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持续动荡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儿童村运动。一系列战争受难儿童的救助机构，在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纷纷建立。这些机构的创办者、受教育儿童、资助者，有着不同的理念和背景，希望在提供基础衣食之外播撒社会责任与“国际理解”的种子。

运动在1948年召开的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体大会达到了一个高潮，但由于政治局势的剧变，运动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渐渐陷入沉寂。三位法国学者共同撰写的《小孩共和国》一书，细致讲述了这场带有乌托邦与人道主义事业双重色彩的运动。

万国儿童村

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位于瑞士、奥地利、德国三国交界处，既是重要的水源地，也是划船、滑雪、骑行、远足胜地。游客还可以乘坐飞艇，俯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新石器时代吊脚楼。

在湖西南方向约10千米外，有一座居民不到2000人的小镇特罗根（Trogen），镇上90%以上的居民说德语。土地有一半是农田，森林覆盖率超过40%。镇子东南侧的小山丘上伫立着一座“儿童村”，周围都是翠绿的牧场，偶尔还会收容世界各地因战乱、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而流离失所的儿童。

在2018年，《小孩共和国》的作者们前去探访的时候，那里的破败景象已然无法掩饰。外立面原本的木瓦脱落，露出里面的墙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0年代初的那段日子里，特罗根儿童村曾经熙熙攘攘，“青年大会”、“法院”、“银行”的招牌也不仅仅是写着字的硬纸板，彰显着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国际主义精神。

1946年，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后的第二年，裴斯泰洛齐儿童村（Pestalozzi Kinderdorf）成立于特罗根。裴斯泰洛齐是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瑞士浪漫主义教育家，倡导“心手脑合一”的理念，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一所孤儿院里庇护了遭到法军屠杀的瑞士儿童。只不过，轴心国造成的破坏程度和范围都比18世纪末要大得多，而相应地，国际援助的力度也大得多。

第一批35名儿童来自法国南部，当时房屋还没有建立起来，只有成群的奶牛。但仅仅一年后，在上千名瑞士志愿者的努力下，儿童村拥有了11座房屋。这里生活着来自法国、匈牙利、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五国的儿童，其中波兰儿童曾被纳粹政权押送到德国境内的集中营。

儿童村的资金来源，同样多元化。建筑资金主要由瑞士本土单位和个人承担，比如苏黎世市政府、阿尔皮纳大酒店、零售业巨头米格罗斯集团。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送来了水果，波兰送来了煤炭，澳大利亚送来了蜂蜜，荷兰捐赠了电影放映机。儿童村的报纸，是英法德三语发行。村前的瑞士国旗四周，围绕着各国国旗，飘扬至今。

关于儿童村的报道中，有一幅照片颇具象征意味，是一位法国姑娘照料村里的德国男孩。配文中写着：“德国儿童正在忘记战争的创伤和纳粹的教育。他们与法国、波兰的孩子一起长大。几年前，这些孩子接受的教育是要蔑视来自这些国家的人，而现在他们正在学习互爱和互相理解。”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年里，“国际理解”的观念通过儿童村这样的形式得以具象化。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刊会撰文称：“最重要的是，裴斯泰洛齐儿童村成为联邦主义，甚至超国家主义的象征……1948年，一个统一的、和平的新欧洲在这里成立了。”

战火催生的儿童共和国

裴斯泰洛齐儿童村并非孤例。从1930年代开始，收容、照料、教育受难儿童的机构，就在欧洲各处出现，也不乏国际协作。一个有代表性的早期案例，是1936年之后国际救助儿童会针对西班牙内战受难儿童的救助活动。

为了躲避远程炮火和空袭，1936年7月至1939年4月内战期间，共有约70万名西班牙儿童离开各大城市，儿童营地在相对安全的东部沿海和山区遍地开花，此外还有一部分儿童进入法国南部。佛朗哥领导的国民军取得内战胜利后，垄断了平民援助活动。战争期间参与救助的国际组织，在政治压力、经费短缺、人员损失的情况下纷纷撤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娜-玛丽·德莫西耶（Jeanne-Marie de Morsier）于1939年3月前往法国南部，继续救助担心遭到新政权报复而不愿归国的西班牙受难儿童。

德莫西耶是1919年成立于日内瓦（Geneva）的国际救助儿童会的秘书长，在法国第二大城市、南方大港马赛郊外开办了一所学校，并在马赛所在的普罗旺斯地区（Provence）陆续建立了多个接待处。学校具体负责人，是法国的朱利安夫妇（Henri and Henriette Julien）。

