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斜杠青年、数字游民等概念愈发为人所知的同时，以公务员为代表的铁饭碗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这些现象都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工作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变。工作不稳定、缺乏目的感、随时担心被时代抛弃，成为了不同人群的共同担忧。

对许多人来说，工作的基本目标是饭碗，理想追求则是投身于符合自身感召的天职。工作与意义感、价值感高度重叠，因此，失去工作或工作不理想，都会对自我认同造成沉重的打击。应对工作变局需要想象力，而成功案例恰能够启发想象。比如，改造自布鲁克林船厂的创客空间与自由职业者的联合工作模式。

数字时代的工作危机

始于1960年代的科幻作品《星际迷航》中，22世纪的地球进入了一个人类不再需要为生活而工作的乌托邦，人人可以按照志向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大部分人都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但对今天和近未来的现实人类来说，工作仍将是一个需要行动力与想象力来面对的共同课题。

对不少人来说，工作构成了生活意义和价值的支柱之一，而未必仅仅是生计来源那么简单。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第一集中，刚从副局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傅明老人很不习惯。傅老尽可能拖延撤空办公桌的企图未果后，宁愿去妇联工作，也想多多“发挥余热”，最后是遇到了实在不方便男同志处理的女工家暴问题之后，才一千个不情愿地开始了退休生活。

美国资深杂志编辑与撰稿人埃伦·拉佩尔·谢尔（Ellen Ruppel Shell），在《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一书中则记述了一个更具黑色幽默色彩的当代案例。亚伯·戈雷利克出生于1956年，藤校本科毕业，芝加哥大学MBA，在诸多行业的大小企业做过高管，拥有一栋高尚社区的优美住宅和一辆绿色的捷豹汽车。

《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

2013年，他突然被公司裁员了。他没有意志消沉，也没有悠游岁月，而是加入了零工大军。他开过出租车，做过超市收银员，还到百货商店推销过领带。与他之前的薪水相比，这些工作的收入相当于没有，但并不妨碍他努力从中看到“好的一面”。不仅如此，他还试图以57岁高龄开启新的职业生涯。在他眼中，问题不在于年龄，而在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想成为真正的我……我想，是这一点害了我”。

这段自我反省的言外之意是：人在职场不能太自我，要顺应时代潮流与企业文化，做一个合适的人。对戈雷利克来说，这并不是很要紧，毕竟他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成功生涯与积累。但对初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这是眼前最重要的压力源之一。正如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社会学副教授奥弗·沙龙（Ofer Sharone）所说：“我们的身份不断受到考验，不安全感和焦虑如影随形。”

最明显的挑战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危险。科技企业常常一面用“赋能”“增效”“突破”“颠覆”“互联”等正面词汇描述和展望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记述，一面大肆裁员。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巴特·塞尔曼（Bart Selman）则直白得多，他说：“机器在诊断疾病方面已经超过人类医生，很快机器所掌握的知识就会将医生甩出一大截……在10年，也许15年之后，大多数医生就要丢掉饭碗。”

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塞尔曼这样的激进论断，但他依然指出了一个可能的趋势：受到威胁最大的工作不是低薪工作，而是某些最复杂，但同时包含大量常规流程的工作，包括外科医生、离婚律师、建筑绘图师和汽车设计师。

原因倒也好解释。虽然混合奶茶粉和加热料理包的工作很简单，但这些岗位的工资已经低到了不值得开发和生产机器的程度。再加上承担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口基本没有议价能力，所以才会出现一边是老板抱怨用工荒，一边是员工待遇不见涨的情况。

美国农业工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6年底，美国一家农场缺50名剥蒜、烤蒜和包装工人，起初开出11美元的时薪，结果无人问津。而当老板在1月份决定将时薪提高到13美元时，员工不到一个月就招满了。

