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徐汇区建国西路619弄的茂龄别墅，至今仍保留着1930年代的西班牙风格。这些三层砖木结构的老建筑，处在“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范围中，共计12幢32个联排加1栋花园住宅。

其中一户联排门口的信箱，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不间断收到哈佛大学的函件。那是中国国际私法学家卢峻生前的私宅。

在他并不为外界熟知的专业身份里，还包括曾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著有《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等学术专著、参与《元照英美法辞典》编纂等。在20世纪30年代，他是中国少有的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之一，是那个时代的法学精英。

卢峻的隔壁邻居也都不是等闲人，包括中国戏剧绘画人物鼻祖关良、浦东日商三井煤栈的码头恶霸加汉奸李茂龄等。1940年底成立的上海中华国剧学院同样位于茂龄别墅，短短6年里培养出许多京剧演员。长期关注上海城市空间的新闻人佟鑫，用“藏龙卧虎”形容曾居住于此的房主们。在这片规模不小的老建筑区，他意识到，“深藏的历史人物故事彼此之间关联的探索价值比较大。”

91岁的卢峻在2000年去世，他的三女儿卢正之一直住在茂龄别墅的老宅，在父母走后维持家内外原貌——直到2024年7月，卢正之女士也离世。卢峻的外孙、卢正之的儿子浦向众接手了打理老宅的事宜。

对浦向众来说，这里是他从小长大的温馨之家，角落里都带着记忆。回溯过往时光，他记得外公多次在阳台上陪他数星星，讲解星星有关的知识，“外公的知识面非常渊博，懂7国语言，我看到他的笔记里有不同语言的记录。小时候非常仰望他。”

与卢峻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跟随时代社会剧烈的变化而变，被动之中，只能在自己专业领域寻求一方平静之地。经历过特殊的政治年代后，卢峻很少与孙辈聊起思想认知或学术工作，他给晚辈留下了内敛的印象。

浦向众对外公的了解，也几乎限于生活层面，比如，卢峻是自律的人，早睡早起，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也喜欢拉筋，“外公常说一寸筋增寿十年，80多岁时还能把腿抬高到60度。”

飘摇年代的求学之路

卢峻出生并成长于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他的老家在今日宁波江北区，具体在江北岸，俗称“宁波老外滩”。彼时，西方的大船无法驶入位于今日海曙区的旧码头，只好在江北岸开辟新码头。从此，外国人源源不断涌入，在这里聚居，将此地发展成宁波最现代化的地方。

外孙回忆，卢峻是个自律内敛的老人。

宁波的对外贸易传统源远流长，第一次鸦片战争直接让宁波跻身5个通商口岸之一。宁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福祸并存。大批宁波商人前往上海，形成一个人文地理概念“沪上宁波人”，鼎盛时期占据上海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后来，卢峻也成为“沪上宁波人”的一员，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度过。卢峻夫妇生育了 3个女儿、2个儿子，其中大女儿在文革时期死于肺炎。三女儿卢正之，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半辈子在上海培明中学做美术老师，她惟一的孩子正是生于1966年的浦向众。浦向众出生后就生活在这里，直到读大学才走出此地，搬去长乐路住。

关于家族更早的渊源来处，浦向众记不得外公的父母是什么职业与经济阶层，只能确定是有知识、有地位的家庭。他清楚记得一点，外公的兄弟有落有起，落魄的时候上门求助，发达的时候住衡复梧桐区的建筑里，那一带都是非富即贵。

卢峻生于1909年3月，5岁读小学，11岁考入教会主办的崇信中学。美国驻宁波首任领事、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1881年创建崇信书院，书院在1912年改为崇信中学。16岁时，卢峻考入沪江大学，从此离开宁波去上海，来到位于黄浦江畔杨树浦的校园里。

从宁波到上海，从教会中学到教会大学，卢峻意气风发进入更大的世界。放入更长的时间线上看，卢峻是典型的“五四”后新人。他进大学的第二年，北伐战争爆发，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北伐军在8个多月后就进驻上海。

