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于2024年4月30日因癌症并发症故去，享年77岁。生前，奥斯特是小说家、编剧、诗人及国家公共电视台（简称NPR）撰稿人。他留下20部长篇小说，包括在1990年代风靡一时的《纽约三部曲》（1987）和《机遇的音乐》（1990）。毋庸置疑，这位后现代作家度过了勤奋而丰产的文字生涯。

生长出奥斯特的土地，在沃尔特·惠特曼时代还是一片野草，印第安人的方言流淌于此。但在荒芜中，一座名城注定要诞生，金钱在它动脉中搏动，文学则赋予它静脉以色彩。纽约，这便是这座城的名字，它是今日美国文学的心脏。

出生于新泽西州，求学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奥斯特在纽约的街巷中开启了写作人生。正是纽约的多元与包容，赋予了奥斯特成为世界性作家的可能。奥斯特的文学谱系无疑十分驳杂，其中来自法兰西的养分构成其文学的枝干，而纽约——这座奥斯特自幼居住的城市构成了他的根系。

奥斯特的作品极富自传性，但同时也如迷宫般碎片化。旅居巴黎从事法语文学翻译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他的小说技巧，直接来源于“荒诞派”大师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亦受法国先锋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新小说”之启发。就像格里耶在《橡皮》《窥视者》等作品中所做的，奥斯特会在小说中套用黑色小说、侦探小说的外壳，并逐渐将之拆解。

正因此，奥斯特时常被视作一名拥有欧陆色彩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在法国广受欢迎，有时甚至超过其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巅峰时期，读者甚至可以在巴黎的超市里找到奥斯特的小说，它们正与甜菜一起被出售。

然而，随着奥斯特的去世，曾经开文坛风气之先的后现代小说，似乎正在成为过去式。现在，仿佛已到清理后现代小说革命遗产的时候了。在网络时代，奥斯特仍笔耕不辍。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鲍姆加特纳》出版于2023年，他还在2017年完成了一部866页的超长篇小说《4321》。

这位老而弥坚的作家，依然在以他的词语抵抗着疾病、孤独与死亡。这是他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开创的母题，也是他一生写作的核心意念之一。

写作的因由

1947年2月3日，保罗·奥斯特出生于新泽西州纽渥克市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其父塞缪尔·奥斯特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在奥斯特印象中，父亲“坚韧地、不透光地生活，仿佛对世界免疫。他不像一个要占据空间的人，而更像一块无法穿透的人形空间”。奥斯特同样继承了父亲性格中孤独、淡漠的一面。

父子间充满张力，时而互相影响，时而互相排斥的关系，是奥斯特写作的永恒母题。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82年的回忆录《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正是以父亲的病逝为开篇。

经历婚变之后，塞缪尔·奥斯特的最后15年，都幽居在一幢都铎风格的房子里。这幢房子位于纽渥克市区黄金地段，有精心雕凿的窗户与石板瓦屋顶。1959年，塞缪尔生意最辉煌的时候，他为家人全款买下了这套房子。

但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开了他。前妻已经投入新生活，儿女则到外面去上大学。渐渐地，塞缪尔开始像一道阴影那般独自生活在此处。他从不打扫它，直到这幢房子变成了他濒临崩溃的内心的外化。水池里凝出洗不净的硬痂，角落蒙上的蜘蛛网厚得像牛皮纸，面粉生虫，调料瓶里的调料已结块。

保罗·奥斯特往后的人生中，也时常面对与父亲相似的时刻。或许因为童年时父爱的缺失，他对自己的孩子反而加倍怜爱。然而，他还是重蹈父亲覆辙，与第一任妻子——身为小说家与法语文学翻译家的莉迪亚·戴维斯（Lydia Davis）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就在奥斯特逝世两年前，他们的儿子丹尼尔·奥斯特在失意与迷狂中结束了一生。

