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17秒，隶属美国陆军航空兵第509混成航空大队的B-29轰炸机“艾诺拉·盖伊”号投弹手托马斯·费尔比少校，按下了释放炸弹的按钮，原子弹“小男孩”随之掉下挂钩。43秒后，8时16分整，11岁女孩田村秀子被雷鸣般的爆炸声惊醒，她感觉自己要死了。

从8月4日刚刚从城外疏散地回到广岛的田村秀子的视角出发，我们能够体会到核爆故事中更真切的一面。核爆为她留下了身心的重大创伤。17岁时，她跳轨自杀未遂。高中毕业后，她赴美留学，成为了芝加哥大学校医院放射肿瘤科的心理医生和社工。同时，她也成为了一名和平活动家，出席过广岛核爆75周年纪念活动，也写下过反思和忏悔日本在华罪行的诗篇。

核弹险些让她为日本军国主义陪葬，但对当时的日本人民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假如天皇与军部决意顽抗到底，一亿总玉碎恐怕不会是一句虚言。

跟着妈妈回广岛

田村秀子的父亲田村次郎，是橡胶制品厂田村制造所创始人的次子，也是一位心怀艺术梦想的法学生，最喜欢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母亲公美子出身贫寒，却是一位十足的现代派，会给小秀子读《白雪公主》、《睡美人》和《鲁滨逊漂流记》。秀子父母身份悬殊，起初不被认可，但秀子出生后也得到了田村家的接纳。除了1938年到1941年次郎应征入伍，赴中国参战这一段外，一家人都生活在广岛市内。

美军对日本最早的战略轰炸，是1942年4月中旬的“杜立特空袭”。16架B-25中型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母起飞，对东京等城市展开了空袭。虽然规模不大，却起到了为珍珠港事件复仇、提振美国国内士气的效果。

1944年中期，美国真正对日本本土开展了持续大规模空袭行动，西起九州岛，东至京都一带，目标包括海军基地佐世保市、钢铁重镇八幡市、飞机生产基地大村市等军事军工地带。尽管广岛市本身尚未遭到空袭，但从1945年初开始，防空掩体已经遍布城区，市内经常举行防空演习。

11岁的小秀子要学习如何扑灭燃烧弹造成的大火，衣服上也缝上了方便识别身份的名牌。秀子的妈妈经历过1923年的东京横滨大地震，现在又将经验传授给了女儿，比如发生状况后尽快离开房屋，要护住头部往河边跑，以免被困死在大火中。秀子当时听得懵懵懂懂，不相信生活真的会有什么大的变化，直到火焰风暴降临的那一天。

1945年4月10日，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将城内儿童疏散，疏散地是市中心东北方向约100公里的君田村。秀子上火车前，妈妈给了她一份令她不解的纪念品：“这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爸爸的指甲，我的一缕头发。”

君田村的生活枯燥且繁重。除了下雨天可以到寺庙里上课，年幼的学生们要么去挖松树根用作提炼航空燃油的原料，要么像秀子一样去采石场工作。除了饥饿，秀子还非常想念广岛城内的家人。

在小村庄里生活了将近四个月后，田村秀子设法绕过学校老师的检查，把想回家的想法秘密告诉了母亲。了解到君田村生活真相的母亲也如愿来接她了，两人立即坐上了返回广岛的车。那是8月4日，广岛核爆两天前。

与此同时，广岛以南约1600公里处的提尼安岛上正在进行一场绝密会议，台下是2天后要参加原子弹投放任务的机组成员，台上的军械专家将为他们首次披露这种“人类所制造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

机组成员隶属于第509混成航空大队。为了执行这项任务，这批美国军中的顶尖飞行员、领航员和飞行技师，已经进行了10个月的训练。1944年9月，B-29轰炸机培训学校校长小保罗·蒂贝茨上校被任命为原子弹投放训练计划“银盘行动”的负责人。从西欧北非战场上的战友和B-29学校的同事中，他网罗了堪称陆军航空队最精锐的轰炸机机组成员，以这些人为核心组建了第509混成航空大队。

第509大队起初在位于美国西部犹他州的文多弗市训练，1945年4月启程前往提尼安岛进行最后的集训。提尼安岛位于太平洋西部，海运方便，战略地位重要，是轰炸日本的理想出发地。机组成员的训练方式，是对日本进行实弹空袭。

