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反性骚扰还会像从前一样困难吗？

今天，一篇举报媒体人章文性侵的长文刷屏了社交网络。

举报信中描述，章文以导师好友的名义接近她，却趁其醉酒，在茶室将其强奸。

事后，这名女生在交流中发现，受到过章文性侵、性骚扰的不仅她一人，“而且都是他的实习生或者初入职场的女生”。

据其描述，章文在性侵第二天约她见面，并扬言自己曾“上过”100多个女人，做了十几年记者，认识圈内无数人……

举报信发出不久，蒋方舟也发声支持，表示自己也曾被此人性骚扰。

知名媒体人易小荷也随后爆料，自己在与章文共事时，也曾被他性骚扰：

对此，章文回应称自己“从未强迫他人做网文中的事情”，并委托律师发表声明。而对于蒋方舟和易小荷的实名举报，却未做回应。

性骚扰令人反感，但受害者想要维权却难上加难。

匿名举报的女孩在信中也写到，她咨询了很多人，大家并不建议她直接报警，而是建议：保存好证据，不要报警。

警察朋友根据报案后的流程，对女孩来了一次模拟询问，女孩“当时就崩溃了”，对细节的盘问，对于大多数受害者来说都是一次摧残。

性骚扰判定难使得此类案件在国内似乎毫无头绪，大家都更寄希望于微博、朋友圈，对其形成道德谴责，亦或按捺下心中的痛苦，死死埋在心底。

性骚扰问题，真的无解吗？

其实，性骚扰问题不止困扰着我们。在被称作“性骚扰天国”的日本，性骚扰问题是长期以来无法回避的难题。

摸头杀很暖？

对不起，这就是性骚扰

“我累的时候，你就应该对我说‘教授，我们一起去喝酒吧’，‘教授，今天我陪您睡觉吧’，这是你作为秘书的工作。”

1993年，京都大学知名学者矢野畅对女秘书提出这样的要求。最终，这位常上电视的明星教授自掘其路，被日本社会抛弃，客死他乡。

日本被称为“性骚扰天国”并不为过。据内阁府出台的《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统计，全国接到关于职场性骚扰相关的咨询件数远远高于婚姻、怀孕、生产等话题，2009年最高峰时曾达到约2.5万件。

1997年，日本修改《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公司职员招聘、采用、晋升等环节，禁止对女性采取差别对待，并写入防止对女性性骚扰的规定。

2007年4月该法案进一步被修改，性骚扰规定也适用于男性。2008年后据有关部门统计，约1.4万件性骚扰案件得到了有效指导。

日本网站“社会的教科书”总结过日本社会中的性骚扰行为：

袭胸或摸臀等一般认知以外，壁咚、触摸头发、搭肩并揉肩、工作时盯着脸看，甚至在工作环境下的表白，都被视为卑劣的性骚扰行为。

在网络所征集到的性骚扰语言集合中，除了露骨的言论，一些不经意的语句也会被许多公司认定为性骚扰：

“这么急躁，生理期了吧”，“一点儿都不像女的”，“年轻貌美的你，倒的茶都很好喝”。

工作中，被询问是否有男朋友、喜欢什么样的异性、被叫欧巴桑甚至被称赞“变美变瘦”等也有性骚扰之嫌。

而对于职场男性，被询问是否有性经验、是否有生孩子的计划、被诱导去风俗店等也被划定在性骚扰范围。

日本大学教授对“性骚扰”一词同样敏感：与女学生讨论课题时，男教授为了避嫌一般会选择在公共谈话室进行。即便在办公室进行对谈，教授也会有意打开大门。

不过，在语言暴力式性骚扰中，针对女性有失格调的奚落和蔑视在日本依然盛行，连位高权重的国会也是如此。

2014年4月在日本众院总务委员会上，向总务相等提出质询的日本维新会众院女性议员上西小百合，遭到在场一位男议员带有性骚扰意味的奚落：“不早点结婚生子是不行的。”

日本共同社对参众两院总计78名女性国会议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12人听到“女人闭嘴”等嘲讽与谩骂。

2015年10月，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女性应多生孩子“为国家作贡献”，引发女性群体不满及抗议活动。

菅义伟本人分管日本性别平等事务，在性别问题上却残留着陈旧观念与歧视。

比性骚扰更难对付的是：

职权性骚扰

《黑箱》，是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根据自己被性侵经历写成的书。之所以起名“黑箱”，是因为性侵行为发生在仅有2人的密室中。