教会学校是私立性质，费用高昂，恰逢家庭境遇困难，卢峻结束了沪江大学的短暂时光，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夜校，攻读法律。东吴大学也是教会学校，开办之初就分在三地，总部在苏州，另有上海和湖州。1915年，东吴大学于上海昆山路中西书院原址设立法律专科，最初是夜校形式。

当时的夜校制度照搬美国，有标准流程，最终严把出口关，文凭含金量很高。创办者在上海闻到强烈的市场气息，为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地区带来美式法学教育，从而输送律师和法官人才。当时的上海不缺法科机构，如复旦、震旦、大夏、中国公学等，但东吴法学院凭借美国化办学背景和特色，足以占有一席之地。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英文名字，是中国比较法学院（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第二任教务长、美国法学家刘伯穆(W.W.Blume)指出，东吴法学院为什么注重比较法：“中国法学院面临的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为学生提供‘适应这个国家需要的法学教育’。只有在对中国本土法律与那些现代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法律制度，中国才能够在良好地管理自己的同时，使其法律制度与现代工商业世界相协调。”

卢峻同时在国立复旦大学攻读历史系。他不仅要挣学费与生活费，还要资助家里，所以担任复旦英文课助教，兼任惠灵中学英语教师。回顾之前的学业道路，正是在宁波教会学校打下扎实的英语基础，他不仅能顺利对接东吴的英语教学环境，还能做英语老师养活自己、反哺原生家庭。

勤工俭学没有耽误学业，卢峻在东吴连任3年班长，每学期成绩全优，列第一名，获校方颁发的金钥匙奖。除了东吴的法学学士学位，他还获得复旦的文学学士、硕士学位。

完成第一本著作《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的1928年，卢峻只有19岁。他一开始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符合当时的潮流。1930年，他从东吴毕业。

在东吴校园里，卢峻遇到了贵人——大他 10岁的老师、民国法学家、宁波老乡吴经熊。吴经熊也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母校教书，当过法学院院长。吴经熊在1930年开始做律师，拉得意门生卢峻入伙。1930年，在恩师的推荐下，卢峻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给予的研究员资格。

1931年9月1日的《申报》，有短文《卢峻赴美游学》，记录了这位当时只有22岁的年轻人壮志求学的临行时刻：“律师卢峻，字于昉，甬人，人年少英俊，法学深。初肄业于沪江大学，后转学复旦，同时习律于东吴，为教授吴经熊博士得意门生。客岁毕业离校，适吴博士由美讲学返国，与之合组法律事务所于海上，未几即声誉隆起。然卢君仍感学不足用，有志更求上进，拟于本学期始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国际法，为期二年期内并可得有该校Gregory国际法研究生伙金之资助。卢君家非富有，得此行色殊壮不少。因开学期近，闻三十日搭乘‘俄皇后’号启程云。”

卢峻和女儿卢正之的生前合影。

青年法律精英

1931年秋的美国之行，是卢峻第一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他攻读国际法、国际私法、法理学，在美国住了不到两年，求学期间具体情况如何，已经无人知晓。在浦向众记忆里，外公曾聊起和美国的联系，只有两件事：在纽约地铁里，饥肠辘辘之际买不起别的食物，一边啃花生米一边听西洋古典乐，别有一番风味；另一件，是外公说过，哈佛的图书馆很漂亮。

1932年，卢峻提前取得哈佛法学博士学位，立即回国投身学术事业。事实上，他的美国记忆与大萧条相伴，啃花生米正是非常时期的缩影。

回国后，他担任母校的国际私法、英美财产法教授。不久后，他先后去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这中间的工作单位顺序详情，亦无从考察，但他往往兼职多个单位。

卢峻的学术著作《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是授课同时编成的讲义，于1937年初出版。法学家、外交家郑天锡，为卢峻作序。郑天锡比卢峻年长25岁，出生于1884年，1916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法学博士学位。1936年，他当选为国际联盟于荷兰海牙的常设国际法院法官。

