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一生三次表演退位。第一次还算是正剧，1912年溥仪宣布要“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那时他才6岁，文书写什么都是隆裕太后和众大臣的意思，他连念下来的本事都没有，但好歹是一次规规矩矩的法统转移。江山虽然没有了，还有紫禁城供他享受。

第二次就是闹剧。1917年，张勋复辟，12岁的溥仪懵懵懂懂跟着混了13天，就眼看着辫子军四散奔逃，自己又宣布退位了。“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的段祺瑞，知道溥仪是个小孩子，没追究他的责任。于是，《清室优待条件》继续有效，溥仪还能继续玩小朝廷游戏。

第三次则是不折不扣的狗血剧。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通化大栗子沟一座小房子里，再一次宣布退位。这时他已经39岁，是成熟的成年人了，知道自己这十几年选择与日本人同流合污，甘心情愿当傀儡皇帝意味着什么。这一回，他倒是面对一众大臣念了一遍退位诏书，但完全心不在焉。没有了能收留他的紫禁城，脑子里全是接下来要往哪里跑。

溥仪走上了末路，以他为首领的伪满洲国这个怪胎，也同样走向了末日。

“比崇祯还是要强一些”

溥仪贵为伪满洲国皇帝，却连一处正经的宫殿都没有。从1934年“登基”，他就憋在新京（今长春）城北原吉黑榷运局官署改造的所谓皇宫里。日本人为伪满洲国组织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建设了富丽堂皇的办公楼宇。然而，溥仪的皇宫和各部大臣的官衙之间，隔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两座大楼，从地理区位上生动体现了溥仪的傀儡实质。

1945年8月9日中午，溥仪正是在伪皇宫同德殿，听到了苏联“入侵”的消息。与紫禁城坐北朝南的众殿不同，同德殿虽然是溥仪皇宫的正殿，但为了彰显伪满洲国的日本孝子地位，被日本人修成了坐西朝东的格局。溥仪每逢上朝，还要面向群臣带头遥拜东京的天皇，让他好不自在，又无可奈何。

这次前来“觐见”的，是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和“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中将。三人没有什么好气，直剌剌告知溥仪北满守不住，要他立即转移到通化临江的大栗子沟，在山区里继续“领导”伪满洲国。至于新京的宫殿、官衙，包括溥仪期盼已久、正在城中心赶造的新皇宫，都将付之一炬。

溥仪的逃亡经验，算是相当丰富。十几岁时，他就意识到紫禁城小朝廷不安全，和弟弟溥杰里外配合，以赏赐的名目从宫内倒腾出不少字画。果真，18岁时他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财物都被查封，多亏那些提前储备才不至于两手空空。25岁时，溥仪又冒着被击毙的风险，从天津租界的安乐窝逃出，到大连投奔日本关东军，最后由伪满洲国执政儿皇帝，有了当时的位置。

这次听到又要跑路时，溥仪已经年届不惑，经历多了，人也沉稳多了，脑中迅速形成方案并且坚定不移。他拒绝了日本人立即转移的通知，要求三天时间准备。吉冈安直长期在溥仪身边，最清楚如何迫使他就范，但这次连“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联军的杀害”都喊出来了，还是没能动摇溥仪的决心，只好答应了下来。

首先，是确定谁跟他走。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以及几个妹妹妹夫、堂弟子侄这些“皇室”自然要带上，更重要的是亲弟弟溥杰。在溥仪眼中，溥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又娶了日本妻子，是日本人可以随时用来代替自己的一枚棋子，如果不带在身边，自己的地位就过于危险了。

但是溥杰没有想到这一层，他早年和张学良多有往来，极其仰慕少帅风姿，像所有没有上过战场的赵括一样跃跃欲试。溥杰回忆，他听说苏军打进了东北，感到“多年来在陆军士官学校培养起来的那股军人精神在我血液中奔流着，我愿在这里为保卫作为满洲国首都的新京而牺牲”，甚至对溥仪表示，“皇上请善自珍重，我愿留在这里战斗到底。”溥杰的出战请求，当然是被一口回绝。

