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民族古埃及人看来，海洋与沙漠同样是坚不可破的屏障，直到入侵者的到来打破迷梦。而对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来说，海洋则是贸易通道与生命线。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从地理与人力交互关系的角度出发，剖析了早期人类文明中海洋的两种形象。

他选择用“支配”一词，而非“强迫”来描述环境与历史的关系，为人的知识与意志留下了必要的空间，未必可以用简单化的“地理决定论”来框定。

以海为墙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将埃及形容为两个“海湾”：“一个由北方向南伸的海湾，在北面冲刷着埃及，伸展到埃塞俄比亚；另一个海湾则是从南方伸入，向叙利亚延展。”

对于从希腊乘船来到埃及的希罗多德来说，这种比喻是很自然的。他从扇形的尼罗河三角洲边缘上岸，走陆路抵达“扇面”端点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然后便进入了狭长的尼罗河道，这就是他眼中的第一个海湾。另一个海湾便是红海、西奈半岛到地中海东岸了。

希罗多德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他6岁的时候，乘着大破波斯帝国之威，雅典确立了希腊霸权。他去世前6年，雅典与斯巴达争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在他去世时，埃及已经接受波斯统治长达百年。再过100年，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踏上了征程，直到征服的兵锋止于今天主要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畔。换言之，希罗多德见到的是古埃及文明的末端。

“两道海湾”的疆域，大致成型于公元前15世纪的新王国时代。军人法老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及其孙儿图特摩斯三世，致力于向北扩张，最远控制了几乎整个地中海东岸，直到今天的土耳其边境。这也是埃及海军大发展的时代，以应对来自地中海的“海上民族”侵扰。

《地理与世界霸权》【英】詹姆斯•费尔格里夫 著胡坚 译后浪·九州出版社2022年6月

公元前12世纪，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 III）法老在尼罗河上游修建了一座神庙，上有一段铭文写道：“我用大小战船让河口固若坚墙。船首船尾皆有勇士持械护卫，船上装载着来自全埃及的兵卒。”

在前一个世纪，曾与小亚细亚半岛强权赫梯帝国（Hittie Empire）大战的拉美西斯二世，迁都于尼罗河口地带的培-拉美西斯（Pi-Ramesses）。在传统印象中，一座古埃及城市位于尼罗河的一侧，有四四方方的王宫与神庙，不远处便是浩瀚无垠的沙漠。培-拉美西斯则大异其趣，河汊蛇行蜿蜒，河中岛星罗棋布，神庙与王宫也只能因地制宜。

发现古城遗址的20世纪奥地利考古学家曼弗雷德·比埃塔克（Manfred Bietak），将培-拉美西斯称为“埃及的威尼斯”。与尼罗河上游的旧都底比斯（Thebes）相比，培-拉美西斯不仅是法老家族的发源地，也因其位置而方便征战和外交，彰显了埃及文明在新王国时代的进取气象。

那么，海洋对新王国时代之前的埃及文明意味着什么呢？费尔格里夫给出了简洁的概括：“埃及的北边是大海，在人们对海洋尚且一无所知的时候，海洋像沙漠一样提供了巨大的保护。”对于早期的埃及文明来说，“三面高墙”是一个更恰切的比喻，唯一的大缺口是东北方向。来自西亚的各个民族，可以经过地中海东岸和西奈半岛进入埃及。

比如公元前17世纪涌入的喜克索斯人（Hyksos），他们甚至在尼罗河下游建立了一百多年的统治。“喜克索斯人”的意思是“外来者”，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在一个长时段内陆续迁入的众多西亚民族的统称，或可类比于东汉时期内附的南匈奴、羌人与乌桓。但直到喜克索斯人到来之前，三面高墙都保护着早熟的埃及文明，金字塔便是“墙内”时代的杰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埃及在和平与繁荣中安然度过了上千年。中央机构的老化与地方大员的自立，曾让埃及陷入长达百年的动乱。在这样的封闭地理单元中，希罗多德记录的一则埃及神谕所言不虚：“埃及是尼罗河泛滥和灌溉的这一整块土地，而埃及人就是居住在埃列凡提涅（Elephantine）以下，并且饮用尼罗河水的那个民族。”埃列凡提涅意为“象岛”，是尼罗河上游的一座河中岛，濒临阿斯旺（Aswan）市区，与著名的阿斯旺大坝离得不远。

喜克索斯人最终被埃及人逐出，但不久之后出现的新威胁则更加猛烈，直接拆掉了三面高墙中的一面。这就是盘踞在东地中海的“海上民族”。他们的具体族群身份众说纷纭，但对埃及人来说，他们只是侵扰的“北国人”。

一篇纪功的埃及铭文写道：“法老像旋风一样攻向他们，在战场上健步如飞。对法老的惊恐之情进入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船被当场打翻，他们也被打倒。他们失去了心脏，他们的灵魂飞走了。他们的武器散落海中。”这与中原王朝面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何其相似。

难怪拉美西斯三世会强调“墙”的意象。当技术与文明的发展克服了大自然提供的屏障之后，埃及人必须用“大小战船”建立起人工的屏障，为尼罗河浇灌的沃土补上新的院墙。这就是古埃及海军的目标与作用。

