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于汉朝兴起。汉代航线由广东到南印度，来回两年半，国威远播罗马。

唐代全面改造海上丝路，海洋贸易大提速，更创发出“轴辐网路”与“转口贸易”两种新模式。中国船只突破季风多变的阿拉伯海，前进波斯湾，接通由伊斯兰势力掌控的地中海世界。

宋元两代，轴辐航线达到帆船时代的极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海洋大国。由汉代到宋元，海上丝路于1500年间的进化历史，至今仍值细细品味。

汉朝始创海上丝路

汉代开发海上丝路，是被陆路障碍逼出来的。当时中国领土南端是日南郡象林县（今越南芽庄），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于此。铜柱以南是未开化的西原高原，陆路至此“障塞”，贸易只能走海路。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海上丝路的初步航线：远洋商船以雷州半岛上的合浦郡城徐闻为母港，扬帆下南洋，抵达马来半岛西部的华人国家都元国，再匆匆通过马六甲海峡，沿安达曼海东岸北上缅甸南部（邑卢没国、谌离国与夫甘都卢国），绕行孟加拉湾，最远抵达印度东南角（黄支国）。“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各国热烈欢迎中国商船，供应食物，与中国人交朋友，以本地小船转驳货物。

然而，要以帆船开辟远洋贸易，必须突破汉代航海家尚不熟悉的季风关。

《汉书》详细记录了由雷州半岛到印度的航行时间。由雷州半岛到马来半岛西部，航行长达5个月；再到缅甸南部，又需4个月；由缅甸到印度，还要2个月。回程由印度直航皮宗（今香蕉屿，位于新加坡以西约50公里），船行长达8个月；由皮宗回到象林边境，又需8个月。商船跑一趟海上丝路，来回至少两年半。航程实在太长，中国人无力向阿拉伯海前进，故汉船最远只到已程不国（斯里兰卡）。

航行如此缓慢，主因在汉朝航海家与季风及洋流正面搏战。农历十月底至十二月，东北季风盛行，汉船扬帆南下，离开日南国境后，却不顺风直下，而是侧风转进暹罗湾。三国时吴国的中郎康泰宣抚南洋，主要对象是暹罗湾北岸的扶南（今越南南部、柬埔寨与泰国）。因此，由雷州半岛到马来半岛，航程长达5个月，到达马来半岛都元国时，已是初春了。

都元国是个由华人建立的小国，位于今马来西亚登嘉楼州。康泰所撰游记《吴时外国传》，称其为屈都乾国：“有人民可两千余家，皆曰朱吾县民，叛居其中。”

朱吾县是日南郡城，同是中国人，南下汉船按例泊靠。但是季风要转向了，农历四月底至六月西南季风大起，汉船若要远航印度，只能加速绕过马来半岛，抢在起南风之前通过马六甲海峡。因此，汉代史料显示当时汉船并不在苏门答腊逗留，而是加速航向安达曼海。只是船出了马六甲，又要受到洋流干扰，与北印度洋季风环流正面搏斗。

孟加拉湾的洋流整年逆时针旋转，汉船乘着四月西南风沿海岸北上，沿岸洋流却恰好与行进方向相反。汉船顺风逆流，沿海岸线缓缓北上缅甸，到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又是一个冬季，北风大起，才能顺风南下印度。船到黄支国已近开春，航行一年有余，归心似箭。因此，汉船的最远航程，只到与黄支国隔海相邻的斯里兰卡。“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春暖花开，西南风起，北印度洋季风环流向东。汉船的回程索性顺着洋流，冒险横越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侧风航行8个月，进入马六甲海峡。航行将满两年的航海家，再次跳过苏门答腊，直放今日新加坡西北50公里的皮宗（香蕉屿），等待第3个冬季，乘北风扬帆回国。依据《汉书》，汉船回到日南郡时，航行已近两年半。