行动5天前，也就是8月1日，蒂贝茨终于敲定了参与行动的机组成员和行动计划。上级给出的目标排序是广岛、小仓和新潟。广岛市中心储存了大量日本陆军物资，还有日本海军最重要的军港之一——吴镇守府。小仓位于广岛西侧的九州岛北部，小仓兵工厂是日本轻武器和防空武器的重要生产基地。事实上，若不是8月9日上午小仓上空是阴天，惨遭荼毒的就不会是长崎了。地处日本西北海岸的新潟，则是日本仅存的关键军港之一。

任务将出动7架B-29轰炸机，3架了解潜在目标的天气，1架备用，余下的3架飞往目标城市，其中两架负责观察，一架投下炸弹。

抉择与试验

田村秀子来到广岛车站时是深夜，距离黎明还有好几个小时。与母亲一样，她一贯是个坚强的孩子，外面的官员也发表了号召民族精神、帝国必将胜利的演说，她还是不免哭了起来，从站台到座位抽泣了一路。她想爸爸妈妈，不确定前面会有什么等待着自己。她不知道君田村没有自来水，不知道自己要和同龄人一起做苦役，更无从知道大洋彼岸的敌国正发生着什么。

对于曼哈顿计划、广岛核爆和之后的日本投降，我们或许多少有所了解。但是，当我们将视角拉近，聚焦于原子弹起爆前的4个月的时候，一段段精彩绝伦的故事便会呈现于眼前：从杜鲁门的艰难抉择到橡树岭铀浓缩工厂中懵懂的女工，从空军精英荟萃的投弹大队到核试验前夜爬上铁塔的化工专家……

广岛核爆后的产业奖励馆残骸，是爆炸中心附近惟一没有倒塌的建筑物，日后被称作原爆圆顶馆，成为重要历史景点。

原子弹的立项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子弹的设计构想提出于1942年，到田村回到广岛时已经进行了3年。这项耗资巨大的绝密项目已经到了技术突破的边缘，一个抉择就摆到了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面前：要不要投放原子弹。

4月12日，刚刚成为副总统的杜鲁门得知，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迈向世界大战胜利的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自己成为了新总统。几个小时后，他才刚刚得知美国早在三年前就秘密启动了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而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杜鲁门可以说是被“抛”进了曼哈顿计划。与28岁便当选州参议员的罗斯福总统相比，杜鲁门可谓大器晚成。他当过农民、银行出纳员、销售员和男装店店主，直到50岁时才当选州参议员，期间最大的政绩是修建柏油马路。1944年，他意外地成为了罗斯福的总统竞选搭档，难怪他在华盛顿政治高层圈子中属于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一直无缘得知绝密的核弹计划。

据他后来回忆，自己就任总统的那一天是“全世界向我压来”的一天。除了原子弹计划的消息外，他还突然承担起了领导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场的重任。

原子弹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武器。从原子弹还仅仅是一种理论设想的时候起，它就引发了道义上的谴责与具象化的末世想象。爱因斯坦后来将自己支持原子弹研制一事称作“我人生中犯过的最大错误”；美籍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原子弹与犹太大屠杀并列，认为它证明“我们正在剥夺自己的人性”；开创于1997年的《辐射》系列电子游戏，更是生动地呈现了一个在核大战中毁灭的后启示录世界。曼哈顿计划内部也不乏反对的声音。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詹姆斯·弗兰克为首，一批科研人员提交了反对核试验的绝密报告。

但是，对美国军政高层来说，还有一道更紧迫的选择题：是向日本本土投入76万军队，继续进行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战争，付出25万人伤亡的代价；还是投放原子弹，迫使日本迅速投降，挽救25万美国军人的生命？

6月1日，以战争部部长史汀生为首，由军人、官员和科学家共同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做出了决定，向总统建议“应尽快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不过，杜鲁门和一批军政要员对原子弹尚存疑虑，不确定这种革命性的新武器能否有效。6月18日，杜鲁门批准了对日常规登陆作战的方案。接下来，压力就落到了执行团队的头上：一要看核试验能否成功，二要看机组成员能否顺利投放。

7月15日晚，杜鲁门总统抵达德国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准备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会面，商讨德日两国处置和构建战后新秩序。前途未卜的核试验也时时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在日志中写道，“我想到了迦太基、巴勒贝克、耶路撒冷、罗马、亚特兰大、北京、巴比伦、尼尼微、西庇阿、拉美西斯二世……谢尔曼、成吉思汗、亚历山大……我希望我平静下来。但我害怕的是，机械发展走在了道德进步前面几百年，等到道德赶上来的时候，道德已经完全失去存在的理由了。”

