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老上海，人们会想到冒险家的乐园、万国建筑博览会般的外滩、纸醉金迷的社交舞会，再或者是谍战故事的发生地。时至今日，上海依旧是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航运中心。宏大叙事的背后是和所有人息息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读大学？人们又为何选择来上海打工、求职进而安家置业？

人们都知道上海近代的荣光得益于开埠，得益于租界和“十里洋场”。可是，回到1840年的历史现场，英国人为何会选择名不见经传的上海作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一同开埠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都是历史名城，为何却是上海在开埠之后一骑绝尘？

“昨日种种，皆成今我”，要想理解我们今日所身处的这座城市，都需要回到过去。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带读者回到19世纪，最终停留在1949，且看这座城市如何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奇迹。

阿美士德号的那次远航

18世纪的最后一年，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了。盛世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吏治败坏、贪污盛行、军备废弛。“内卷”这个概念在中文世界最早的出现，就是被用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

历史的进程来到19世纪。清帝国的统治者依旧以旧日的眼光审视世界，除了边陲地区的少数叛乱，其他时候都是岁月静好。对外贸易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举动，更增加了清帝国的管理难度。因此，从1757年开始，清朝便规定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

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产力迅速发展。到184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值更是占到了全世界的40%。商品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英国人要给他们的商品寻找新的市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企业出海”。他们把眼光瞄准了中国，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

如此庞大的市场，只有广州一个贸易口岸，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广州的贸易被清政府严格把控，税负极高，英国人必须寻找新的通商口岸。

1832年2月2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从澳门起航，意图对中国的海岸线做一次深入调查。内容涉及商业、地理、航运与军事等多个方面，并期望能说服沿海的地方官员同意贸易互市。阿美士德号一路北上，途经潮汕、厦门、福州、舟山、宁波这些早已被西方人熟知的中国城市。

然而，贸易请求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地方官员纷纷表示，天朝上国什么也不缺，并严禁船队接触当地百姓。阿美士德号只得一次次悻悻而归。

在最初的规划中，宁波就是本次航行的终点站。然而，英国人看着满船的货物，实在不愿意这样空手而归。于是又额外增加行程，继续北上，将船开到了先前西方人都不熟悉的长江口碰碰运气。

阿美士德号先到了崇明，随后在吴淞口停泊了数日，由吴淞口驶入上海。这个彼时尚不为西方人所知晓的港口，令阿美士德号的船员们震惊不已，他们观察到，仅仅7天里就有400艘商船从吴淞口驶入黄浦江，体量都在100到400吨之间。其中包括了运载面粉、大豆的北方船只专程从遥远的天津与辽东驶来。然后是输送各类海货、茶叶或海外商品的南方船只，分别从广州、福建和台湾等地赶来。

英国人以各种理由拖延逗留，用半个月的时间对上海一带的交通进行了缜密调查。他们意识到上海是中国内贸南北海运的重要节点，并且上海背后有广袤的腹地和极其便利的内河航运体系，能够将海运的物资经内河航运，迅速地运抵当时长三角的经济中心——苏州。

在火车出现以前，水运一直是最经济的运输方式。虽然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压抑了对外贸易，但是大量的内贸依旧以海运的形式存在。中国的东南海域水面宽广，因此广东、福建的船只大多体积较大，吃水较深；而黄海、渤海的海岸线则多礁石，要另换吃水浅的船只才能通航。正因为南北船不能相通，只能在上海将货物中转。因此，早在开埠之前，上海的十六铺码头一带就有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

如此发现，让英国人欣喜若狂。阿美士德号的船长断言，一旦开埠，上海就将取代广州，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商业中心。不仅如此，沿途废弛的军备、生锈残破的炮台、营养不良且缺乏操练的士兵，这些状况也都被阿美士德号看在眼里。在随后提交给英国政府的报告里，船长写道：“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五百人更多的中国军队。”并且英国应该通过武力手段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不恐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政府，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组成的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

在后来的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作战很大程度上就是以阿美士德号的考察报告为决策依据，战争的进程也确实如预料的一般。1842年，在英军战舰的威逼下，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1843年，上海开埠。

1920年到1925年间，上海街头。

从此，上海不再只是东南沿海的一个普通市镇。它被裹挟着进入全球贸易和生产分工，却也在这个过程中大放光芒，将自己被压抑已久的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了比肩伦敦、巴黎、东京的全球城市。

是什么让上海在五口通商中脱颖而出？

《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被辟为通商口岸。五口皆位于东南沿海，论知名度、外贸经验、城市底蕴乃至港口条件，上海似乎都是其中最不起眼的。然而，开埠仅仅十年后，上海的进出口额就异军突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