台北长荣海事博物馆展示的阿拉伯帆船实体模型。

来回两年半的寻宝远航

以今日的贸易观念来说，长达两年半的跨洋奇航，商业价值不大。但汉朝航海家的远航，目的不是做生意，而是寻宝。

2000年前的南亚尚未开化，即使是最富庶的印度黄支国，也是汉人眼中的蛮夷之区。因此，这条主航线上的国家，既缺乏可以交易的农产品，更不见足使汉商动心的工业品。远航的唯一动力，是沿线各埠的“异物”。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巿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汉书》记载商船由“译长”指挥，直属皇帝近侍黄门郎，下海目的是收买珍珠、宝石与各种奇珍异宝。因此，南洋的贸易中心，是马来半岛的华人国家都元国、印度黄支国与缅甸3国。

都元国是南海珍珠集散市场。黄支国集散印度大陆“异物”，据《后汉书》记载，天竺出产“象、犀、玳瑁”，各色金属以及来自罗马的“大秦珍物”。缅甸3国，则供应“璧流离”（宝石）。宝石产于缅北，所以汉商要特地深入缅甸内陆，到“步行可十余日”的夫甘都卢国收购山区宝石。

汉船不做一般贸易生意，因此在最后一站印度满载犀牛角，即不再流连各邦，直航返国。汉船最著名的壮举，是王莽时“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

“操吴戈兮披犀甲”。《楚辞》时的中国本有犀牛，但西汉渐入小冰河期，汉成帝时“夏四月雨雪”，国内犀牛灭绝。此时从印度进口一只活犀牛，政治利益无穷。

王莽上表向太皇太后表功：“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周公摄政时，遥远边鄙的越裳氏进贡白雉，现在三万里外的黄支国跨海送来犀牛。满朝文武听懂言外之意，争相献媚，将王莽拱上摄政大位。这头印度犀牛，可说是王莽篡政的临门一脚。

汉船买珍宝，是以黄金与各色丝绸交易的，有力推动了东南亚文化发展。位于今日柬埔寨与泰国的扶南，是最显著的例子。扶南原是个“文身被发”的化外之地，《通典》记载：“人皆丑黑拳发，裸身跣行。”男人全裸，女人只在头上裹条头巾。汉船开海后，扶南文明快速进化，孙吴使者强令扶南男子“着横幅”，遮住下体，并当场拿出锦布分发，当地人才开始穿裤头。

扶南经济也突飞猛进，古代的经济强弱与科技水平，以能否远航向中国进贡衡量。康泰见到的扶南船，是“伐木为船”的摇桨独木舟。同时期，丹阳太守万震的笔记名著《南洲异物志》，却记载扶南已由独木舟进化为四帆帆船。有了帆船，就能进贡。《通典》记载，扶南“贡赋以金、银、珠、香”。

官船带回奇珍异宝，私商就会勇闯南洋。到了魏晋南北朝，南洋贸易不再由官船独占，海上丝路多是私船。南朝法显到天竺求经，回程附搭“商人大船”回国。

《世说新语》记载，晋武帝时，皇舅王恺与名宦石崇拼富。皇帝赏给皇舅一株2尺高的珊瑚树，“枝柯扶疏，世所罕比”，与石崇竞争。石崇却随手打碎，唤人拿出六七株珊瑚偿还，都是高3到4尺，“条干绝俗，光彩曜日”。这些比皇室藏品还要名贵的珊瑚，证明了皇家官船之外的私商颇有规模，使私人的藏品能超越皇家内库。

商人勇闯南洋，激发海洋贸易的活力，“海上丝路”随之跃进。

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

唐商远征阿拉伯海

到了唐代，朝廷收购的“异物”，在珍宝之外又加上香料。韩愈名文《送郑尚书序》记载：“东南际天地以万数，蛮胡贾人舶交海中。”海中热闹交易的商品，是香料、珍珠、象牙、犀角、玳瑁与奇物。

欧洲人觊觎的香料，只是胡椒、丁香等调味料。中国商人重金求购的香料，却是檀香、沉香、龙涎香等名贵奇香。汉代的南洋贸易要埠都元国，在隋代称为都昆。《通典》记载，隋时都昆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不再是珍珠，而是香料与硫黄。都昆国最名贵的香料是藿香，那可是取自千年老木的无价奇香。“其藿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败，惟中节坚贞，芬香独存，取为香。”