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洛斯阿拉莫斯核弹研发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核试验。曼哈顿计划科研负责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将试验代号取名为“三位一体”，典出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诗句：“砸烂我的心，三位一体的上帝；因为您仍旧只敲打、呵气、磨光，试图要修补，为使我爬起、站立，就该打翻我，集聚力量，粉碎、鼓风、焚烧，重铸我一新。”诗人笔下灵魂的破与立，仿佛即将在物理世界中上演。

试验设施包括一座安放原子弹的铁塔和三座观测地堡。起爆前一天夜里，因为害怕有人搞破坏，所以领导安排唐纳德·霍尼格守夜。霍尼格是科研团队中年纪最小的骨干成员，引爆装置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发的。当天夜里，沙漠下起了罕见的瓢泼大雨，但试验已经是箭在弦上。幸好5点前后雨停了下来，科学家、军方人员和受邀采访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戴上焊工护目镜，趴在地堡的地面上。

随着电脉冲击中引爆器，众人在十万分之三秒内见证了20000吨TNT当量原子弹的威力。深感骄傲的格罗夫斯将军立即将消息传给了杜鲁门。核试验负责人班布里奇却盯着奥本海默的眼睛说：“现在我们都成了王八蛋。”

“三位一体”核试验的成功让杜鲁门激动不已。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器投放到日本上空了。将近三周后，第509混成航空大队的大部分成员才刚刚观看了第一次核试验的录像。军械专家说：“一名站在10000英尺外的士兵被掀翻在地，一名5英里外的士兵一时不能视物。在很远以外的一个小镇上，一名天生失明的女孩看见了光芒。有人在50英里外听到了爆炸声。”接着，他向坐立不安的机组成员们说明了防护措施：所有人靠近目标时都要戴上有色护目镜，但爆炸冲击波对飞机的潜在影响尚属未知。换句话说，他们的任务不止是将炸弹投下，还要活着回来。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先例可供遵循或参考。

秀子也有自己的担忧。君田村实行着严密的信息封锁，外部消息无法进入，村内儿童想要将消息传出也要被老师审查。但是，她知道外面发生着什么。早在来到隔离地之前，她就明白美军轰炸了日本的许多城市，所到之处一片火海。她见过母亲对着报纸上的东京大火照片哭泣。在战火纷飞的年月，她知道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但与家人在一起总会感觉安稳一些。她想要回家，哪怕同样要面临她知道和不知道的种种危险。

审判日：8月6日

投弹机组人员看完录像后的第二天，提尼安岛空军基地就发生了多起空难，烧到焦黑的B-29轰炸机骨架残骸就遗留在跑道上。

1945年8月6日提尼安岛时间午夜12点，第509混成航空大队队长蒂贝茨将参与任务的机组成员集合起来，重复了行动计划。届时将有三架B-29飞往广岛，分别是投弹机“艾诺拉·盖伊”号和观察机“必要的恶”号与“大艺术家”号。大队里的每一架飞机都有自己的名字，其中投弹机得名自蒂贝茨的母亲。当初，在所有人都反对蒂贝茨投身航空事业时，唯有她给予了温柔的支持。

劫后的广岛，一辆烧焦的汽车。与周遭死于原子弹的同胞相比，田村秀子是无比幸运的。

15分钟后，一位25岁的随军牧师将祈祷文发给了机组成员，其中有一句是“愿他们和我们知晓（上帝）的力量和权柄，凭借你的威力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做完祈祷并吃完早餐后，大家忙碌地做着自己负责的准备工作。

领航员西奥多·J.范柯克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相信最准确的导航是古老的天文导航，也就是利用夜空中的星星，等到了广岛上空附近，他会改用地标导航，也就是朝着呈丁字形的相生桥投弹。他的好朋友，投弹手托马斯·费尔比则要检查投弹瞄准器，确保没有故障。在航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无所事事。但到了紧要关头，一丁点差错都会让整场行动功败垂成。

这时的木村秀子来到了爷爷家住，表姐给了她一本故事书看，不久她就睡着了，丝毫想不到第二天清晨会是炼狱降临。

2点10分，“艾诺拉·盖伊”号进入起飞位置。外面聚集着100多人，其中就有好几位将军。蒂贝茨向他们挥了挥手，随后就开始启动飞机。由于装载着沉重的原子弹以及保持飞机平衡用的配重，“艾诺拉·盖伊”号的起飞重量超过了额定最大重量10%，而跑道尽头就是太平洋。所幸有惊无险，所有机组成员都长舒了一口气。7点，蒂贝茨终于打开对讲机，向机组成员宣布：“我们正载着全世界第一枚原子弹。”

