夷大炮”，指的其实是十七世纪欧洲制造的前装滑膛加农炮，“红”是指制造这种大炮的欧洲人的毛发或者所穿制服的颜色，“夷”乃是汉族对外族的一种蔑称，“红夷大炮”即是荷兰人——同时也包括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所制造的这种前装滑膛加农炮的通称。

十六世纪原是欧洲文明所开创的“大航海时代”的起点，其殖民扩张裹挟着军事变革与技术革新所获得的成果，同样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带来极大的冲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明廷开始引进并仿制红夷大炮，以期在对后金的战争中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过程贯穿了明清易代的全部历史。

毫无疑问，发生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明清战争，既是一场战略与战术的较量，又是一场武器装备与技术力量的较量，当然，更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的综合实力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明朝的完败固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军事变革与技术革新遭遇夭折，乃至制造红夷大炮的核心技术为清方所得，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明朝：失败的军事改革

明朝引进与研制红夷大炮的热潮，大抵起始于萨尔浒之战结束后的万历末年，这既是时势所趋，也是明廷有识之士痛定思痛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发起者，则以徐光启、李之藻、熊明遇、孙元化、韩云等一批开明人士为代表，期望借助当时驻守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火炮与战术，对明军进行军事改革，以阻挡擅长野战的后金军的强势进攻。

徐光启等人倡导的军事改革，乃是以先进的西洋火炮为核心，以大炮用来守城，以中炮用来编列车阵，且辅以能够熟练使用鸟铳的步兵，组成一支进可攻、退可守的机动化部队。徐光启认为，萨尔浒之战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因为明军发射火器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后金骑兵的速度，这一方面受限于火器的落后，另一方面则与明军自身的单兵素质较差有关。

徐光启很早就师从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历法、数学、测量等科学技术，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改变明军落后挨打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火炮技术，训练一批能够熟练掌握火器制作和操作的技术人才。

从天启初年开始，徐光启即与李之藻等信仰天主教的士大夫一起，充分利用科举所形成的人际网络，积极策划从澳门引进西洋火炮。他们先是将闽粤沿海欧洲沉船上打捞出的西洋火炮运往辽东前线，使之在宁远大捷中发挥出重要作用，继而通过耶稣会的协调，向葡人购置火炮，并雇请葡籍铳师担任明军的教官，还组建了一支由葡人为主的雇佣军，准备让他们开赴辽东前线，配合明军作战。

然而，因为彼时明廷的党争愈演愈烈，徐光启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叶向高、孙承宗、李之藻等人先后去职，遂使他们引进西洋大炮的努力暂告停顿，已经行至中途的雇佣军也遭到遣返。直至崇祯皇帝即位之后，魏党被黜，徐光启等人重获起用，明军的军事改革才迎来了新的高潮。

崇祯三年（1630），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被破格荐用为登莱巡抚，徐光启等人即以登州和莱州为军事基地，于山东半岛建立了一支精锐的火器营，不仅装备了重型的红夷大炮，同时还接受葡籍军事顾问的指导。如果不出意外，这支训练精良的明军，原本有机会在战场上大展身手，与后金一较高低，甚至有可能一举扭转明军被动挨打的颓势。

但令人遗憾的是，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孙元化奉命派孔有德赴关外救援被后金围困的大凌河城，行至北直隶吴桥，因为一只鸡引起兵民冲突，进而引发“吴桥兵变”，孔有德率军劫掠山东，攻取登州，转而以精良的火炮装备与明军对抗，最终造成了孔有德率众投降后金、孙元化被朝廷处斩、登莱军事基地灰飞烟灭的恶劣后果。

“吴桥兵变”对于明朝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孔有德的叛降，为后金带去了制造红夷大炮的专门人才和核心技术，从此之后，孔有德携红夷大炮为后金攻城略地，明朝在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消失殆尽，再也无力与后金抗衡，辽东的局势已无可挽回。而明廷有识之士引介西方先进炮学的努力终告失败，明朝军事改革的希望化作泡影，徐光启本人则自此心灰意冷，远离朝廷，不久即在忧愤交加中赍志而没。