香之名贵者，莫过于原产在阿拉伯半岛与东非的乳香。从埃及法老到罗马皇帝，用香皆以乳香为贵。唐朝的远洋航线拓展到阿拉伯海，乳香成为越洋贸易的主要商品。

唐船能远航阿拉伯海，是因为航海家全面调整了海上丝路的主航线。中国商船由广州出发，于交州的陵山出国境（今越南归仁市一带），沿海岸线南下，泊靠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各邦。船到达越南南端的昆仑岛后，不进暹罗湾，避开马来半岛，大船直航苏门答腊的佛逝国（今巨港）。

佛逝国是主航线上的轴心。由佛逝国向东，唐船到“象牙为床”的富国诃陵（爪哇），采购“玳瑁、黄白金、犀、象”。由佛逝向西，则沿苏门答腊东岸到马六甲海峡西端的婆露国（布拉斯岛），而后直接横越安达曼海与孟加拉湾，侧风顺流抵达婆国伽兰洲（斯里兰卡）。船再越过印度半岛，前进波斯湾。

形象地说，唐代的贸易主航线大幅简化，直接跳过暹罗湾与安达曼海沿岸各埠，这大幅提高了航行速度。因为帆船乘东北风南下，进暹罗湾与马来半岛是侧风，省掉了林邑、扶南与马来半岛，广东至苏门答腊的航程由5个月大减为11天。出马六甲海峡后跳过整个缅甸，避开北印度洋季风环流干扰，到印度航程由5个月大减为1.5个月，就有时间到波斯湾了。

唐代商人的脚步虽然抵达波斯湾，但唐船的实际航行最远处与汉船相同，只到“南天竺最南境”的“没来国”。因为绕过科摩林角后是阿拉伯海，季风受温度影响，冬季东北风出海逆时钟旋转，夏季西南风顺时钟旋转，风向复杂，常需逆风前进。只有小型的三角帆阿拉伯帆船，才能适应阿拉伯海的古怪季风。要进出阿拉伯海，唐船只能转口换船。

《新唐书》记载的波斯湾航线，是越过科摩林角之后循印度西岸北上拔狖国（今印度布罗奇一带）与提狖国（今巴基斯坦喀拉蚩一带）。喀拉蚩以西，是当时征服波斯而与唐朝敌对的黑衣大食（阿拔斯帝国），两国于中亚对峙，大战怛罗斯，但海路商道仍然畅通。中国商人由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深入提罗卢和国（今伊朗阿巴丹）与乌刺国（今伊朗霍拉姆沙赫尔），但唐朝史册并未提到商人以何种船只航行阿拉伯海。

宋代史籍，则详细记载了中国商货于阿拉伯海换船的转口港。南宋桂林县尉周去非的笔记名著《岭外代答》记载：“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中国船最远只到印度西南角的故临国（今喀拉拉邦），前进大食则换本地小船。反之，大食商人如果要到中国，也得在故临国换乘中国“大舟”。

阿拉伯小帆船补齐了中国与大食间的最后一段航程，也间接连通了欧亚两洲。经由当时远及西班牙的大小伊斯兰国度，唐人的世界观展及地中海。珍宝奇香贸易更是热火朝天，连带刺激了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与爪哇各国的海运贸易，“西南夷舶”成为广州常客。

广州市舶司，按例由岭南节度使兼任，管制苛严，一年来船4至5艘。唐代宗时名臣李勉，出任岭南节度使，“廉洁不暴征”，一年来船骤增至40余艘。这些“西南夷舶”激发了海上丝路的潜力，更形成了类似今日集装箱船运输的“轴辐网路”。

海上丝路与今日海运航线理念相同

今日海洋集装箱运输港，依照轴辐网路（hub-and-spoke）布局。巴拿马极限型集装箱船不靠一般港口，只在上海与汉堡等枢纽港（Mega-hub）靠泊起卸，货物转装小船，向区域性转运港（Main-hub）与区域性港口（Regional Ports）辐射运输。