或许，奥斯特的写作正是从这阴郁的体验出发。他的词语，仿佛永远都在讲述一个幽居者初次来到室外面对阳光时的晕眩。14岁时经历的一次意外事件，对奥斯特而言有着特殊意义。在1995年12月25日发表于《纽约客》的一篇随笔中，奥斯特将这次事件描述为他写作的因由之一。

14岁时，“你不再是一个孩子，也不是一个成年人”， 奥斯特写道，“你在过去的自己和即将成为的人之间来回摇摆。”这位未来的作家，正遭逢人生的镜像阶段。对镜子中所见的自己，他总感觉陌生，他还没有到可以坚定地选择未来志业的时候。

他仍然喜爱每周六早间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动画，但也读过《共产党宣言》，隐约知道这世界的晦暗与不公义。彼时，奥斯特梦想成为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奔跑在那形如钻石的棒球场上。这种无形的召唤，出自棒球运动所特有的历史感。他曾在一本科普书里读到，棒球场的形状自1893年投手丘后移10英尺起，几乎未曾改变，从百年前到现在，每次击球、失误与上垒都被精确记录。

当奥斯特注视着那张泛黄的棒球运动员合照时，他仿佛看到历史在透过这脆薄的相纸向他微笑。在回忆录中，奥斯特写道：“人们可以相互衡量表现，比较球员和球队，谈论那些死去的人，仿佛他们仍然活着一样。孩子参加棒球比赛就是同时想象作为成人参赛，而这幻想的力量存在于哪怕最非正式的比赛中。”

也正是棒球让他在阴差阳错中与文字结缘。8岁时，他看了人生中第一场大联盟比赛，那是1955年4月的一个晚上。球赛结束后，父母在球场包厢里和朋友聊到很晚，观众已悉数离场，奥斯特一家不得不从唯一开放的中场出口离开。这出口就在球员更衣室的下方。

在离场时，保罗·奥斯特碰到了他当时崇拜的球员威利·梅斯（Willie Mays）。他想请威利签名，但他没有带铅笔，身边的所有大人也都没有铅笔，不得不作罢。“那天晚上之后，我开始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支铅笔。我养成了习惯，只有在确保口袋里有铅笔的情况下，我才出门。”奥斯特写道，“而如果你的口袋里有一支铅笔，那么有一天你很可能会想开始使用它。”

一个习惯使用铅笔的孩子，要想真正成为作家，他必须找到那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母题，以他全部的灵魂包裹那个母题。就像果肉用它的温暖包裹着一枚果核，直到一片郁郁葱葱的树荫自果核长出。他是在14岁的一次夏令营中，与这母题猝然相遇的。那天晚上，他首次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世事的无常。

奥斯特记得，那是在1961年7月下旬。父母送他去纽约州的一个夏令营，这已是奥斯特连续三年参加夏令营，他早就对这种集体活动习以为常。除了少数几个新来的男孩，他所在的小组里也基本上都是熟面孔。其中，有名新人叫拉尔夫。

夏令营的辅导员，都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的大学生。即使脚下只有草、石块和泥土，这些彻头彻尾的纽约人也依然把“ground”（地面）称作“floor”（地板）。他们是一群时髦的大都会青年，并不熟悉那种强调传统与团结、富有乡野气息的夏令营生活。

所以，每天他们只是在闲聊之余，顺便教这些孩子挑选篮球以及抢篮板球的技巧。忽然有一天下午，他们突发奇想，告诉孩子们，篮球已经玩得足够多，现在是时候重返大自然了。午餐后，他们立刻出发，十几个孩子排成一队，两名辅导员分别在队头和队尾，就这样向着森林走去。他们甚至连指南针都没有来得及带，这支小队漫无目的地在森林中游荡着。

他们毫无意外地迷路了，并且陷入了一场雷暴。奥斯特回忆道：“当闪电来临时，它像长矛一样在我们周围舞动。就好像武器凭空出现一样——突然一闪，一切都变成了明亮的、幽灵般的白色。树木被击中，树枝开始燃烧。”