1936年12月20日，在动身去荷兰前，郑天锡为国际私法学术界的后辈写序，落笔之中，包含家国情怀：“19世纪以来，各国商民，贸易交通，日益繁赜，适用法律，时感龃龉，究心于此者，多谓宜别定准则，以资解决，此国际私法所以浸成巨观也。吾国今日，正拟撤销领事裁判权，攻治斯学，尤为当务之急。友人卢君峻，游学美洲，曾问业于彼邦国际私法大师卞耳。归国后，任东吴大学教师有年，兹抒其心得，著为本书，嘱余为序。余方将赴海牙，倚装待发，粗观其概，则于宏纲要义，大都阐发详明，固不失为善本；倘更就各种法则，博稽中外载籍，一一为之疏通证明，则其声价当更增矣。总书数语，聊当临别赠言，不足以为弁首也。”

这本国际私法著作出版后没多久，抗战爆发，淞沪化为血肉磨坊。卢峻于1939年去重庆，担任朝阳学院、复旦大学教授与系主任；西方法商学院教授与院长；东吴、沪江法商学院联校教授、教务长；中央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法律研究所所长。

在大后方期间，1942年6月，由卢峻编著的《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浅说》出版。他突然离开本行，跳到行政法领域批判囤积居奇，这是当时很时髦的学说。

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的曹建明，在华东政法学院读研时得到卢峻指导，其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也是卢峻。曹建明撰文介绍恩师当年的政治立场：“其中，他的《评中美商约》一文，对中美商约的本质加以揭露，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这篇论文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又如他用英文撰写的《条约的登记》一文，发表在英文期刊《中华法学杂志》上，他主张条约必须登记并公之于世，使人民进一步认识所谓秘密条约的危害性。他的《所谓上海犹太仲裁法庭》的论文，谴责了侵犯中国司法管辖权的非法行为。他的《外国人在我国的法律地位》、《联合国改革问题》等论文，在我国都较有影响。”

显然，当时的卢峻与诸多沪上左翼革命青年一样，离不开念念不忘收回上海租界的时代大背景。抗战胜利后，他回上海，担任复旦大学、东吴法学院教授。待陈毅大军进入上海，卢峻毫不犹豫选择留下来。他继续在复旦大学、东吴法学院教书，还把许多专业上的外文原版书、复刻书籍捐献给了政府。

曹建明为卢峻整理了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卢老发表的论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约30余篇，分别发表于各个时期的期刊报章；二是法律方面的论文，分别用中英文撰写，发表在东吴《法学杂志》、《中华法学杂志》（英文）、《中华法学杂志》、《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中国评论》（英文）等刊物。”

走过煎熬岁月

1949年后，新政府全面向苏联学习，法律界以苏联法学为范本进行重塑。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设置了国际法教研室，先后聘请3名苏联专家给教师和研究生讲授国际私法。与此同时，苏联学者的国际私法著作纷纷翻译出版。

就这样，包括卢峻在内的英美派法学专家一边改学苏式国际私法，一边靠边站了。1952年院系调整，卢峻转入华东政法学院。随后，他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国际私法研究，以及指导研究生的工作，最终在此退休。

1957年，风雨骤来，法律虚无主义泛滥。待进入1966年，整个法学界受极大冲击，国际私法更是成为禁区。中国大陆处理涉外民事关系时奉行“以我为主”原则，国际私法因此被看作出卖主权的反动学科，差不多遭取缔。

卢峻进入了人生中最煎熬的岁月。许多户家庭搬入他的房子，他一家则三代同堂挤在三楼朝南的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

浦向众开始有记忆，已经是1970年代中后期了。他记得这个房间做成隔间，里面住着妇孺，即他、母亲、二姨、外婆，两个舅舅已走出家门。外面住外公，餐桌兼作书桌，至于每一层的卫生间作为公用场所。居住环境如此艰难，卢峻依然坚持读书。酷暑时节，浦向众注意到汗水从外公鼻尖滴下来，掉在书上。

直到1976年，法学迎来春天，中国的国际私法的研究与立法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改革开放政策的需求，国际私法学开始受到高度重视。

20年里，该学科发展繁荣。各种教材、专著、译著、资料集不断面世。翻译出版的资料集里最有名的，当数1986年出版的《国际私法公约集》。这本书由卢峻主编，上海社科院法学所与复旦大学法律系合作编译，全书约60万字。专业人士在当时评价，此书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政策，提供驻外使领馆、外经部、外贸部、司法工作者及高等院校师生参考而编译的。