至于伪大臣们谁走谁留，其实不是溥仪能考虑的问题。8月10日，溥仪召见国务总理张景惠、参议府长臧式毅、尚书府大臣吉兴、宫内府大臣熙洽、侍从武官长张文铸等人，决定这些人和各部大臣中的多数都随驾去大栗子沟。另外，以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国民勤劳部大臣于镜涛、厚生部大臣金名世、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等人及各部日本人次长留守新京，协助日本人办事。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决定，不如说是传达日本人的安排。

其次，是带哪些东西走。三天时间里，溥仪最重要的工作，是挑选要带走的财产。金银、古董、字画等值钱又便携的物件，自然是首选，由溥仪亲自拣选、监督打包。其余常服、礼服、被褥、用具也陆陆续续装箱。至于平时溥仪不时观摩的访问日本、巡视各地的电影胶片，大约是怕被人拿去当作罪证，赶快叫人堆起来烧毁，还引发了一场不大的火灾。

溥仪一边打点行装，一边发钱遣散随从、差役。往日肃然的皇宫内外，一片混乱。有些人领了遣散费后还没走，让溥仪以为自己皇恩浩荡、感动众生，其实他们不过是一时无处可去。待到溥仪要吃饭时，才发现厨师都走了，只好靠饼干打发。前来搬运行李的日军士兵见状，拿上些散落在一旁的洋烟洋酒，甚至坐在以往大臣才能进的同德殿候见室沙发上喝了起来，也没有人去管了。

妻妾已经转移，随从都已遣散。到了晚上，仅剩的两位皇室溥俭、毓嵣和追随最久的侍从李国雄拿上手枪，在院子里装模作样巡逻，保护溥仪的安全。毓嵣回忆，那时他在宫内边晃荡边想，这种时候溥仪身边还有3个人，比崇祯还是要强一些。

8月11日21点10分，溥仪离开生活13年4个月零8天的皇宫。日本人拉响了防空警报，民众纷纷躲避，街上空无一人。溥仪被接到长春东火车站，与分别赶来的大臣、皇室一同上了专列。溥仪乘火车经吉林、梅河口、通化，在8月13日抵达临江县大栗子沟，入住铁矿公司矿长宅邸。溥仪对这段旅途的印象只有饥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

大栗子沟“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但日本人选择这个地方做溥仪的避难所，显然与风景无关。此时关东军已经接到大本营命令：“根据帝国全面战况，以朝鲜为最后一线，必须绝对予以保卫，以满洲全土为前进阵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大栗子沟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又有坚固的地下室和完备的地下通道，既能防备空袭，又便于及时转移。

刚休息了一天，8月15日，溥仪就在广播中听到了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的“玉音放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溥杰回忆，听完广播后，溥仪握着他的手流泪。而溥杰当时的想法是：“完了，这下子彻底证明满洲国是完了，因为连日本都投降了，哪还有我们的生路呢？”

溥仪毕竟是这个伪政权的象征，没有人会轻易加害于他。但在伪满洲国走向末日的混乱中，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没有人喊着溥仪的名字死去

溥仪躲在天津租界时，心心念念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重振先祖的声威。于是，从狗肉将军张宗昌，到流亡白俄将军谢米诺夫，都能拿口头效忠换点金钱利益。

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人为他组织了一支十余万人、海陆空俱全的军队。伪满军的指挥权，牢牢控制在关东军手里。虽然各层级关键岗位都有日系军官，但是日军仍然不放心。陆军只有轻型装备，江上军、飞行队同样装备简陋，但仍被溥仪视为伪满洲国的柱石。