慌乱中，他们甚至忘记了暴雨的存在，尽管雨水的鞭梢无情地抽打着他们，但他们真正害怕的是闪电。他们开始丢弃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拉尔夫突然在奥斯特面前倒下，奥斯特和几个男孩一起守在他身边。原来，拉尔夫被闪电击中，当天有另外好几个男孩被击中，但拉尔夫的情况无疑最为严重。他的身体变冷，皮肤开始呈现出蓝色。

后来，人们告诉奥斯特，拉尔夫去世了。年幼的奥斯特反刍着这个消息，他告诉自己，生活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在他成为作家很久后，他依然会想起14岁时的这次经历，这或许就是他生命中最初的存在主义时刻。一种强烈的虚无感进入他的内心，而这种虚无感最终呈现出来的形态，便是孤独。

2010年，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将象征巴黎市最高荣誉的Grand Vermeil奖章发给奥斯特，表彰他的作品在巴黎大受欢迎。

斗室中的孤独者

与寻常的回忆录不同，奥斯特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与其说是关于时间的，不如说是关于空间的。在这部书中，奥斯特始终在讨论一个独居者与他的斗室之间的关系。他的父亲正是在一间斗室里，度过自我幽闭的15年。1979年，在纽约瓦里克街6号的一个小房间里写作《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时，奥斯特也几乎与世隔绝。

在正式成为作家之前，奥斯特以其对法语文学的译介而闻名。197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及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后，奥斯特曾旅居巴黎4年，以做翻译为生。

依照奥斯特在《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的说法，他首次见识到“有限空间的无限可能”，正是在巴黎。1965年，奥斯特18岁，刚刚高中毕业，便利用暑假开启了人生中第一次巴黎之行。在一间咖啡馆，奥斯特遇见了一名音乐家，他在《孤独及其所创造的》里称之为S。

S是法国音乐家樊尚·丹第（Vincent d'Indy）的学生。他居住在巴黎第13区的比内勒广场。这是一个工人阶级街区，居住环境恶劣。S的房间近似一节二等座车厢，狭窄到只能容纳一人进入。但在其中，20多年来，这位几乎被主流音乐界遗忘的音乐家，一刻不停地在为自己最后的作品搭建“脚手架”。黑色窗帘拒绝了外界的光线，在S的斗室内，只有一盏如豆般的青灯为其提供照明。

奥斯特如此描述自己对这间斗室的感受：“这是一所圣祠，不比身体大多少，颂扬着超越身体存在的一切：它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代表，甚至最小的细节。S确实成功地用那些内心事物把自己包围起来。他居住的这间房间是一个梦幻之地，它的墙如同在他周围的第二身体的皮肤，仿佛他自己的身体已被转化成一颗心、一种纯思想的呼吸工具。”

1979年冬，在纽约，奥斯特也为自己找到了一间“圣祠”。“这是一间为机器、痰盂和汗水准备的房间。”他写道。瓦里克街的建筑物多为办公用途，本不适合居住，奥斯特的房间亦如此。房间里随处可见旧日的陈迹，裸露的管道网络仿若风筝骨般微响，锡制屋顶被煤烟熏黑，角落里的蒸汽散热器仍咝咝作响。

奥斯特的家具非常简单，仅有一只电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张床垫和一个生锈的冷水槽。为了写作，他还带上了几十本书。电梯时好时坏，这个房间却位于顶楼，他每次回到这简陋的居所都要爬10层楼梯。他形容自己爬完楼后，“胸口如风箱起伏，双腿如树干沉重而绷紧”。所以，他便很少出门。

房间隔音很差，夜里，他不得不在邻居的鼾声中艰难入睡。似乎只有流浪汉才会选择这样的住所，电力公司与电话公司都没有奥斯特的住址，他不必支付这些费用。他感觉自己游离于世界之外，对他而言，“世界缩小成了这房间的大小”。

