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古典音乐和大部分流行音乐里，往往要求在不和谐的“紧张”之后有一个“解决”，读故事时大概也会有一种对结果的期待，不管是现实还是虚构的故事。就拿最近一审判决出来的吴谢宇案来说，相关人员和吃瓜群众们从一开始就在追寻“结果”：他到底有没有杀人？他到底为什么杀人？还有，对他杀人应该予以怎样的道德审判？但上面三个事实、解释、判断层面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结果。多年之后，这个案件可能依然会滋养着无数以“补写结果”为目标的衍生作品。

但是，把“没有结果”明明白白地亮出来，只是把已有的材料和推理的过程摆出来，这样算不算是一个好的故事呢？一位伦敦福尔摩斯协会前会长的离奇死亡，以及后人对他的破解记录，是一个绝佳的回答。

本格密室杀人案

柯南·道尔爵士是福尔摩斯小说的作者，也是当时收入最高的作家。如果随便在街上找一个人问，你最先想到的侦探是谁？答案十有八九是福尔摩斯。但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作家，至今没有一本真正权威的学术传记问世。

一个重要原因是，柯南·道尔的继承人特别重视他的“名誉”。只因为一位传记作者用“一位在街上闲晃的人”来形容柯南·道尔（这还是引用了柯南·道尔在作品中的原话，本是一种常见的传记写作技巧），柯南·道尔的一个儿子就马上推出了《真正的柯南·道尔》作为反击，另一个儿子更是公开向传记作者提出了决斗挑战。后来，柯南·道尔的小女儿琼女爵成为了父亲手稿、书信等资料的保管人。这批资料对任何一位有意撰写柯南·道尔传记的人都是无价之宝，而它们也牵出了一场财产纠纷和命案。

理查德·兰斯林·格林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道学家”，曾任伦敦福尔摩斯协会会长。他与1997年去世的琼女爵关系良好，曾在女爵生前有幸看过这批材料，而且手持女爵遗嘱的复印件，上面写着柯南·道尔资料将在她去世后赠予大英图书馆，供全世界研究者和爱好者免费阅览。因此，按照道理，格林应该会收到资料上架的消息，但一直杳无音讯。直到2004年3月，佳士得拍卖行发布了一条拍卖信息：格林翘首以盼的资料将逐件进行拍卖，拍卖者是柯南·道尔的两位远房亲戚。

格林怒不可遏，坚信这场拍卖是非法的，并且拿出了证据，要与拍卖行和拍卖人抗争到底。然而，就在当月，格林被发现死于家中，脖子上勒着一条鞋带。

这起案件至今是一场悬案。《纽约客》杂志调查记者、《迷失Z城》一书的作者戴维·格兰通过对众多相关人士的采访和资料收集，写出了《神秘事件》一文，文章最后一句话却是死者妹妹的一段话：“现实不是侦探小说，没有答案也没办法。”不过，同名话剧《神秘事件》2019年倒是在美国上演了，编剧别出心裁地请出福尔摩斯本人，最终破解案件，给了格林案一个圆满的结局。

哪一种结局更好呢？或者说，有结局更好，还是没有结局更好呢？在阅读和翻译《神秘事件》这篇文章时，我基本上是处于这般状态，一个个结局的一角被掀开，然后盖上“未必”的火漆印章，直到最后所有卷宗都被放到一个档案袋里，封好口之后，在上面写了一行整整齐齐的字：我觉得真相是永远无法知道了。

首先，作者拜访了曾与死者最好的朋友之一，约翰·吉布森。吉布森也是一位铁杆福尔摩斯迷，在格林去世后还参加了警方的听证会。警方没有发现闯入迹象，于是认定是自杀。吉布森则举出了一系列证明警方“辜负”了死者的证据，比如死者生前曾对他说，一个美国人要害死他，而且勒死死者的是很罕见的鞋带，而非粗绳索。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一位熟练的推理小说家应该可以写出一部中规中矩的密室杀人案。

从封笔到降神

从11岁开始，格林便熟读了每一部“福尔摩斯”小说，后来更是积极研究柯南·道尔的作品与生平，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部足以传世的柯南·道尔传，因此自然与琼女爵攀上了关系。