何以如此？红花需有绿叶配，港口的兴盛与否，需要其腹地的支持。

先看广州。虽然广州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的历史，但是它偏处华南。对外贸易中，中国主要出口的产品是丝绸和茶叶，这些物品的主要产地在江浙、福建一带。从江浙、福建到广东，在那个没有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年代里，沿途山峦起伏，只能跋山涉水，交通十分不便，徒增成本、耗时费力。广州先前在对外贸易中的首要地位，是基于清政府的行政命令而非经济规律。五口通商以后，广东省外的货物，基本都不再由广州出口。

福州和厦门的情况比较相似，在出口方面，其腹地除了茶叶外，并没有太多其他的商品可供出口。且福建多山，省内外交通不便，外省物资较少由福建出口。就进口而言，福建相对贫瘠，人口少，市场容量小，对外国物品的需求也有限。

再看宁波，虽然宁波有着良好的港口条件，但一样受制于腹地。宁波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浙江富庶的地区是杭嘉湖平原，位于杭州湾的北岸，既是丝茶的产地，又是洋货的购买主力。但是从宁波到杭州，“五百数十里，河窄坝多，装货有限”，因此杭州湖州一带的商人鲜少来宁波做贸易。

那么，中国最富庶的杭嘉湖平原，以及太湖平原的苏锡常，这些江南核心区的商人，将出口货物运往了哪里呢？答案自然是上海。

中国的海岸线分布在东部沿海，而长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水道，中国的江海航道呈T字形，上海正好处于交叉点，通江达海。江南地区密布的水网，让出口货物可以由水路轻松地从苏州、镇江、扬州、杭州、嘉兴抵达上海。富庶的江南人对于洋货也有着更高的购买力，同样是经由水路，销往江南乃至长江的中上游地区。

面朝大海，背靠江南，这就是上海无与伦比的地利。

租界、流民与孤岛

说到近代上海的发展，不能不提租界。开埠以后，外国人纷纷进入上海。租地问题很快提上了议程。1845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英租界成立。美、法两国也紧随其后，成立美租界与法租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则依旧自力更生。

关于租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租界不是殖民地。《上海土地章程》里说得很清楚，租界不是被割让的领土，而是清政府划给外籍侨民居住的特定区域，土地的所有权依然归中国政府所有，外国人使用这片土地，需每年给清政府缴纳租金。以现在的眼光理解租界最好的参照物就是使领馆，比如淮海路上的各国领馆，自然是中国的土地，但是各国政府对领馆范围内的各项事物有管辖权。

其次，租界最初的性质是外国侨民居住地，清政府乐得给出一块土地，以便把这群洋鬼子和中国人隔离开来，并且规定华人不得在租界内居住。

1937年到1941年间，公共租界，外滩。

但太平天国起义改变了这一切。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大半个中国陷入了战争与恐慌。9月，上海本地爆发了响应太平天国的小刀会起义，上海县城失守，大批华人涌向租界寻求庇护。租界将男性侨民组织起来，成立“上海义勇队”，也就是后来的“万国商团”。在停泊在黄浦江边的各国海军力量的帮助下，“上海义勇队”成功守住了租界。

在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乃至淞沪抗战中，“万国商团”一次次地守住了租界。上海租界，正如此后一个世纪反复上演的剧情那样，成为战火中和平的孤岛。渴望逃离战火的各地百姓，纷纷涌向租界。从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到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其间上海租界的人口增加了11万人。

逃亡上海的人群中，有江南的地主与富户，他们给上海的商业带来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有能工巧匠，他们为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高技能人才；还有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起初排斥华人进入租界的洋人，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居然成为了这个古老国度的新地主，只要将房屋租给华人，就可以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有钱能使鬼推磨，各国领事纷纷取消了华洋分居的条款，允许华人进入租界。

大量人口的涌入，给租界的管理带来了挑战，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租界的公董局应运而生。工部局的英文名是“Municipal Council”，照理应译为“市政委员会”，但当时却被译为了“工部局”并流传至今。起因是在当时的中方译者看来，“工部局”的职责很像中国古代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中的工部，掌管工程建设，如屯田、水利、交通等等。工部局最初的职责也确实是从修路、造桥、建码头开始，逐渐扩展到收税、派警维持治安，进而覆盖租界生活的各个方面。

工部局和公董局的管辖范围越来越大，俨然成为租界的市政府。虽践踏了清政府的主权，却也带来了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法治体系。工部局和公董局解决了租界的行政和管理问题，但是华洋杂居，各类纠纷自然不可避免。为了解决司法问题，会审公廨——这一租界内的地方法院应运而生。