在回忆录中，奥斯特详尽描述着1979年冬至那天的内心感受：“早晨他刚醒来，就觉得这一天开始从他那儿溜走。没有他可以全神贯注的光，没有时间展开的感觉。而是，有一种门正被关上、锁正被拧转的感觉。这是与世隔绝的一季，一段漫长的内省时光。外部世界，这个物质和身体的有形世界，似乎渐渐成了他心灵的产物。”

纽约的冬至寒冷而漫长。在缺乏暖气供应的情况下，奥斯特会穿上三四件毛衣，蜷进他的睡袋。有时寒冷会让他失去知觉，无法握笔写字。供电情况同样阴晴不定，这让他深感困扰。

于是，他开始不断地援引文学掌故，试图为自己这受困于斗室中的孤独找到一个支点。他提及鲸腹中的约拿、鲨鱼肚子里的杰佩托（《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的父亲）、孤岛上的鲁滨逊，以及塔楼里的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806年，荷尔德林陷入疯癫。此后36年，他都居住在图宾根木匠齐默尔为他打造的塔楼里。从此，诗人的世界变得晦暗，他甚至不再拥有自我认识。他称呼自己为斯伽迪内利或基雅吕西梅诺。后者在波尔多方言里，是“他失去了理智”的意思。

在奥斯特看来，“正是这房间使荷尔德林重获生机，正是这房间交还给他尚存的余生”。齐默尔的慷慨相助，使得荷尔德林在陷入疯狂后，仍能用他仅剩的理智写诗。虽然此刻，他的词语已如瓦砾般残损。

父与子之间

1979年1月，父亲去世后两个月，奥斯特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破裂了。正因此，他才沦落到不得不搬进瓦里克街的那间斗室。

但与糟糕的居住环境相比，处理这桩棘手的离婚案时，更让奥斯特痛苦的是，他必须与自己年仅两岁的儿子丹尼尔·奥斯特分离。为了回到儿子身边，他曾想与妻子和好。不过，尽管妻子一度回心转意，奥斯特与妻子和好的尝试还是失败了。在奥斯特外公位于中央公园南侧和哥伦布转盘转角处的那间大公寓度过的时光，就是这个家庭最后的团聚时光。

为了照顾病重的外公，奥斯特住进了这间充满童年回忆的公寓。儿时的他，从公寓6楼窗户无数次望向纽约变幻莫测的街景，但现在全然无暇欣赏这些景致。那段时间，他每天都会坐公交车去看望外公。夏天很快来临，纽约的炎夏溽热难忍，把孩子扔在空调时刻不停的轰鸣里显然不利于健康。

奥斯特让妻子携丹尼尔回乡下避暑，他则独自留在公寓，继续照料外公。这段时间里，他第二次面对死亡。上一次是他猝然得知父亲的死讯，而这一次，他得在病床前凝视着原本富态的外公逐渐变得骨瘦如柴。

奥斯特写道：“正是这缓慢的、致命的衰竭，这在生命的核心对生命的放手，最终教会了他那些他一直了解的事。”不幸如海浪般一次次袭来，写作便成为奥斯特寻求自我拯救的绳索。

7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他受够了纽约的炎热，决定回乡下与丹尼尔住上一两天。为了这次父子间的久别重逢，整个下午，丹尼尔的外婆都在教丹尼尔说出这个句子：“我很高兴见到你，爸爸。”

这几乎是年幼的丹尼尔学会的第一个完整句子。尽管丹尼尔说出这个句子时，吐字有着超乎其年龄的清晰，奥斯特还是察觉到异常。儿子似乎是在咕哝着，用尽全身力气说出这句话。说完这句话，他的呼吸变得愈发急促，声音也如漏电的吹风机般嘶哑。