轴辐网路大幅提升海洋航运的效率，是“全球化”的根本。罕有人知的是，早在1500年前，中国的远洋海运主航线，已经按照轴辐网路概念布局。

形象地说，中国的大船只靠大港，不靠小港。如《新唐书》记载的佛逝国、诃陵国、婆国伽蓝洲与没来国，就是轴辐网路的“枢纽港”。被主航线跳过的国家，则是“区域性转运港”与“区域性港口”。必须将本地货物转运到唐船靠舶的枢纽港，才能与中国做生意。

位于轴辐航线上的各国，经济火热，海运业更是蓬勃发展。佛逝国等海商大国，造出可以远航中国的“西南夷舶”。与今日航运业一样，“西南夷舶”不一定自己做生意，将船出租，也能赚大钱。唐代租船做生意的大老板，主要是来自阿拔斯帝国的波斯商人。

唐初僧人义净有亲身经历。他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0年）秋季到广州，搭一艘属于“波斯舶主”的船只顺风南下，航行不到20天，就抵达佛逝。他向佛逝国王拉到赞助，改到邻近佛逝的“末罗瑜国”转搭小船，前往马来半岛的小国羯荼（今马来西亚吉打州）传教。

来年东北风再起，义净于12月继续向印度前进，搭上佛逝国商船，出马六甲海峡，抵达以“椰子薯根”为主食的“裸人国”。当地主要出口商品是椰子、芭蕉与藤竹器，商人若不买，土人就翻脸放毒箭。待到来年2月开春，季风变化，佛逝船抓紧一道南风，离裸人国北行，到达耽摩立底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

这趟行程中，广州与佛逝是“轴心港”。唐船出了佛逝，直航下个轴心港斯里兰卡。义净必须到“区域性转运港”末罗瑜国，才有船到羯荼、耽摩立底国等“区域性港口”。轴辐航线大幅提升了海洋贸易的效率，若主航线仍如汉朝时逐港停泊，义净要到西孟加拉，光是搭船就得一年半。

义净记载的“波斯舶主”，是轴辐航线的大赢家。阿拉伯只有小船，没有远航大船，过孟加拉湾得雇用唐船与“西南夷船”。所以“波斯舶主”大量租船，奇香异宝生意做得十分红火。唐代市舶司设于广州，城内出现“波斯胡”聚居的“蕃坊”。

然而，奇香异宝的主要买家，集中在富裕的长安与洛阳。珍货得换船北上长江口，于扬州进大运河，才能到两京。“波斯舶主”又在广州雇船北上大运河，数以千计的“波斯胡”定居扬州，却又卷入内战。安史乱时，寓居广州的波斯商人乘机劫掠，“浮海而去”。朝廷出手报复，刚归降唐军的史思明部降将田神功进军扬州，“大掠居人赀产，发屋剔窖，杀商胡波斯数千人”。

乳香是“波斯舶主”的主要商品。初唐至日本传教的名僧鉴真，记录了一个海南岛万安州（今万宁）的土豪冯若芳，每年下海抢劫两三艘“波斯舶”，大食船满载乳香、奴婢与名贵木材。冯若芳家中宴客，以乳香点蜡烛，“一烧一百余斤”。屋后空地堆置香精名材苏芳木，“露积如山”。掳来的奴婢多到必须分成多个村落居住，“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处也”。

海盗虽然猖獗，却挡不住海上丝路。鉴真到广州，见到珠江内“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进了广州城，街上随处可见各国洋人，“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到了五代十国，海洋贸易依然兴盛，但广州的轴心大港地位却渐渐削弱。割据广东的南汉君主多是昏君，后主刘鋹的“离宫游猎”活动，是派“巨舰指挥使”率战船出海“掠商人金帛”，累积财富太多，宫苑连造数百座，“不可悉纪”。闽王王审知则努力招商，“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又于泉州港之外新建福州“甘棠港”，竞争力后来居上。

