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桥本明子的《漫长的战败》一书，梳理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对待战争的三种态度：牺牲者叙事、受害者叙事、施害者叙事。三者的纠缠起伏背后，是日本道德重建的缺失。由此造成了一种“失忆”的假象，好像日本人忘记了1945年之前发生的事。

真实图景要远比这样简单夸张的解释更复杂。尽管达成完全的观点一致是不可能的，但妥善地应对文化创伤，走出“漫长的战败”是一个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基于叙事三分法，桥本明子总结出了三条备选的道路：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解主义。

用日本历史学家小熊英二的话说：“如果你想知道日本人对战争历史的看法，这是本必读之作。”

“美化战争”背后的思想乱局

关于日本人对二战的态度，中国、韩国、东南亚等直接遭受侵略的国家和地区常会用“不知悔改”“美化战争”一类的词语来形容。西方媒体也会用“失忆”来描述，并将日本与同为战败国的德国进行对比，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人对自身罪孽的反省不够深刻。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从2001年至2006年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继他之后，安倍晋三首相多次在8月15日的纪念二战结束活动上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将日军战死军人高尚化和“英雄化”。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时，安倍甚至把二战时期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奉为“先烈”。这些行径，都在中国、韩国引发了重大的愤慨与激烈的抗议。

与此同时，日本广播协会（简称NHK）和日本主流大报《朝日新闻》《日经新闻》，以纪录片、社论等形式，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了探讨和批判。例如，NHK推出的《证言记录：士兵的战争》口述史项目，表现了二战老兵的怨恨、愧疚、羞耻与困扰之情。二战期间在山西做过活体解剖的日本军医汤浅谦表示：“我的战友们都不敢站出来说话……我曾……在14个中国人身上……进行过七次……活体解剖。”

《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美】桥本明子 著李鹏程 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2月

另外，日本自战后以来一直有反战电影的传统。1949年的黑泽明经典电影《野良犬》，讲述了退伍军人如同丧家之犬的凄惨生活。1962年，左派导演小林正树的《切腹》一片，对武士道精神进行了清算与控诉。2013年，宫崎骏导演的《风起了》，更是以“零式战机”的设计者掘越二郎为主角，表现了一名技术人员对战争的有限反思。这种控诉军国主义，强调战争对本国人民造成了灾难的论调，绝不仅限于文艺界，在民间也有着广泛的土壤。这一点从1990年代兴起，遍布日本各地的和平博物馆就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日本人对战败的记忆与反思，并非单一的缺乏悔意，甚至不仅仅是“忏悔”与“不忏悔”、左派与右派的二元对立，而是有着更复杂的结构。这也正是日裔美国历史学家桥本明子《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一书的主题。

桥本明子将日本人对待战败的态度，或者说叙事分成了三类，分别是牺牲者叙事、受害者叙事与施害者叙事。三类叙事相互抵触，“在争夺道德优越性”，但都可以看作对战败这一“文化创伤”的应激反应。文化创伤是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骇人事件对一个集体的意识、记忆和身份认同留下的永久烙印。如果这个骇人事件不是犹太人大屠杀那样单纯的无辜受害，而是对他人和自身都造成了深重伤害，那么应激反应自然就不会是整齐划一的。这正是战后日本经历的状况。

面对战争的三种叙事

牺牲者叙事一方面是否认当年犯下的罪行，试图消解战争责任。例如，山川出版社推出的高中教材《详说日本史B》，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描述为“处于倚重功能失调的状态……导致日本在处理各种国际危机时，做出了随意的回应”，同时并不强调日本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和深重灾难。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展现战士的勇敢与高尚，声称今天的和平繁荣是建立在过去的牺牲之上。

2015年8月15日，安倍晋三在二战结束70年纪念讲话中说道：“超过六百万人的战后回国者从亚洲太平洋的各地总算平安回国，成为重建日本的原动力。”尽管安倍并未直接推脱战争责任，反而多次提到“历史的教训”“反省”“歉意”，但是，他显然在淡化日本的侵略者身份，试图从正面来解读“战后回国者”——也就是二战日本老兵——的贡献，进而提出“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

一些极端的牺牲者叙事会有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行径，但正如桥本明子所说，这种叙事“旨在培养国家归属的自豪感，同时又把注意力从国家在挑起战争和输掉战争方面的罪责上转移开来”。