会审公廨的主审官由清政府委派，陪审官则由英美等国的领事兼任。在会审公廨内，西方的陪审官引入了大量西方的法律制度，比如在诉讼中允许律师辩护；在审讯中减少刑讯逼供，更加注重证据；在处罚时尽可能避免采用打几十大板等肉体刑罚，而是改用罚款、拘押等等。

租界也成了进步人士著书立说反抗大清的根据地。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发表，明确表示要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国”。清政府震怒，急欲除之而后快，要求租界当局引渡邹容，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被租界拒绝。案件最终被呈交会审公廨，双方聘请律师唇枪舌剑。担任主审的上海知县要求判处终身监禁，遭到英美陪审的反对，最终经过半年的博弈，邹容被判监禁两年，关押提篮桥监狱。虽然邹容最终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在监狱中病故，但革命的火种已然点燃。

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面积总和，最大时接近5万亩。全国其他23个城市的租界面积加起来，也不过3万亩。不论是面积，还是存在时间，上海租界都远超全国其他租界。

1942年，占上海仅6%面积的租界却已经集中了上海62%以上的人口。次年，日军进驻，租界成为历史。1852年，上海的人口不过50万，到1949年，人口已达540万，其中本地户籍仅占15%，非本地占85%。一百年间，人口增加了10倍。同样的人口增速，放眼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中国的城市，世界的乡村

人有初心，城市的起源也有其原动力。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大多源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考量。例如北京的起源，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由西北转向东北，帝国的首都作为镇南和御北的要塞，要及时回应这种军事威胁。因此，中国的政治中心从汉唐时期的长安转向了北京。

上海的起源则是经济性的，是一个在全球贸易过程中以港兴市的过程。上海开埠后，首先出现的是码头，随后以租界为中心，经销进出口货物的店铺相继开张。远洋贸易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西方各国纷纷在上海开设银行，而江浙一带逃难而来的地主则开设钱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上海迅速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有了钱的人们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电影、唱片、出版等文化产业也都在上海孕育而生。

在第二产业方面，起初是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船舶修造业，随后服务于衣食住行的面粉厂、纺织厂、食品厂、自来水厂、电厂也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条约》规定外商可以直接在通商口岸设厂，列强于是纷纷在上海开办工厂。

工业的发展需要产业集聚，以上海最为发达的产业面粉业为例，面粉业在上海的发达，首先是交通便利，安徽和苏北的小麦可以经长江和大运河抵达，华北的小麦则可以经铁路抵达，外销也有方便的海上交通。其次是上海的金融业发达，为办厂和购置机器提供了资金支持，各类机器在上海也很容易买到。再次是上海有很多前来讨生活的廉价劳动力，和改革开放后从内地到沿海打工的农民工一样，能够满足工厂的用工需求。最后是同行业的各类企业集中分布，互相分工合作，构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到了后期，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上海的地价贵、房租高、工资高，但因为上海少遭战火且有着产品生产所需的完备产业链，很多本应迁出或者应开在原材料产地的企业仍旧在上海设厂。

甲午战争后，上海不仅是商业的中心，还变为制造业的中心，工业产值长期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0%。但这种因贸易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第二产业，使上海的工业结构一直以轻工业为主。一直到1940年代，纺织、食品两个工业部门的产值仍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70%。到1949年，轻纺工业比重为88.2%，重工业11.8%。

从1850年到1949年的一百年里，上海对外贸易也一直占据了全国外贸的半壁江山，个别年份甚至占到80%。上海从全国各地吸收原材料、土货以供出口和上海的轻工业加工，又将数量巨大的舶来品和上海产的工业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中，之于广大内陆地区，上海扮演的是城市的角色。但在全球贸易中，上海扮演的却是世界的农村角色。1933年的海关统计显示，上海出口的商品中，农产品和原材料占33.1%，初加工的面粉、棉纱、香烟占66.6%，深加工产品几乎为0。有人形象地形容上海的对外贸易为“广搜各地土产，统办全球货物”。

1920年代，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数次造访上海，他亲眼见证了霓虹灯下的污秽、彻夜的舞厅与弄堂里的刺杀。上海的光怪陆离和人间百态让他惊叹不已，回到日本出版了《魔都》一书，以记录自己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从此，“魔都”成了上海的别名。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旧日的政治经济秩序土崩瓦解，外国资本家、传教士陆续离开这片耕耘了一个世纪的土地。旧日的证券交易所被关停，资本主义纸醉金迷的跑马厅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

时间的脚步不曾停歇，在时代的大江大河中，上海获得更辉煌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