拨乱反正时代开始，国际私法成为显学，卢峻等一批法学家也开始陆续落实政策。租户全搬走了，他最大的安慰是追回了部分书稿、学习笔记，当然很遗憾部分文件已经遗失。

中断多年的秩序恢复后，卢峻把余生精力都扑在事业上，这批人都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将活动空间收缩到最小程度，过着非常清淡的生活。浦向众记忆里，外公在恢复工作后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天从家出发，坐42路公交车去淮海路上的社科院。外公也不逛街，有时去一下襄阳公园。

外公几乎没有去外地出差，连自家单位每年的旅游度假都放弃。外公也不回老家宁波，就连清明和春节都不会去。浦向众记得跟外公惟一一次出远门，那是198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他和母亲陪着外公去庐山。

卢峻带学生的安排一直是满满的，几乎没有空当，他从不拒接教学任务，退休后依然带学生。几乎每周都会有学生上门听课，师生在书房里一关门就是几小时。浦向众只有凭借夏季送冰镇绿豆汤的机会，才能进去看到上课场景。

“外公长期关在书房里，加上经历了一波波运动，他的兴趣爱好基本都消失了。”浦向众记得外公只看学术书籍，不看任何通俗读物，兴趣爱好只剩下美食、听收音机、听西洋古典音乐。外公从不看电视和电影，但会订阅《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参考消息》，看完报刊后不会评价时事新闻，也不跟家人表露政治观点。

卢峻倡导的家庭理念，做人要低调、懂感恩、勤奋。很长时间里，一家人基本靠他的工资过日子，妻子是家庭主妇，二女儿在街道企业拿微薄工资，三女儿的教师工资不高。这段时间里，家里伙食清汤寡水，青菜和臭冬瓜为主，连咸肉都吃不上。“外公性格克制，情绪稳定，从不发火或抱怨，也不会流露悲伤。他对于看不惯的事情顶多一声叹息，但从不说缘由。我们家一直很平淡，没有大的波澜。”浦向众这样回顾在外公家的生活。

白晟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现为新疆政法学院银龄教师，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比较法、立法学，同时关注中国近现代法律史。他没有见过卢峻，但多次去上海拜访卢正之。他早早指出，卢峻不仅仅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1984年版）若干条目的撰稿人，而且名列该书“法学编辑委员会”以下的国际私法学科副主编。“卢峻的学术地位摆在这。沪上法学界真应该好好研究和纪念他，为他整理出版文集。”

卢峻的《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则在1998年重版，时隔超过一个甲子。这一次，由他的学生、时任华东政法学院校长的曹建明写序言。从曹建明的求学回忆，可见卢峻的工作状态。“我和卢老的许多学生都一致认为，无论是卢老的为人品质，还是他的治学精神，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卢老为人正直、生活简朴、洁身自好。其崇高品质令人敬仰。卢老对学生不仅严格要求，同时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不辞辛劳，感人至深。”

出生于1925年的郭思永，是卢峻在上海社科院的同事，同样研究国际私法。“卢教授与许多学生仍然经常保持联系，不辞辛劳，为学生解决疑难问题。每当获悉学生取得成就，青出于蓝，他引为最大安慰。他自称能作为铺路石子，照亮蜡烛，是唯一的心愿。”他称赞对方师德充沛，“卢峻教授素仰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教务时的办学方式，以教学质量为第一。在他主持有关院校的教务工作期间，不图虚名，任人唯贤，聘请有真知灼见之士，担任教学工作，使教学质量大大提高，成绩昭著，蜚声国内。”

卢峻1991年被聘为上海市法学会顾问，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12月被中国法学会评为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卢峻在2000年去世。据郭思永介绍，他晚年计划出版专著《国际经济法研究》，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写作工作正在进行中，可惜时日不够。浦向众觉得，若非经历了云谲波诡的历史，外公还能活更久，做出更多学术贡献。

卢峻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浦向众的妻子会替老人家推着轮椅，带他去逛衡山路，品尝小吃和家常菜。不过，他最喜欢吃的还是宁波菜，尤其是咸鱼和臭冬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