没有目击者，甚至当事人自己的记忆都会模糊，很难证明事情是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发生的。

本书更深刻的一层意思是：警方、检察机构的办事程序对公众来说也是个“黑箱”。

伊藤诗织出书《黑箱》讲述自己的经历

涉嫌性侵伊藤的男子叫山口敬之，51岁，时任东京广播公司华盛顿分社社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

山口敬之事后在发给伊藤诗织的电子邮件中说：

“我想我们都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就算你坚持认为这是强奸，你也绝不可能打赢官司。”

果不其然，2016年7月22日，东京地方检察厅针对此案做出证据不充分、不予起诉的裁决。

为了在山口敬之的部门找一份工作，伊藤诗织主动约了这位知名前辈，却未料在醉酒的情况下遭其性侵。

这种原本就不太平等的双方关系，不由让人想到性骚扰背后的另一个词——职权骚扰。

按照厚生劳动省的定义，凡是上司下属、前辈后辈或是同事之间超出业务正常范围，对精神、身体给予痛苦都被称作职场中的职权骚扰。如今，职权骚扰更是不经意之间就会触及的“红线”。

公司司机被要求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打扫、整理仓库等工作；被上级纠缠问“你的交往对象是谁”等侵害个人隐私的行为；对员工施加暴行、上司群发邮件辱骂下属、上级未邀请就出席送别会……

这些在日本职场司空见惯的剧情均属于职权骚扰。更夸张的，一位资深媒体人说由于没有及时回复下级的邮件，被上告到领导认为其做了过分之举，也算职权骚扰。

不久前，福岛县男性部长对11名部下进行长达半年的职权骚扰，引起轰动：

五个月来，他们每日超过三小时暴打下属头部和胸部；让下属吃涂满芥末的烤牛肉、连续做一小时俯卧撑；让下属将上身赤裸的照片贴在工作橱窗里、并以“初恋”为题写诗在大家面前朗读……

2018年1月26日，上述两人被判处停职3个月、减薪十分之一的处罚。据日本《每日新闻》统计，2017年日本惩处的260名警察中，与性骚扰相关的问题人员高达83人。

针对这些情况，日本专门成立“强权骚扰对策计划委员会”，日本公司应对“职权骚扰”也有了一系列预防措施：

公司领导层会以声明的方式发布相关明确指示；

制定就业规则明确劳务协定；

实施问卷调查把握最新员工动态；

进行研修课程普及等。

对于已经发生的行为人要进行防止再次发生的研修，对于被害者也在公司内设立相谈窗口。

在男性逻辑的社会里只能被迫沉默

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性骚扰以及职权骚扰，日本女性多因羞耻感与恐惧感，往往选择沉默。那些不沉默的声音，反而显得与主流社会有些格格不入。

日本大学生町田彩夏在推特上爆料，自己在日本最大广告公司电通公司面试的时候被面试官说：

“像你这样外表漂亮的人，意见是不会被接受的”

“女性是可以作为武器使用的”

当时她听到来自面试官的侮辱以及夹杂情色的言语感到不舒服，但第一反应却是“自己不行吧，这可能是我的错”。

愤怒——面对这类事情最本能的反应，在日本社会中是会被质疑、被否定的。

2017年11月，立宪民主党代表青山雅幸，被秘书山田麻美告发性骚扰。山田麻美写了40页的《性骚扰被害日记》，详细记录了每次被性骚扰发生的时间、场所、感受等。枝野幸男却以“事实关系还未明了，不予回答”为由拒绝评论。

山田麻美在被青山雅幸引诱之时，一度“是窃喜高兴的”。第一次是2016年6月被邀请一起吃饭，在出租车上山田麻美的手被青山雅幸抓住，但她并没有反抗和躲避，这也导致青山雅幸的性骚扰逐步升级。

在东京生活的中国留学生王梦梦曾向日本媒体爆料过自己在一家餐厅打工时，被店长性骚扰的经历。让她吃惊的是，日本女同事们在被店长抚摸了肩、手、后背和屁股后，“竟然还在笑，一点儿都不生气”。