与上述铭文配套的壁画，正体现了这一点。画面最右侧，是占据全图宽度四分之一的法老本人，法老脚下有四个中等大小的人，应该是将军或大臣，他们都在岸上张弓射箭。画面中间是埃及人的战船，船上的小人在与画面左侧的“海上民族”交战，阻止对方从尼罗河三角洲上岸。

以海为墙，造船补墙的思路源远流长。李鸿章在日本吞并琉球之后，力主筹建北洋海军时这样表述海军的功能：“是此项水师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这既是现实的战略考量，也体现了文明发展的惯性，或者费尔格里夫所说的“动量”。

但是，人类对待海洋的态度并不只有这一种。比古埃及兴起稍晚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正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海洋通道

腓尼基文明兴起于公元前25世纪，大致与分布于我国鲁豫晋陕各省的龙山文化同期，稍晚于古埃及。几乎在所有方面，腓尼基人都是埃及人的反面。

古埃及的典型社会形态是大河两岸的大一统文明，腓尼基人则一直分属不同的沿海城邦。

埃及人以务农为生，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面包，正如德国历史学家H. E. 雅各布（H. E. Jacob）在《了不起的面包》中说：“埃及全国都像是一个长长的烤炉一样，既要负责养活生者，又要滋养亡灵。”代表腓尼基的物品则是一种紫色染料，原料是一种骨螺的黄色分泌物，经日晒后变为紫色。

事实上，“腓尼基”这个词本身就有“深红色”或“椰枣”的意思。有一些品种的椰枣晒干了以后正是紫色。由于骨螺染料着色力强且不易褪色，深受各地权贵欢迎，直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了能与之匹敌的苯胺紫，苯胺紫同时也是全世界第一款合成染料。

当然，腓尼基人售卖的产品可不只是染料而已。希罗多德记载了一个故事，说腓尼基人曾从尼罗河上游的底比斯城掳走了两名女祭司，一个被卖到了利比亚，一个被卖到了希腊。而且腓尼基的人口买卖是成规模的，以至于希腊的一个地方给被拐妇女起了个“鸽子”的绰号，因为当地人听不懂她们讲话，就笑话她们讲的是鸟语。

这只是腓尼基人无数贸易路线中的两个而已。随着贸易的拓展，腓尼基人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最西侧已经接触到了大西洋，而最著名的一处当然就是汉尼拔（Hannibal）的故乡，曾与罗马人争霸数十年的迦太基（Cartage）。

费尔格里夫认为，对腓尼基人来说，“海洋是建立贸易路线的一种工具……海洋本质上是一条通道”。通道观念并非凭空出现，也不是所有沿海民族都把海洋当作通道，日本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日本形成“海国”观念，大致始于江户时代中期，之前则多以“陆国”自居，海洋在明治之前的日本史中仅居于边缘。

在奋力开辟海上通道之前，腓尼基人所处的地中海东岸早已是陆上通道。从两河文明（主要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去埃及有两条主要道路：一条是专门挑河谷走，路程远但比较好走；另一条是横穿叙利亚沙漠，路程虽近，却需要掌握在沙海中赶路的本领。无论走那一条路，腓尼基都是必经之路。

当然，陆上通道本身不会立即让居民掌握航海技术，但能让他们不断接触到新的刺激，也知道了两侧的大帝国是他们不可能战胜的。狭小的地域不足以养活增殖的人口，众多的天然良港更为冒险的水手们提供了安全的基地。

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腓尼基人会将目光投向大海就不奇怪了。至少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新王国的埃及向北征讨时，腓尼基人就已经被视为海洋商人了，他们的海洋冒险史必定还要远早于此。

这就是费尔格里夫所说的“支配”。他举了一个例子：“人类可以通过挖一条沟渠来支配从山坡上流下来的一条溪流，用石头筑坝以防止流水漫到沟渠外面，也可以铺设管道，按自己的意愿引取部分或者全部溪水。”由此可见，人对自然环境的支配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客观条件与物理规律的约束，另一方面是人的知识、劳动与选择。

换句话说，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利用能量的具体方式。这种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张力贯穿于《地理与世界霸权》全书。比如，书中刚讲了地中海对早期航海者的种种便利，下一段就大谈：“腓尼基人最初可能来自巴比伦尼亚，是当地驾船和做买卖的老手，那里的晴朗天空吸引了人们对天文学的兴趣……新环境的刺激又会促使他们去往新的方向……驾船出海，驶向蛮荒之地，并且愈行愈远。”

尽管地理因素对历史的支配作用远远达不到“决定”的程度，但支配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持久的。直到20世纪上半叶，黎巴嫩山民还有一句劝告后辈的话：“要下山，不要上山。”在这里，下山常常意味着远渡重洋去讨生活，就像3000年前去西班牙建立殖民地的先人一样。只不过，在汽船与海外工作机会的加持下，现代黎巴嫩人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世界，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从委内瑞拉到挪威。现在，巴西和阿根廷都生活着100万以上黎巴嫩人，而黎巴嫩本土也不过有400多万人口。

这种勇气无法让腓尼基人建立帝国霸业，却自有一股凛然的威严。正如费尔格里夫所说：“经常驾驶着几叶扁舟远航沧溟大海的腓尼基人，不仅培育了高尚的勇气，也养成了热爱自由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