一个半小时后，天气调查机飞抵目标城市上空。广岛上空“所有高度的云层遮蔽率不到十分之三”，广岛的命运就此奠定。距离投弹时间还有10分钟的时候，领航员范柯克看到了相生桥。秀子的母亲这时已经出门了，在附近“铳后奉公”，意思是男人拿着枪在前线奋战，女人在后方也要义务劳动、无私奉献。

秀子被空袭警报声惊醒了，说有3架敌机正向广岛飞来。但几分钟后，播音员说飞机掉头了，警报解除。秀子拿起表姐给的故事书，看得入了迷，以为又是平淡的一天。可她不知道，那是“艾诺拉·盖伊”号已经投下了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然后向右急转弯155度，以躲避到底会有多强的冲击波。

43秒后，东京时间8点15分，提尼安岛时间9点15分，原子弹起爆成功。现在唯一能够看到红莲炼狱般景象的机组成员是尾炮手乔治·R. 卡伦，可他竟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蒂贝茨驾驶飞机转了一个圈，广岛这才映入所有人的眼帘。机组成员大多只能用粗糙的比喻来勉强形容：“黑油滚沸的大锅”、“（浓烟）像热沥青似的冒着泡泡”、“看起来像是熔岩或糖蜜覆盖了整座城市”。无线电操作员理查德·H.纳尔逊讲得更直白，蘑菇云是“那么大，那么高”。转了一圈后，大家就看够了。刘易斯在日志中写道：“我的上帝啊，我们干了什么？”

地面上的田村秀子，则直接承受了原子弹的威力，她看到一道“巨大的白色光柱横扫树木而来”。爷爷家一下子就塌了，她想起了母亲说的话“找结实的东西抓住”。于是，她顶在两根柱子和橱柜之间，身体被埋在了瓦砾下面。在链式反应的伟力面前，她根本无力抗争。

过了不知多久，姑姑把她拖了出来。她没有受太大的伤，于是和姑姑一起把其他家人救了出来。接下来，秀子就只能靠自己一个人了。按照母亲告诉她的避难计划，下一步是尽快离开房子，以免被烧死在屋内。

出门后，她看见附近的工厂爆炸了，发出橙色的火浪。接下来要去河边，河边有水，水可以灭火。而且，也许她在那里能够找到帮自己的人。去太田川的路有一公里多，眼前的景象如同世界末日。有人皮肤正从身体上脱落，有已经瞎了的人在哀嚎，当然还有无数死者。她喊着妈妈的名字，但没有回应，只好哼起了母亲教给她的咏春小曲，试图驱散恐惧的阴霾。

之后，秀子坐上了一辆去乡下的大巴，一名男子把她带回家中。几个小时后，她得知自己的父亲、祖母和叔叔幸存了下来，但母亲下落不明。到了9月份，一位之前与秀子母亲一起义务劳动的邻居给出了线索，田村次郎循迹找到了妻子的饭盒和她烧焦的尸体。

“艾诺拉·盖伊”号机组成员回到提尼安岛后开了一场庆功派对，战后更是被誉为英雄。据《1945倒计时》的作者、美国著名记者兼非虚构作者克里斯·华莱士所说，上至杜鲁门总统，下至蒂贝茨、刘易斯、范柯克等机组成员，核爆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大多并无悔意，要么相信原子弹是快速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要么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

唯一参加过广岛和长崎两次核爆任务的雷达专家雅各布·贝塞尔多年后表示：“经常有人问我，我对我们在1945年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悔意。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没有一丝悔意……人道战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战争从定义上说就是野蛮的。试图区分可接受的杀人方法与不可接受的杀人方法是荒谬的。”

田村秀子对核爆有着切肤之痛，她的反思有着更直接的情感色彩，也反映了令人钦佩的心路转变。她似乎曾经以为，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可以被日本平民遭受的苦难所“赎”，尤其是原子弹造成的危害。但是，晚年的她有了更深的一层体悟，用英文写下了诗歌《伤痛与欢乐的记忆——向中国人民致歉》。诗中写道：“原子弹让我失去了一切，但我竭力躲避它对我的冲击，强忍下心中的伤痛，力图靠尊严和体面把持住自己。但是我错了，在残忍的历程中，无处可躲，更无体面。我开始看见，缺陷及后果，从残忍的伤害中，慢慢浮现。对于给你们造成的损失和苦难，以及长期痛苦记忆的煎熬，我真诚地感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