图为东北的日军，一手缔造了伪满军队这样的怪胎。

8月9日早晨，苏联远东红旗第1集团军首先越过边境，进攻位于黑龙江密山的日军筑垒地域。与此同时，苏军开始轰炸各要塞、县市，从三个方向突入东北。编制有11个军管区的伪满军在日本关东军指挥下接战。

伪满军中有忠诚于日本人的走狗，也有很多愤恨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官兵。随着日军的溃败，这些曾经高喊誓言的伪满将校，非但没有高呼着溥仪的名字冲向战场，反而开始对日本人倒戈一击。

伪满第10军管区司令部设在海拉尔，辖有2个骑兵团、1个步兵团约2000余人。8月9日早晨，军管区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少将刚起床，抬头看到十余架轰炸机向南飞，马上意识到苏联开始进攻了——因为当地日军一架飞机也没有。正珠尔扎布自小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抚养下长大，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进入伪满军成为将军。他是蒙古族人，在当地的影响力比军管区司令官郭文林还要大。

这样一位日本人寄予厚望的青年将领，看到苏联进攻的第一反应却是准备投降。他回忆：“因为在太平洋战争上日本军队节节败退，眼看就要完蛋了。日本被打败，伪满洲国当然就垮台了。如果国民党蒋介石收复东北，我的下场不是被捕就是被处死，所以只有投降才是一条活路，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对我来说就有了极好的投降机会。我想我向苏军投降，帮助苏联打日本还能立功赎罪，是减轻自己罪责的唯一的好办法。”

决心已下，当收到附近日本驻军要求阻击苏军的命令时，正珠尔扎布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向司令官郭文林建议，“我们准备投降，先得把日系军官全部打死。”经过一番筹划，8月11日，伪满第11军管区的部队在集合时，部分军官突然开枪，打死了29名日系军官。随后，郭文林、正珠尔扎布带领全军摘掉伪满军的帽徽肩章，打出“兴蒙汉第一路军”的旗号，第二天投降了苏军。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伪满军上上下下。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学生吕殿元，在校期间秘密筹建“东三省主权领土恢复会”，被分配到哈尔滨江上军第1团当排长后，继续在驻哈军队中发展组织。1945年8月9日得知苏军进攻后，吕殿元开始筹备举事。

8月14日下午，江上军司令部通知各部队日系军官到司令部集合，准备第二天聆听天皇谕旨。当天下午，吕殿元命令一名士兵按约定连开三枪，驻哈尔滨的江上军第1团、第3团、教导团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攻击留守值班的日系军官，取出弹药粮秣储备，冒雨离开哈市，避到西兰县。同驻哈尔滨附近的第4军管区第23工兵队、第4辎重队，原在城外修筑防御工事，也按吕殿元事先通报的计划，由恢复会会员率领反正，挟持着队长和日系军官撤往宾州。

江上军是日本人为伪满组织的“海军”，除了几个团的陆上部队，还有10艘内河炮舰和16艘小型炮艇组成的水面部队。8月14日，在松花江上执行任务的阳春炮舰舰长张彦果、晨明炮艇军官范春江、威明炮艇军官卫中，打死船上日本军官，带船躲到了松花江支游河汊里。

吕殿元等人的计划，是在山区、河汊避开苏联进攻的兵锋，不为日伪殉葬，待时局稳定再做打算。后因与苏军沟通不畅，大部分队伍在向苏军投降后就解散了。在8月9日苏联进攻之后的几天里，许多伪满军部队都在重复上演这样的场面。

日军在1944年末，曾经抽选一部分伪满军精锐组成铁石部队，入关到冀东与八路军作战。由于身处战地，消息比其他伪满军闭塞很多，8月13日，铁石部队第26团军官施明儒还在日记中抱怨：“流着这种无价值的血汗，负着汉奸的臭名……何日是我吐气的日子呢？”

8月15日，在广播中听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后，场面立即不同。“霹雳一声全军雀跃，同庆祖国更生，亡国奴满期！余振臂撕去帽上伪军之五色星章！掷掉肩上之伪军阶级……勉励士兵与余共同为今后之中国而献身。”