奥斯特翻遍本地儿科医生的名单，才终于找到一位周末仍值班的年轻医生。到达诊所时，丹尼尔面孔上的血管已因缺氧而发蓝，鼻孔也开始微微扩张。医生让丹尼尔坐在桌上，她在观察完症状后组装起一台样式老旧的呼吸机。

奥斯特觉得，这台机器就像一架19世纪的照相机一样让他感到陌生。丹尼尔显然被呼吸机的嘶鸣吓到了，他扭动幼小的身体，拒绝戴上这个古怪的机器。医生随即给他注射了一剂肾上腺素，以缓解他的症状。她用极不耐烦的口气宣布完后续注意事项，就告知了诊断结果。丹尼尔患有肺炎和哮喘并发症，需要转院治疗。

在儿童病房外的成人休息室里，奥斯特万分恐惧地枯坐着，因为儿子随时可能死去。假如他没有及时发现儿子的症状，假如他一直将儿子丢给忽视这些症状的外公外婆照料，他本已不堪重负的精神很可能因儿子的死而彻底崩溃。

所以，当丹尼尔在肾上腺素治疗的副作用下开始躁动不安，奥斯特从未感到厌烦。他觉得：“仅仅思索一下这孩子可能死去，单单想到他的死可能在医生办公室扑面而来，就足以令他把孩子的康复视为一种复活，一个由偶然性的纸牌操纵的奇迹。”

但或许是由于过度紧张、劳累，妻子离开婴儿病房，告诉守在休息室里的丈夫：“我放弃了，我再也搞不定他了。”听到这句话，奥斯特感觉过去一个月中一切和好的尝试都显得荒诞。他立刻冲出休息室，来到丹尼尔的床边。

儿子病重的经历，引线般串起奥斯特在巴黎与纽约两地的文学经验。1974年，他刚刚从法国返回美国时，曾经翻译过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斯蒂芬·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40余篇笔记，这是诗人1879年在其八岁独子临终的病床前写下的。马拉美在法国诗歌发展史上地位颇为显赫，留下的作品很少，几乎每一篇都被研究者仔细爬梳过。但这些极其私密，又极其晦涩的笔记，直到1950年代后期才重见天日。

1979年12月，奥斯特重拾5年前的译稿。经历了一次次生离死别的考验，奥斯特的译笔终于洞穿了马拉美隐晦而深沉的怜子之情。奥斯特在回忆录中写道，透过整理马拉美笔记的译稿，“他最终理解了自身父性的全部：孩子的生命比他自己的意味着更多；如果死去可以救他的孩子，他会愿意去死。也因此，只有在那个恐惧的时刻，他永远成了孩子的父亲”。

以成为丹尼尔父亲的方式，奥斯特勉力克服自身的丧父之痛。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与儿子丹尼尔之间是互相救赎的关系。当时间转到1980年，丹尼尔3岁，已经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文学趣味。奥斯特常常陪儿子一起读书。慢慢地，这对父子开始被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的《木偶奇遇记》吸引。

吸引奥斯特的，是匹诺曹从鲨鱼肚子里救出父亲杰佩托的情节。与迪士尼的改编恰恰相反，在科洛迪的原著中，鲨鱼的嘴并非始终紧闭。杰佩托仅仅缺乏逃出鲨鱼肚子的勇气，而正是匹诺曹给了他勇气。这个木偶用它看似孱弱的脊背，背起杰佩托，在鲨鱼的紧追不舍下渡过深海，虽然几度溺水，每次都重新振作起来。

在向儿子朗读这段故事时，奥斯特注意到丹尼尔的神情。他想，丹尼尔一定明白了这段故事的意义。或许只有透过父子彼此间的救赎，一个男孩才能真正得以进入成人的世界。丹尼尔如此，他也如此。

对奥斯特而言，被疾病、死亡与孤独缠绕的1970年代末期终于结束了。从今以后，他将真正成为一名作家，书写这个支离破碎的现代世界，并以救赎的微光点缀它。