清朝：孔有德归降的“蝴蝶效应”

对于后金而言，萨尔浒之战同样让努尔哈赤看到了火器的可能威力。通过演放虏获自明军的大量枪炮，努尔哈赤敏锐地意识到，仅以冷兵器是无法彻底战胜明军的，要保持野战的优势，在未来的征战中完全掌握主动权，就必须尽快拥有自己的火炮部队。

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后金正式开始试制红夷大炮。在《满洲实录》所绘制的《太祖破陈策营》中，即可以看到发生于次年的辽沈之役，有许多立于双轮战车之后的满兵正在野战中使用火铳。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努尔哈赤下令汉官所率之兵，应以半数配备火炮和长铳，驻防之兵每百人以五十人为铳炮手，出征之兵每百人以二十人为铳炮手，也可见彼时的后金已经拥有大量火器。

然而，尽管后金的火器普及率正在快速提高，但因为铸造技术不过关，另外再加上满兵无法掌握所填炮弹的大小，以及火药的配制比例和用量，后金生产的火器，其实战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火炮，经常出现炸膛的现象。直到崇祯五年（1632）孔有德率部归降，这种现象才得到真正解决。

崇祯四年（1631），皇太极突然率军包围了正在修筑大凌河城的明军，后金的火器营首次亮相。在经过对明军的一番围而不打，以及围点打援的神操作之后，皇太极获得了完胜。但令皇太极并没有想到的是，他还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而且这个意外的收获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在大凌河城获得的胜利，就是孔有德的归降。

孔有德的归降不仅为皇太极带去了数千名精兵强将，同时还带去数百门各式西洋火炮，以及多名铸炮师和操炮手。这不仅使后金掌握了铸造红夷大炮的核心技术，在铸炮上完成了质的飞跃，同时也意味着明朝自此失去了原有的火器优势。正是从此时起，“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满清问鼎中原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孔有德的叛降还造成类似“蝴蝶效应”的后果，导致其后明军一连串的兵变。孔有德等凭借着对火炮和水战的熟稔，协助后金先后攻陷旅顺和皮岛，平定朝鲜，使得明朝的海上防线如雪崩般崩解。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孔有德的天佑军进而又与以满人为主的八旗骑兵密切配合，在明清鼎革之际形成了一支几乎无坚不摧的劲旅，并在其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松锦之战，以及征服南明的过程中，均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也红夷大炮，败也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的操作与铸造技术，乃是近代东方大陆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的第一课。然而，对于彼时的明清双方来说，这其实并不仅仅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充分展示各自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明朝本来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却因为朝廷的腐败、地方大员的因循守旧，以及利益集团的相互攻讦等各种原因而优势尽失。说得直白一点，明朝实是以一蛀空的朝廷以及腐败的军队，来应对锐意进取的后金政权，明朝其实并不是被满清击垮，而是亡于内耗。

红夷大炮的操作与铸造技术，又是世界背景下西方近代技术革命的一部分。满清定鼎中原之后，曾经一举跃居为世界上最大的火药帝国，其军事实力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军事强国分庭抗礼。

但是，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清廷却在承平日久中自废武功、疏于战备，清廷象征着世界最高品质的铸炮技术不仅没有任何进步，反而大大倒退，乃至在十九世纪的列强环伺中无以应对，终于在鸦片战争中重蹈明廷的覆辙。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重拾明末红夷大炮的铸炮技术，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西方列强的铸炮技术早已今非昔比，当清军在对英军的吴淞之战中仍然使用明末的火器时，他们早已被时代的潮流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当僧格林沁在北京保卫战中依然使用文物等级的“无敌大将军”子母炮时，他们亦已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事实是，前装滑膛的“红夷大炮”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却最终被英军的实心镟膛炮无情地逼下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