由于附近还有日军驻扎，加上日本人已经表示投降，第26团团长刘德溥对日系军官还比较客气。第26团将日军解除武装之后，礼送到了唐山日本驻军处。

并非所有伪满军都能及时倒戈一击。伪满第2军管区司令部驻在吉林市，附近驻屯日军野战部队较多。司令官关成山、参谋长肖玉琛，虽然在8月10日就得知了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却不敢有任何举动。

肖玉琛的回忆里，他收到长春密信，知道溥仪跑了，知道禁卫步兵团杀掉日系军官躲到铁岭了。眼看着几天内，司令部日本顾问江岛跑了，参谋处长中岛、宪兵团长佐藤、军械厂长大泽都全家自杀了，他依然无动于衷。直到8月18日，日本已经投降三天、关东军下令停止行动后一天，才将剩下的日系军官武器收缴了一下，一直等到8月下旬苏联人抵达。

在伪满首都新京，氛围同样紧张而诡异。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原本是日本、中国学生一起训练，得知苏联进攻之后，被派到南岭守备。8月13日，中日教官带着各自的学生突然开始“分治”，双方以大经路为界限各据一方。李亚韩等两名中国学生担任与学校本部间的传令，不知道双方开始对峙，回南岭到日本学生“防区”，经人提醒才知道大事不妙，赶快换下军装找到自己人。

李亚韩回忆：“学生们头上戴着钢盔、枪膛里压满了子弹，个个怒不可遏。军官们都是战时装束：脖子上挂着手枪，肋下挎着‘战刀’，在大门口眼睛紧紧地盯着大经路方向，探视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研究着各种应付事态的对策。”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又过了三天，这些学生才拉回军校解散。

日本人不会束手待毙，伪满军也有被日方杀害的情况。8月10日，伪满第11军管区驻宝清县的步兵第28团、第11辎重队等部撤往勃利县，途中遭到苏军轰炸溃散。宝清县参事官笠原英杰，以这些官兵属于“非常时刻携械逃亡”为名，组织日本、朝鲜警察和日本开拓团武装团员，逮捕了连长张东书、教官于长跃等200多名伪满官兵，在泥鳅河附近解除武装后予以枪决。其中，只有于长跃等5名官兵负伤后幸而不死，留下了这场惨案的记录。

四千万人的命运

苏军压境，战争开始，溥仪逃亡，伪满军反正，4000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或是默默承受战火波及，或是惨遭溃兵洗劫杀害。其余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台湾省人……各个群体都有不同的经历。

在新京、吉林、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大批市民、学生被动员起来挖掘战壕、准备防空洞、实施救火训练。同时，日本宪兵和伪满特高警察大举出动，四处搜捕有外国人和有抗日嫌疑的中国人，作为“战时有害分子”关押起来。由于苏联承认伪满政权，在哈尔滨等地有苏联人生活，这时都成了阶下囚。

关东军司令部、满铁总部的家眷近水楼台、先行一步，得到搭乘火车向关东州或者朝鲜撤退的优先权。8月12日起，各地火车站台上到处堆积着行李，妇女带着孩子涌上火车。听到消息的其他日本人赶到火车站，担任警戒的宪兵却不允许他们上车。“长春的一般日籍市民只好眼巴巴地目送着。关东军显然漠视一般的日侨市民的家族。”作家森正藏如此写道。

在东北各地，居住在农村的日本开拓团离开村庄，向驻军靠拢。途中，有的开拓团依靠武装袭击中国村落以夺取粮食，也有的遭到袭击，陷入弹尽援绝，集体自杀。

8月14日，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在新京召集各部次长、特殊会社负责人开会。他通报次日有重要广播的消息，并下令自次日起各官厅停止办公，人员遣散，其他事务由关东军负责。这些人中，除一人外都是日本人，虽然对前途早有预感，听到消息依然乱作一团。