相比之下，开发面向医疗、法律、设计等高薪行业的技术的利润就要大得多了，它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工智能开发的热门领域。当然，总有一些职位会保留给人类，从世界顶级期刊到微信公众号的众多作者，都在试图预测人类的这些终极自留地在哪里。围棋曾经是一个热门专业，直到AlphaGo的出现。

这意味着，工作的消失未必是一个均质的过程，而更可能表现出结构性不均衡。新兴高薪岗位会有少量增加，比如谷歌工程师；传统中产阶级工作会受到重大冲击。至于低薪岗位，除了上面讲到的油水不大的原因，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是：政府拉动就业的主要领域，正是低薪岗位。

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制造业城市，但从1980年代以来逐渐衰落。市议会为了提振就业，一口气为亚马逊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激励方案，免费提供平整好的场地，换取1476个全职岗位和2400个临时岗位。2013年7月，工厂开幕之际，时任总统奥巴马亲临道贺。无独有偶，他的继任者特朗普同样将就业摆到了核心位置。他在竞选期间就喊出了响亮的口号：我们将努力为所有美国人争取工作。

热爱悖论

工作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如此普遍的追求？应当注意的是，工作未必是人类的天性，在历史上也并非总是拔高到今天的地位。

《石器时代经济学》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 Sahlins）观察到，在许多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并不会不停地工作。相反，只要填饱了肚子，大多数人都会将时间用于社交、游戏、艺术创作或者什么都不做。

古罗马时代，皇帝们用来安抚罗马城贫民的手段也不是确保充分就业，而是“面包与马戏”，也就是提供低价或免费的食物，再加上举办盛大的角斗、赛马、游行等公共娱乐活动。而历史上诸多社会的上层阶级，一向以劳动为耻，以悠闲为荣。躺在乡间别墅庄园里吃葡萄的罗马高雅贵族如此；罗马人的死敌、生活在蛮荒森林中的日耳曼人也是如此。在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中，耕作是奴隶的事，自由民和贵族则是纯粹的战士，缺粮吃了只会外出劫掠，断然不会拿起锄头。

19至20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写道：“放弃劳动……是业已获取卓越经济成就的传统标志。”

如今的情况则与历史图景相反。长时间工作成为了地位与权力的象征，包括高管和高官在内。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姆·怀特（William H. Whyte Jr.）写于1956年的《组织人》一书中，作者采访的221位企业高管，平均每周工作57至60个小时，远远超过了40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那时和现在一样，成功人士热衷于营造大忙人的人设。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曾在温哥华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写道：“‘早餐会’、‘午餐会’、夜里总开的‘夜总会’，已是华为人的标配……从太平洋之东到大西洋之西，从北冰洋之北到南美洲之南，都有我们忙碌的身影，都有我们努力的付出。”当然，以忙碌为荣并不是上层阶级的专利，也并非特定文化风格的产物。

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该造船厂在1990年代衰落后改造更新为工业园，面对涌入的科技企业，造船厂发挥产业基础，结合巨大的生产空间，针对制造类科技打造出绿色科技制造中心。

1970年代末期，匈牙利裔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发现，他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有80%声称自己不需要钱也愿意工作。日本的匠人文化，更将工作提升到了感召的层次。正如“寿司之神”小野次郎在纪录片中所说：“我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以求精进。我总是向往能够有所进步。我会继续向上，努力达到巅峰。但没有人知道巅峰在哪里。”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确实从工作中找到了意义呢？我们从自身经验和生活常识就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从社会调查的结果来看，美国人的工作满意度自1980年代以来一路走低。自21世纪初以来，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表示对工作满意。

“追随热爱”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理想，不如说是一种内化的道德训诫，让人在没有工作，或者感到自己没有在做热爱的工作时产生负罪感。就像爱情之于婚姻一样，热爱成为了工作意义感的必要元素。

不久前，一位刚刚毕业的美国大学生写道：“我们这一代人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有花费在‘做事情’上的时间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努力使工作符合我们的热爱，或者使自己的热爱符合工作要求。”同时，他也精辟地点出了这种观念的悖论之处：“一个人是由他自身的欲望定义的，而热爱工作需要协调自己和雇主双方的欲望。如果说，工作给予人目的感，那么他的目的感就有赖于另一个人。他的自我便也掌握在另一个人的手中。”