到这里为止，密室杀人案的戏码都还走得下去，尤其是加上了格林的另一位好友欧文·多得利·爱德华的证据。他坚信曾与自己一同呼吁终止拍卖的老友是被谋杀的，而且杀人者是某个财路被挡的恶人。现在好了，连作案动机都有了。正常来说，应该进入推理环节了吧：凶手只有一个！

《四个神秘的签名》，英国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于1890年所创作第二本以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为主角的推理小说。

接下来，作者采访了一个匿名的美国人，此人也是格林的生前圈内好友。他不仅透露了一个重要细节：琼女爵在去世之前的几年与格林闹掰了，据传是有人在挑拨离间。但他讲述的另一个故事直接扭转了全文的方向，从本格推理转向了社会派。

福尔摩斯为柯南·道尔带来了巨大的名声和财富，但也让他背上了负担。他曾亲口说，“创造谜题和构建归纳推理链”的不断循环让他心生厌倦。他渴望写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更严肃的文学作品。于是，以中世纪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白色军团》问世了。

但是，在《福尔摩斯探案集》已经有了一万个版本的今天，这部作者心中的“巅峰之作”至今连一个中译本都没有，一时半会儿大概也不会有。当时，《白色军团》也受到了冷遇，作者只得回到福尔摩斯的创作中。仅仅过去两年时间，1893年，柯南·道尔就交出了《最后一案》。在福尔摩斯诞生6年后，作者毅然决定封笔，而且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福尔摩斯已死”。

有过这样经历的作家并不少，毛姆就是其中一位。当代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毛姆作品，大概是《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人生的枷锁》。但是，让他成为当时少有的依靠写作赚得巨大收入和名望的，并不是这些长篇小说，而是短篇小说，尤其是30岁前后写的大量火爆话剧。他初入文坛时写过揭露社会现实的小说，也写过历史题材的小说，但都没有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之后总算依靠磨练多年的剧本笔力实现了市场的突破。在十年的剧本生涯中，他尝试过写比较严肃的剧本，结果立即被市场打脸，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叫好不叫座。他也多次流露出不想再写剧本的愿望，但还是屡屡回归。正如他本人所说，“多年后，我成了一名畅销轻喜剧写手，也失去了（被视为有前途的文坛新星的）殊荣。”

毛姆在纠结了十年后，终于顺利退出了剧本圈。但柯南·道尔不仅在《最后一案》十年后迫于公众压力，在《空屋探案》（1903年）中以当初只是为了躲避莫里亚蒂一伙追杀而假死为由，让福尔摩斯回归，而且一直创作“福尔摩斯”系列作品到1927年。他的女儿琼认为，福尔摩斯是他们一家的诅咒。

福尔摩斯赖以成名的是理性推理，这也是一战前推理小说的主流。这一派作品的基本特征在《推理小说十诫》和《推理小说二十法则》中得到了凝练的表述，比如“必须明确、公正地将所有线索呈现给侦探与读者”、“故事中不能掺有恋爱成分”、“必须经由合理的推理缉凶”、“凶手不得以大型犯罪组织为后台”、“必须贯彻唯一的真相，并为此向读者提供线索”……

但在对战争的血腥和毫无理性有过切身之痛后，福尔摩斯之父在生活中也开始拥抱理性的反面。比如“道学家”丹尼尔·斯塔斯豪尔曾写道，柯南·道尔开始相信鬼神，而且参加了多次降神会，还宣称与自己死去的弟弟有过交流。让他声名扫地的一件事，是大力宣扬1917年的一张伪造超自然生物照片。

这原本是情有可原的事情。遭受个人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地震之后，人难免会更容易从思维转投灵与肉的怀抱，柯南·道尔如此，一战后的推理小说界同样如此。雷蒙德·钱德勒取代柯南·道尔，成为了新一代硬汉侦探的旗手。