满洲映画协会理事长甘粕正彦大骂：“哭骂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在满洲有多少日本人，他们的生命，将来将怎样？你们想了没有？我们自身将怎么样？那你们想了没有？日本到了今天这样，谁也没有想到，可是已经这样了我们就要冷静地好好想一想，下一步将怎么样？”

话虽如此，甘粕离开后没几天就自杀了。他是追随土肥原贤二谋划建立伪满洲国的骨干分子，担任过伪满民政部警政司司长、协和会总务部长。1939年以来，甘粕长期担任满映负责人，制作宣传伪满“王道乐土”理念的各种影片。他被称为“满洲夜皇帝”，有“满洲白天由关东军统治，晚上由甘粕治理”之称。这样一位人物选择了自杀，显然对“下一步将怎么样”已经没有信心了。

这一天也是伪满崩溃的时间点。8月14日，日军从牡丹江撤退时，还有时间烧毁办公楼和囤积的物资，对监狱里的“国事犯”或是在饭里下毒害死，或是拉出去枪杀，死亡者100多人。

到了8月15日，各地伪满军纷纷脱离指挥。新京、沈阳等城内也发生了暴动，市民冲击日本人经营的店铺、哄抢商品。往日自视高人一等的日本人及日籍朝鲜人、台湾省人，纷纷寻求本地邻居的庇护。日军出动镇压，甚至动用了坦克，市民死伤者600余人。

天皇裕仁已经在8月15日宣布投降，“玉音放送”通过广播传达到每一处日本人占领区。8月16日，关东军司令部在新京召开会议，讨论应当如何应对时局。从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到各部长、课长和参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一些年轻的参谋在8月15日之后就宣称，“他们不是为停战而进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读书的”，此时当然力主抵抗到底。有“独走”传统的关东军，和习惯“下克上”的青年军官结合，场面一度十分激烈。

“那些职业军人——从小立志当兵，在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陆军大学专门学过军事的人——怎么会突然主张停战呢？说停战，是为了好听，实际就是投降。那些教育他人‘宁死不当俘虏‘的人如果首先开口说投降，那他们将如何做人呢。”《关东军秘史》的作者楳本舍三如此评论。

最后，是秦彦三郎舍出性命，下了决心。“我们作为军人，除服从陛下命令，别无忠节之道可言，否则，将永世成为乱臣贼子。那些顽固坚持抗战的人，最好是先把我的头砍下来。”局面稳住之后，山田乙三才做了总结发言：“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

关东军已经决定投降，伪满洲国这个孳生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关东军的安排下，8月17日，吉冈安直和张景惠觐见溥仪，拿出了一份退位诏书。溥仪明白，这一切都是关东军的安排，但身为傀儡，表演还是要做的。从17日深夜到18日凌晨，他如同木偶一般穿上皇帝的大元帅服，站立在大栗子沟的小房子里念完了诏书，完成了宣布伪满洲国这个“政权”结束的手续。

时隔多年后回顾当初，溥仪对诏书连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在场人士也没有人关心，这份历史文件如今毫无踪迹可寻。同样，溥仪对8月15日之后这几天的时间线也记忆混乱，倒是对随身“黄金盾2个，金手表四五十块，白金表链20根，金首饰、宝石、钻石、珠子，装了一个小皮箱”记忆清晰。

“退位”之后，溥仪把妻妾和妹妹们抛弃在大栗子沟，只带着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侍从，在关东军安排下去了沈阳，准备逃亡日本。不料候机时天上降下苏联军机，溥仪等人变成了阶下囚。

不久，溥仪等人被送往苏联。接受同样命运的，还有张景惠等伪满大臣，以及关东军山田乙三、秦彦三郎等一众官兵。在伪满洲国末日来临之后，他们却以这样的形式再度“团聚”，或许也是一种命运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