中国船与吴哥窟

宋太宗下诏禁止国内商人出海，只准番船进口，以便官府垄断，但海禁只维持十余年。宋太宗雍熙年间，朝廷向海南诸蕃大举招商。利源不能由番商独占，官船却无力开发市场，只能改禁海为许可证制，规定“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需向市舶司“请给官券”。

海洋再次开放，宋代航海家热烈重建贸易网，再次改造了贸易主航线。《岭外代答》记载了主航线的终极精简：自泉州与广州出发的船只，不再停靠越南沿海，而是直放三佛齐。

三佛齐就是唐代的佛逝国，今日苏门答腊岛东侧的大埠巨港。这个河口良港的位置不偏不倚，恰好在广州与泉州的西南方，完美吻合季风方向。农历十月东北风起，由广州与泉州出发的商船，即使不懂《海道针经》（海上辨别方位的航行手册），只要顺风漂流，十有八九能漂到三佛齐。而航行技术较差的“番舶”，利用4月西南风北上中国，更得由三佛齐出发，才能有效提高抵达广泉两港的几率。

于是，三佛齐成为“诸蕃水道之要冲”。无论是阿拉伯、印度，还是南洋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三佛齐也不客气，强迫来往商船入港，征收重税。“蕃舶过境，有不入其国者，必出师尽杀之，以故其国富犀象、珠玑、香药。”若风向稍偏，宋船的备选轴心港是爪哇阇婆国，阇婆也跃为南洋富国。

若要继续向印度航行，就在三佛齐补足粮水，西出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岛的西端小国蓝里（今印度尼西亚哥打拉夜）。由广州到蓝里，全程只要40天。只是人船到了蓝里必须“住冬”，等到来年冬季北风再起，才能继续向印度前行，这一拖就是大半年。

待到北风大起，宋船斜挂船帆，利用侧风“戗风”前进，顺洋流直航印度。但印度商品已难入宋商法眼，宋船到印度的真正商机是与大食交易。若要直接进波斯湾，到南印度后还得续航1个月，泊靠印度西南角的故临国，换阿拉伯船到波斯湾。

若不愿换船，庞大笨重的宋船就沿印度半岛西岸向北辛苦顶风航行2个月，到麻离拔国（今印度马拉巴尔）。这里是大食商人在西印度的贸易市场，能就地买到大食货。

在麻离拔国，中西交流展开史诗新页。周去非写道，麻离拔国集散的大食商品包括：“乳香、龙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没药、血竭、阿魏、苏合油、没石子、蔷薇水，皆大食诸国至此博易。”所谓的“大食诸国”，包括了半个地中海世界。

接通中西的海上丝路虽然伟大，却只是奢侈品的寻宝之路，商品都是皇家富豪的玩物。宋太宗诏令“禁榷”垄断的番货，是“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除了来自波斯的钢材“镔铁”外，全是摆阔奢侈品。

所以皇家出手垄断贸易，老百姓也不感痛痒。宋仁宗时，朝廷聚敛珍宝过多，“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刃府库”。万里远航，只换得在官库里生灰尘的奢侈品，对经济发展缺乏实益，贸易规模随之受限。

只有把贸易做到平民百姓乐用的商品，才是真贸易。在宋朝，主航线达到帆船时代轴辐网路的极致，效率大增，带起了热络的近海航运。为老百姓创造经济效益的海洋贸易，随之大兴，中国成为真正的海洋强国。

13世纪，中国与柬埔寨吴哥王朝的接触，展现了海上丝路营造的强国优势。吴哥是东南亚陆上强权，留下吴哥窟石城的伟大遗迹，中国称之为“陆真腊”。宋元时，中国船深入内河，才渐有接触。元代旅行家周达观，记载了当地民众初遇中国人时的敬畏：“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

“唐人”使吴哥人顶礼敬畏的实力，不是火枪大炮，而是“唐货”。周达观记载，即使是粗笨的明州草席，也被吴哥人视如宝货。

吴哥人并非织不出草席。只是明州（宁波）席草特佳，织成草席质地光滑，容易擦拭，带到热带，就是多汗夜晚的安寝神物。海上丝路的真正价值，就在这陟越万里、通有运无的贸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