但是，格林无法接受自己心中的英雄有这样的污点。多年来，他一直在收集一切与柯南·道尔有关的物件，其中就有宣扬唯灵论的小册子和各种神秘研究。除了这些让他无法说服自己为柯南·道尔辩白的资料，更令他心焦的是琼女爵的遗赠迟迟没有露面。他的一个朋友说，“他把整个肉体、整个心灵都用来研究（柯南·道尔）。”

杀人的执念

故事讲到这里，一个新的主题已经隐隐出现：执念。读者的执念。柯南·道尔十年间收到的读者反馈并不都是亲切的问候，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威胁。而正如爱德华所说，“如果生命中只有福尔摩斯，那是很危险的。”

虽然没有资料，但研究的脚步不能停下来。他写了一篇柯南·道尔偷情秘闻，但不久被发现证据不确实，只好在期刊上发文道歉。这篇文章写于2002年，也就是格林去世前的两年。

琼女爵文献流落到佳士得拍卖行之后，他的福尔摩斯之魂再次爆发。他真正扮演起了福尔摩斯的角色，通宵达旦地研究这些文件为什么属于大英图书馆。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但无论他如何尝试，就是不能建立起完整的证据链。他记得柯南·道尔的一名子女在一份录像带里说资料要捐给大英图书馆，朋友找到后反馈说里面没有这段话，结果惹来了格林在电话里的一顿臭骂。那时距离格林去世仅有几个小时。

这条线索指向的“谜底”是自杀。杀死他的不是某个“美国人”，而是他自己的执念。更有甚者，他的朋友吉布森还推断这是一出伪装成他杀的自杀，目的就是构陷那个他心中坚信的恶人。这条线索同样有证据支持，比如格林专门留下了三个电话号码，宣扬美国人要害自己等等。

与之前的“密室杀人”戏码相比，“执念杀人”的情节更为跌宕起伏，而且也更有内心的深度，给出了一个比谋财害命更加深刻的动机。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写下去的话，这会是一篇精彩而圆满的推理故事。

可惜，后续调查几乎破除了这种可能性。比如，那三个号码中有两个是记者的，还有一个是佳士得工作人员的。另外，拍卖的文档是琼女爵去世前夕分给三位亲属的，虽然在道义上尚有批判的空间，却是完全合法的。

最后的写法相当于给前面精彩的“立—破—立”结构来了一个釜底抽薪，不仅把最后的一个本能赢得满堂彩的结局抹杀，甚至让整个案件都失去了立足点——原来格林死前的最后一项事业竟是一场巨大的乌龙。

由于琼女爵跟他关系破裂，他原本就没有希望自己在女爵生前看到这些资料。他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琼女爵的遗赠“遗嘱”上。但女爵死后没有动静，他盼望的资料竟然还要被拍卖，他便发起了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可惜，这只是因为女爵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写了新遗嘱，偏偏他还死在了遗嘱合法性结果公布之前。于是，开头以为是悬疑剧，最后竟然生出了荒诞剧的味道。

难怪有豆瓣网友说这篇文章“完全是个噱头报道，写得连小报水准都够不上”——因为“并不存在‘找完线索可以来推理了’这种绝对性时刻……并不存在唯一的确切无误的真相”。

回到开头的问题，这种“没有结果”的故事算不算是好故事呢？就其本身来说，作者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毕竟就像历史学家一样，有多少材料出多少菜。但是，调查过后又不能不出点成果，所以这种“中间产物”式的作品就产生了。

国内有一个能够与此对标的（系列）文章：没药花园对吴谢宇案的追踪报道。她在2017年《头顶烈日，站在黑暗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明确判断：“这是一次非理性带有自毁性质的谋杀。”而且她最近表示，“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变观点”，这样的判断来自几年来的持续关注。我相信，格林案存在一个“完全体”的话，这应该就是它应有的样子吧。只是，未必每一个犯罪案件，或者研究课题，或者政治风波都会有适当的客观条件（资料披露）和主观条件（坚持追踪的人）等到那一天。

当然，永远有一个潜在的指责：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在玩弄多视角和客观笔调，掩饰自己的猎奇爱好，又用“我做过调查并且完整呈现出来了”来做挡箭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