受害者叙事着力于渲染“灾难”的形象。《漫长的战败》描述了发生在日本埼玉县和平资料馆中的场景。这座和平资料馆开放于1993年8月1日，除了常规的展厅和视频播放厅以外，还设有一处“伪体验角”，参观者要经历一场模拟空袭的全过程。一开始是屏幕上的教师在赞扬祖国，突然，刺耳的空袭警报响起，孩子们被领进一座防空洞里，洞里弥漫着假烟雾，还播放着真实的空袭影像。这种和平教育旨在让参观者体验自身、亲人、朋友在战争中可能遭遇的可怕经历，以及孤立无援的无助感。

桥本明子概括得很精辟，这种叙事是为了“催生负面情绪”。原子弹爆炸，也是受害者叙事的一个突出意象。除了原子弹爆炸本身带来的地狱惨象以外，幸存者也遭受着后遗症、就业无门、社会歧视的折磨。1989年的日本电影《黑雨》，正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受害者叙事，在海外常常遭到诟病。一篇中文文章的标题直接点出了问题的根源：“反战败而不反战”能算是真正的反战电影吗？换言之，受害者叙事的视角偏于本土化，或者说狭隘和肤浅。全身灼伤的长崎少女、只剩下钢筋混凝土骨架的广岛县产业奖励馆（今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子弹爆炸后放射尘埃与水汽结合而成的有毒“黑雨”……这些惨象能够唤起日本民众的共情，却难以引发对战争罪责的深入考察，从而回避了真正痛苦的反思。

最后一种视角，施害者叙事“倾向于将（施害者的）行为框定为心理失常、精神崩溃，并投向了暴虐和邪恶的一面”。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战后编纂了高中教科书《新日本史》，书中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日本的侵略暴行，结果被日本政府驳回并要求修改。于是，他从1965年至1997年进行了三场状告政府的诉讼，史称“家永教科书诉讼”。除此之外，施害者叙事并非凤毛麟角。2005年，一向持右翼立场的《读卖新闻》也不再为靖国神社和甲级战犯辩护，部分承认了日本的战争罪责。

重建道德的三条路径

关于《漫长的战败》中对三种叙事视角的梳理，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评论道：“本书以新的研究方式讨论了一个老问题：分裂的三种战争记忆形态，以及由此而来的重建统一道德的困境……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这个老问题并没有解决，因而并没有过时。”

这段话点明了一点：日本之所以对战争记忆存在分裂，是为了重建道德。尽管出于种种原因，日本在二战后并未被彻底禁锢和束缚，甚至在美国扶持下迎来了经济的复苏与增长，但原有意识形态被扭转的创伤至今未曾完全愈合，是一个对日本及周边国家都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为此，桥本明子从三种叙事出发，衍生出三种重建道德的路径：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解主义。

前文提到的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是民族主义路径的代表，主张通过“重获声望与尊重”，从而恢复国家地位。于是，道歉不是一种高尚和有勇气的行为，反而是一种“自我诽谤和贬低的行为”。民族主义的长期重要制衡力量，是和平主义。

2004年，针对日本政府推动修宪的举动，九名日本著名知识分子组建了“九条会”，宗旨是捍卫《日本国宪法》的第九条。该条规定，“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经过10年的发展，九条会团体已经超过了7500个，遍布日本各地各界。除了反对修宪的目标以外，九条会也塑造并维护着以和平为荣的积极道德框架。

但是，中国读者更关心的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首相不能像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一样为战争受害者下跪？桥本明子承认：“从德国的和解历史中可以看到，友好关系的重建最终需要的是令人信服的道歉和对错误行为的承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对话和解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中日韩三国联合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5年出版）。然而，和解之路至今尚未走完。

为此，《漫长的战败》一书中提出了多种解释，包括日本缺乏反抗暴政的榜样人物、21世纪以来日本增长疲软与国民信心低迷、超越美国盟友身份的举步维艰等。

本书作者桥本明子是美国社会学家，曾在匹兹堡大学任教25年，现为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访问教授。《漫长的战败》以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的《战败文化》为理论依据，并运用了大量社会学论述与方法，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对集体记忆的研究。

本书出版后收获了众多好评。日本左翼历史学家小熊英二认为，本书的日本国内读者能够“学习到知识分子的做法，本书正确地指出其祖国的过错，并追求更普遍的道德”。曾旅居日本多年的荷兰作家、《创造日本》的作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称赞桥本明子：“运用自己的聪敏、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彻底的诚实，写了一个读之令人心酸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