“热爱悖论”的核心矛盾点，是价值感的依托问题。牛津大学心理学家萨利·麦特利斯（Sally Maitlis），研究过40名曾因伤病而告别舞台的舞者和演奏家，发现对职业生涯投入越是执着的艺术家，就越是难以放下不得不放弃的艺术事业，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艺术领域，而是涵盖了各行各业。将自我价值等同于对组织做出的贡献，将工作视为生活意义感的核心乃至唯一源泉，是危险的。正如谢尔所说：“好的岗位越来越少，我们的应对措施不应是试图创造更多有意义的岗位，而是应该打消在岗位中寻找意义的想法。”

创客与联合工作

在当代的工作困局面前，无力逃脱感是情有可原的反应，甚至会有人以此为荣为乐。美国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对这种人有过一段精彩生动的描述：“要是我能告诉你，你无能为力的程度远远超出你可能的想象，那么我显然就比你聪明，也比你更革命。要是我还能告诉你，我将你无以复加的、毫无希望的无能为力状态告诉你的方式本身也是造成你无能为力的力量的一部分，那我就更厉害了，因为我让你更加不可能找到一条脱离现在的出路了。”

尽管工作本质上是一件高度个人化的事，不存在适用于全社会或每一个人的万金油药方，但首先了解一些值得借鉴的案例对踏上探索之路是有益的。所幸，这样的案例并不缺乏。

一条路径是老旧厂房改造。这种模式在国内也相当常见，例如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就是798联合厂（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改造而来的。美国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的改造，也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布鲁克林是纽约五个行政区之一，位于纽约市西南部。布鲁克林有过一段辉煌的工业历史，而海军造船厂更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20世纪中叶鼎盛时期，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有7万名工人，但那已经是落日前的余晖。随着美国商船造船业的衰落，造船厂在1966年不再为海军造船，1981年被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集团接管。彼时，没有人能料到这里将迎来制造业的复兴。

现在的造船厂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创客社区。遍布纽约的小型创业公司，大多追求热门新兴科技岗位，比如游戏设计师、系统架构师、VR开发师、多媒体专家等。船厂社区则反其道而行之，入驻的400家企业以本地艺术家、工匠与设计师品牌制造商为主。涵盖的产品五花八门，包括电影场景、软件、珠宝、人体工学家具、玉米饼、塑料袋、食品包装，乃至大脑植入物、船只和橱柜。产品主要面向周边市场，纽约本地客户就贡献了70%以上的交易额。

造船厂入驻企业大量运用了数字化生产技术，包括3D打印、数控机床和电子实验室。新技术带来的不止是生产力的提升，也包含了生产模式的转型。正如杜克大学神经科学家特德·霍尔（Ted Hall）所说：“数字化生产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将权力赋予生产者本人而非机器。”这正是创客运动的宗旨：高科技工具的目标是增强而不是排除人类的才能与努力。

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联合工作提供了一种有希望的前景。不管是因为固定岗位减少的客观条件，还是对多样化斜杠青年生活方式的向往，美国自由职业者的数量，都在持续增加。自由职业者面临的困境不止是维权困难、缺乏保障、工作不稳定等现象，也蕴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很难承接大项目。这正是联合工作试图解决的问题。

简言之，联合工作就是众多自由职业者在同一个空间办公。参与者虽然有着不同的背景、技能、行业和目标，但可以共同提出新的创业想法，自己开发和创造需求。美国企业家凯尔·库尔博罗斯（Kyle Coolbroth），在巴西圣保罗开设的联合工作空间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说：“联合工作代表着自由职业者阶层的崛起……人们想追求自己的手艺，但不是在自家餐桌旁小打小闹地做点东西。这可以填补大公司的空白。这种模式能替代IBM吗？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