而当王梦梦小声说了句“别再摸了”，顿时感到现场气氛冷了下来，其他人则沉默继续工作。

2016年6月6日，日本埼玉县大宫站举行“电车内防止痴汉犯罪”的宣传活动，女性志愿者分发传单，呼吁抵制性骚扰。

与欧美演艺界人士在“MeToo”运动中相继站出来告发性骚扰形成对比的是，日本演艺界对于这类事件却有着一种轻蔑与责难。

2018年1月7日，富士电视台下属节目介绍了抗议性骚扰的黑色礼服。但46岁的TBS女主持人指责说：“那种可以看到半个乳房的衣服还是不穿为好。”

“在控诉性骚扰的人中，很多人是靠潜规则上位的。”日本知名搞笑组合成员之一小木博明甚至批判道：“性骚扰告发的女演员，卖完了之后这么说太狡猾了。”

据北海道大学性别社会文化研究教授原田真见观察，欧美很多男性即便反对#MeToo，往往反驳说“并不是所有男上司都这样的”；但日本人会认为“女性也是有问题的，真的受到性骚扰了吗？”

这样的质疑声中，想发声而不敢发声的女性越来越多。原田感慨：

“这些现实会让所谓的性被害对策委员会、性暴力支援中心等形式上的支援流于表面。只要社会态度这般理所当然，网上再怎么发声，现实空间中仍然不易。”

在日本，对性侵被害者持有“自我责任论”的非难并非少数。对于公开性侵害的女性，反而会被贴上“沽名钓誉”“赚钱获利”等标签，甚至被认为是在撒谎。

町田彩夏一直坚持用推特发布关于应对性骚扰的经验之谈，但侮辱性的言论像利箭般向她射来。“如何让发声的人不被孤立？”是她认为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在日本，面对性骚扰发声最为艰难的原因是什么？”

日本《朝日新闻》1月10日的调查显示，相对于前两大原因“担心被害”和“不抱期待”，排名第三的是：“应该忍耐一些性骚扰”的社会风潮存在。

“日本职场‘男性文化’很强，在一个男性逻辑的社会中，大家会被一种隐形的力量所压迫，被迫沉默。”原田一针见血地说。

日本引以为傲的生存之道——维持整个组织、集团的“和”与“体面”，也成为思想被束缚的缘由。有网友在调查的意见栏中反思：

“今天的日本，残留着封建社会思想，人权意识淡薄”，“性骚扰都觉得理所当然的社会，是羞耻的国家。”

“沉默的被害者们的忍耐已到达临界点。”日本淑德大学教授野村浩子如此判断：“但在日本，一个男女差别依然很大的国家，领导层也并非多样性，产生巨大变化还是较困难的。”

反性骚扰的路上虽有挣扎，但不妥协

据《纽约时报》报道，日本警方和法律部门对于强奸的定义过分窄化，一般来说，只有在出现强制暴力和自卫的迹象时，他们才会作为强奸案进行调查。

而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一方在案发前曾经喝酒，他们往往也不鼓励受害者起诉。

即便强奸案件走到了起诉甚至定罪的一步，施暴者有时也不会入狱服刑。日本法务省数据显示，在被起诉的强奸犯中，十分之一的人只被判监禁缓刑。

日本内阁此前的调查中，日本遭遇过强奸的女性中，三分之二从未告诉过朋友和家人，仅有4%选择报警。

相应的，美国司法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遭遇强奸的女性中，约三分之一的人会选择报警。

目前，日本全国仅有6家性暴力救援中心，这意味着约20万女性共用一个救援中心。

在东京，全天候的性暴力救援中心于2012年6月开设，提供的支援项目包括：

24小时电话相谈；

72小时内的妇产科支援以及紧急避孕的引导；

在尊重意愿的情况下提供女警官的通报机制；

聘请东京的精神科专家以及律师等咨询服务。

另一家类似的全天候救援中心位于大阪，于2010年4月开设。除此之外，地方公共团体运营的4家中心只提供周一到周五（早九点到晚八点）的服务。

日本反性暴力援救也处于摸索状态，但在这条路上的一些探索经验也许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实名举报公益人雷闯性侵的23岁女孩丽丽说，希望能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不要像我一样通过朋友圈去举报”。

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性受害者开始尝试发声，虽有挣扎，但未妥协。

也许往前走的路途遥远并且艰险，但是从脚下开始，每一步都会是有意义的。

*本文有删改，原文刊登于《凤凰周刊》第643期，完整版请购买杂志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