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由于旧权威崩塌，新权威未立，新旧思潮杂处碰撞，站立时代潮头的学生则情绪激昂、血气方刚，致使学生运动非常频繁。最为著名的学运当属以民族主义为主旨的“五四”运动，它也是学运的里程碑，在此之前的学运，基本集中于校园内部。

学运高涨亦与近代新式学校的数量急剧增长有关，“五四”前夕，据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统计，全国共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450万人，比1910年增加了三倍。小学虽然也偶尔发生学运，但学运仍以中学为主。

与以往认知大相径庭，“五四”之前的学运多与政治无关。有趣的是，学运爆发的原因，关于校长人事问题的学运占据了39.93%，排名第一，实令人意外。学生们对于自己喜爱的校长，坚决反对更换，而对自己讨厌的校长则群起攻伐，要求撤职。通常，学生们更喜欢拥有“新思想”、能跟自己打成一片的校长。

关于校务问题的学运数量则位居其后，不满学校教学设施的占14.91%，反对教育部门占12.09%，教育经费和收费问题占8.06%；爱国主义和反帝学运数量比较稀少，只占6.85%，学生之间的冲突占4.83%。

苏联末期的惊天贪腐

苏联未实施过市场经济，直到解体前也未培育出稍微成熟的市场，贪污腐化却很严重，特点是“坑国家”，作为冰山一角的“乌兹别克斯坦贪腐案”就已令人发指。按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各加盟共和国有各自的经济分工，由中央统一安排，乌兹别克的经济基础是棉花生产。每年，装载棉花的火车不断发往指定的棉花加工厂，但很多时候发去的却是棉花加工废料，甚至是空车皮，成百上千吨子虚乌有的棉花骗取了巨额的国家预算资金。

整个乌兹别克的各级管理部门互相勾结，才能长期实施如此大规模经济犯罪活动。此案波及乌兹别克几乎所有上层党政官员。仅在乌兹别克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卡里莫夫家里，办案人员就搜出600万卢布、130公斤黄金（约合当时260多万卢布），当时职工月平均工资才168卢布，卡里莫夫的非法收入相当于一个职工4200多年工资。涉案高级官员和党员干部数万，其中100多名高官被诉贪污，3000多人遭到降职，1.8万党员被开除党籍，涉案金额高达65亿美元。

影响大清帝国命运的“小神童”

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伯爵率庞大的使团访华，这是近代中西方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时大清王朝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美梦之中，认为英人钦羡天朝物产与文化，遣使无非就是朝贡，完全不了解那是西方崛起的新型世界级帝国。

英使团中有个12岁的“小神童”，名为“小斯当东”，来华的路上正努力学习中文，进步神速。小斯当东的父亲此次访华担任马戛尔尼的副使，儿子小斯当东因语言天赋过人，聪明机灵，当上马戛尔尼的侍童。抵华时，小斯当东的中文发音甚至比使团原来配备的翻译巴龙还标准，他所抄写的文书，字体的工整居然令清廷官员赞不绝口。在万树园觐见乾隆皇帝时，乾隆听了小斯当东的中文，甚是喜欢这位“英夷”小童，高兴地赏赐他一把精美的扇子以及刺绣荷包。

谁都想不到，这个小孩儿成为中英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长大后积累了十余年中英贸易实务经验，成为“中国通”，曾译注《大清律例》以及《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等重要著作。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议会对是否开战展开激烈辩论，正因为深刻了解大清帝国“虚弱体质”，此时已成为议员的小斯当东力主对清开战，他引经据典的发言赢得大量议员赞同，推动了战争的爆发。

中世纪欧洲贵族盛行近亲通婚

近亲通婚在古代世界十分常见，中国古代最多的是表亲通婚。《红楼梦》里，只要家长们愿意，贾宝玉可以跟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远近表亲结为夫妻，中国古人认为表亲通婚是“亲上加亲”。

中国古代对除了表亲之外的近亲通婚有许多禁忌，甚至对同姓婚亦抱排斥态度。西方中世纪，至少在贵族阶层，近亲通婚现象可比中国普遍和严重，通婚范畴更为广泛，这缘于贵族阶层为了保持或扩大家族财产，流行缔结“政治婚姻”，但圈子不大，难以避免近亲婚配。

教会其实对近亲通婚有颇多严格的禁令，近亲通婚并不合法，但贵族们往往可以通过向罗马教廷上缴一笔金钱，获得教宗颁发的“宽赦书”，如此一来近亲婚姻即可合法化。贵族们拥有行政、军事影响力，教廷通常也乐得卖个人情。

发动英法百年战争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家庭，就有不可思议的近亲通婚案例。他的儿子“黑太子爱德华”骁勇善战，名震英法，31岁仍然未婚，原因是他长期暗恋父亲的堂妹，也就是自己的堂姑——肯特的琼。黑太子想娶堂姑倒是罕见地出于“爱情”，而非想获得利益，他与堂姑的婚姻最终获得教宗颁发宽赦书而合法化。黑太子夫妻俩并未生出畸形或患病儿，相反，他们的儿子十分聪明，最终成为国王，即理查德二世，但金雀花王朝主支的江山在这一代被葬送，理查德二世的王位被堂弟亨利夺取，亨利创建了兰开斯特王朝，是为亨利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