这些机构总体上属于过渡性质，儿童最终要离开法国，大部分返回西班牙，少部分儿童打算前往墨西哥。宣传性质的校刊《孩童》中写道：“由于各种必要程序，这些孩子要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能离开。在此期间，他们仍在我们的管理下。”

很快，一场新的惊涛骇浪袭来。德军在1940年5月10日入侵法国，在6月14日占领巴黎。直到6月22日停战协议签订前的那一晚，马赛还遭受了德国和意大利空军轰炸，大量来自法国北部的难民涌入马赛。

德莫西耶亲眼所见：“人们向东南西北四处迁移，各地的旅馆都人满为患，即使是像马赛这样通常不接收难民的地方也是如此。”在瑞士救助战争受难儿童联盟、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等机构的支持下，朱利安夫妇勉力维持着儿童避难所的经营。

朱利安夫妇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儿童吃饱穿暖，更将战争阴影下的学校视为集体自治生活的试验场。学校只有极少来自世界各国的教职工在观察，日常事务都由儿童自行管理，每个大孩子负责一个小孩子的生活起居。朱利安夫妇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拥有不同面孔，但是拥有宽容、正义、勤奋、友爱的共同理想的大家庭”，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

在当时的主流意识中，营地中的儿童终究要回归自己的小家庭。因而，朱利安夫妇创造的人为“大家庭”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可能会妨碍儿童融入正常社会。这种理念之争，一直延续到战后。朱利安夫妇管理的营地越来越少，最终只剩下了马赛以北约200千米外山区中的老磨坊营地。两人还给营地起了一个体现自身理想的名称：老磨坊自由共和国。

幻梦的破灭

朱利安夫妇面临的理念之争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一点在1948年7月召开于特罗根的第一届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大会上体现了出来。

这场大会是由成立不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络举办的，共有14名儿童之家的负责人参与。除了前面提到的裴斯泰洛齐儿童村和老磨坊自由共和国以外，还有意大利、匈牙利、法国、瑞士的多家机构，以及岭南大学教授庄均翔在中国开办的孤儿院。这些机构的名称各异，有“共和国”、“公社”、“儿童村”、“儿童之家”等等，背后折射出了救助教育理念的核心差异。

1945年，一位在意大利工作的爱尔兰神父和一位意大利神父，在罗马西北方向的海滨城市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ncchia）郊区，创建了一个“少年共和国”。一份实地调查报告中写道：“孩子们有自己的‘民法典’、‘刑法典’，由他们自行选出自己的居民代表和‘法官’；他们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并创办了一份小报。”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收容的孩子都是附近名声最坏的街区里的街头儿童。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孩子的归宿十有八九是少管所。自治的目标是：“唤醒孩子对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责任感，并使其自觉找到正确的道路。”

尽管这个目标本身无可厚非，甚至值得向往，但正如创办“小校村”的法国医生罗伯特·奥雷普（Robert Préaut）所说，小孩共和国“以人工干预的方式让孩子扮演成人，看起来是孩子们在领导，但其实是成人管理者在干预”。这看上去好像是执行过程中出了差错，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毕竟，即使对于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平衡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都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是，不论这些机构给自己起了什么样的名称，它们终归不是儿童永久的家，稍大的孩子就会察觉到自己可能生活在一个“幻境”中。

除了自治理念之外，“国际主义”同样蕴含着现实的隐忧。大会闭幕一年后开办的首届国际儿童夏令营，将其暴露无遗。大约50名来自英国、波兰、荷兰、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儿童，来到了法国的老磨坊自由共和国。在最初的兴奋感消退之后，年龄差距和语言不通带来的隔阂，迅速打破了国际理解的美梦。

就连阶级差异都被带到了营地中。事实上，参加夏令营的儿童里有不少出自资产阶级家庭，很自然地进入了领导者的角色。而营地里原本的儿童都是孤儿，在恶劣环境中形成了缺乏安全感的性格。于是，营地很快分裂成了多个小圈子，本意是促进合作意识的集体劳动和管理，反而挫伤了孩子之间的关系。

用一个英国小营员的话说：“‘老磨坊’的孩子们对我们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城市生活、报纸、广播、学校、俱乐部这些东西为何物，对他们来说，我们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在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下，二战后短暂的国际儿童团体运动很快陷入沉寂。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最后一次大会，召开于1955年。1960年代至1980年代，大部分儿童村都被拆除、归还、出售或遗弃。

冷战带来的隔绝，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随着欧美国家进入繁荣和平时期，战争和贫困造成的受难儿童以第三世界居多，国际救助也随之转向。提升欠发达国家识字率，取代追求国际理解的教育革命，成为了教育人道主义行动的主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